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自传》的版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传论文,版本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文自传》不但是沈从文作品中的经典，也是沈从文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从文自传》在近70年的出版历程中出现了十余种不同的版本，版本流传不但多样而且不无混乱。学术界在研究、参考《从文自传》时也各自采用不同的版本，可谓莫衷一是。有鉴于此，梳理《从文自传》的版本谱系，校评其修改内容，并客观公正地辨别版本优劣极为必要。 一 《从文自传》的版本源流 1932年夏，邵洵美创办时代印刷厂。他策划了一套作家自传丛书，计划邀请已在文坛闻名的沈从文作为第一批自传丛书的作家。在青岛任教的沈从文接受了邀请，并立即着手自传的写作。“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①利用暑假的时间，沈从文用了三个星期完成了《从文自传》的写作并很快寄往上海。但邵洵美策划出版自传丛书并未立即实施。直到1933年底，邵洵美又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出版社(即第一出版社)之后，自传丛书的出版计划才付诸实施。《从文自传》作为自传丛书第二本于1934年7月15日初版问世。这是《从文自传》的初版本。 尽管初版后获得了文坛不少好评，但该版本留下了不少瑕疵。1935年下半年，赵家璧仿照美国的“近代丛书”策划出版《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沈从文的“从文小说习作选”列为特大本，其中收入了《从文自传》，沈从文借此机会对《从文自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沈在后来的文字中从未提及)。《从文小说习作选》于1936年5月初版(1943年9月，主持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在桂林把《从文小说习作选》里的《从文自传》抽出并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种出版)。这是《从文自传》的第二种版本(简称良友本)。 上世纪40年代初，桂林开明书店开始陆续出版沈从文修订过的作品，计划出版30种，沈从文利用这次机会，在良友版的基础上又对《从文自传》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改订本《从文自传》于1943年12月初版(可称开明本)。 “文革”结束后，沈从文重新受到文坛的关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刊物《新文学史料》建议发表这部自传。尽管沈从文对此颇为犹豫，但还是基于“真正打量采用个历史唯物主义严肃认真态度，不带任何成见来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工作者，对他们或许还有点用处”②的想法同意发表，借此机会，他在1980年3月又对《从文自传》作了些补充、修改和校订，连载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至1981年第1期。随后，《从文自传》迅速被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套“名家自述丛书”并于1981年12月出版单行本。尽管单行本《从文自传》依据《新文学史料》上的《从文自传》而来，但由于在《新文学史料》发表时出现了编排错误，③沈从文在出版单行本时又对文本进行了一次修改，并附录了《〈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边城〉题记》《〈长河〉题记》《〈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和《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五篇文章。文末还以黄永玉写的《太阳下的风景》作为本书的代跋。此谓人文本。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沈从文选集》时，《从文自传》收入《沈从文选集》第1卷(散文)，据沈从文在《序》中介绍，本选集由凌宇负责编选。选集本的《从文自传》是在综合了开明本和人文本基础上弄出的一个版本，稍后于1983年5月问世，简称选集本。也是在1981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从文自传》收入文集第9卷，并于1984年3月初版，这是沈从文身前最后一次校读《从文自传》。据版权页上可知，凌宇作为特约编辑参与了文集的编选工作。尽管选集本、文集本的《从文自传》只是对文本在细枝末节上的小修订，但也可算沈从文身前出版的最后两种版本。 199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编纂《沈从文全集》，《从文自传》收入全集第13卷。据编者王继志介绍，收入全集的《从文自传》据开明书店本编入，另将作者 1980年5月写的《附记》编于书后。