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喜剧十年——精品大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喜剧论文,精品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新时期”开始，喜剧电影枯木逢春，出现了一大批作品，使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年的这一电影类型，摆脱了“悲剧”的命运，显露出勃勃的生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与期望之后，银幕内外，重新回荡起轻松而欢快的笑声。但从艺术的尺度来看，最初几年的喜剧创作，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它们还只是在为更加完美而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作准备。1985年，《黑炮事件》的出现，使新时期电影喜剧创作，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揭开了下一个十年喜剧艺术迅猛突进的序幕。本文将较为详尽地讨论，这十年来，喜剧艺术在影视方面的杰出成就。
一
十年来，我以为，在电影喜剧艺术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导演有四位：黄建新、张建亚、宁瀛和夏刚。他们的影片，在题材、主题、人物、风格等方面，均有突出的成绩，堪称中国喜剧电影的宝贵财富。
黄建新，执导影片十年有余，拍片七部。除新作《打左灯，向右转》尚未公映外，六部作品中有三部喜剧：《黑炮事件》（1985）、《站直喽，别趴下》（1992）和《背靠背，脸对脸》（1994），都引起很大反响。
1985年，当黄建新以处女作《黑炮事件》，出现于银幕之上，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人们对于此片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第五代导演们努力通过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来讲述文化寓言，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时候，与他们同龄的黄建新，却推出了一部风格迥异的作品。直到今天，对研究当代中国电影的人们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引人沉思的话题。
《黑炮》，讲述了一个小人物——忠于职守、怯懦而善良的工程师赵书信的故事。赵工半辈子独身，酷爱下棋，一副象棋，随身多年。偶出差，不慎将一子“黑炮”遗失于所住旅店。事后发觉，急急冒雨奔赴邮局，发电文“丢失黑炮301找赵”。不料， 从此引发轰轰烈烈的“黑炮事件”。影片中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坏人，也没有谁在道德上应该予以强烈谴责。党委书记觉得自己有责任保证WD工程的绝对安全，公安局坚持认为赵书信和他的电文存在着蛛丝蚂迹，所以尽管接替赵工的旅游翻译极不称职，尽管德国专家一再要求赵工马上复职，调查仍在继续。在国家财产，由于旅游翻译之不称职，而遭受重大损失后不久，“黑炮事件”终于真相大白，原不过是一场虚惊而已。如果我们不是在生活中亲身经历过类似的环境或从亲朋好友那里耳闻目睹过类似的事情，（当然那不会象影片提炼得那么典型和集中，）我们只会把它当作一个虚构的荒诞的故事，而不会随着影片的发展，时时报以会心的微笑。那看似怪诞的情节和人物，不过是把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星星点点的可笑而无意义的事情，以艺术的慧眼编织起来罢了。
影片在形式与风格方面的成绩也非常突出，结尾，一群小孩玩砖头，随着第一块砖头被推倒，一长串的砖头以一种美丽而整洁的方式，接连倒下，这有力地表达了影片所讲述的“多米诺骨牌”故事的实质。
《站直喽，别趴下》，是一部关于左邻右舍的喜剧。作家、人事干部和个体户，同居一个楼层，低头不见抬头见。于是就有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整个影片，在叙事上，没有使用常规电影的所谓中心线、贯穿线，而是以漫不经心、信手拈来的方式，将一堆生活中的平凡琐事，娓娓道来。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构成了影片艺术魅力的一个主要特征。
同时，由于影片的这种艺术结构方式，更由于导演自己的特定追求，使影片本来具有的深刻社会含义和讽刺的锋芒，有所消解。也许这是“宽容”的必然结果吧。虽然此片在思想深度上，没有达到《黑炮》的水平，风格上也不如《黑炮》突出和完整，但就喜剧创作而言，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它与《大撒把》、《无人喝采》等一批影片一起，为争取最广大的城市电影观众，在娱乐的同时也提高喜剧电影类型的艺术水平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事情往往是这样，鱼肉和熊掌不可兼得。
