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都市空间的法源寺——空间意义的生产与再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意义论文,再创造论文,都市论文,法源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数说北京寺庙，法源寺很难排进前几位。这座藏匿于内城的中型寺庙，在名胜众多、古刹林立的北京并不突出。但是，如果将法源寺与北京联系起来，虽然只是两个词语的并置，却立刻显得不同之处：北京法源寺是真实的建筑空间；《北京法源寺》是小说里虚构的文化空间；北京法源寺则是网民们随手拍照、评点、上传的公众空间。在这一系列的演变过程中，法源寺的不同层面被有选择地凸显、删改、修正，添加了一重重不同的意义。 一 历史上的法源寺 法源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李世民深悯东征阵亡的忠义将士，诏令在幽州立寺纪念，至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建成，初名“悯忠寺”。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毁削佛寺，幽燕八州的地界上，只留下这一座寺院。①自此，这座寺庙不仅成为古幽州的象征，而且它的历史也与忠君爱国、悼亡追思脱不开干系：北宋末年，宋钦宗被拘禁在此；元初南宋遗臣、诗人谢枋得因受寺中曹娥碑气节触动，绝食而死；明末袁崇焕遭剐刑，其家仆收尸后在此超度亡魂。与许多古建筑一样，法源寺也未能逃脱火灾、地震等劫难，如今七进六院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是明代形成的。1550年左右，明朝将北京城向东北扩展，原本偏安一隅的悯忠寺被圈入城内。清雍正十二年(1734)，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授戒法，并改称法源寺。②就这样，一千多年过去，朝代频繁更迭，宗教流派变迁，就连偌大的北京城都免不了变换形态，只有这座寺庙，虽不够显赫，却未曾湮灭，始终立在那里。寺里收藏的《悯忠寺重藏舍利记》中有“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一句，这自唐会昌六年(846)保留下来的记录，后来竞然成为史地学家推断唐代幽州城规模和大致格局的有力依据。 虽然位置不变，但法源寺的气质或文化意蕴在各时期有所不同。它曾经地处幽州城外偏僻一隅，周边荒冢累累，弥漫着阴郁气氛，如今却置身北京城区二环以内的寸土寸金的中心位置，且承担着中国佛学院和佛教图书文物馆的功能。算起来，拥有约1400年历史的法源寺竟已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寺院了。它地处内城，规模不大，香火也说不上衰败。且这里学僧众多，虽是清净的出家人，却依然洋溢着与别处寺庙不同的青春与明朗的气息。有时还可见一千年长游人围着一两个学僧提问。长者经历的丰富和对生活的参悟是他们提问的资本，而信仰的坚定和教义的熟稔则是学僧信心的来源。僧俗对答之间，法源寺从一个单纯孤立的宗教场所转换成了宗教与俗世接触、沟通的所在地。每天香雾缭绕、课业频繁，院落里时常可见安详聪慧的学僧侍佛诵经。法源寺的建筑也具有寺僧自由居住的随意性'③寺庙没有专门的花园，却在院内遍植绿植，殿堂掩映于其中，更体现有无相生的禅意。其空间虽然不如郊野佛寺宽敞，但寺院里坦然摆放的日常佛具和生活用品，使宗教多了几分柔和的生活气息，少了一些神秘肃穆。 法源寺并不破败，却也没有什么显赫声名。