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的几点认识--兼论多重中介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_马克思主义论文

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的几点认识--兼论多重中介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_马克思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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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735(2015)04~0068~08

       马克思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和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理论诉求而产生的,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实际上就开始了其走向人民群众的大众化历程。而大众化的历史从哪里开始,对于大众化的理论反思也会从哪里开始。因为从理论层面研究理论如何彻底说服和掌握群众必然会从实践上推动理论群众化的进程。事实也正是如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不仅亲身从事理论宣传、普及传播工作,而且都对普及教育问题进行了研究。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26)自此之后,大众化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发表的论文不计其数,一系列专著相继面世,各类关于大众化的学术讨论和座谈频繁举办。大众化理论研究层面成果丰硕,范围广泛,涉及大众化的内涵、重要性、必要性、价值和意义、机制和路径、方式方法等。葛莉、刘海军曾对2007~2011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250篇文献做了梳理,结果发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大众化的理论问题和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众化的研究热点。[2]近几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热度依然未减,研究趋势朝着多样化、专题化、行业化、当地化、微观化、理论性、跨学科等方向发展,进一步显示出这个领域的丰富内容。面对如此之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领域、课题、主题、思路、方向、视角、线索,或者说纷乱如麻的问题堆,使初涉入此领域者有难识庐山真面目之感。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

       尽管这一研究领域问题很多,研究思路多样化,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所有研究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及其方式方法展开的,它们可表述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怎样大众化?”或者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怎样大众化?实际上,这就是大众化问题堆的堆心,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问题。“纲举目张”,抓住这一基本问题研究下去,就会带动一大批大众化子问题的解决,进而夯实大众化的理论根基,建构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体系。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百十年后,邓小平还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63)类似的观点也适合关于大众化本质的研究,时至今日,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定义很多,意见分歧很大,这一方面说明该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无定论和不成熟,因而该问题还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极大的研究价值。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问题进一步细分,就会得到它的增广形式,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怎样大众化”?这种形式的基本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特点、组成、活动结构以及产生、发展等问题,是从本体论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的解答;第二个方面涉及到大众化的原因、功能、作用、意义、评价等问题,是从价值论的层面对大众化必要性的解答;第三个方面涉及到大众化的路径、手段、方式、方法以及条件、效果等问题,是从方法论(或实践论)的层面对大众化可能性的解答。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观决定了大众化的价值观状况,二者又决定了大众化的实践观状况;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观又制约着人们对大众化本质和意义的理解,这“三观”共同构成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看法,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

       不同的群体或集团因其阶级地位、所处时代背景、理想信仰等的不同而持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即使同一群体或集团的大众化观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其中的不同个体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价值、实践的认知上也会存在差异,表现出各自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列宁的大众化观、毛泽东的大众化观、邓小平的大众化观、江泽民的大众化观、胡锦涛的大众化观、习近平的大众化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共同构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的基本内核。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是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对大众化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而它又会反作用于大众化实践活动,指导和推动宣传普及活动的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除了科学的、正确的大众化观外,还存在着不科学的、错误的大众化观,它会对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产生消极乃至破坏的作用,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二、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的一些认识

       经典作家对大众化的本质、价值和实践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在深入研究经典作家们的大众化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

       (一)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种看法

       学者们在探讨此一问题的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大众化的目的和意义。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实践化。“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特征。大众化既是这样一种理论宣传普及的实践活动,也是人民大众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郭建指出: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最终使其由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指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4]。朱健认为,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深化、发展,最终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理解、认同、信仰和践行。[5]骆郁廷认为,大众化就是先进理论掌握群众的实践活动,其发生机制是通过“改造群众的主观世界,推动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6]。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凸显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第二,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通俗化。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和简单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深邃晦涩的科学理论,其内容也包罗万象,对广大群众而言,并不能轻易地理解其深刻内涵,而只有通过普及工作者的通俗解读才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因此,有学者认为大众化的本质就是通俗化,就是将深奥的理论用生活化、群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结合形象生动的比喻和实例,把抽象的理论变为具体的案例,满足群众的“口味”,进而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同时,这种通俗化、生活化并不是庸俗化、片面化,更不是简单化。黄长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7]邱柏生认为对“大众化”应做如此理解:如果当做一种过程与机制,“大众化就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层次多样化以及由初级起端的循序递进性。”[8]刘均献认为大众化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普及教育使理论面向群众,另一方面要在传播方式上采用喜闻乐见的通俗化形式,以使广大群众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知识,并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9]总之,学界基本赞同大众化本质就是通俗化,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从深奥到通俗的转变。