《背靠背，脸对脸》，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一部杰作。与《黑炮》相比，它显得更加深刻，同时也更加冷峻。有些评论认为，该片不是一部喜剧，我觉得，这是对喜剧概念的一种误解。喜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美学范畴，喜剧电影也决不能用所谓“搞笑”的低等类型来加以涵盖和框定。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里，加以讨论。
某文化馆副馆长王双立，精明强干，众望所归，在代理馆长三年之后，迫切希望能被上级“扶正”。这本来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人之常情，却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牵连甚广、耗人心神的权力大战。这场发生在古城中一座历史悠久墙高屋旧的深宅大院里的“战争”，使里面的“居民”，别无选择难以回避地“投入战斗”，“背对背”，“脸对脸”，阴一套，阳一套，从而构成了整部影片的情节和氛围。这种谁都知道无益而且有害的“战争”，一旦来临，却谁也别想避开，只有参与和怎样参与的选择；于是，耐人寻味的窘境，就形成了影片所要叙述和表达的主题。坦率地说，这本是传统悲剧或悲喜剧所应涉足的领域，如今被喜剧艺术家尽情搬演，而这正是二十世纪喜剧艺术长车直进的一个主要方面。的确，我们会看着王双立绞尽脑汁的“搏杀”而发笑，看着被卷入这场纷争的所有小人物们的怪诞举止发笑，但当你想到我们自己也曾卷入某种类似荒谬怪诞的处境之中，或者发现某一位的言谈举止恰如某时某刻的我们自己抑或父母妻子、亲朋故友，我们的笑声就会是沉重的、苦涩而忧伤的、百感交集的。一位喜剧艺术家，用他的作品，能够唤起人们如此复杂的笑声，他就会真正为人民所喜爱、为人民所尊重。
影片不再追求外部的强烈形式感，演员表演松驰自如，有一种“大巧若拙”的感觉。
黄建新的喜剧，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层次，为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张建亚，“老三届”出身，作过七年木匠，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6年开始独立执导影片，已拍片十来部。对喜剧片情有独钟，并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其影片《三毛从军记》（1992）和《王先生之欲火焚身》（1993）可以视为其代表作。
《三毛从军记》，由张建亚本人根据家喻户晓的“三毛”故事改编，这是一次挑战。影片在结构上，主要由一个个独立的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做得相当精致并富有韵味，用理论上常用的术语来说，就是有很强的喜剧性。然后，用一种荒诞而又看起来合乎情理的方式，把它们衔接起来。于是，荒诞的环境、荒诞的情节、荒诞的人物，就烘托出一个荒诞的主题：在荒诞的统治之下，人们只能在一种荒诞的情境中，荒诞地生存。影片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传统的情节发展和观众期待心理的消解和反动，比如：被空投敌后，孤悬于一颗大树之上的伞兵，在群敌包围下，既没有壮烈牺牲，也未经过艰苦搏斗，却稀里糊涂地取得了胜利，成为“英雄”。观众在笑声之中，也体味到了某种荒诞的感觉。这些荒诞的细节会聚起来，就凝聚成了影片“荒诞人生”的主题。
更深入地来看，这些几十年前的往事，之所以让我们这些今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听得不亦乐乎，乃在于影片中人性的弱点和拙劣，荒诞的人物和故事，并没有“逝者长已矣”，而是流淌至今，不舍昼夜。也许还会代代相传。所以我们永远会需要喜剧，用以自嘲和嘲他。
《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在风格上与《三毛》有相近之处。尽管它没有产生《三毛》那么大的影响，我认为它仍然算得上一部优秀的喜剧作品。《王》片以旧上海滩为背景，用摄影机这只自来水笔，为一个小人物王先生画了一部“连环画”。在以风格化的喜剧来表现小市民的生活方面，《王》片是有贡献的。
如果说黄建新的喜剧，在风格上以冷峻见长的话；那么，张建亚喜剧的特征，应该说是机智。前者使我们的笑声变得沉重，眼里闪烁出泪花；后者则让我们感觉到大人物的愚蠢，小人物的智慧，以及平凡生活中的辩证法：荒诞中的合理，合理中的荒诞。
第三位喜剧导演宁瀛，也许是中国电影导演中接受专业训练时间最长的一位。前后大约有十年。这也许有助于她熟知电影拍摄中的各种技巧。1990年开始独立执导影片，已拍片三部。《找乐》（1992）和《民警故事》（1995）是优秀并且风格独特的喜剧电影。
《找乐》讲了某京剧团传达室韩老头退休后的一段经历。这位一辈子独身的老人，善良、正直、保守并且倔强。为了给自己彻底自由后的生活，寻找一个主题，办起了一个老年文化活动站，一群热衷京剧的老人，聚在一起，为生命的正常延续而找乐。不过，这一群体，也象人类的任何群体一样，注定不能风平浪静。而且由于不象军队、剧团等群体那样存在着铁的纪律、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或者一整套的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在短暂的蜜月之后，矛盾和混乱随之降临。当了站长的老韩头，也不自觉地具有了“官”的意识，最后，文化站化为乌有，老人们在瑟瑟秋风中，重新回到了天坛城墙脚下，继续他们往日的生活，老韩头在远处悄悄地注视着他们，这个“局外人”不知何去何从。
