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500年——1.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2.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3.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4.苏联模式逐步形成——5.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6.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空想社会主义论文,马克思论文,苏联论文,列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闫志民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初，经过大约300年的发展，到19世纪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积极主张和有价值的猜想，这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一、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
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是欧洲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时期。资本主义诞生使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加，但却给早期的无产者带来血与火的灾难。马克思讲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就是指这一时期的状况。当时一些优秀的思想家，对受苦受难的无产者深表同情，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追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于是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在16世纪初应运而生了。它所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形成阶段的早期无产者的思想和要求。
16世纪和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由简单协作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原始积累正在加快进行。新兴资产者通过残暴剥夺农民，拼命压榨工场工人，野蛮掠夺海外殖民地等办法，千方百计地聚集资本和扩大经营。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英国人莫尔，他在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他在监狱中所写的《太阳城》一书，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实际斗争方面的代表人物，是1524年德国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和17世纪中叶英国掘地派运动领袖温斯坦莱。
18世纪的中期空想社会主义。工场手工业在18世纪进入鼎盛时期，60年代英国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之后又爆发了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时无产阶级已从一般劳动者中分离出来，并被卷入资产阶级革命洪流，但还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中期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方面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摩莱里和马布利。摩莱里的代表作是《巴齐里阿达》和《自然法典》，马布利的著述很多，1792年出版的《马布利全集》就有15卷之多。他们的著作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具有直接的理论形态，马布利著作主要采用论战形式。摩莱里著作主要采用法典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理论主张。除此之外，摩莱里和马布利的空想社会主义，还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或禁欲主义色彩。这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实际斗争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巴贝夫，他在1796年3月组织了“平等派密谋委员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叛徒告密而失败。
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是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产儿。经过这两场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在欧洲迅速发展起来，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对劳苦大众进行的残酷剥削，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和法国出现了形态更完备的空想社会主义，这就是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他们把空想社会主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圣西门的代表作是《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傅立叶的代表作是《全世界和谐》、《新世界》；欧文的代表作是《新社会观》、《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欧文还在美洲进行“新和谐公社”的试验。
二、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有的还试图把社会主义理论同群众运动联系起来，甚至进行了通过暴力推翻当时社会制度的尝试。
第一，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莫尔揭露资本主义一出世就犯下了“羊吃人”的罪恶。他写道：“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猛，以致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页)圣西门揭露资本主义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5页)。巴贝夫揭露资本主义是一个穷者愈来愈穷、富者愈来愈富的畸形社会。劳动者一无所有、两手空空，而不劳者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傅立叶以他特有的讽刺家的笔调，揭露资本主义是一个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尖锐冲突的社会。“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需要一场大火把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2页)傅立叶还深刻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在随着生产发展的程度而增长”，“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并指出这种贫富矛盾的实质是“工厂主阶级”和“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对立。欧文认为工人的失业、贫困和饥饿，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家“掌握了权力和资本”，把大量财富占为己有，而劳动者却成为“工资制度的奴隶”，陷于贫困和饥饿。
第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对私有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莫尔说：“我深信，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页)康帕内拉说：私有制和利己主义思想是“万恶之因”，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罪恶现象都是由贫富对立引起的，而根源在于私有制。欧文说，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祸害，“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6页)。摩莱里对私有制的揭露最为系统，他说：私有制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和贫富对立；私有制必然引起道德败坏和贪欲的恶习；私有制产生了封建特权专制统治和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同样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总之，“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之母”(摩莱里：《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4页)。
第三，论证未来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康帕内拉认为，私有制社会不是人类一开始就存在的，也不是永恒的，人类社会在经历了私有制社会的各种罪恶之后，必将进入到公有制社会。摩里莱里也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违反理性和自然规律，违反人类道德的。人类社会最终是要回到符合理性的公有制上来的。他明确地用“理性——理性的错误——理性的发现”，表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圣西门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得出未来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他说，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上升、不断进步的过程，每个社会的存在都是相对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类的黄金时代属于未来，属于“实业制度”(圣西门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傅立叶则直接对资本主义的永久性和合理性提出怀疑，他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优越性及怀疑它的永久性。”(《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1页)资本主义社会目前已经陷入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终将会为更高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三、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精心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蓝图，有的还进行了社会改造的试验。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积极主张和有价值的猜想，主要包括：
第一，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大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是，他们的主张之间又有差别。例如，莫尔和康帕内拉主张全部财产公有，而温斯坦莱和马布利则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加以区分，主张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生活消费品属于私人所有。圣西门和傅立叶主张未来社会还保留私有制，而欧文则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提出在未来社会“纯粹个人日常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成公有财产”(欧文：《〈新道德世界书〉摘译》，《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
空想社会主义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正像马布利所说，“在这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4页)。社会和谐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傅立叶把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称为“和谐制度”。欧文也突出了未来社会的和谐特征，他把自己在美国印第安那州所创办的社会组织称为“新和谐”公社。