本来，宗教就离寻常人生活很远，它又藏身市中心隐秘处。虽然规模不小、建筑古雅，却被周边的小区包围得严严实实。哪怕是经常活动在其周边菜市口、牛街一带的人们，也未必知晓或涉足过这里。卧佛寺、碧云寺，掩映在京西苍翠的山峦中，是踏青、消暑、赏红叶的盘桓处；雍和宫则顶着北京最大藏传佛教寺院的头衔，坐拥六万余平方米的与紫禁城近似形制的院落，气势恢宏、游人如织。对想要规避凡尘俗世的人来说，这里比不上潭柘寺的清净；对追求闲情雅趣的人来说，这里又没有大觉寺的玉兰、香茗和素斋。这里没有灵签、转世、舍利子之类令人眼前一亮的传奇宝物，甚至连座残破的古代宝塔都没有，最著名的建筑悯忠阁，也是1949年后修复的，算不上历史遗迹。法源寺没有这些亮眼的优势，它只能低调。 地理位置也是法源寺的短板。它地处内城，确实不偏远，但白塔寺、天宁寺等更具有优势，这些寺庙周围的建筑已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拆除殆尽，院墙和碑塔直接面向街道，甚至连庙名也成为公交车站名，一切完全为交通的便利性来安排。而法源寺，好像是故意难为那些驾车造访的人们：它被密密麻麻的小区和社区公园裹挟，要找到它还得经过一个停满了车的单行死胡同。技术不好的司机想要通过它门前的小路还得小心谨慎。按照麦克卢汉“汽车是腿的延伸”的说法，深陷小胡同迷魂阵中的法源寺等于用一团由横七竖八的车辆和安居房混搭成的乱麻绊住了外人的腿脚。 现如今，很多寺庙作为当代城市的依附而诞生，为了某个历史典故重新粉刷贴金、招募僧侣，却看不到肃穆的积淀；还有些寺庙变成了景观项目，将焚香诵佛作为一种奇观的仪式展示在游客面前。这样的寺庙，虽号称宗教空间，但最缺乏的是宗教信仰。它们匆忙地将信仰叠加在一堆由砖瓦搭建起来的空间上，难以遮蔽的虚假从飘着油漆味的簇新的雕塑上流溢出来。而法源寺却让人看到真实：它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却并没有太多的宣传；它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却是纯宗教的、专业性的，难为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它不时操办悼亡法事，却多半隐讳不声张。作为佛学院，它担负着佛法的传承，作为佛教图书馆，它负有经典保藏的义务。在“槛外人”看来，法源寺是举足轻重的，它是寺庙中的务实派，顺理成章地保持低调。功能明确的法源寺是鲜活的，专业性的法源寺是严谨的，青年学僧众多的法源寺是易于沟通的。它既没有因过于严肃的宗教气氛而与日常生活划开界限，也没有在商业化的社会里失去神圣空间应有的矜持。 真实的法源寺并不出名，对于宗教空间来说，声名隆盛并不一定是好事。法源寺的建立源于死亡，它的历史也与死亡相关；但如今，它是一座活着的寺院，有历史，有传承，有沟通，也有坚守，这种低调与坚持，正应当是寺庙作为神圣空间的持守；而声名，却往往来源于俗世。 二 小说里的法源寺 在我印象中，第一次听说法源寺，是在台湾作家李敖的小说中。《北京法源寺》是李敖在20世纪60年代获刑入狱期间的构思所得，以寺庙与一千忠义之士的生死纠葛为线索，描述了从1898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大刀王五等志士为中国的振兴所做的努力和活动。小说虽依托历史，却直指当下，借古讽今，针砭时弊。从作品本身看，《北京法源寺》不失为佳作，但文学品味言人人殊。李教学的是历史，只写过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它号称文学作品，读来却像史书，真实姓名、虚拟经历，真实事件、虚构关系，浸润着浓郁京味儿的春秋笔法虽颇有文采，但书里大段大段的议论有失趣味。