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的论述摘编（中共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首要理论基石：生产力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党论文,执政党论文,基石论文,专家学者论文,生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作为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资格的首要标志，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为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江泽民总书记在理论上的最重大建树之一，这一观点也是把邓小平同志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发挥应用于党建领域的结果。从中，人们可以相当明显地体悟到生产力标准理论不仅是我党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核心的理论标志，而且也是我们党从“革命党”变成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成熟的执政党的理论基石。它已经成为我党一切理论（首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
第一，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多次明确论述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骨架。唯物史观的逻辑出发点，就是生产力决定性原理；“生产力标准”实际是对该原理的一种等价表述。因此，把我党哲学思想的逻辑始点定于“生产力标准”，符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同时，它也从一个方面突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继承和发挥唯物史观的产物。
第二，众所周知，在邓小平、江泽民的论述中，“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这里，一个理论体系的“精髓”，当然是该理论体系的思想出发点即逻辑出发点。在我党哲学中，“实事求是”与生产力标准又是密不可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当代中国说实事求是，必然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同时，说实事求是，说实践标准，对当前的中国来说，都离不开说生产力标准。这也就是说，在我党的思想中，作为其逻辑出发点的实事求是，同时也就意味着生产力标准。
第三，邓小平所提“猫论”，乃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历史起点，它是邓小平对生产力标准的一种通俗形象的表述。“猫论”的提出，导致了毛泽东、邓小平在哲学层面上最早的原则性分歧和斗争。仔细体味，人们可以发现，“猫论”所主张的生产力标准思想，实际上是贯穿于邓小平尔后全部工作特别是领导改革开放之中的。“猫论”提出以后的邓小平的全部实践和理论，特别是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部实践和理论，都能在“生产力标准”思想中找到其最终的哲学根据；邓小平经济理论中的每一个命题，每一个判断，每一个思想，例如姓“资”姓“社”和姓“私”的问题，归根到底，也都只有在生产力标准中才能获得其最终的真理性和正当性。
第四，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逻辑起点，也是邓小平、江泽民审视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不良后果的必然产物。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哲学也以实事求是作为精髓和出发点，实践标准是其哲学的主要标志。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在后来陷入巨大失误呢？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哲学还未真正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他的实践标准还未与生产力标准达到一致。晚年的他，实际是用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标准取代了生产力标准，甚至公开地批判生产力标准。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毛泽东往往忽略了生产力决定性原理或生产力标准，往往过分重视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地位与作用，因而势必要形成对发展生产力问题的长期忽略。
正是出于对倾于唯心的经济哲学造成贫困现象的深恶痛绝，邓小平经济哲学就不能不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自己的逻辑出发点。
第五，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逻辑起点，也是邓小平、江泽民哲学思想区别于前苏联改革领导者的哲学要害所在
前苏联改革领导者的根本性失误，不在于走了改革之路，而在于未把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作为改革首要的标准。前苏联改革领导人是典型的离开生产力标准只在政治领域打圈子的人，他似乎在大讲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标准这一说。
第六，任何理论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也都是该理论体系提出者所处时代主题的某种理性映射。邓小平、江泽民则只能把和平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作为自己的主旋律和立足点，其哲学便只能以生产力标准为出发点。
其实，发达国家之发达，原因之一是它们早就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旗帜。邓小平也注意到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生产力发展及人民生活改善对我国形成的压力。在这种周围迫力的挑激下，邓小平、江泽民如果不把生产力标准放在起始点的重要地位，倒是不可理解的怪事。
第七，邓小平明确说他“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最高准则”，是“自己国家的利益”邓小平、江泽民把国家利益和民族振兴作为人生最高寄托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尊心溢于言表，同时，它们也充分反映着邓小平、江泽民在这方面的高度理性自觉。
第八，在提出“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之一的时候，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之所以“新”，原因之一在于它异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挥，特别是对儒家社会政治理念的借鉴。传统经国济民的首务在于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老百姓富裕了，国家强大了，什么事情都好办，否则，国家和人民就会遭殃。邓小平、江泽民哲学把生产力标准作为出发点，也是他们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经国济民论述之精华的结果。江泽民就明确说过：“‘民为食为天’，人总要先解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才能干别的事；先要生存，然后才能发展；先要维持人的再生产能力，才能进行社会的再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最基本的道理。”
江泽民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论述，用生产力标准审视党建工作，彻底摆脱了党建理论中“阶级斗争为纲”的成份，使我党执政的合理性被充分地明显地显示了出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进到了崭新的阶段，终于使我们的党建理论实现了从“革命党”变成社会主义中国成熟的执政党的飞跃。这一理论功绩将被历史永远铭记。——摘自《平顶山师专学报》，2001.1.1～5,胡义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