第二，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合理分配。几乎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强调劳动的意义，主张未来社会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度，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但他们在分配问题上的主张也有差异。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马布利等人提出，理想社会应该实行按需分配制度，但他们的这些主张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色彩。圣西门和傅立叶克服了这种局限，提出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认为在理想社会人们的生活是十分美好的。圣西门首次提出脑力工作也是劳动、脑力工作者也是劳动者的思想。圣西门和傅立叶都主张要按劳动和人们才能和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他们很早就提出了按劳分配的思想。傅立叶还提出“按比例分配”。欧文还明确地提出未来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第三，消灭商品交换，有计划组织生产。由于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实行按需分配，所以他们都认为未来理想社会不存在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莫尔指出，乌托邦的整个生产和消费都是根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进行的，其内部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对外贸易，因为乌托邦不拥有生产某些产品的资源，需要通过外贸才能获得。巴贝夫发展了莫尔的计划生产思想，提出社会应计算出社会的需要，并根据这些计算有计划地安排生产，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是有计划进行的。圣西门设计的实业制度，也坚持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生产的原则。
第四，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摩莱里提出要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和实行亦工亦农的思想。傅立叶把自己设计的法郎吉，描绘为一种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社会组织，它的成员既从事工业劳动又从事农业劳动。欧文设计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不但消灭了阶级、特权、剥削和压迫，而且是“一个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没有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此外，他还主张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第五，主张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直至最后消亡。圣西门已经注意到由于阶级消灭所引起的国家职能的变化，提出未来社会的政治将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对人的管理将代之以对物的管理。这是关于国家消亡思想的萌芽。傅立叶所设计的法郎吉、欧文所组织的共产主义公社，国家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没有军队、警察，也没有法庭和监狱。
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某些天才构想，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四、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这些人提出的社会主义观点不能不具有空想的性质，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首先，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从唯心史观出发的。空想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而是以它们是否合乎人类理性为评判标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是罪恶社会，就在于它违背人类理性；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理想社会，也在于它符合人类理性。而这个符合人类理性的绝对真理是早已存在的，但要靠像他们这样的天才人物去发现，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发现纯属偶然，可能是在今天，也可能是在五百年前。
其次，他们未能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道路。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但由于当时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重要作用，仅仅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等级。他们不是启发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而是从外部或者上面去寻找拯救无产阶级的力量。
他们也憧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理想社会，但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冲突还刚刚形成，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在他们看来，消除这些弊病便成为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或社会规律，从头脑中设计出新的社会方案，这就注定他们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是空想，并且方案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关于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要作用，并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希望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来帮助被统治阶级走向新的“耶路撒冷”。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曾多次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欧文也曾试图说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希望帝王们能够接受他们变革社会的方案。但他们得到的是无情的嘲弄，这些帝王甚至把他们看成是疯子。傅立叶还在报纸上登出广告，恳求富翁们慷慨解囊，投资新社会的试验，而且每天中午准时在家里等待他们的到来，结果却从来无人问津。至于他们所做的共产主义公社试验，也都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许耀桐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空想社会主义江河日下的时候，欧洲资本主义在发展，无产阶级独立政治运动在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解放全人类锻造了锐利的武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下的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还写了一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在这些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和实现条件，形成了十分完备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因此成为名垂千古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和伟大的思想家。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和任何一种新的学说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绝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首先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空想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直接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益成分，而且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它的根本缺陷在于：第一，不能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能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第二，不能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找不到能够代替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8页)。为了使社会主义摆脱虚幻的性质，就必须把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奠定了坚如磐石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最基本的观点，并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唯物史观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它作为受生产力制约的社会一切关系中的最基本的关系，从而使人们在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解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时，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窠臼，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找到了科学的路径。社会发展不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是主观臆断的、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客观依据的、有规律可循的。
剩余价值学说的伟大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秘密。它科学地论证了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表面上是偿付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实际上只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使资本家利用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的秘密暴露无遗。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知道它是坏东西，猛烈地批判它、咒骂它，却不能说明它坏在哪里。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从哪里产生和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学说通过阐述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过程，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秘密，证明了现代资本家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而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公道”、“正义”、“平等”，完全是虚伪的空话。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一样，有它产生、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它灭亡的必然性。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具有划时代的功绩。首先，它们使社会主义驱散了空想的迷雾，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出现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理性的王国、幸福的乐园，只不过是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式不同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的奴役制社会。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已成为必然的要求。