全集本的《从文自传》增加了注释19条，黄永玉作的插图5幅。 在《从文自传》版本变迁过程中，作者生前共修改过六次，按时间顺序分别产生了良友本、开明本、《新文学史料》本、人文本、选集本、文集本。其中以良友本、开明本、《新文学史料》本、人文本改动较大。为了便于叙述，下面主要分为三部分加以探讨。 二 开明本《从文自传》的修改 经良友版与初版本对校，良友版的《从文自传》在初版本的基础上修改了898处。④而开明版又在良友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修改。为了便于把两次版本的修改结合起来叙述，笔者未拿良友版与开明版对校，而是拿开明版与初版本对校，统计修改的次数为1440处(由于良友版的修改在开明版中绝大数得到继承，所以开明版的修改次数为600处左右)。这些修改主要还是字词的增、删或更替，计1288处，增加语句(或段)共计151处。由于修改处较多，几乎每一段都有，可谓遍地开花。 从初版本到开明本的字词的增、删或更替，主要出于艺术上的完善。体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使表达更为简洁，删掉一些多余的字句。如第一章最末一段的修改： ……正规兵士则约七千，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则约七千。……(初版) ……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则有七千。(开明版)作者把“正规兵士则约七千”删去自然是避免了与后面重复，这样也使语句更为简洁。 二是增加语句的逻辑连贯性。作者利用修改的机会，或调换字词顺序，或增加(或替换)一些如“首先”、“虽然”、“却”、“由于”、“因此”、“于是”等一些连词，使文章在语言表述上具有较严密的逻辑性。如在《常德》一章中有如下文字： 另外那件使我逃亡离开原来环境的事，我当然没有忘记。我写了些充满忏悔与自责的书信回去，请求母亲的原恕，母亲却来信说：“已经做过了的错事，没有不可原恕的道理。你自己好好的做事，我们就放心了。”(初版) 另外那件使我离开原来环境逃亡的事，我当然没有忘记。我写了些充满忏悔与自责的书信回去，请求母亲的原恕，母亲知道我并不自杀，于是来信说：“已经做过了的错事，没有不可原恕的道理。你自己好好的做事，我们就放心了。”(开明版)“使我逃亡离开原来环境”改为“使我离开原来环境逃亡”，实际上是把离开和逃亡两个动作的逻辑顺序理顺。而在“请求母亲的原恕，母亲却来信说”中间增加了“母亲知道我并不自杀”一句，以及把“却”改为“于是”。整个叙述过程，是按事情的自然发展叙述。 三是增加语句表述的精确性。作者写这本自传时，是抱着“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⑤的态度进行创作。所以，在写作中并未完全按自传的要求写作，而是带有小说笔法，具体体现之一就是对年代、数字的模糊。在开明本中，作者却有意使一些表述显得更精确。以《我所生长的地方》为例的几处数字的更改为例。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在“这地面上过的日子”中增加了“二十年所”四字，“在那城市中，安顿下无数人口的”改为“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的”，“约有四千到七千左右的碉堡”改为“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在“驶到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中把“七十里”改为“一百七十里”。这些数字的修改，使得文中的内容真实性大为提高。除了数字的准确性外，作者有时还在在语句上删增加部分字词句，使对事物的描述更为妥帖、更为具体。如《一个转机》文末对北京拉排车车夫的叙述： 走来了一个拉排车的人，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瘦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拖进一家小客店。(初版) 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开明版)删掉了“了”，增加了“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那”，“北京西河沿”，把“瘦瘦”改为“瘦小”。修改后的叙述比初版本显然要具体、恰当得多。 此外，初版本中有文言色彩的字如“皆”、“故”、“类”等在开明版中也部分替换为“都”、“所以”、“象”，但这方面的修改并不彻底。 除了字词的增删更替外，从初版本到开明版的修改过程中，作者还增加了151句(或段)，这些语句的出现主要增加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作者家人的补充叙述。对祖父，增加了“同治二年又做过贵州总督”一句；对母亲，增加了“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对父亲，增加了“我爸爸正在台上演说经过”、“赌气出门往北京去了”；对姊姊，增加了“她的死也就是死在那分要好使强的性格上”。这些人物语句的增加，侧面显示作者的“军门之家”以及受家庭影响所养成的富于胆气与常识，以及好冒险、不怕颠沛流离的个性。 二是对逃学受罚以及逃学去玩情况的补充。