沉没成本与中国加工环节国际转移的滞后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环节论文,成本论文,加工论文,滞后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13－09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针对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跨国公司选择以FDI方式进入中国加工制造业市场，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加工业中心，这既是中国抢抓机遇的结果，也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而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汇率持续提高，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外贸加工业成本优势。
全球商业资讯公司AlixPartners“2009年制造业外包成本指数”表明，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每年上升7％～8％，而墨西哥工人工资在折算成美元后却大幅下降，以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为基数100％，中国的制造业外包成本已由2005年的78％上升到2008年的94％。比较产品抵岸总成本价格，2005年时，中国比墨西哥便宜5％，2009年却比墨西哥贵了20％。
按照“洼地”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伴随着中国外贸加工业成本优势的消失，跨国公司应对各个对象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环境以及人文环境重新进行比较，重新选择东道国及资本进入方式，对其加工环节进行国际转移。然而从2009年至今，中国加工环节不但没有发生国际转移，而且发展依然迅速，跨国公司继续增加对中国加工环节的直接投资。
针对这一怪现象，究其原因，既是中国自身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市场容量持续扩张的结果，也是跨国公司依存于中国加工环节的必然选择。本文试图从沉没成本产生锁定效应，进而导致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惯性依存来解释国外资本没有离去的原因。这种尝试的意义在于，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只考虑机会成本的束缚，引入沉没成本，树立跨国公司对我国加工环节具有依存惯性的正确观点，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外贸加工业持续增长的原因，证明中国加工贸易快速增长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沉没成本的内涵
关于沉没成本，经济学家们有多种解释，且大多与固定成本的概念联系起来。Baumol等(1981)通过考察揭示：固定成本不随产出的变化而变化，但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而沉没成本并不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1]Baldwin(1988)认为，固定成本只有在短时期内才是沉没的，而沉没成本可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创造收益流，但却永远无法收回。他将沉没成本的滞后效应引入到国际贸易领域，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元升值导致了美国进口价格滞后，具体就是美元贬值后的美国进口价格低于预期水平。[2]Mata(1991)定义沉没成本为：不可撤销的用于某一种特殊用途且退出时不可回收的成本。[3]斯蒂格利茨(2000)指出：如果一项开支已经付出，并且不管做出任何选择都不能被收回，这类支出就是沉没成本。[4]汤吉军(2008)将沉没成本定义为：以前或过去投资承诺之后不能完全得到补偿的那些成本损失。往往是以货币、时间、努力和资本存量的形式出现，包括沉淀的生产成本和沉淀的交易成本。[5]具体到国际贸易市场，Baldwin等(1989)将沉没成本定义为：企业进入特定市场的进入成本与其继续留在该市场的维持成本之间的差额。Baldwin等建立了单厂商局部均衡模型，论证了存在沉没成本的情况下，大幅度的汇率波动会对贸易流量产生滞后效应。[6]Mark等(1997)建立利润最大化企业出口决策实证模型来考察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沉没成本。[7]Hahn(2004)利用企业层面数据，通过企业前期状态对当期状态的影响系数进行了间接实证研究，证明了沉没成本对企业决策具有显著影响。[8]
基于中国加工环节国际转移的滞后问题，本文利用的是国际贸易市场上较为流行的沉没成本定义，即企业进入特定市场的进入成本与其继续留在该市场的维持成本之间的差额。考虑到跨国公司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具有时间特征，本文把沉没成本又分为“历史沉没成本”和“预期沉没成本”两种类型(汤吉军等，2009)。[9]其中，历史沉没成本指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已经发生的沉没成本，预期沉没成本则定义为：中国加工环节发生国际转移，跨国公司将其放入同类型其他国家后未知的沉没成本。
三、沉没成本与加工环节国际转移的滞后性：机理分析
(一)基本模型
总揽有关研究，沉没成本是影响跨国公司加工环节国际转移的重要因素。在外生变量(政策及非政策因素)①发生剧烈变动时，跨国公司的加工环节国际转移决策可能因为沉没成本的存在而发生滞后，即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与外生变量变动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同步变化。而跨国公司转移决策的滞后又会反映到宏观层面——中国加工环节国际转移滞后，即当加工制造业转移成本沉没或部分沉没时，其国际化转移对外生变量的变动产生滞后性，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产生依存惯性。
Baldwin和Krugman提出的单厂商模型很好地演示了外生变量波动下贸易滞后的微观机理，本文利用此模型来解释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的依存惯性。但该模型中的外生变量波动仅限于汇率波动，考虑到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更多地是由于各种外生变量波动的综合效果，因此，本文将该模型引申到外生变量综合效果下的情形进行分析，并把外生变量的综合效果定义为“加工环境”。②对于某国加工环境，把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投入该国的意愿强度定义为“投放激励强度
”。③
