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政策取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战略选择。把战略与发展联系起来就构成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上升到战略地位的高度，并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因素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战略通常可以理解为发展目标、发展途径与发展措施的概括。我们在制定中国发展战略时本着从基本国情出发，采取了有中国特色的“三步走”长期发展战略。第一步，1981～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此外，抓住发展机遇和“台阶式”发展的思想，“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注重质量，讲求效益，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等经济发展战略形成及发展的理论和思想。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具备了相当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继续前进的基础，也是我们对于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充满信心的根据。
二、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表明：
（一）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997～200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7％，是全世界最快的。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0.2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97年的1.4倍。按当年汇率折算，突破1.4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的资料表明，2002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日、德、法和英之后，居世界第6位。2002年与1981年相比，GDP总量增加7倍以上，在人口增加3亿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
（二）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工业化进程加速。伴随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变动趋势。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
（三）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初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日趋多元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不断演进，经济运行的生机和活力增强。商品市场发育迅速，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形成。计划、金融和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确立，间接调控手段逐步完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明显提高。收入分配方式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按劳动和按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进行分配的方式刺激了微观经济效率。由于推行政企分开，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发生积极转变。
（四）人民生活实现两个历史性跨越。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条件正在发生质的飞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7年的5160元增加到2002年的7703元，平均每年实际增8.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2090元增加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4.6万亿元增加到8.7万亿元。居民拥有的股票、债券等其它金融资产也有较多增加。农村贫困人口由4960万人减少到2820万人。五年内，经济增长较快、物价水平较低，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
（五）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已经由封闭半封闭经济初步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中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正在由有限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全面的开放，由主要根据短期需要实行开放转变为根据长远发展目标和国际惯例实行开放，由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开放转变为对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开放。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扩展，对外贸易增长迅速，连续跨上几个台阶，1997～2002年，进出口总额由3252亿美元增加到6208亿美元，由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5位；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由1981年的14.4％提高到2002年的62.8％；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1828亿美元增加到3256亿美元，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成为世界第六大出口国，部分行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引进外商投资金额迅猛增加，1993年以来连续7年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吸收外资明显增加。全球500家最大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和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外汇储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8.4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2600多亿美元，1996年以来一直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日本），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维护我国信誉提供了坚实依托。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不断扩大。我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主动参加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认同。
三、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矛盾，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剧烈深刻变革的进程中，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新矛盾、新问题在不断产生，社会经济中潜伏的弱点、矛盾和比较劣势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些不利因素的交织和叠加，构成社会经济顺利发展的严峻挑战和重大制约。
1、如经济发展、改革和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投资快速增长与供给过剩的矛盾；居民储蓄不断增长与资本市场不发达的矛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与国民经济竞争力不强的矛盾；法律制度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不相适应的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和官员基于绩效考评的短期行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与防范经济风险跟不上的矛盾等。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1）农业仍然是最脆弱的产业，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缺乏稳定增长的机制。农业生产条件的某些方面在恶化。（2）人多地少，人多水少，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下降，农民收入增幅回落甚至绝对减少。农民生产性投入和消费水平低，直接影响全国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扩大。（3）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但是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农村就业问题日趋尖锐。（4）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障都很落后。（5）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系统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3、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总人口）较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199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从体制上看，城乡分割还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一些地方在就业、入学、户口、社会保障等方面甚至还在强化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长期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这些因素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导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方面，与东部地区差距拉大的势头尚未遏止，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整体性贫困问题仍很突出。
