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文化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古老的中华大地经历着一场空前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和动力的，市场经济的改革必然并且已经导致人们精神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和整体嬗变，形成一种“市场文化”或“市场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进行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滋生蔓延”，这是一个“历史性课题”，是对我们党的“一个重要考验”。解决这个历史性课题，通过这个考验，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搞清“市场文化”的内涵和趋向，它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这样才能在实践上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市场经济及其文化精神的引导、融合和超越。
一
“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即市场文化。市场经济是一种矛盾存在，它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利弊并存。一般地说，既形成了自主、独立、平等、民主、效率、竞争、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等，也滋长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等。这些自发产生、包含不同发展趋向的市场意识，就是市场文化的胚芽或初始形态。
马克思从人类历史总体进程上把握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以及市场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内在矛盾。他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一道发展起来。这就是说，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是分别同人类历史发展的三种依次上升的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市场经济和市场文化的本质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对于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未来“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文化形态而言，又有“物的依赖性”这一根本弊端。
具体的市场经济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具体化为一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即一定的生产关系实现形式和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具体的市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具体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历史条件，离不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及建立其上的基本意识形态。市场文化就是在同这些历史因素的碰撞、磨合之中形成并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基本内涵和现代标志而存在的。
西方原发性市场经济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形成的经济活动形式和交换关系形式同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织在一起，孕育了西方的市场文化。它最初表现为“人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人文主义和神文主义对比，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高扬人的意义，强调个性解放，反对等级观念，呼唤人人平等，抨击封建专制，主张独立自由，批判宗教伦理和禁欲主义，肯定功利实惠而丧失人的精神追求，过分强调现世精神而忽视对人的终极关怀。新教伦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文主义极端的匡正。它一方面鼓励个人发财致富，认为这是上帝赐于人类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提倡“合理谋利精神”，认为人应该靠信仰，靠内心纯洁，公正、节俭、敬业，实现自我确证。几百年过去了，人文主义和新教伦理所开启的个人主义思想传统始终贯穿于西方市场文化之中。
近代以来，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在西方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作为理性主义思潮的个人主义既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形成了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从经济合理性中引申出的普遍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同时也导致了深刻的精神危机。正如最先提出“个人主义”概念的托克维尔所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它同胞大众隔离，同亲人疏远”，“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方面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和独立人格形成的历史趋势，强化了市场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的利己主义、以物为标准的功利主义以及人格平等的自由竞争意识，从而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维护和壮大私有财产为宗旨，把统治权建立在物——金钱的基础上，以制度形式强化物对人、实质是少数资本占有者对多数人的支配。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非理性主义绝端个人主义思潮的泛滥，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对立关系的反映。时下有的研究者把这种资本主义的文化困境当作市场经济和市场文化的一般属性，以为利己主义是市场文化的必然归宿，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如果说西方原发性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那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觉选择”，是通过“有领导有秩序”的改革逐步建立并使之走向完善的。这种自觉选择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历史作用和本质特征的科学认识：
第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本身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经济以物质利益和自由竞争为主的动力结构，自主、多样、高效的决策结构，以价格体系为载体的信息结构，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不仅能极大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生产技术、生产管理和产品结构不断创新，而且能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效率提高和生产力发展。
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母腹中脱胎而来的，“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市场化进程不仅是和经济工业化、社会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史和现实证明，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条件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必也不能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然而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变为“够格”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及其观念文化的批判，是从历史实际出发，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对象的。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的否定，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人已经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现实的尤其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始初条件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迥然不同。在我国，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同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必然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必须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市场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结合，也是“历史的产物。”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两者结合的历史前提和广阔空间，认识历史的必然，把握历史的契机，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我们的立足点。
二
虽然马克思不可预料到实践中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所以他没有在其两种社会形态理论中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能的对应关系，但他阐明了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自然历史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建立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必须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所造成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为前提。这就为我们以历史的尺度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市场文化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党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与市场经济形态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就为我们正确认识上述关系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当代中国，市场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共同的现实基础和相容的精神内涵。首先，它们有着统一的历史渊源—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机制，它将公众自主、独立、分散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换连为一体。市场主体在个人逐利的活动中要以为他人提供等价商品和服务为前提，以利他为手段；市场主体在竞争中，期望得到他人的合作与支持，要求有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意识—市场文化就内在地包含着社会性原则、利他原则和合作原则。这些原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被遮蔽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恰恰在于拯救这些原则并加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同样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现实的社会主义不但不否认市场经济，相反把市场经济作为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经济、体现自身本质的必要手段。作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当然也就内涵着市场文化因素。
其次，它们有着统一的人性根据—“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在西方的市场文化中，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都执着于一种人性假说，即市场主体是“经济人”而非“道德人”。一切人的行为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遵循“少投入、多产出”的经济原则，通过市场去攫取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他们不需要考虑社会利益，不受道德观念的约束。而个体人的经济行为会自动形成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对人性的歪曲，也是空想。“经济人”和“道德人”是市场主体人性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市场文化中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固然反映了“经济人”的一面，但它的独立自主观念、自由平等观念、民主法制观念和诚信敬业精神，却确证了市场主体有自身的精神追求、受一定的道德约束。否则，西方不会有精神失落、道德沦丧的哀叹，回归自我、重建精神家园的诉求。这是市场主体作为“道德人”的心灵呼唤。当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不认为人只是道德人，也不单纯是为了实现某种道德境界。相反，它强调道德恰恰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所以，无论是市场文化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以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为人性前提，在对两者的解释上也有相互包含之处。