2000年，小说《北京法源寺》一跃成为许多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它为李敖赢得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按理说，报道这一消息，多少应当涉及作品，但显然人们对获奖可能性的博彩性预测更感兴趣。即便在文学新闻中，文学作品也是缺席的。2005年秋，李敖又开始“神州文化之旅”，行程中演讲、参观、同学会络绎不绝，就是看不到与其渊源颇深的法源寺的新闻。如果细致查找新闻线索，就会发现李敖此行并没有忽略这个地方，只是媒体热情的目光多数集中在李敖的惊人之语甚至情史的“八卦”上，法源寺被文化名人的光芒遮蔽了起来。 欲向真实法源寺空间追究小说里的情节是幼稚的，这也许可以解释媒体不关注李敖法源寺之行的原因。媒体需要话题，时局和“八卦”最能吸引普通人的眼球。法源寺里没有擅长写诗的仓央嘉措，酝酿不出“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式的达赖情歌；也未曾培养出释永信，能把寺庙打造成文化品牌，开拓出一条产业链。寺庙不具备娱乐大众的功能，又涉及真实宗教信仰，记者们只好索性避而不谈。但以“狷狂才子”形象示人的李敖，却在不断生发新的话题，他的大陆背景，他的台湾牢狱，他的明星情人，他的诺贝尔提名都是亮点。过不了多久，只要再有类似“中国白话文写作排前三位都是李敖”的言论抛出，李敖无疑能再度成为媒体头条新闻关注的焦点。 虚构与真实的法源寺提供了现实与想象交织、勾连的样本。那个真实低调的寺庙就在身边，它传经普法，遗世而独立；而那个虚拟的法源寺却积极而入世是思想、权力交锋的战场。小说把法源寺构造成一个藏龙卧虎的传奇寺院：庙里有世代守候的忠仆，他身在槛外却心系天下；有集董必武、熊十力、李大钊原型为一身的共产党人李十力，他为革命事业慷慨捐躯。庙外还有康有为为之心心念念，数次来访。虚构的法源寺被塑造为一曲以“故国”“义士”“气节”等音符合奏的慷慨悲歌，其本质是具有文化张力的献祭地，是爱国精神和民族大义的具体依托。小说张扬的家国之情与寺庙执守的宗教信仰，都凭借精神的力量一以贯之，都是人们的向往与追求。因此，二者虽然脱节，却也显得水乳交融，真假难辨。 李敖在小说里大肆抖搂史学考据功夫，但实际上，对当代都市意义丰富的空间来说，细节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打动人们的并不是丝丝入扣的历史，而是时代氛围和精神力量。这种时代氛围与精神力量需要落实在一方空间里，但这个空间是悯忠寺还是法源寺无有大碍。如今，多数人甚至是北京人、北京南城人，都还不甚了解法源寺，一些听说过《北京法源寺》的，甚至将它与小说重叠起来，以为它早已随着“康梁变法”“百日维新”之类的往事，湮没在动荡辗转的历史尘埃中。法源寺，以具体建筑的身份被挟裹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成为一个亦真亦幻的意象。它是遥远的、隔绝的，是抽象和概念化的，仿佛历史书里的名词一般——人们将它当作事实来接纳，确信它的存在，却从不将它投射到现实生活中，也从不试图去印证它的存在。 三 多元媒体解读中的法源寺 真迹被小说遮蔽，其实值得庆幸。唯其如此，法源寺才不会迎合制造出话题，而是不疾不徐地行进着，慢慢与都市的步调相磨合。 (一)赏花吟诗的闲适空间 赏花、诗会、文人雅集与衣食日用的都市节奏相去甚远，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似乎只在古代才子故事里才有所耳闻。谁知道，在那一堆杂乱停车场包围着的法源寺内，竞还延续着这般雅趣。 算起来，法源寺花事已延续数百年。虽然脱不开家国今昔的主调，但这座寺庙并没有笼罩在阴郁气氛中，反而生机勃勃。