其次，它们找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经济根源，阐明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绝不能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身上，绝不能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以为这种人物一旦出现，人类社会就会免除迷误、痛苦和灾难。只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建设者。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由此迈开了发展的一大步。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时，采取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认真的。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对身临其境的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建立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分析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由于这些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因而对于非典型资本主义的国家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具有指导意义。这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也是我们今天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社会主义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社会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合乎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等。这些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恩格斯在回答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当然，无产阶级的解放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条件，而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则着重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政治条件。
一是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和坚持党的领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起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并在这个党坚强领导下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因此，他们历来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建设，并亲自创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又组织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指导欧美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建党原则。例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理论纲领，才能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民主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才能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
二是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夺取政权。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除了通过暴力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之外，马克思恩格斯也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充分利用其他斗争形式，包括和平的、合法的斗争形式，为夺取政权服务。尤其是从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有可能利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无产阶级应利用和平方式反对资产阶级，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三是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工农联盟并建立最广泛的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之前和革命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就谈到过农民同盟军问题。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面论述了工农联盟的原理，认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并通过这个联盟把广大劳动群众和小资产者阶层团结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一种合唱”，有效地对抗反动势力的镇压，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四是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并解放全人类，首先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此，马克思提出了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起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终点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正如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的，在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五是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看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独立是和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民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而这两者正是民族解放、独立的先决条件。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支持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等欧洲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他们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盟友，无产阶级政党要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
六是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独立自主的原则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入发展以及各国革命组织的成长壮大而逐渐形成并提出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必须通过国际联系，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各国无产阶级组织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的道路和制订自己的方针政策。建立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组织是必要的，但国际联合组织应当尊重各国革命组织的独立自主权利，反对把自己作为一个发号施令的中心，指手画脚，干涉各国革命组织的方针政策和内部事务。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心从西往东移，从德国移到俄国。这是由当时俄国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国际环境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三大矛盾激化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些国家成为实践问题。国内环境是，各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工人运动已经兴起，俄国正孕育一场革命风暴。在这个社会大变革年代，俄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就是列宁。列宁于1870年4月22日生于伏尔加河畔西姆比尔斯克城。父亲是省国民教育厅巡视员，母亲是教师，哥哥是民意党人，因谋刺沙皇被判处死刑。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瑞士日内瓦创办“劳动解放社”，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列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走上革命道路的。
创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列宁走上革命征途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俄国创建不同于第二国际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当时第二国际大多数党因受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侵蚀而主张社会改良。在列宁因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而被流放之际，1898年3月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虽然宣告了党的成立，但是由于没有制订党纲党章，大会所选出的中央机关不久便被破坏，实际上党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列宁于1900年从流放地回来以后，立即到国外创办全俄政治报《火星报》，宣传他的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批判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路线。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先后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英国的伦敦秘密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依据列宁在《火星报》上所确立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制订了党纲和党章。在讨论党章第一条什么人可以入党问题时，发生了列宁同马尔托夫的争论。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列宁和他的支持者获得多数，从此党内出现两个派别：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列宁后来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在列宁的坚持下，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将孟什维克取消并开除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于1918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列宁所创建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如下几点重要特点：第一，坚持党的先进性，即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只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才能参加党。第二，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它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第三，党的结构，是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广泛联系群众的政党组织。第四，党是一个严密组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有统一的铁的纪律。后来，列宁在1920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第五，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在夺取政权前领导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夺取政权后领导国家政权。为了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列宁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创立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许多国家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1921年建立的。毛泽东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组织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