增加“在学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忏悔”；增加“有时逃学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地里李子枇杷，主人拿着长长的竹竿子大骂着追来时，就飞奔而逃，逃到远处一面吃那个贼物，一面还唱山歌气那主人。总而言之，人虽小小的，两只脚跑得很快，什么茨棚里钻进去也不在乎，要捉我可捉不到，就认为这种事很有趣味”。受罚的无聊与逃学四处玩的趣味形成鲜明的对比，更突显作者对自然、自由天性的热爱与向往，对循规蹈矩的私塾生活的反感。 三是对军队黑暗面的补充叙述。在《怀化镇》中增加了军队中不为人知的事情：“地方逢一六赶场，到时副官处就派人去摆赌抽头，得钱时上至参谋下至传达，人人有分”、“拷打这种无知乡民时，我照例得坐在一旁录供，把那些乡下人在受刑不过情形中胡胡乱乱招出的口供记录在一角公文纸上。末后兵士便把那乡下人手掌涂了墨，在公文尾空白处按个手迹。这些东西末了，还得归我整理，再交给军法官存案。”《姓文的秘书》中增加了一个细节：“或听副官长吩咐，与一个兵士为他过城外水塘边去钓蛤蟆，把那小生物弄回部里给他下酒。”在《一个大王》的文末又增加一个新的情节：“刺他的部属团旅长也很凑巧，一年后又依然在那地方，被湖南主席叶开鑫派另一个部队长官用请客方法在文庙前面夹道中刺死。”这些对军队黑暗面情况的叙述，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对军队生活的厌倦，也为后来的离开军队做了铺垫。 四是对自己决心离开军队赴北京读书过程的补充叙述。如增加了“我去收拾他的尸骸掩埋，看见那个臃肿样子时”，“我闷闷沉沉的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到后得到一个结论了，那么打量着”，“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等语句。在初版本中，作者对离开军队去北京读书过程的交代颇为简略，而这些语句的增加，显示出沈从文对这一决定有过深思熟虑，决心走向一个生的地方或新的世界。 初版《从文自传》似有自传体小说的倾向(正如70年代末丁玲指责沈从文写于30年代的《记丁玲》是“小说”而不是“传记”一样)，正因为传主把自传当小说来写，所以写得比较随意，许多历史事实只大略叙述。而到了40年代初，沈从文文笔已趋成熟，此时来修改十年前的作品，自然会发现不妥之处甚多。而经过全面修订校改之后，开明版《从文自传》在语言表达上显得更为圆润，对传主的人生家世、个人经历以及湘西地理位置和湘西军队情况的叙述真实性大大提高，从而使《从文自传》小说的痕迹式微，传记的特征增强。开明本《从文自传》也因此成为一个比较可信的版本。 三 人文本《从文自传》的修改 经开明本与《新文学史料》上的《从文自传》对校，沈从文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又修改474处(统计修改次数的标准与前同)。而人文本又在史料本的基础上修改了161处。总体上看，这630余处的修改大多仍然是字词的增删更替，其中增添句(或段)有76处。尽管开明本已经使《从文自传》作为传记的真实性得到了增强，但小说化笔法的痕迹仍存，对自传中的一些作者的家世、历史事实、个人经历等细节仍然未能完全交代清楚。所以，这两次的修改主要倾向在于进一步减弱其小说成分，而更侧重于纪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文中地名、人名、时间、数字等的具体化，真实化。如果说40年代沈从文对自传的修改还不彻底，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处理也还是模糊不清的，而80年代的修改中则完全把文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事实坐实。所以，作者是对文中的时间、地名、人名以及各种数字都进行了仔细斟酌，使其符合历史事实。如叙述过川东鄂西的军队覆灭的地方增加了“在湖北来凤”，把转入高小的时间从民国六年改为民国五年，《女难》中叙述作者“离开家中过沅州”，把“沅州”⑥改为“芷江”，在《一个大王》中“值五块钱的《圣教序》”一句中增加了“钱褚良”，在《清乡所见》记沈从文所在的军队一共杀了那地方人将近两千，但增加了“怀化小镇上也杀了近七百人”一句。把“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营汛”改为“一千左右的碉堡，三百以上的营汛”。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叙及夜里杀仗死的人数时，开明本为“几千人”，人文本改为“上千人”。这些斟酌修改，使自传更为准确、真实、可靠。 二是对祖父、父亲、外祖父等家人情况的丰富和补充。尽管在开明版中，作者对其家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叙述，但人文本的补充叙述更为突出。在《我的家庭》中增加了一大段自己家世的情况： 祖父本无子息，我婆为住乡下的叔祖父沈洪芳娶了个青年苗族姑娘生了两个儿子，把老二过房作儿子。照当地习惯，和苗人所生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预文武科举，因此这个苗女人被远远嫁去，乡下虽埋了个坟，却是假的。我照血统说，有一部分应属于苗族。我四五岁时，还曾回到黄罗寨乡下去那个坟前磕过头，到一九二二年离开湘西时，在沅陵才从父亲口中知道这件事情。(人文本)这里，沈从文对自己身上苗族血统的补充叙事，使他的民族身份发生了变化。