奇妙之处乃在于，导演使用了一种纪实风格极强的方式，讲述了这一故事。叙述者的思想观点被巧妙地隐蔽起来，消解于影片朴素的叙事之中。被中国影视理论界“巴赞信徒”们呼唤多年的纪实风格，在潮退之后，不经意地出现。《找乐》是一部具有多重含义的影片，它对人性的挖掘以及对人类群体生活的展现，已进入相当深刻的境界。它所唤起的笑声，浓缩着人生的苍凉和人世的悲哀。所不同的是，它是让你笑着感觉出的。
《民警故事》在风格上向纪实化迈进得更加彻底，全片没有一位职业演员，演员对白尽量向生活靠拢，并且没有为影片配乐。影片在形式上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完整而优美。而且主题含义上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十分突出。可以说，此片在形式方面的探索，将会载入中国电影史册。但就思想的深刻性方面而言，此片不如《找乐》，弥漫在《找乐》中沉重的苍凉感，已经减弱、淡化。这是有些令人遗憾的。但《民警故事》仍然可以称为一部优秀的喜剧片，其形式上的探索，更是难得和可贵的。
宁瀛的喜剧在风格上的特点，也许可以归结为伤感，这种伤感，能够将一种带有忧伤的笑声笼罩住观众，使他们沉醉，流连忘返。
第四种喜剧，不只是来自某一位导演，而应该说是近年来的一种比较有影响的电影创作现象，“市民电影”。
八十年代晚期，以改编王朔小说为先声，形成了一股颇为壮观的电影创作潮流。这股创作潮流一直延续至今，并在观众中产生较大影响。因其多以表现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小人物”为特征，也许可以称之为“市民电影”。“市民电影”普遍含有喜剧因素，而其中的某些影片，或许能够称之为喜剧电影。《大撒把》（1992）与《无人喝采》（1993）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大撒把》以两个都市中的小人物的一段平常的经历，作为表现内容。没有刻意去制造复杂的情节，宣染所谓都市的奢华。而是心平气和地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寻求其中所蕴含的意味。此外，影片摒弃了“市民电影”初期人物语言过分扩张的弊病，更注重于用视觉形象和影片整体的视觉氛围来传达主题含义。我们在笑声中和人物一起来嘲笑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嘲笑它的不合理，也嘲笑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尽管这笑声部分消解了批判的锋芒，但至少我们感到了影片创作者们的智慧，感到了我们自己生存于其中的都市本身的滑稽与荒诞。
《无人喝采》关注的是都市里的婚姻和爱情。它描写了始终住在一单元房里的一对夫妻，从准备离婚到离婚再到各寻配偶的过程。这种过程尽管普普通通，却也时时异彩纷呈。也许正因为我们大家都耳闻目睹或者亲身体验过这种“都市流行病”，所以当它出现时，才会笑得这么开心或者这么苦涩。
在影片结构上，一个相对集中，一个相对散漫；一个相对投入，一个相对冷峻。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在直面我们身边最近的现实。
从题材、主题和表现手法上，这两部影片的导演夏刚，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二
十年来，中国影坛不仅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喜剧片：在其它片种的创作中，也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喜剧因素。这里，我们仅仅探讨一下，在可以作为代表的优秀影片《秋菊打官司》和《过年》当中，喜剧因素的出色运用。
《秋菊打官司》（1992），无疑是近年来最优秀的影片之一。它把一个已被人拍滥了的题材，和一个在创作上极不容易走向深刻和独特的主题，借助于纯熟的电影语言的技巧，在种种难以摆脱的限制之中，走入了自由的王国。
我以为，《秋》片的成功，三分在内容，七分在形式。如果要讲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讲在某些特别情况下，形式对内容的巨大而强劲的支撑作用，《秋》片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从比较基本的层次来看，《秋》片在人物造型、语言、行为的设计上，都精心地进行了喜剧化的工作。秋菊假如不穿那么臃肿的衣服，不挺着怀孕的大肚子，不说一口陕西乡音，不在举手投足上尽全力向农家妇女靠拢，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秋菊打官司》，不会有其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如张艺谋本人所言，“无论多努力，拍出来充其量和《老井》、《野山》差不多。”（《当代电影》，1992年第6期，13页）。 在情节与情境的设置上，也有不少喜剧色彩。比如村长恰巧是踢了秋菊男人的那个地方，这对于整个影片情节的发展，是一个极重要的细节。
如果影片全部向喜剧方向发展，上述的喜剧化设置，可以断言，决不会达到今天的鲜明效果，它们也许会被引入滑稽的领域，被观众轻松的笑声所淹没。
从喜剧的角度说，《秋》片的一系列喜剧设置，单看并无多少新奇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关键在于，它在导演的整体构想和影片的总体风格之中，成为了一种不可分离的要素，这才使腐朽化作了神奇。