列宁走上革命征途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重要关头，列宁都起了力挽狂澜的决定性作用。一是提出了崭新的革命理论。理论带有根本性，革命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靠理论指导解决。在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高涨年代，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科学分析，在1915—1916年所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而在此之前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遵循的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提出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论”。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国胜利论”，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二是以明确的革命转变路线武装了全党。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一个特殊局面，即两个政权并存，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掌握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属的、监督性的政权，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的并存，反映了俄国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还没有达到工农民主专政。在这个过渡的不稳定的阶段，党内思想混乱，没有一个明确方针，有人甚至提出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列宁在侨居瑞士苏黎世期间，得知二月革命取得胜利，欢欣鼓舞，立即给《真理报》写了五封信，被称为“远方来信”，并同31位政治流亡者，绕道德国回到俄国。列宁回国后的第二天，即俄历1917年4月15日，在党中央作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报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明确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路线，并为8月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作为党的行动纲领。为什么民主革命刚刚胜利，列宁就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是因为一国之内不能长期存在两个政权，有个谁吃掉谁的问题，完全是逼出来的。三是抓住机遇及时组织武装起义。在临时政府经历了四月、六月、七月三次危机，特别是八月粉碎科尔尼格夫武装叛乱后，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通过选举，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成为多数，即进入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阶段。列宁以唯物论的反映论，看到武装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在九月中旬给党中央、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写了两封信，即《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建议立即起义，并在10月10日和16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力排众议，以多数票通过武装起义的决议。能否抓住起义时机，坚决果断地举行起义，这是关系革命能否胜利的重大问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列宁告诫全党，全国危机已经成熟，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拖延起义“就等于自取灭亡”，“就等于断送革命”。俄历10月24日晚，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担任领导起义的重任。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工人赤卫队、革命士兵攻下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人员，控制了彼得格勒一切战略要地，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组成第一届工农政府，十月革命成功了。
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列宁和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所进行的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深刻社会革命，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在世界1/6的土地上推翻了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世界，并对以后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深刻影响。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从1918—1923年在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出现了20世纪第一次社会主义高潮；与此同时，也促进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中国、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印尼、土耳其、伊朗等国都兴起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我国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一贯地把中国革命看做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在20世纪，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社会革命层出不穷，但是真正够得上“新世纪”标志的，无疑是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所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俄国十月革命。
在实践的基础上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飞跃和升华
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四百年梦境，因俄国革命成真。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列宁发现现实的社会主义有不少和经典论述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有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从1921年以后，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和理论升华。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行新经济政策。十月革命以后，经过短暂的喘息时期，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发生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也由于存在直接过渡的认识，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中包括实行余粮征集制，实行工商业国有化，限制市场和私人贸易，推行义务劳动制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这项政策虽然对打赢战争和巩固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在战时广大农民对这项政策还能接受，但在战后就难以忍受了。1921年3月发生的喀琅施塔特的水兵叛乱，就是一个信号。通过反思，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毅然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基本内容是：(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农民有权将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他物资；(2)工业企业停止国有化，并将一部分国有化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4)实行租让制，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与合作。这项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明显，苏联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邓小平对新经济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第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这是列宁在1923年逝世前夕口授的五篇论文和给党中央的两封信中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1)通过合作化，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2)实行工业化和电气化，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3)大力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着力发展国民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共产主义觉悟；(4)加强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包括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充分发扬民主，提高党员质量，增强党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等等。
第三，初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一是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案可资借鉴，是党领导人民的长期探索过程。列宁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二是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就社会制度来说已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必须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包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的作用。四是在革命过后及时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作为革命家的列宁是人所共知的，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运用自如。但是，列宁并没有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拒绝改良和改革，“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碰得头破血流”。