在《我的家庭》中，还增加了外祖父和舅舅的情况，间接说出了作者不但有受“尚武”的影响，从小也对“文”以及“新知识”有一定了解。在《辛亥革命的一课》又增加了父亲赌气往北京去后的情况： 和本地阙祝明同去，住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组织了个铁血团，谋刺袁世凯，被侦探发现，阙被捕当时枪决。我父亲因看老谭的戏，有熟人通知，即逃出关，在热河都统姜桂题、米振标处隐匿(因为相熟)，后改姓名在赤峰、建平等县作科长多年，袁死后才和家里通信。只记到借人手写信来典田还账。到后家中就破产了。父亲的还湘，还是我哥哥出关万里寻亲接回的。哥哥会为人画像，借此谋生，东北各省都跑过，最后才在赤峰找到了父亲。(人文本)作者对父亲去北京后的暗杀一事补充叙述，突出沈父尚武的精神，更凸显其正义勇敢的行为。 三是对文中叙及历史事实(细节)的补充。在《读一本小书一本大书》中对斗殴人物的叙述，在“这类善于斗殴的人物”后增加“有军营中人，有哥老会中老幺，有好打不平的闲汉”，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增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张家二老爷也上街看热闹了。对门张家二老爷原是暗中和革命党有联系的本地绅士之一。”在《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中增加“至于教师本人，一下课就玩麻雀牌，久成习惯，当时麻雀牌是新事物，所以教师会玩还是不以为坏事情”一句。在本章最后叙及在我生长的地方当兵不是耻辱时，又增加了一个事实：“多久以来，文人只出了个翰林，即熊希龄，两个进士，四个拔贡。至于武人，随同曾国荃打入南京城的就出了四名提督军门，后来从日本士官学校出来的朱湘溪，还作蔡锷的参谋长，出身保定军官团的，且有一大堆。在湘西十三县似占第一位。”在《学历史的地方》中谈及本地的改革，开明本中为： 那时“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几个题目正给许多人在报纸上讨论，那个统领官既力图自强，想为地方做点事情，因此亲手草了一个精密的计划……而人文本中增改为： 那时候军阀间暂时休战，“联省自治”的口号喊得极响，“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几个题目正给许多人在京、沪报纸上讨论，那个统领官既力图自强，想为地方做点事情，因此参考山西省的材料，亲手草了一个湘西各县自治的计划…… 这些带有真实历史情况的补充叙述，使读者对湘西一地的军队生活、历史环境以及当地政治活动的真实历史有了更细致的了解。 此外，对作者自身隋况也有补充叙述。在《我的家庭》增加了作者无数稀奇古怪的梦的具体内容：“经常是梦向天上飞去，一直到金光闪烁中，终于大叫而醒。”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写到掷竹茭杀人时增加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一句。在本章末又增加了“民六夏我便离开了家乡，在沅水流域十三县开始过流荡生活，接受另一种人生教育了”一句。在《预备兵的技术班》叙及自己二姐去世时，又增补了部分内容：“我特别伤心，埋葬时，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土坎上。过了快二十年从北京第一次返回家乡上坟时，想不到那株山桃树已成了两丈多高一株大树。”在《常德》中又增加了曾在贺龙部下当兵的短暂经历：“我得了个拿九元干薪的差遣，只一月便不干了。”这些事实的补充增加也让传主的思想、情感等方面有所增强。 1980年沈从文修改自传时，语言规范化运动也影响了对文本的修改。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字词变换为现代汉语字词。在人文本中，把“皆”改为“都”、“全”或“也”等。二是把一些口语化的字词更换为书面语。此外，也删掉了开明本中一些带性联想的词句(如“那狗肏的”、“总仿佛不用口去亲女人下体时，就得用口来说它”)，以适应新的时代。 总之，人文本(包括《新文学史料》本)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文本的补充、修改和校订，自然打上了新时代的印记。而自传的文体意识也影响了其对文本内容的修改，使沈从文在湘西生活二十余年的人生经历有了更详细、准确的叙述，对传主所生活的湘西各地都有了符合历史事实的交代。 四 选集本、文集本《从文自传》的修订 事实上，人文本的修改并未做到尽善尽美，还有些文字的增补叙述似有画蛇添足之嫌，所以在随后所出选集本和文集本时，沈从文又对《从文自传》进行了修改。⑦ 与人文本对校，选集本《从文自传》在人文本基础上修改了30余处。主要以沿用人文本的修改为主，但也有不少地方又有重新改写。如选集本《我的家庭》对沈从文家世的叙述是这样的：“祖母守寡，为住乡下的叔祖父娶一苗族女子，生了两个孩子后，就照旧社会习惯把这苗族妇女远远嫁去，把第二儿子过房给祖母，就是我的父亲。”这一叙述尽管大意与人文本一致但却省略了一半的文字。与人文本相比，选集本主要是做减法，删掉文中部分句子的情况比较多。如在《怀化镇》一章中又删掉了四句话：“比城市里作‘夫人’‘太太’的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且作为茶余酒后谈笑主题”、“此后到大都会混了好多年，还依旧常常作这类‘有趣’的傻事”、“吹得他自己也十分得意”。