再次，它们有着统一的现实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践证明，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意识，是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先导。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离开这个基础，谈不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更不要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而要巩固这个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由它的思想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指导、保证和动力。所以市场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最后，它们有相通的理想目标—人类解放。人类实践的目标是不断求得自身解放、获得自由，包括从自然束缚、社会压迫、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同是人类解放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对于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市场文化是对“人的依赖关系”的解放。尽管解放并不彻底，其自发结果会导致对人的另一种奴役：物的奴役和资本的压迫，但却是人类彻底解放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及其精神文明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形式的奴役和压迫，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它当然要否定物对人的支配和人的两极分化，但决不是摒弃市场经济及其文化，回到“人的依赖关系”中去。它要肯定和发扬自主独立的人格、平等自由精神，以此出发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就价值本位而言，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包含着以个人的本位的利己主义价值取向，即市场主体必然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强烈的自利动机，否则人们之间就不会产生商品等价交换和各种市场行为，市场经济也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需要独立自主的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市场主体。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市场主体，自身利益的追求离不开他人，也要为了他人。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以人民为价值本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提倡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统一的行为准则。
从价值标准来看，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是以物（商品货币）为价值标准，崇尚物质功利主义，忽视价值理性和人文文化，造成人的畸形发展。但是社会主义追求功利、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功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物为了人，人支配物；社会主义把物质满足和精神充实看成是人类发展同等重要的条件，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决不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追求物质富裕和享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更强调整体利益，提倡个人服从集体，在追求眼前利益时，更强调长远利益，以求可持续发展。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市场竞争及其竞争、效率、创新观念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引导和法制的约束，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否认竞争，而鼓励公正、合法、有序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决不能导致两极分化、人情淡漠、社会分裂，而要通过竞争达到平等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人的观念市场化，也必然导致人的观念市场化。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既有切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一面，又隐含着背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自发趋势。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观念市场化的自然加以辨析、约束和引导，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市场观念、市场精神，使之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优势，运用法制、纪律和道义的力量限制和化解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使市场观念、市场精神在全新历史条件下得到升华，从而整合创造一种新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
三
精神文明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社会经济关系变化了，精神文明必然随之变化。在我国，正在形成和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新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实基础。新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化系统。在其中融入市场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使之在新的文化形态中得到升华和超然，是构建我国新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首先，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展生产力，使人从自然束缚下解放出来；它不仅不能摒击市场文化，而且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倡导市场文化，以解除在生产力落后基础上形成的“人的依赖关系”，造就普遍的自主独立的人格和全面的能力体系，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创造前提。
其次，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小农意识和封建文化没有经过市场的“炼狱”，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本能”地拒斥市场文化，而用儒家思想诠释社会主义理想并欣然接受。这就使得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留有封建的杂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融进市场文化因素，有助于我们鉴别并剔除其中的封建遗迹，使之健康发展，深入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
再次，建国以来，我们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把这种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就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不打上计划经济的烙印，像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粗鄙的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本位主义、否认个人的抽象的集体主义原则、平均主义的思想、离开物质利益的道德说教、以至于某种官僚专制意识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融进市场文化因素，有利于我们分析和剥离其中的陈旧观念，使之成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性精神，具体分析市场文化的矛盾趋向，在引导、改造的基础上使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融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比如，个人和集体。市场文化以个人为本位，追求个人利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集体主义原则，要求个人服从集体。两者似乎不相容。但个人和集体本来就是统一的。个人和集体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在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下，集体是一种超乎个人的人格化实体，个人只是一种生物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个人利益，只能导致压制自由、扼杀人性的专制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决不提倡这种“集体”，它不否认个人的独立人格、不否认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社会主义集体是在肯定这些前提下，人们自由自觉的社会结合所形成的群体。市场文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必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但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却可以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前提和组成部分。其它，诸如利己与利他、义和利、竞争与合作、自主与监督、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都可以在理性精神的引导下将它们融合起来。
当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市场文化因素的事例不是没有主次、亦此亦彼。它的核心和导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在融合中使市场文化因素得到升华和超越。必然使精神文明的发展以社会主义为导向，使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占据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这种升华和超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求我们：
必须从个人本位升华到人民本位，超越利己主义的狭隘界限。要使市场主体自觉意识到，市场行为是个体的，更是群体的，是利已的，更是利他的，从而形成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规范意识，自觉抵制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自觉谋求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统一。
必须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贪欲、对商品金钱的迷信崇拜及单纯的逐利冲动中解放出来，超越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塑造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既讲物质经济利益，又讲精神文化追求；既要发挥技术效能，更要挖掘人的潜力；既讲经济效率，又要体现公平。
必须摒弃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竞争观念和竞争行为，超越人与人在竞争中的对立。从诚实守信、公正平等的竞争中形成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态势，进而达到人与人之间既独立自主、自由平等又相互合作、和谐统一。
实现超越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个人人格的独立自主，加上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的不同，必然使得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但是，社会整体在客观上又是统一的，它在精神领域也应有统一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这种价值导向提供给人们某种价值理想，鼓励人们、约束人们趋向某种统一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理想目标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应该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不能由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推导出价值导向的多元论。我们要在承认和肯定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超越多元化，使其在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目标下统一起来，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这样，我们就能在实践中把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在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市场经济内在精神的升华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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