《过年》，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影片。它在表现家庭生活方面，达到了相当深刻的水平。影片故事发生、展开、结束的时间非常短暂，地点也几乎就集中于一所房子里。这使影片拍摄的难度增大，对演员表演的要求增高，当然，最终这些压力都要集中到导演身上。于是，黄健中导演在影片的总体处理上，向戏剧靠拢。在如此狭窄的时空里，要想把一个家庭中恩恩怨怨的平凡琐事，讲得精采，讲得耐人寻味，喜剧元素的介入，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如果仅仅是为了调剂，为了场面调度转换，那么喜剧因素的运用，只能说是起到了某种布景或道具的作用。而在《过年》中，喜剧因素的运用，严格地按照人物的性格、经历、情境而展开。大儿媳说的话，二儿媳决不会说；小儿子办的事，大儿子肯定做不出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原则被贯彻得精采、生动、富于魅力。喜剧因素的出色运用，使影片透过凡人琐事所要表达的人生哲理，更加完整和成熟。悲有悲的因，喜有喜的缘，条分缕析，清晰可辨。可以说，喜剧因素的运用，为《过年》的光彩，做出了自己应该做出的贡献。
十年来，具有喜剧色彩的优秀影片，还有一些。篇幅所限，难以一一加以讨论。不过，有一点应该明确的是，如果你不准备拍一部纯粹的喜剧片，喜剧因素就应该是为整个影片的主调服务的，既不要喧宾夺主，也不要草率成篇。
三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电视事业有了惊人的发展，其成果令人瞩目。电视连续剧，因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已经成为电视艺术迅猛突击的先锋。十年来，在电视连续剧的领域，喜剧艺术，同样取得了光荣的业绩。
这里我们仅仅就两部优秀的喜剧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与《宰相刘锣锅》进行讨论；稍后，对具有浓郁喜剧色彩的连续剧《围城》和《一地鸡毛》进行一下分析，以检阅喜剧艺术在电视领域里的杰出成就。
《编辑部的故事》，在题材、主题、风格方面，俱开风气之先。其调侃的语言、幽默的人物、滑稽的情节、机智的讽刺，融汇成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的确，《编》剧没有太深刻的思想，其对社会时弊的针砭，大多已在连续不断的笑声中瓦解。但就一种大众文化娱乐形式而言，也不应该把所有应该在其它艺术形式或者学术著作中完成的主题，都让它一个剧来承担。《编》剧在大众中的强烈反响，说明了它在提供娱乐方面，是相当成功的；而其在轻喜剧形式风格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是应该受到鼓励与公正评价的。
《编》剧之后，出现了一批模仿它的作品，但都没有达到它们所模仿的对象的水平。
《宰相刘锣锅》是近年的一部优秀喜剧连续剧。它在形式风格方面，也取得了杰出成就。首先，《刘》剧以民间故事的形式，来写历史。这一方面使创作摆脱了历史事实方面的拘禁；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吸收我国历代丰富多样的民间文艺传统，实际上，《刘》剧中的许多细节，就直接来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第二，刘锣锅这一人物形象，是我国现当代文艺史上极为少见的正面幽默人物。这个驼背的宰相，在大事上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不惜性命；在小事上迂腐滑稽，让人忍俊不禁。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古代民间关于有个人怪癖的好大臣的传说。而在乾隆皇帝的身上，我们能发现民间关于有些小缺点的好皇帝的理想。而和坤，自然要集古代奸臣之大成。
我觉得《刘》剧的成功，正在于创作者们，从一开始，就在老百姓心里认定的什么是忠、什么是奸，这一点上来下功夫；而民间故事风格的选择，更具有一种天然贴近百姓的功能。在大众传媒这一领域内，超前的先锋派、居高临下的“假正经”“伪道德”，是都不会成功的。
《围城》改编自钱钟书先生的同名作品。在近些年来从名著改编而来的作品中，是一部罕见的极为成功的作品。它保留了原著机敏的讽刺风格，以及大量幽默、诙谐的语言，将原作的深刻与睿智，相当完美地转换成富于魅力的视听语言。的确，钱老先生的原著，由于其本身的特点，颇不利于在荧屏上展现。电视剧《围城》，在名著改编方面的探索，是有开创性意义的。而其在广大观众层面普遍受到的欢迎，进一步证实了它的探索的普遍意义。方鸿渐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有理由在“新时期”电视艺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同时该剧在喜剧元素运用方面的杰出成绩，也将长久地为后来者们作出表率。
《一地鸡毛》改编自当代小说家刘震云的两部中篇小说。此剧从整体上看不是喜剧；但带有不少的喜剧色彩。其特点在于，这种喜剧色彩与传统的喜剧观念有所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接近欧美当代的所谓“黑色幽默”，以及现当代戏剧中的“荒诞派”。所不同的是，《一地鸡毛》所嘲笑和讥讽的是，向现代化转型期间，某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怪诞而荒谬的现象；而“黑色幽默”与“荒诞派”之流，实质上乃在于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许多方面侵蚀人性、扭曲人性、异化人性的不满和抗议。