模型的基本假设：(1)在一个两国(A国和B国)贸易系统的框架下，A国某产业只有一个跨国公司，④可以选择将其加工环节放在B国进行，且该跨国公司在B国市场上是成本的接受者，即对于某一时期，跨国公司在B国市场上以固定的边际成本进行生产，成本以本国货币衡量。(2)加工环境波动对A国跨国公司的影响最终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即B国加工环境波动所带来的投放激励强度的增强，相当于提高了产品的最终价格，在公式(1)中体现为
，反之，则相反。(3)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放到B国需要支付进入成本，继续留在B国需要支付维持成本，前者大于后者，它们之间的差额就是沉没成本。A国跨国公司关注的是：以本国货币衡量，将加工环节投放在B国后所产生的最终利润，即加工环节产生的利润。表示为：
假设跨国公司是风险中性的，跨国公司的目标是：将加工环节放在B国后，净收益的预期现值最大化。设定一个不变的贴现率δ，企业的目标就是实现净收益预期现值W的最大化：
沉没成本的存在，使得A国跨国公司是否将加工环节投放到B国市场上具有选择价值，因为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放入B国会使其在后期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相对于潜在进入的跨国公司而言，除了成本优势外，还率先占领了B国的国内市场。而维持成本M则意味着跨国公司的决策是可以逆转的，即跨国公司可以在将来某个时期选择退出B国市场，且必须考虑其可能性，于是，跨国公司的决策就构成了一个具有两种情形的动态规划问题。
由以上两种情形的分析，我们便可以得到A国跨国公司是否将加工环节放在B国市场的无差异条件：
图1 加工环节投放与退出的滞后性分析
四、沉没成本与加工环节国际转移的滞后性：图示说明
至此，我们已经用数理模型证明了：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与外生变量(加工环境)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同步变化，而跨国公司转移决策的滞后性又会表现为跨国公司对加工环节的依存惯性，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观点，我们用图示说明历史沉没成本，预期沉没成本对跨国公司决策的影响，如图2所示：
图2 影响加工环节跨国转移的因素分析
横轴为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进程，纵轴为边际收益MR和边际成本MC的大小。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对于中国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新古典经济学仅仅根据边际收益(MR)和边际成本(MC)大小进行选择，最优数量为ON。对于是否将加工环节转移到其他同类型国家，跨国公司在决策时需要考虑沉没成本：首先，预期沉没成本致使边际成本由MC提高到
跨国转移进程为OS。与新古典完全理性时加工环节国际转移进程ON相比，因为考虑到沉没成本的存在，SN作为锁定效应出现，滞留在中国加工环节中，即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产生依存惯性，并继续把加工环节放在中国市场。
五、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依存惯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实证研究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证明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惯性依存。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些变量的大小既取决于其他变量的影响，又取决于这些变量自身的运动方向和初始状态。例如，在入世带来的良好贸易环境的影响下，我国加工贸易一直持续增长，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等消极因素并没有阻止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的投资，中国的加工贸易依然持续增长，这种加工贸易与加工环境变量之间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即表现为加工环节国际转移的滞后。因此，文章采用协整方法来检验我国加工环节国际转移滞后的存在性。若国外投资与加工环境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则表明其国际转移滞后的存在，即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具有依存惯性。第二步，证明沉没成本的存在使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惯性依存，即沉没成本使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具有滞后性。由于沉没成本的界定和度量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以往文献都是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对沉没成本的影响进行间接实证。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采用企业前期状态对当期状态的影响系数来考察沉没成本的影响程度。考虑到沉没成本导致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惯性依存是通过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进行传导的，那么根据上文跨国公司同质的模型假设，不同跨国公司对加工环境波动的反应是一致的，因此，跨国公司当期投资对前期投资的依赖最终会反映到当期国外投资总量对前期国外投资总量的依赖关系上。本文拟直接用美国外商投资总量数据⑨代替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尝试性实证，即用前期美国外商投资额对当期美国外商投资额的影响来检验沉没成本导致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的依存惯性。
本文要研究中国加工环节国际转移对加工环境波动的反应，因此将政府政策波动因子ET作为变量引入到美国外商投资方程中，这里的政府政策波动用退税额的变动来表示。美国外商投资函数表示为：CIT＝CIT(AS，EX，ET)，其中，CIT代表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用我国实际利用美国外商投资额表示，AS、EX、ET代表加工环境，分别用加工制造业平均工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口退税来表示。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网站，所有数据均为年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94～2009年。为减少实际数值的大幅波动和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均取其对数值。
(一)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的依存惯性—协整检验