这份生机从视觉上来说，来源于遍植其中的鲜艳芬芳花木；从精神上来说，也许正是忠魂滋养了沃土，才能开出格外蓬勃的花朵。法源寺初因海棠闻名，清代洪亮吉曾留下“法源寺近称海棠，崇效寺远繁丁香”的句子；到同治、光绪之后，又以丁香闻名，五月间前庭后院繁花盛开，享有“香雪海”美名。丁香色泽清淡、香气馥郁、枝干秀雅，无论开花与否都自有一番清矜的姿态，在诵经声、香烛气中映衬着寺内建筑，活现了“禅房花木深”的名句。曾与崇效寺牡丹、恭王府海棠一起并称京畿三大花事的法源寺丁香，如今依然在每年四五月间悠然绽放，虽然时间已经流逝了千年，但恍惚依旧能将人带入当年的花丛、当年的香。④ 起源于明代的诗会是法源寺又一盛事。当时，寺庙虽已被围入城内但相对偏远。多数人只有在清明前后踏青远足时才会到来。断魂的微雨，追思的氛围，难免引人嗟叹欷歔，到明清时逐渐形成诗人吟哦唱和的传统。每年春天丁香盛开之时；法源寺僧人备好素斋，邀集文人名士赏花对诗，这在清代已是有名的雅集。纪晓岚、洪亮吉、顾亭林、何绍基、龚自珍、林则徐等人和名噪一时的宜南诗社都曾在这里留下诗篇。印度诗人泰戈尔也曾在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陪同下到此赏花，现代文学史上一干诗家风流的侧影拓印在庄严肃穆的法源寺中。可惜自那以后，战乱频仍、内忧外患，人们忙于谋生而无暇自顾，遑论雅集闲情。新中国成立后，感怀世事沧桑，诗坛多了几分激情飞扬的思辨，少了几分神闲气定的从容，即便在诗歌最为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法源寺诗会也未能恢复。自2000年开始，文学、文化观点在日渐宽松的媒体氛围中，逐渐多元，休闲、审美理念日见显露，北京传统民俗的保护也提上日程，一系列本土民族文化活动被发掘出来，予以恢复。2002年秋，北京“宜南文化节”首次召开，是年春天，法源寺“丁香诗会”已作为宜南系列文化活动的先声重新召开，并自此固定于每年4月10日举办。作为诗歌节，法源寺诗会未必名声显赫，但在将传统、民俗、地域文化融为一体方面，它十分独特，不仅聚集了京城诗人，还吸引了不少外地文人，他们不辞路途艰辛慕名而来，齐聚法源寺。如今的法源寺诗会由北京市作协与地方文化机构合办，虽然少了民间的自发性，却从一开始就定位明确，并获得资金保障，成为京城特色文化品牌。 法源寺花会不是超大型辗转世界各国的园博会，丁香诗会也没有名家云集、粉丝追捧，直到如今，虽然已举办十来届，但这两项活动依然十分小众。类似的活动虽然面向民间，却给人私密、小众的感觉，外行即便有所耳闻，心向往之，也不敢贸然涉足。对一处当代都市空间来说，高于日常生活的文化主题活动却使它成为值得向往、追逐和效仿的所在。法源寺在宗教的肃穆、庄严之外，显露文雅闲适的传统文化韵味。 (二)个性选择的趋同空间 花会、诗会虽让法源寺多了几分文艺范儿，但网络上网友自发描绘的法源寺又呈现不同的风格。 涉及法源寺的博客多半是游记，侧重所见所想。遗憾的是，其中的景物却不出寺庙网页上推介的那几种。确实，但凡有些历史的寺院，在风雨相侵的岁月中都会遗留些宝物，人们最期待的也是看到这些宝物。他们热衷于辨认斑驳石碑上的文字，关注落款者的官职与名望；他们在佛像前端详、凝视，为的是找出它的年代和材质。不同的博客重复着同样的内容——因为它们最容易记忆。人们寻觅到这座藏匿于都市深处的寺庙，并专门记录自己的足迹，就是为了展示一些不寻常的所见与所感。奇珍异宝是不寻常的，所以它们替代了寺庙本身，但即使是这些珍宝，具体细节与形态已被时间冲淡，只剩下猎奇和估量。 虽然博客中的法源寺十分单一，但不同网站还是呈现了它的不同侧面。“豆瓣读书”以书为题，以书评为内容，以读书筛选关注对象，其中与法源寺相关的话题都列在了《北京法源寺》一书的条目下。除书评、读后感外，也能看到读者所留的慕名去法源寺的感受，他们的游历和探访侧重历史，关注小说里提到过的景物，带有几分在现实中寻梦、考证、重温作品角色的心思。 