《一地鸡毛》所引起的笑声，是苦笑。是我们大家在许多时候都能体验到、并且为之缠绕和烦恼的事情。我们的笑声趋向沉重，难以轻松，因为它离我们太近，我们的心中存有恐惧和焦虑。小林的故事，我们简直太熟悉了；而机关里的故事，我们也并不陌生，我们的笑声里，百感交杂，五味俱全。
十年来，电视艺术在喜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象《编辑部的故事》与《宰相刘锣锅》这样的喜剧，不仅在艺术上有所开拓和创新，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而且还吸引了极为广大的观众。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它们在创作上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成绩是主要和突出的。而象《围城》与《一地鸡毛》这样的作品，同样也为喜剧元素在电视领域里运用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
尽管理论往往落后于创作，理论上的总结和归纳仍然是重要的。在这一小节里，我们试着从理论上作一些评述。
首先，喜剧常常受到轻视或者被归结为某种“搞笑的”低等类型，往往来源于对喜剧概念的误解或偏见。喜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美学范畴。亚里士多德对喜剧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古希腊阿里斯多芬等人的作品进行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他不可能预见后来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戏剧类型的发展。古典主义时期莫里哀的作品，为喜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招来当时一些理论家的讥讽。之后又出现了被称为“严肃喜剧”的新剧种，也就是以后称为悲喜剧或正剧的戏剧类型。如果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戏剧，尽管千百年来从未有过“喜剧”或类似喜剧的概念，但从元杂剧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纯粹意义上的喜剧作品。
近代，各种艺术形式在人类生活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数也在迅速增长。这带来了文艺作品数量极剧膨胀。传统文艺理论中所谓“悲剧、喜剧、悲喜剧”三分法的划分，再也无法适应丰富多彩的文艺创作现实。于是情节剧、肥皂剧、轻喜剧、滑稽剧、歌舞剧等类型概念纷纷出笼。等到电影这门第七艺术问世，大工业化的生产和销售，很快涌入这一领域。在投资老板大赚钞票的同时，这门年青的艺术也慢慢走向成熟。巨额资金的投入、优秀人材的聚集、观众人数的增长、技术的不断进步，构成了电影影片数量与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于是，电影艺术的王国里就出现了千姿百态的繁荣。用传统的喜剧理论，只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事实。而大量的新的创作现象，则期待着人们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术语来总结和归纳。今天不再有人称卓别林的影片是滑稽或者马戏团杂耍，“流浪汉”形象成为了现代艺术的经典和第七艺术的骄傲。喜剧艺术在向前发展的同时，不停地在吸取其它艺术与其它美学范畴的精华。在今天，尤其是在视听艺术领域，类型间的相互融合，已成为发展中的一大趋势。
其次，中国近十年的喜剧实践，在产生一批优秀影片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美学趋向。
如果说在“新时期”最初的岁月里，面对扑面而来欧风美雨，和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我们在向现代化迈步的焦急之中，于思想和文化的领域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极为浩大的反思与启蒙的运动，有力地促进与支持了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与改革的浪潮。“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与“第五代电影”，就是这一运动的典型而必然的产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与加剧，一场伟大、深刻、遍及中华每一个角落的壮烈变革，在和平的年代，没有硝烟地展开。人民在取得了巨大物质与精神利益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空前巨变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敏感的艺术家注定要比其它人更早、更明确、更深刻地体味到这种痛苦，并把这种痛苦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出来。所谓文学上的“新写实”、“新状态”即是如此。从整个文艺来看，以表现现代化进程给人们精神世界所带来的苦恼、困惑为主题，是近十年来的一大潮流，这一潮流也许可以称之为“荒诞现实主义”。