4、买方市场态势出现后，生产结构和服务业的发展跟不上消费需求的增长，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矛盾集中表现为：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生产率低，增加值占CDP比重为15.9％，而就业比重仍高达50％；第二产业的创新能力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
5、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弱。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和竞争。要做到趋利避害，关键是提高竞争能力。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明显低于发达国家2.3％的水平。国际对比研究显示，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小于1％的国家，基本处于技术引进与应用层次；具有较强引进、消化、吸收能力的中等发达国家，这一指标一般在1.5％以上；而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全部在2％以上。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发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10，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
6、体制性矛盾仍然相当突出。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体制缺陷主要表现是：市场发育不全，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市场等较为完备的体制尚未建立；宏观调控功能还不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尚未形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不完整；国有经济战线仍然过长，布局不合理，该加强的尚未到位，该退的尚未退够，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转换，竞争力和效率低，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往往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政府职能转换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规范而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建立，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平竞争环境很不完善。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
7、WTO进程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产生深刻影响，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新的形势要求政府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效率进一步提高。首先，是我国要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其次，政府要履行开放市场的承诺，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贸易、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市场开放将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政府面临新考验。第三，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新要求。第四，政府管理经济的内容、方式和推进工作的手段提出了新要求。
8、加入WTO带来的收益不是平均分布的，相反，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对不同部门的影响不同，有些方面差别还很大。由于比较优势、贸易与投资环境、市场结构、全球化程度、产业成熟程度、需求增长潜力等不同，有的部门受益较多，有的部门受益较少，有的部门则更多地受到冲击。在受影响的时间分布上也是不平衡的。
9、中国在加入WTO时做出了较大幅度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承诺，对农业的贸易保护水平将大幅度降低，同时，加入WTO后进口管理手段被严格约束，国内政策性支持空间受限，因此，农业将是面临挑战最为严峻的部门之一。农产品市场开放冲击国内农业的基本机制在于，质优价廉的农产品的进口，特别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进口，将降低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挤占国内农产品市场份额，从而减少农民收入。
10、WTO开放服务市场对一些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的，对经济全局又具有重要作用的大型国有企业与外资服务者的竞争中失败受创，可能引发某些严重后果。国内银行业和外资银行竞争中应对不力，可能对国内金融体系的顺利运行乃至国家经济安全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市场开放后对人才的竞争加剧，人才价格可能水涨船高，尽管这种变化对人力资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时也将提高中国服务业的成本和价格，使其低成本优势受到削弱。
11、WTO对中国有利有弊，利弊变化的不确定性主要WTO进程中的应对策略，特别是其中的调整和改革取向。一个好的应对战略，将会促使WTO的收益最大化；一个不好的应对策略，可能丢失本来可以争取到的收益，加大调整成本，并在某些领域导致矛盾激化。
12、国家经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高风险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体系，金融风险是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最为突出的挑战。我国现代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以往防范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依靠不完全开放资本帐户，而不是主要依靠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和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风险往往具有突发性、迅速扩散性等特点，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容易带来全局性的危害，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
国内石油开发不能适应需要，“十五”期间或更长一段时间，我国石油年产量只能维持1.6亿吨或略有增长，据预测，2010年石油的对外依赖程度将达到50％左右，2020年前后年进口量可能达到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
在信息化、网络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信息部门以及粮食等竞争力低下的大宗农产品生产部门安全问题越来越不能忽视。如何做到既促进体制和观念适应国际通行规则，促进经济发展，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将是新的考验。
13、人口和就业的压力很大。新增劳动力供给过剩。未来30～40年间，新增人口仍将高达3亿左右，其中大部分是适龄劳动人口；就业存量面临剧烈的结构性动荡。国企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增加失业，目前城镇结存的失业和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WTO后，农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的大量隐性失业势的显性化等；高素质劳动力不足，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十分明显。巨大的就业压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人口迅速老龄化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甚至成为人们不安的动因，危及社会稳定。
14、资源相对短缺而又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短缺，综合比较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土地、水、矿产和森林等基本生存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严重污染环境，利用效率低下，同时又是世界上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生态环境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资源和生态问题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长期严重制约。
15、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复杂。不同群体间利益迅速分化，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但是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再分配体系和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手段还很不健全。不合理甚至非法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容易诱发人们对改革的不认同甚至抵触；社会组织不健全，社会整合机制落后于社会结构变迁，有效的对话渠道和缓冲机制很不完备。腐败在许多地方和领域的迅速蔓延令人触目惊心，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趋利化以及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重，干群关系紧张，一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黑恶势力猖獗，安全事故频仍。部分地区民族分裂势力抬头，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增多，邪教、异端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整个社会的法制观念、民主观念、契约观念和诚信观念淡薄。