总括上述，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在政策、构想和思路三个层面。三个层次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一个层次高过一个层次，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是最精华部分。这是列宁留给苏联和世界人民最珍贵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如果苏联按此行事，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发生。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借鉴并发展了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
苏联模式逐步形成
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这一模式的形成，有特定历史条件，也有斯大林和苏联党在社会主义认识问题上的局限。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接手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最初也遵循了列宁的思路和方法，贯彻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但斯大林同苏联党内许多人一样，对新经济政策缺乏深刻的理解，仅仅把它看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权宜之计、临时性措施。在后来的实践中，斯大林出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从巩固和维护苏联国家政权出发，提出并确定了加快推进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加快推进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迅速展开，必然要终止新经济政策，由此也就中断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促使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政治日益稳定，苏联党和政府随即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决定把苏联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随后联共(布)中央全会又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具体纲领，苏联工业化的进程由此开始。对于苏联来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意义重大，但难题很多。围绕工业化问题，斯大林提出一系列新的看法和观点，这些看法和观点成为苏联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指导思想。斯大林认为，工业化的中心和基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实现工业化，还要有高速度。在斯大林看来，工业化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苏联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工业化的资本自然要依靠工商及对外贸易的国有化。在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同时，苏联也开始了农业集体化的进程。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五大，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决定开展农业集体化。因为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对粮食和其他各种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而当时苏联农业生产发展很缓慢，跟不上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加速集体化是解决工业化用粮和其他农产品采购问题的根本途径。据此，他又提出了全盘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针。1929年11月，斯大林发表了关于在全国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讲话，集体化速度开始加快。
斯大林提出加快实现工业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依据：一是认为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保障，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要体现。而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只有集中力量发展大工业，才能为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认为苏联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帝国主义国家始终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并怀有扼杀的企图，必须随时准备迎接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战。捍卫新生的政权，保卫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尤其要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和主张，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俄国曾是一个强大的东方帝国，后来的衰落导致了国弱民贫。传统的大国意识和落后的现实，也激发了苏联党和人民产生了加快发展、尽快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和主张，也契合了这样的愿望和要求。
苏联工业化完全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这期间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从任务的提出到解决任务的方式，主要不是基于农业发展的自身要求，而主要是从实现工业化的现实需要出发的，也必然会更多地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因此，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及相应的政治体制。苏联模式的形成，除了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方式有关，也与俄国的历史传统以及斯大林和苏联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联系。俄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民主法制传统少，唯上是从的意识比较强，专制主义也比较深。这样的历史传统，对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偏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从而使苏联模式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历史传统色彩。斯大林和苏联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自认为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了教条式、简单化的认识和阐释。如过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把计划经济绝对化，加快向更高发展阶段过渡等。这种教条式、简单化的理解，对苏联模式的形成不能不产生着思想理论上的误导。
苏联模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采用高度集中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迅速造就了一个工业化强国，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法西斯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但用这种方式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必然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而且这种模式本身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和弊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体制上实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发展战略上以重工业为重点追求外延式的粗放增长；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上沿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在政治上过分集权、党政不分，缺乏监督，容易导致个人独断专行，官僚主义盛行。这些缺陷和弊端在短时期内的突击发展中并不明显，但在长期的持续发展中必然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甚至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过程中，大都仿照了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斯大林在向各国推广苏联经验的时候，也一度把苏联模式神圣化、凝固化，并以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方式迫使东欧一些国家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推行，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给这些国家的曲折发展埋下了隐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困境，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开始进行体制上的尝试性改革。从苏联改革来说，有内外两个原因，从内部原因说，就是僵化的体制束缚着苏联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从外部原因看，就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显著发展给苏联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东欧国家的情况来看，改革的动因除了要改变高度集中的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一个就是要摆脱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控制，争取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所以，东欧各国的改革，始终交织着争取民族自主权利和要求突破苏联模式这两股潮流。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始终没有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思维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实现体制上的创新。改革的过程中，进进退退，反复无常，最终在西方及各种分裂势力的裹挟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由改革走上了改向的歧途，使苏东社会主义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在研究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问题上，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看法和观点。应该说，苏联模式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模式的失败也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主要问题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上抑制市场。应该说，在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认识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也比较早的，实践中也没有长期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苏东国家领导人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包括所推行的一些改革，其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由于苏东国家始终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属性，一直沿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片面认识的指引下，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必然要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改革的一切措施都体现为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但是，不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就无法从根本上触动原有体制的弊端，也无法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分配平均主义等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缺乏应有的活力。