有关“荒诞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详细情况，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近十年来的优秀影视喜剧，与这一思潮有何联系。第一，荒诞现实主义在作品的局部，总是采用写实的手法，甚至是自然主义的手法；这些在黄建新、张建亚、宁瀛、夏钢的喜剧电影和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宰相刘锣锅》里，都能够得到证实。第二，局部的写实在贯穿起来之后、总是表达出某种荒诞的意味，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的讨论中分析过。第三，尽管新时期以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美学、文艺思潮都曾被大量引进和介绍，并被一些艺术家用于创作实践，但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创作从未成为创作实践中有较大影响的流派。其本质在于，中国目前的形势，仍处于从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传统的社会向一个现代化社会过渡的阶段。所有令人烦恼的矛盾，大部分处于这一范围之内。大都市里出现的一些看似后现代的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一个提倡“居者有其屋”的大城市，当离婚了也必须住在一个单元房里，我们上哪里去找后现代的感觉呢？！我们仍然处于第三世界。即使从具体的作品来看，比如《背靠背，脸对脸》，那种人事斗争，复杂而微妙的“内耗”，究竟是后现代还是转型期的“中国特色”。《站直喽，别趴下》里热热闹闹的邻里关系，《民警故事》中的“狗事”，《宰相刘锣锅》借古喻今的“清官”、“贪官”、“好皇帝”思想，《大撒把》的“留守女士”、“留守丈夫”，这些完完全全是我们转型期内的矛盾，是伴随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式的烦恼。
其三，从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来看，反讽与自嘲，占据重要位置。与新时期初期的雄心勃勃与“挥斥方遒”相比，无论艺术家还是观众，在风风雨雨之后，开始认识到，改革不仅是一件听起来伟大的事，也是做起来艰难并且需要付出很多代价的大系统工程。人们在心理承受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也更加理解和懂得了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去对待它。于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作品不再被处理的轻松愉快，也不会再在结尾把所有的问题和麻烦统统解决或一笔勾销。喜剧开始走向深刻和成熟。创作者们用局部的写实，将生活中的问题清晰而完整的表现在观众面前，在“有意味”的贯穿起来之后，让观者体味出它的不合理，甚至怪诞和荒谬。在如此反讽的同时，由于意识到难以轻易地改变，从而升发出一种自我嘲弄的长长叹息。黄建新的影片由此走向沉重，并带有几丝苍凉。而宁瀛的影片则走向内敛而冷静的叙述。张建亚向怪诞与夸张迈进，而夏钢则更喜欢不动声色。《编辑部的故事》与《宰相刘锣锅》为了争取更广大的观众，则在剧中有意消解了问题的严重。不管它们在具体的创作条件下，有怎样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的不同，但相当统一的是，都大量使用了反讽与自嘲的艺术表现手法，并营造出一种“冷幽默”的艺术效果。
其四，在题材、主题、人物、风格等方面，这些影视作品也有所突破。比如赵书信、王德立，都是影视作品中的新人；在《找乐》和《民警故事》中，宁瀛使用了罕见而完整的纪实风格；“市民电影”中的喜剧在题材和主题方面都有所开拓。此外，各种其它类型影片表现手法的引人，也是一个相当显著的特征。
其五，在观赏效果上，“苦恼人的笑”，似乎是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作为喜剧标志之一的笑，不再象以往那样单纯，而是变得复杂多义，浓缩起多种多样的人生情感。这也是喜剧艺术在向前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总之，十年来，我国的影视喜剧，在艺术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这里还应该提到象陈佩斯系列影片和电视剧《我爱我家》一类的通俗大众喜剧，它们在艺术上尽管还显得有些浅陋，但也都获得了相当数量观众的喜爱，为影视事业和影视喜剧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希望，在下一个十年，能够看到更多更好的喜剧影视作品；希望喜剧艺术，能够再创辉煌。
标签：喜剧片论文; 编辑部的故事论文; 秋菊打官司论文; 一地鸡毛论文; 找乐论文; 大撒把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喜剧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