四、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势和政策取向探析
未来5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是抓住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改革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逐步向富裕社会过渡，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到2010年，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生态恶化趋势初步遏止，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有新的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综合预测估计，10内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达到年均6.5～7.5％。根据我们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和模型预测，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7.9％。这一速度虽然低于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但仍是较快的；第二阶段，2011年到2020年，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或者接近翻一番，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转换，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适应全球竞争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国际竞争力和科技水平明显提高，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制度。按照2020年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设想，经济增长速度大致为6.5％，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第三阶段，2021年到2050年，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建设现代化的富裕社会迈进，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半或接近翻两番，信息化和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二元经济结构基本转换，人民生活达到比较富裕的水平，人的全面发展条件显著改善，国际竞争力和科技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可持续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按照2050年GDP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半的设想，需要保持30年年均3.7％的经济增长速度。
根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20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趋缓。因为：第一，劳动力总量将逐步减少，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降低，2020年之后，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减少。总人口在2045年左右达到高峰，人口最大量接近16亿；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在2025年之后呈下降之势，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降至62％。第二，老龄化社会进一步发展，国民储蓄水平将逐渐下降，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将逐步减缓。2020年，预计中国的总投资率将降至32％左右；2050年，中国的总投资率将降至30％以下。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2％，老龄人口比重在2035～2040年间将达到20％，并逐步稳定在21％的水平上。第三，2020年，经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将逐步减弱。自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将基本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定型并臻于完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和工业化基本完成，经济结构变动将减缓，资源在产业间重新配置引起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将减弱。预计在2021～2050年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将逐步下降到1.5％左右，即与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
以上情况用模型预测的结果是：2020年以后的3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可达4.4％；其中2021～2030年，年均增长5.4％左右；2031～2040年，年均增长4.5％左右；2041～2050年，年均增长3.4％左右。未来50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可能递减，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逐渐放慢的趋势。2000～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可望保持在7～7.9％，2000～2020年年均增长将为7.1％左右，2000～2050年年均增长将为5.5％左右。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相当于2020年的3.67倍（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实现现代化无疑遵循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规律，参照国际经验，还必须符合自己的实际。现在看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至少有三点需要把握：一是不平衡性或多层次性。中国地区差距大，各地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有先有后，在一定时期内的实现程度必然有高有低，发达地区可以而且有条件率先实现现代化。二是现代化标准的全面性。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包括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应当包括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等制度文明，以及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或称生态文明，等等；不仅意味着物质财富丰富和生活质量改善，而且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三是现代化标准的动态性。现代化的标准会随着技术进步、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而不断变化，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时点上，同时，用别的国家作为参照系，要具有可比性。标准既要符合本国国情，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1991年国家统计局“中国小康研究课题组”会同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对小康标准进行了10年的跟踪研究，90年代中期制定了《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和《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小康标准包括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五个方面16项指标。其中，经济水平由人均GDP衡量；物质生活包括城乡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居住水平、营养状况、交通状况和恩格尔系数，物质生活的前4项又包括一些具体指标；人口素质包括成人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精神生活包括教育娱乐支出比重、电视机普及率；生活环境包括森林覆盖率、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的百分比。城镇小康标准包括五个方面12项指标。农村小康标准包括六个方面16项指标。
国家统计局2000年11月7日《中国小康进程综合分析》报告指出，按全国小康标准衡量（其中价值量指标按1990年价格计算），到2000年底，全国小康总体进程或实现程度可达到95.6％；经济水平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的实现程度均为100％，达到小康标准；物质生活、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三方面的实现程度分别为96％、90％和92％。城镇小康实现程度达到96％，农村小康实现程度达到93％。
从小康进程速度看，按全国标准衡量，1990年全国小康总体实现程度为46.32％，在80年代平均每年向前推进4.63个百分点；到2000年底，小康总体实现程度达到95.6％，比1990年的实现程度高出49.28个百分点，在90年代平均每年推进4.93个百分点，比80年代的平均推进速度高0.3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小康实现进程有所加快。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小康水平的普及和巩固。目前农村还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6000多万人处于低水平的温饱，城镇有1800多万人是纯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的贫困人口。要首先解决这些人的温饱问题，使之达到小康，这样才能把现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总体上”三个字抹掉。第二是提高小康水平。小康也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要逐步地从目前低水平的小康达到较高水平的小康。第三是全面性的要求。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还包括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未来50年，前20年应当侧重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逐渐淡化“小康”的色彩，把重点转到“实现现代化”上。应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标准并不低，而是很高的，由较低水平的小康向较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实现这个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这是中国现代化不能绕开的阶段，只有这个阶段完成了，才能为后3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实实在在地下功夫，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现代化的高指标。