在《学历史的地方》中叙及作者姨夫时，人文本中增加了“从一个县长任上卸职”一句，而选集本中则删掉词句。叙及学校教师与工厂技师全部由长沙聘来，人文本中增加“一般薪水都比本地待遇高些”一句，而在选集本中则又删去。在人文本的《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中补充交代了沈从文家同叔父、姑母的分粮比例为“三个叔父二个姑母占两份，我家占一份”，而选集本中删去了这一句。把选集本和开明本对照，这些删掉的句子大都是在人文本中新加上的，到了选集本时，部分文字又回到了开明本。所以我推测选集本是以人文本为底本又参考开明本弄出的一个新版本。 在编《从文自传》入文集时，沈从文又有过小的修订。笔者拿文集本《从文自传》与人文本、选集本、开明本做过对校，发现文集本的《从文自传》仍是以人文本为底本，但也吸取了选集本中的部分修改。如《我所生长的地方》中，人文本中有“约有一千左右的碉堡，三百以上的营讯”，在选集本中改为“约有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讯”，而文集本则沿用了选集本这一说法。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开明本为“我又欢乐又吓怕，兴奋得脸白白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人文本改为“我又兴奋又害怕，兴奋得简直不知道怎么办”。选集本和文集本则又改为“我又兴奋又害怕，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与选集本一样，文集本中也有向开明本回归的趋向，部分内容沿用了开明本的叙述，但人文本的修改内容大部分得以在文集本中继承。如《我的家庭》中涉及沈从文祖父的叙述、在《学历史的地方》中叙及湘西自治改革的内容和细节等都是沿用了人文本的修改。此外，还有部分字词的新改，共计20余处。如在《预备兵的技术班》中有“即或在学校免不了从天桥掉下的危险”和“我口方说得出话”二句，开明本、人文本、选集本中都是一直沿用这样的叙述，但在文集本中却把“学校”改为“技术班”和把“口”字删掉。 总之，选集本、文集本与人文本相比，沈从文的这两次修改主要是在做减法，即删去不少人文本中新增加的字、句，回到开明本既有的叙述。而文集本和选集本相比，文集本删掉的字句更多，而新增的修改也让文本的叙述显得更为圆润。在笔者看来，文集本的《从文自传》是集众本之优点的基础上精心打磨而成的版本。 最终编入全集的《从文自传》既不是第一出版社的初版本，也不是文集本，而是开明本⑧。可能在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以及全集编者看来，开明版的《从文自传》是最好的版本。在笔者看来，尽管开明版《从文自传》是较好的版本，但小说化色彩仍较为明显，历史事实过于模糊，特别是书中的一些时间、数字以及地点等未能有准确的表述。这些错误会导致研究者以讹传讹。相比较而言，80年代出现的众多自传版本中，以人文本为基础的文集本中提供的历史信息更符合历史事实，文中的叙述尽管带有一定时代的痕迹，但无论是从自传的文体角度，⑨还是从语言艺术的完善上看，文集本《从文自传》都是一个可信的版本。全集编选者简单地以开明本编入，没有对《从文自传》的版本变迁有所对照地进行编辑与说明，这不但不能立体且历时地呈现出《从文自传》的全貌，也没有遵守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注释： ①②⑤沈从文：《从文自传(一)·附记》，《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③在第二章《我的家庭》中的第二段中重复了第一章最后两段文字。 ④确定修改处的标准是：标点符号的变化未纳入统计；字、词的更换为一处；字、词在一句中顺序发生变化为一处；增加字、词为一处；如在一句中有多处修改，均视为一处；增加的一句话(或一大段)也为一处；删掉的字、词、句均计为一处。虽然有这样一个总的计算修改数的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会有出入，难以做到绝对的准确，修改数也只是一种相对的统计，供读者参考。 ⑥“沅州”为古地名，1913年废“沅州”为芷江，解放前沈从文还称沅州。 ⑦笔者曾咨询过凌宇先生，他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所出选集本及广州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合出的文集本中所收《从文自传》的修改情况颇为复杂。但可以确信，沈从文参与了选集本和文集本的修改。 ⑧有意思的是，编者把作者写于1980年的《附记》编于书后。尽管《附记》中又对《从文自传》的写作缘起以及再版原因有过交代，但《附记》是应新的版本而写的，把开明本和《附记》放在一起容易给读者造成迷惑。同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编选者增加了19条注释并配以黄永玉的五幅插图。笔者认为，全集本的《从文自传》是已经不同于开明本的新的版本。 ⑨如《沈从文年谱》中涉及沈从文祖父、父亲、母亲以及外祖父的情况则完全来自于人文本《从文自传》。糜华菱在《〈从文自传〉史实考辨》中也采用了人文本《从文自传》中的一些时间、地点的叙述，而这些内容开明版中却没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