       第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理论创新。左伟清、刘尚明认为,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群众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和升华的过程,可以提高其深度和广度。[10]陈方刘、田辉指出,大众化之所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因为这一过程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大众文化结合起来,在吸收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比较鲜明的实践、民族、时代特色。[11]孙熙国认为,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实现了其通俗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其次是实现了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它变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大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发展和创新。[12]方小年、曹根记指出,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理论创新是理论掌握群众的必然要求,是群众掌握理论的必由之路。[13]张明认为,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将群众的实践经验不断地马克思主义化进而实现了理论的发展。[14]王联斌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大众化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是理论创新的基本手段。

       第四,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全民树立共同理想。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行宣传普及和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国人民所掌握和认同,成为我国公民普遍的社会意识,树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更好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李延芳认为,大众化就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精深的理论走向群众,“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坐标和实践的指南”[15]。张博颖认为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6]曾令辉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运用其最新的理论成果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观。[17]刘书林认为,大众化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人民群众头脑,使群众理解和掌握其基本内容和基本道理,本质就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提高群众的觉悟。[18]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怎样大众化”的几种看法

       大众化以何种路径和方式方法进行,何种路径和方式方法更具有科学性,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一,一些学者从理论架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等方面对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和方式方法开展了研究。邱柏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四大路径,即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影响、制度规约和公共政策影响。[8]何怀远探索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六进入”的基本途径:一是进入学科,二是进入教材,三是进入课堂,四是进入大众文化形式,五是进入大众传媒阵地,六是进入思想。[19]郭艳英认为理论创新、大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宣传教育创新的推进、外部环境的优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实现路径。[20]刘先春和杨志超认为表达形式通俗化、普及方式多样化、传播手段现代化、效果评价科学化以及理论队伍专业化,是大众化的方法体系,是大众化的有效路径。[21]赵勇从领导示范、理论建构、制度安排、传播方式以及话语方式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在引导方向上,领导干部要做好示范;在理论建构上,专家学者要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以提供学理支持;在制度安排上,形成大众化的规范、惯例和程序;在传播方式上,要立足日常生活;在话语方式上,要运用大众话语。[22]曹萍和任泰山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要建立资源整合机制、信息反馈机制、考核评价机制,以顺利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3]李广艳对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做了探讨,认为一是要坚持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完善大众化的制度体系;二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传播手段,丰富宣传形式和载体;三是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新大众化的方法;四是要重视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24]

       第二,一些学者从对象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和方式方法展开了针对性的研究。首先,对不同群体进行了大众化的路径研究。大众化的对象在学历水平、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别,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注意到社会成员的层次性。目前学界大致将大众化的对象划分为农民群体、城市社区居民群体、大学生群体等,以这几大群体为对象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冯志军、郭志芹认为在乡村社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在内容选择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以解决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形式运用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乡村语言、乡村文化相契合;在依靠力量上,农村干部、党员和乡村精英要积极示范;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广大农民的凝聚力和吸引力。[25]邓美英认为农民文化传统是大众化的严重阻碍,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破解农民文化传统,解决农民的利益诉求,把农民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同时,对农民进行教育,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和深度。[26]薛俊丽从传播学视角探讨了如何在农村推进大众化,认为要加强农村理论传播队伍建设,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创新理论的传播内容,丰富理论的传播方式,重视理论传播的反馈机制。[27]广大城市社区居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主体。郭俊敏认为在城市社区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关注居民需求,整合社区各种资源,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社区居民中的传播。[28]大学生群体是大众化的关键对象,因此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大众化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戴玉琴、周建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方式,必须强化这一路径,同时要发挥校园舆论的宣传作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29]共青团中央2007年启动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路径和平台,[30]并对此开展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李冬华分析了高校在推进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空洞化、理论脱离实践等诸多问题,为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可操作性,作者提出了整合研究力量、健全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实践等路径。[31]其次是对不同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杨晓梅认为,民族地区普遍存在长期性和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大众化必须正确处理宗教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的矛盾,并指出只有在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2]杨云、郝慧婷分析了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约因素,认为大众化要利用好藏区的优秀民族文化,要更多地体现民族特色,才能使藏民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33]