由于大部分变量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我们先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上述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也就是说上述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表2给出了CIT分别与AS、EX以及ET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CIT分别与AS、EX以及ET回归残差序列的ADF值都分别大于各自在置信度10％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美国外商投资与中国加工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出口退税这3个加工环境因子都不存在协整关系，这就说明跨国公司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具有滞后性，即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具有依存惯性。
(二)沉没成本导致跨国公司对中国加工环节惯性依存—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由于要检验当期美国外商投资额受前期美国外商投资额以及其他变量的影响，需要建立动态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在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建立过程中，通常从一个比较复杂的ADL模型开始，经过一些对参数的线性或非线性条件约束，去掉一些变量，最终得到一个具有良好性质的表达简练的模型。这就是“从一般到简单”的建模过程，前后两个模型分别被称为“一般模型”和“简单模型”。[10]
本文所用的一般ADL模型表达式为：
从表3中可以看到，经过简化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调整后的
到达了0.770912，说明当期的美国外商投资额，有77.09％是由前期美国外商投资额以及当期出口退税政府政策所决定的。模型的F检验也是通过的，说明当期美国外商投资额与滞后一期美国外商投资额及当期出口退税之间的线性回归是显著的。DW检验的通过说明随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也都通过了t检验。因此，美国外商投资额显著地受到滞后一期的美国外商投资额的影响，影响系数达到了0.69。这就间接证明了沉没成本对中国加工环节国际转移的滞后性影响是显著的，即沉没成本导致跨国公司惯性依存于中国加工环节。
六、结语
由此可见，在研究中国加工环节国际转移的问题上，并不像新古典理性选择那样不考虑沉没成本，而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本文借鉴Baldwin和Krugman的单厂商模型，并将其从汇率波动引申到加工环境波动下的情形，证明了沉没成本通过影响跨国公司决策，进而导致跨国公司对加工环节具有依存惯性的正确观点。实证检验方面，我们以美国外商投资为例，其结果证明了中国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具有滞后性，且沉没成本对中国加工环节国际转移滞后的影响是显著的。另外，中国国土面积辽阔，跨国公司加工环节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也同样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这种滞后效应要小于其国际转移滞后效应，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分析。
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汇率逐渐上升的情况下，一旦认识到沉没成本导致跨国公司对我国加工环节惯性依存，就不难理解我国加工贸易不但没有发生国际转移而且持续增长的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加工制造环节国际转移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趋势，为我国加工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理论指导，有利于我国加强加工贸易的政策调整效果，对未来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经济意义。
收稿日期：2011－11－08。
注释：
①外生变量指的是一国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汇率变动成本、税收政策、政治局势等，其变动对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产生影响的因素。
②这里的加工环境，是指对跨国公司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决策产生影响的综合变量，是各种外生变量(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汇率变动成本、税收政策、政治局势等)的综合结果。
③投放激励强度指的是，对于某国加工环境，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投入该国的意愿强度，文章用表示。例如：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将激励跨国公司更愿意将加工环节放入该国，因为成本的降低可使公司利润提高。
④我们假定跨国公司同质，即对加工环境波动的反应是一致的，因此对于多个跨国公司，只能增加分析的复杂度，而不会改变基本结论。
⑤退出临界水平是指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退出B国市场与继续留在B国市场无差异时，所要求的投放激励强度水平。
⑥投入临界水平是指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投入B国市场与不投入B国市场无差异时，所要求的投放激励强度水平。
⑦对于B国而言，加工环境产生的投放激励强度在形态上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以中国为例：起初，基础设施不完善，消费能力差等因素使得加工市场的投放激励强度处于较低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中国加工环境得到改善，其投放激励强度上升，到达最高点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汇率等外生变量的恶化，其加工环境产生的投放激励强度又表现出下降的形态。
⑨美国外商投资额在中国利用外商投资额中占优势地位，故选美国外商投资额进行实证检验，另外，我们也通过对日本、欧盟的外商投资总量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相同的结果：即沉没成本使中国加工环节的国际转移具有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