五、未来（10—5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要把握的几个方面：
（一）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是今后相当长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如何顺利实现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从农村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努力。外部需要采取的重大举措，一是加强国家财政、金融和其他方面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二是打破城乡分割，推进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内部，关键是在坚持和稳定家庭经营基本制度、特别是完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把农村经济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二）提升产业结构，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要适应技术进步、结构升级、信息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机制和新方式。由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扩张的传统路径，转向主要依赖教育、科技、制度、知识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径；由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单一目标，转向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追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多重目标。经济结构的调整，要由被动的适应性调整转变为主动的战略性调整；社会生产要关注现实市场需求的变化，更要关注潜在市场需求的变化。要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处理好发展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劳动力优势。
（三）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和教育不仅关系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要着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尽快缩小我国在科学技术水平和科技发展环境两方面的差距。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尤其要加快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形成高素质劳动力和高水平人才成长的广阔空间，把人口压力变为发展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科技、信息和知识促进经济增长。
（四）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经济体之间开放程度不断加强的新形势下，一个国家要分享参与国际竞争的好处，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在充分利用全球范围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基础上，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带动自身经济的健康发展。投资环境是由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与服务支撑体系、制度环境等构筑而成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都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但比较而言，制度环境方面的差距更大，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将是紧迫的任务。
（五）实施西部大开发，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今后50年甚至更长时间要坚持实行这个发展战略，强调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制定分阶段实施的规划，落实有关政策。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土承载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东部地区要利用现有基础继续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地区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地域中心，具有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定位。根据发展开放型经济和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客观要求，以专业化、市场化为导向调整区域分工，促进各地区及其内部协调发展，重视繁荣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
（六）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口和就业压力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制约因素，今后几年劳动力供给增长较快，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却较慢，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维护社会安定是一项基本政策。重视发展能够吸纳劳动力的各种就业形式，对失业和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
（七）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根据国际形势，调整对外经济战略和贸易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建立我国能够主导或部分主导的自由贸易区，扩大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通过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运用国际规则，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建立有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的经济体系，更好地谋求经济全球化的利益。
（八）加快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WTO在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以国民待遇的同时，也要取消对国内各类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施加的有悖于国民待遇的限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WTO协议中，中国承诺保证经贸政策在关税领土范围内的统一实施，要求地方和部门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
（九）推进制度创新。新的发展阶段，要通过体制改革、创新，形成全国大市场，加快面向世界贸易体系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加深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注入新的经济发展活力。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承受力的实际情况，及时总结经验，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
（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一种特殊而关键的位置。一方面政府是改革的发起者与推动者，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严重影响了中国的WTO进程。WTO的大部分承诺都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十一）健全协调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现在，社会矛盾也远较过去复杂，要用适当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主要包括：调节收入分配关系；解决贫困问题，清除腐败，维护社会公正；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国民素质；健全社会矛盾处理的协调机制和沟通途径，增强社会整合能力。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所肩负的重大政治使命，关系着中国现代化的前途。
综合分析各个方面，21世纪初是我国经济新的成长期，同时，不确定性增加是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一个明显特征，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关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中趋利避害。克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碰到的国内、国际上的各种阻力、短期经济波动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研究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坚持与时俱进，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会永远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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