在微博“随手拍”和“签到”里，法源寺又是另一番模样，它被迅速分享，呈现其活动和交互性。网民们利用智能手机随时在地图上标注自己的位置，并上传微博与朋友分享，一个个虚拟的数码足迹在电子地图的虚拟空间中，记录着真实世界里的真实主体的位移过程。为增加真实感，网友还时常拍照上传，真是“有图有真相”。由此，真实的人在真实法源寺的游历，成为虚拟世界的一部分。关注者毫不怀疑微博的真实性，他们将发微博者在这一空间的真实在场当作事实接受下来，却丝毫没有想到过这种模式其实有作弊的可能：它只是手机的在场，是微博ID的在场。法源寺不由自主地成为虚拟旅程的一个节点，在微博中飞向众多网络终端。这种真实与虚拟杂糅，将真实虚拟化的过程，在网络上已成生活常态。 诞生于网友键盘敲击之中的法源寺就这样散落在博客里、微博上，又在邮件列表、朋友圈、社交网络中传来传去。人们各自撷取感兴趣的侧面渲染和传播，以极度私人化的小叙事描摹法源寺，构造出网络上的多维空间。这个空间虽然众声喧哗，却又是极其单一的，并不具有开创性，如果究其不同，则大都不在内容而在所依托的网络平台：博客游记复述景物，豆瓣书评追究考据，微博突出人物的在场，等等。总体来说，在互联网上随手拍、随时秀、随意写的行为，其实是通过自我曝光来寻求认同和回应，是牺牲个性去吸引公众目光。所以无论对象的选择，还是话题的设计，都带有强烈从众心理，不太注重全新的开拓性。 (三)消解戒律的享乐空间 赏花、诗会和品味生活中的闲适之美，发掘旧民俗和文化记忆，是历史空间接续传统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拍照留影、写游记、随时随地上网发微博的做法，又是时尚空间所特有的待遇。二者之所以在法源寺得到统一，得益于休闲理念的兴起，城市功能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由物质消费转向文化消费的定位转换，以及营造都市文化潮流的大趋势。 虽未声名显赫，但法源寺始终不乏关注。2006年，一本以它为题的散文专辑《花落的声音：法源寺散记》出版，在网络发帖轻而易举、文字生产轻松随意而不加修饰的时代，能专为一座不大的寺院潜心创作十余万字，且经过一重重审核校对出版成书，可见作者与之情缘之深重。2009年，又有一首与它同名的歌曲在网络上流传，这是一首节奏感强烈的说唱歌曲，歌词出自佛经：“须菩提说无色相无声无空，然法无定夺；须菩提说缚束千百律规终始，然法源未拓；须菩提说万律是流寻诚是源，溯源无法得法则果，失果则堕……”在城市歌曲专辑《连城记》中，代表北京城的不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而是这首《法源寺》。向千年文化积淀中寻灵感的歌曲面对的不是当代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北京，而是与传统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的历史北京。 2013年初，法源寺突然又和其他几十处古老北京空间一起，以“长微博”的形式被发掘出来，大肆转发，像《50处值得去的北京秘境》《100处秘境带你真正认识北京》《北京不可不知不可不去的秘境》等，都少不了它。虽在微博Vista但它们不是网友原创，内容大同小异，发帖者也都是“北京号外”“Vista看天下”“点评团”“北京人出门攻略”等媒体，且不约而同地以“秘境”称之。究其根源，这些北京“秘境”原来是从《Time Out北京》杂志同名栏目整理而来。Time Out是一个城市消费杂志，创刊于伦敦，在世界多个城市都有当地版本，中国有北京版和上海版，以消费主义一视同仁的慷慨，将京沪这两个在文化品位和生活趣味方面历来争执的城市一起纳入麾下。 