苏联模式的弊端以及苏东国家改革不成功的教训表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上要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完备发展的历史阶段，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是政治上缺少民主。苏联模式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忽视民主建设。政治上缺少民主，社会生活中也就没有法治。这个严重缺陷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弥补和矫正，使其成为苏联模式一个致命弱点。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就已经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赫鲁晓夫上台之初曾拿斯大林破坏民主、搞个人崇拜问题开刀，似乎是要解决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他根本没想去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下，依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搞个人崇拜、家长制等背离民主原则的那一套东西。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及法律机制不健全，苏联党内很难产生既能适应时代变化又勇于改革创新的领导干部，也很难谈得上对人民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的尊重。这种情况长期没有改变，一方面扼杀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扭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为反对派和西方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口实。东欧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的存在，为改革无法推进和改革最终走向改向埋下了制度方面的祸根。
三是思想理论上长期没有创新。高度集中的体制，也容易导致人们墨守成规、思想僵化。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党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并没有比斯大林后期的认识水平高出多少。如：认为苏联已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得出苏联正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或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在消失，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进一步抑制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日趋严重，正在走向没落，等等。这样一些论点与现实有很大的距离，同时也影响和左右着东欧国家在思想理论上的认识。没有思想理论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革。依据这样的理论观点，苏东国家只能是坚守和延续原有的体制。
四是发展思路及相应战略严重滞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社会管理体制运行的轴心。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设立和运转的。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后来因战争的需要，又特别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在斯大林之后的几十年里，苏联同帝国主义相抗衡，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逐步转变为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进行军备竞赛，在发展战略上没有大的调整。在开展军备竞赛的过程中，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被进一步放大。当发达国家开始进行新科技革命的时候，苏联却依旧把增加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作为赶超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并继续沿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人们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加。这样一种发展战略，不仅耗尽了苏联的国力，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也在客观上制约着苏联体制的改革。因为坚持这样的发展思路，实施这样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有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作保障。发展战略不改变，体制上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
五是没有跟上时代潮流的发展变化。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处在严重对立的背景下形成的，难免带有时代烙印。二战以后，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各种危机在不断加深，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他据此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这样，以社会制度画线，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几乎隔绝的局面，意识形态上也就特别强调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进入20世纪中后期，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扩大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发展不会因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对立而停滞，并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而进行合作提供了条件。尤其是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在这样背景下，任何国家要谋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要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扩大与世界的联系。但苏东国家依旧固守过时的理论，忽视了时代潮流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科技革命潮流的兴起，忽视了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使经济发展长期处在相对封闭落后状态。这种历史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
严书翰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简称“毛泽东艰辛探索”)，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一、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历程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鲜明地指出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方向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开始了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历程。
我们要永远铭记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历程。何谓艰辛探索?首先，新中国经济文化基础落后。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毛泽东用一穷二白来概括。他在1956年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页)
其次，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当时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只能向苏联学习。应该说建国初期，我们是真心诚意地学习苏联经验的。经过实践，我们党很快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局限，认识到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富有远见地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AI写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
再次，在探索实践中我们党也犯了错误。由于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囿于认识和实践的局限，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结论当成现成的答案。在后来的实践中党的指导思想上受“左”的干扰，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指出，“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邓小平指出，总结这段历史才能弄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
二、毛泽东艰辛探索的积极成果和宝贵经验
虽然毛泽东艰辛探索的道路坎坷，但这一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的积极成果和正反两面经验都是极其宝贵的。如何评价毛泽东艰辛探索的成果和经验，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艰辛探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党的文献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的评价，都是以《历史决议》为基础，既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又不断深化认识、与时俱进。十八大指出，毛泽东艰辛探索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首先，主要讲讲经济或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历史决议》是从两个时间段来表述的。一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指三大改造)，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二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再次，主要讲独创性理论成果。在毛泽东艰辛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中包含许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认识，这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财富。比如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