       第三,一些学者从文化视角探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路径和方式方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具体部署,并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该遵循的重要方针。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开始从文化这一视角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分析整理,发现近几年对大众化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立足于当前的多元文化环境,探索大众化的路径选择,如廖访忠认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环境主体,分别承担着实践依据、依靠力量和根本载体的作用,要充分发挥这三者的作用,积极推进大众化[34]。有的学者从宏观上,从文化维度对大众化的可行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解释,如从大众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方面、文化传播方面、文化内蕴方面等进行相关分析,程贞玫认为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来推进大众化,指出大众化的文化特色及实践途径,即要丰富文化工作的内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要拓展文化工作的途径,实现其民族特色;要创新文化工作的方式,实现其时代特色[35]。有的学者则将大众化与各种具体文化环境相联系和结合,探讨大众化的有效路径,如王宇认为大众文化已成为大众化的传播背景,推进这一进程需要进一步厘清大众文化与大众化的关系,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36]

       三、研究状况分析及看法

       综上所述,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丰富内容。但是,以上各种断定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或作用,如树立共同理想等;或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如通俗化等;或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如实践、理论创新等。这类似于改革开放前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探讨,人们往往把不属于本质的一些方面,如特征、功能、原则、方式、方法、途径看作是大众化的本质,或是把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本质特征当成是大众化的本质,这也是导致这一领域观点众多、意见分歧很大的主要原因。

       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怎样大众化的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经典人物的主张和做法、各个时期的实践特色、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做法、普及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方法、相关的政策和做法等进行了经验总结和分析,给出了各种有效推动大众化的建议和对策。但是,由于研究思路和结果大都集中于某些宏观方面或是对策层面,特别是在大众化本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情况下,对于其路径和方式方法的研究很难深入到微观机制方面和具体作法层面,也难以探讨各条路径和各种方式方法的联动效应。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问题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对其实质有了清楚的认识,才能从理论上阐明如何大众化的内在机理,才能找到大众化的最有效途径。总结和汲取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是解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问题密码的基本条件。

       本文认为,要回答大众化的基本问题,就要找到支配这一过程的各种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和方法。矛盾规律能够揭示大众化内外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反映大众化的实质。因此,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大众化过程,考察影响这一复杂过程的各种矛盾,从中找出起主导作用的矛盾及其主要方面,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矛盾体系内部的各种关系及其化解途径来洞察其实质。

       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复杂动态过程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步骤或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存在着两对主要矛盾:一方面从阶段推进来看,只有前面阶段的矛盾解决了,后面阶段的矛盾才可能解决;另一方面从每一阶段内部来看,一对矛盾的解决是另一对矛盾解决的前提;综合两个方面来看,一个矛盾的解决推动了另一个矛盾的解决,共同构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矛盾链,这是一条“S”型的矛盾链,而能使这条链环环相扣的连结者就是“大众化”。

       具体来说,在大众化的第一阶段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能被精英学懂而难被大众学懂之间的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形态与通俗形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发表的作品大都是学术论著,只能被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读懂,大部分普通民众是读不懂的。这里涉及到大众化的受众问题,大众化的“大众”可分为狭义的“大众”和广义的“大众”。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指那些对人类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按照这一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推动作用方面把人民群众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一个是主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如工人、农民等;一个是主要从事社会服务和护卫工作的广大服务人员,如营业员、护士、士兵、警察等;一个是主要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如科研工作者、教师、文艺工作者等;一个是主要从事管理的领导干部,如行政管理干部、企业管理者等。对于前两个群体即占人民群众绝大多数的广大工农兵和服务人员,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一庞大的群体大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文化水平不高,马克思主义素质较低,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读懂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就是狭义的“大众”,对这个群体进行的大众化可称为狭义大众化。后两个群体的大部分个体是有能力读懂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但是由于受时间、专业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中的大部分个体是很少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特别是那些大部头的著作。大众化的对象应该是以上四个群体,也就是广义的“大众”,对他们进行的大众化可称为广义大众化。可见,有能力和条件去弄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只是占比很低的精英群体,而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又决定它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现实矛盾,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能被精英学懂而难被大众学懂之间的矛盾。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这就需要借助“大众化”这一中介,由被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英将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通俗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形态与通俗形态又构成了一对矛盾,“大众化”也是促使这对矛盾转化的中介。实际上,这两对矛盾关联着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两对矛盾处理的是否到位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形式是否协调,是否适合大众学习掌握。