作为城市消费杂志，Ti现城市不为人知的美，增加城市魅力，并将之与消费主题相联系，是《Time Out北京》的立身根本。与普通消费杂志不同，基于城市的空间梳理和组织消费主题是它的优势。《北京秘境》栏目谋求将地图上的点与历史、民俗、文化联系起来，凸显寻常之地的不寻常之处。那篇以《一座法源寺 半部中国史》为名的专栏文章，并没有比网络搜索“法源寺”词条多提供多少信息。但这一次，它以消费城市为基点，除了叙述寺院历史沿革、文化记忆之外，还附有一段题为“牛街制造解馋，报国寺旁捡漏”的周边信息。它贴心地告诉读者：游览完毕饥肠辘辘之时，可以去品尝老字号“爆肚冯”，或在牛街吃上一顿地道的清真菜，意犹未尽的话，可再到左边临近的报国寺市场去淘淘纪念品。这一页面，与前面大殿、禅房网页一样，在醒目的页首位置，放有一张特色照片，这一页面放的是一张“大伙烤肉”照片。介绍佛门清净地的文章说素斋是风雅的，将烤肉腥膻纳入实在显得唐突。但是，在这本以享乐都市为目标的杂志里，出现这样安排，毫不意外。在这里，法源寺不再是寺庙，而是“北京秘境”，它成功地被去除了意识形态。什么悲天悯人、什么家国信仰，在这里，通通化作都市里一个有说头、有卖点的话题。过于庄严的气氛，会增加游客的压力，降低消费的快感。于是，在文字编辑的精心选择下，法源寺悠远的历史感是必需的，但悲凉的氛围大可不必，说完“帝王囚于此”的悲怆，就得配上“花海灭杀气”的风情；在摄影记者的镜头里，它更是呈现为纯粹的平面设计效果：大雄宝殿与“大伙烤肉”的区别只在光影、角度和构图上而已。 除法源寺外，《北京秘境》还罗列了正乙祠、西什库、炮局等都是说得出典故，得到了保护，却并没有成为公众热点的地方。它们在老北京人的口中是亲切的，青年人却不甚了解。对于游客来说，北京值得一看的景致太多，这些不够显眼的小地方似乎只是民国戏里的对白；而对于那些专门随着城市攻略找过去，试图一探究竟的都市行走者或者“驴友”来说，这些遗迹又不够偏僻，不能形成“独家记忆”。都市信息太密集，如果这些地方真能给人以文案中那样深的震撼，必定早已获得了更大的声名，不再是“秘境”。它们那还不够鲜明，咂摸起来也未必耐人寻味的小小风情，令一干循着攻略而来的人们多少有些失望。 为寻常的地方创造意义，将地理空间与人文、传统、民俗联系起来，包装成一小部分熟谙城市、生活优渥者的私享，正是Time Out之类城市消费媒体的目的。它声称“负责一切享乐”，内里满是介绍吃喝玩乐的小栏目，还配有地址、电话和人均消费水准，与当年的企业黄页在功能上并无二致。它就是一本赤裸裸的广告书，目标是将店铺信息传达给尽可能多的消费者，但它看起来不但不恶俗，而且流溢着时尚光彩、情感气息和私人品位。它就像一位精通潮流步伐、将都市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的摩登女郎，人们满怀期待地翻阅，寻求品位的投合、消费的建议，甚至都市生活的指导。每一篇文章主体部分都是煽情的，还配有艺术品般精美的图片，而那以细小字体附在下方的电话号码和交通路线、停车难易指数等信息，则像是闺蜜们口中轻轻传递的私房话，成功勾起你的欲望之后，又贴心地敦促你赶快出发。 法源寺再一次被媒体捕获，包装成为北京“秘境”，实景图片、地理位置等真实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使它回归了真实。这座传授戒律的寺庙被安置在张扬享乐的媒体中，成为城市行走者的小众私享，成为寻美食、探珍玩的线索，成为畅销书上的一页。这一次，它的发现者是会享受，善与生活讲和，能以国际眼光发现京城独到之美的年轻媒体人。书里是这样介绍他们的：轻中度“都中心”原教旨主义者，旧京式慢生活的初中级践行者，“京作”精致文化的非典型服膺者。消费主义就这样，以它一视同仁的温柔之手，解构了庄严，抚平了差异，把那个恪守本分、悯忠爱国、文雅个性的法源寺，变成了充满荒诞、自相矛盾的公众“秘境”。 