总之，正如十八大指出的，毛泽东艰辛探索“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三、毛泽东艰辛探索与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阐明这一对关系，从理论上看就是要阐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2008年3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作了全面深入地分析。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根据我国国情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实践成果，都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习近平同志还指出，从理论渊源上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他们在立场、观点、方法等基本方面的共同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展开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作用的论述。他指出，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泽东同志针对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产生的弊端，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以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和同年党的八大制定反映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以及1957年毛泽东同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等为标志，我们党开始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得出结论：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思想来源。
阐明这一对关系，从实践上看就是要阐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前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这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并阐述这个问题。对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是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二是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页)三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邓小平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高瞻远瞩，亲自主持起草了《历史决议》。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艰辛探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过程中邓小平曾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的事业与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关系作了非常全面和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党的《历史决议》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加强了全党团结，激励着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去开辟未来。
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关系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过去20多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可以清楚地看出，苏东共产党不是败在硬实力上，而主要是败在软实力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领域被搞乱了。出现了否定共产党历史、否定人民革命历史、否定马列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尤其是苏联解体前，出现了丑化苏共、丑化斯大林、攻击列宁主义等，结果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不起作用了。偌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偌大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分崩离析了，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极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是出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这句话又有了新的涵义。不可否认的现实情况是：在全方位开放和全媒体时代，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歪曲宣传通过互联网长驱直入，并与国内错误思潮合流，形成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强烈冲击。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要不断增强我们的战略定力。
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此，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其中就包括要在认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为此，我认为需要全面把握“一段重要论述”，深刻理解这“五个关键词”。这也是笔者对本文所作的小结。
这段沉甸甸的论述就是十八大报告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的论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里的五个关键词是“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杨春贵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要标志，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改的重大决策。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成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道路、新理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当代中国解放思想，关键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解放思想。邓小平反复地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313页)“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16页。)邓小平抓住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澄清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他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根本任务”、“第一位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先富起来，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二者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提出，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
他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在他的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依据这一基本国情确立了党在这一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92年春天，面对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严峻考验以及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邓小平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勇气，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一个系统的概括，指出它的主要内容是九个方面，即发展道路问题，发展阶段问题，根本任务问题，发展动力问题，外部条件问题，政治保证问题，战略步骤问题，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祖国统一问题。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明确地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强调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之新主要是“四新”，即：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常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进行科学分析，作出一系列新的科学判断；第四，总起来说，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说“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就在于，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创就开创在这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实践中开拓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同志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依据新的实践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实践中继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进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强调：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继续做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主题，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篇大文章。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艰辛探索和艰苦奋斗的基础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令世人瞩目的光辉篇章。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事物是过程，认识是过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过程。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对它的认识和把握还是很有限的，我们必须自觉地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过去取得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但不能成为我们骄傲自满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包袱。在前进的道路上，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会不断出现。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2004年版，第1364页。)这就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既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态势，又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抓紧学习、研究，争取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
习近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他要求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尊重本本，但决不搞本本主义；我们尊重别人的经验，但决不照搬别人的经验；我们尊重自己的经验，但决不固执己见，一切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标准，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
现在，我们正在为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而奋斗，即到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此，我们充满必胜的信念。到那时，如邓小平所说，就“不但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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