       在大众化的第二阶段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形态与信念形态之间的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被认同信仰与未被认同信仰之间的矛盾。经过第一阶段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呈现为不同的信息形式,如直接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与马克思主义普及有关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等,既可以是纸质的形式,也可以是影视的、多媒体或网络的形式,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形态经过传播分布在图书馆、家庭书架、电影院、电视台、网络中,可以被大众所知晓,但是不一定被人们所认同,内化为个体的信仰,成为信念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信息形态与其被个体内化为信念之间存在着矛盾,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这也需要借助“大众化”这一中介,由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用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去“化”大众,使大众马克思主义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而已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与还没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之间又构成了一对矛盾,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有责任和义务运用“大众化”这一中介去做大众的转化工作。这里涉及到大众化的维度问题,“大众化”可区分为三个向度,即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大众化、价值的大众化和运用的大众化,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侧重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转化成易被老百姓理解的通俗形式,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就要侧重向大众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立场、功能、作用、宗旨、目的、理想、精神、价值、评价等内容,也就是说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看法或马克思主义观进行宣传普及,使人民群众明白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人民为本的主义,是与自己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实际上,这两对矛盾关联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收与接受之间的矛盾,两对矛盾处理的是否到位决定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收与接受是否统一,大众转化是否彻底。

       在大众化的第三阶段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被运用与未被运用之间的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形态与实践形态之间的矛盾。前两个阶段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观念形态的,即使受众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大众化也不会就此止步,它还要继续开拓前进的道路,因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要以它为指南,运用它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美化世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然而,现实中有一部分人尽管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却不去应用它,当然这里涉及的情况和原因比较复杂,如一些人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应付思政课考试,考后就弃之一边;而一些人想用马克思主义,却不知道怎么用,等等,这样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被运用与未被运用之间的矛盾,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大众学会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借助“大众化”这一中介,由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个体侧重向不会运用的个体普及传授如何运用的经验、手段、方式、方法以及条件、效果等,以提高后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通过这样的普及,就激活和疏通了观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外化为行动的途径,把它应用于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让它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从而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形态与实践形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以上两对矛盾关联着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两对矛盾处理的是否到位决定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与应用是否一致,大众化能否取得实效。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不是一次完成的,从逻辑上可区分出三个阶段,要经过多次大众化,但是在现实中不同阶段会发生交叠、跨越、合并等情况。每次“化”的内容不同,维度不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征,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光是通俗化,让老百姓看懂,还要使大众信仰马克思主义,把大众马克思主义化,更要去实践马克思主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归宿。每一次大众化都是大众化过程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前后衔接,层层递进,经过多次中介转化,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整体”。如果撇开每次大众化的各种不同之处,可以抽象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解决大众化矛盾的中介转化作用”,本文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就开始了其大众化的过程,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传播普及史,其间,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纵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大众化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解决了这些矛盾,之所以出现偏差和曲折则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些矛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功的经验有很多,本文认为通过中介转化解决大众化矛盾的高效持久途径有这样几条,一条是通过形象化和民众文艺化把马克思主义融入民众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结合;一条是通过常识化把马克思主义融入日常生活,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主义风尚培育相结合;一条是通过数字化把马克思主义融入网络传媒空间,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高科技传播手段相结合。这些途径既体现了大众化的实质,又遵循了大众化的规律,还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值得我们在宣传普及中推广和运用。

       正像“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样,作为大众化的基本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怎样大众化?”是一个弥久常新的问题。基本问题的研究历来是难点,但是由于其决定着本领域研究的基本性质和总体状况而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这种对大众化本身进行整体反思的研究是一种元研究,在大众化领域加强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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