四 城市脉络的想象性接续 真实的法源寺，虚构的法源寺，流传中演变的法源寺，空间意义一重重叠加，最终生成的是真实与虚拟、信史与传言、官方媒体与私家原创的综合体。 如果从芝加哥学派算起，人们对空间的研究有了一段较长的历程，物理意义上的功能曾是空间研究的依据。列菲弗尔将考量空间的目光引向政治和经济。其后，在杰姆逊、索耶等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努力下，考量空间的目光又从政治经济转向了文化。媒体是文化观念的舞台，在其中，同样的物理空间因叙述角度的不同而变得不同。古代空间的生成需要砖瓦、碑刻，需要修缮。人们对其认识也大多依赖实在的到场，媒体的传播范围有限，力量较弱。而如今，足不出户就能遨游宇宙，已不是梦想，认识空间多靠媒介和想象，空间在媒体中生成。空间从自然走向人文，从实在走向概念。 作为当代都市空间的法源寺是各类媒体制造的结果。导览图以精确的数字复述真实的空间，小说以动人的情感描摹虚构的空间，诗集、结缘簿以独特的趣味营造情趣的空间，游记、歌曲以个人的经历塑造交流的空间，消费导刊以精当的文案策划诱发欲望的空间。它们的力量都很强大，但又是驳杂的，彼此塑造又相互消解。法源寺空间的韵味就在这不同媒体力量的协商和博弈中形成。它并非是由文化产业链打造的，也不是由若干媒体话题集中式报道而形成的。这值得庆幸。法源寺的空间意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这种散漫的、自说自话的媒体氛围中，经历了小火慢焙，逐渐呈现出来的。在不经意之间，它将其本身的历史韵味与新都市空间的不同主题细密地结合了起来。 人们乐于为空间赋予意义，特别是赋予传统意义，因为它是稀缺的，而这种稀缺的传统空间最能体现城市的时间维度，这样的空间越多，城市越能显现深厚的历史感。在北京这个时时处处邂逅历史文化遗迹的都市中，法源寺这样的空间其实并不特殊。它与许多残留下来却没有被专门围成公园的历史遗迹一样，不断被忽略，又不断被认知与想象。古代中式砖木结构的建筑通常都不够高大，那一度“去天一握”⑤的高阁，如今被老旧居民区里的几栋筒子楼遮蔽了起来。都市越来越大，而人们活动的范围却越来越小，人们疲于应付繁杂的生活，找出种种偷懒的借口，在真实的空间里裹足不前。人们生活在北京的地域上，自以为拥有这座都市，却不料对北京的空间如此疏离和陌生。而日益发达、逼真的媒体技术更助长了这种人身对物理空间的缺席。媒体经验代替了直接经验，接触这一类媒体，就可以对一个空间进行再生产、再发现。在法源寺真实—虚构—解构的线索中，这一都市空间的意义日益丰富。 法源寺为城市的时间脉络提供了基于空间的想象性接续。实际上，这种接续只是幻觉，在延续的时间里，城市是断裂的，即便现有的历史，也是媒体有选择的叙述。幸好，虚置的历史背景不会妨碍法源寺作为真实建筑空间实实在在地立在那里。真实性是与全球化、普遍性相对的概念，将虚幻等同于真实接受下来，是全球化经验的前提；而真实性的佐证，则是法源寺之类被保存下来的空间遗迹的意义；也许，这个意义还是地方性对抗全球化的手段。 ①缪荃孙辑《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10页。 ②潘荣陛编《帝京岁时记胜》，北京出版社，1961，第16页。 ③金秋野：《宗教空间北京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第160页。 ④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第321～322页。 ⑤潘荣陛编《帝京岁时记胜》，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