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北京dna-11学校，寻找教育工作者办一所学校_课堂管理论文

寻找教育家办学的DNA——北京市十一学校办学实践探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教育家论文,学校办学论文,DN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选课走班，每个学生都有一张自己的课程表——四千多名学生就有四千多张课程表，教学班代替行政班，教育顾问取代班主任……

       近几年来，北京市十一学校(以下简称“十一”)推出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在业界可谓“石破天惊”。

       许多人看见了果实的美丽，却常常忽略了果实背后绿叶的奉献、花儿的孕育。

       “十一”教改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教育家办学的精神、情怀和探索实践。

       新的学生观新的教育学

       什么是教育家办学？自从“钱学森之问”以来，这已成了教育界面临的时代课题。

       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亦即拥有成熟的学生观，是教育家办学的核心要素。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说，强调北大要培养的不是做官发财之徒，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的莘莘学子。由此北大的办学才出现了新局面。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1931年就职演说时也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由此开创了清华盛世。

       要造就一所伟大的学校，“十一”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学生观。

       有自由的教育，才有自由的公民

       我们常说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但李希贵不以为然。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单一的、标准化的、线性的、可预测的。学校只要校长有思想就行，甚至校长没有思想也没有关系，按照红头文件以及上级的指示，学校照常可以运转，并达到预期的办学目标。”李希贵说，“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如今需要学校办出个性，需要每一所学校都走出不同的道路，需要把国家课程校本化，‘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管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

       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只面对模模糊糊一大片的群体，而是要面向千万个活生生的不同的个体。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

       李希贵和十一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教育的这一重大转向。“今天，我们要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地去研究，捕捉、发现每个学生的需求，去研究、开发满足每个学生需求的课程体系、评价方式。”显然，在这一背景下，一所好的学校，不但校长要有思想、有情怀，而且要有一批优秀的大脑都开动起来。“当一所学校有一大批优秀老师，他们都以教育家的情怀、教育家的境界、教育家的心态、教育家的智慧来影响学生成长、推动学校进步的时候，这所学校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办学”。

       这就提出了面向个体的教育的新命题。

       在十一人眼中，每个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都有生命发展的自由权。他们有一个比喻：教育者要首先学会“发现那棵树”。“在原始森林中穿行，我们很容易被大自然的造化震撼。但走出森林后，如让我们描述其中每一棵树的样子，我们常常语焉不详。这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传统的教育也这样，一个个个性迥异的孩子走进校园，可是几年之后，我们把他们都塑造成了“一个样子”。校园终究不比森林，“我们没有权力通过竞争淘汰那些生而平等的孩子，我们的职业操守不允许我们只会欣赏松涛、呵护白桦而忽略那些无名的花草树木”。

       因此，十一人把“发现每棵树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当作教育的“第一定律”。

       有一个初一的孩子，喜欢改写电脑里的程序，攻破学校电教老师设置的安全屏障成了他最快乐的事情。几乎每天，他和电教老师都要进行“攻破——修复——攻破……”的拉锯战。以培养有个性特长的学生为己任的枣林村书院院长魏勇，知道此事后大喜：“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孩子吗！”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任教高层次课程“数学IV”的屈楠老师。屈楠想了一下，说：“为什么要把他弄到书院来呢？他现在可以收获到属于他自己的成就感，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扰他呢？”魏勇也顿时明白了：“是啊。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他，我们做一个守望者比较好。”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发展需求，教师要做的不是过度呵护乃至打扰，而是尊重、宽容、欣赏、守望。

       高二生物老师王爱丽课堂上总能看到一位站着上课的学生。别的同学都坐着，只有他在教室的后面站着。小组讨论时，他也会加入某个小组，和大家一起讨论。他说：“我很喜欢生物，但是坐着特别容易打盹、走神儿。站着听课精力更容易集中，而且视野比较开阔。”王老师觉得这很正常：“我发现他这样听课效率挺高的，他愿意站着就站着吧。”同学们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他站着，我们坐着，都一样在学习”。

       这就是一种教育生态：“每一棵树”的价值、需求都得到发现、尊重，“每一棵树”都获得了舒适的发展空间——这才有了森林之广袤、壮观。

       自由之于教育的意义一下子敞亮了。李希贵深信：“每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逐渐学会自律，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之学会自主生活。”

       为了给学生自由，十一学校的学期结构，分为大、小两种学段，即在一个学期中间，划出两周的时间为小学段。小学段是学生的自由空间，完全由学生自主支配，任何学科不得布置任何作业，任何老师不得在小学段结束时组织任何考试、检测。有的学生利用这一时间，把巴金的《家》、《春》、《秋》读完了，完成了心底的夙愿；有的再一次细读了《红楼梦》，像一个小小红学家一样在书本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躲进实验室，把物理教材上所有的实验，学过的和没学过的，全部做了一遍……在自由的空间里，学生们的自主精神和自律意识得到了生长。

       有自由的教育，才有自由的公民。

       十一取消行政班后召开第一次年级学生大会。四百多名学生不再是排着队整整齐齐地入场，而是三三两两、零零散散地去了会场。一开始老师们担心，如此一盘散沙一样的集合方式，会不会有人缺席？会场会乱得一团糟吗？谁知最后一个学生也不少，他们全都按照通知时间到齐了。

       没有了行政班，教室的卫生谁负责？学校把这一工作纳入综合实践课程体系，由学生自主选择和申报。结果学生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反而更强了。由此引申开去，在教学班代替行政班的过程中，学科教室、教学班逐渐形成了基本的规范，“图书阅读使用公约”、“生物功能教室公约”以及电脑使用、学习用具管理、桌椅使用等一系列规范产生了。这些规范不是强加的，而是基于学生的自由意志约定俗成的。因此，学生不再把它当作外在的约束，而是发自内心的要求。

       自由之精神，是面向个体的教育的灵魂。

       有独立的思想，才有大写的“人”

       哲人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人因为思想而站立、创造。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常把“有想法”的孩子打入“冷宫”。结果，有国外研究者称：“中国学生的思想和见解是世界上最短视的”，“中国迫在眉睫的危机是缺乏善于思考的人才”。

       学校之大，大在思想，大在能培养出有思想的头脑。

       十一办学的根本大法《北京市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明确提出，要着力培养“志存高远、思想活跃、言行规范的社会栋梁和民族脊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就成了十一人的一项重任。

       学校搭建各种平台，让校园成为学生生长想法的乐土。设置“校园机会榜”，把学校日常管理里中一部分学生可以承担的工作，比如校服售卖、学校书店经营、食堂饭菜质量测评、学校图书购买年度计划制订等，在校园内发布。学生自主申报，遇到有较多学生选择同一项工作时，则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决定人选。从学生中征集提案，校委会每月一次会议研讨学生的提案，并且把学生请到校委会上，让他们亲自阐述自己的主张。还有每周一雷打不动的“校长有约”，让“有想法”的学生与校长共进午餐。一次，两名学生因为就寝时间当着校长的面争论起来。像以往一样，李希贵没有给出“一锤定音”的结论，而是建议学生去调研，摸清具体情况，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两人回去后在全校范围发放问卷，访谈调研，四个月后，他们拿出了一份详细的“分层睡觉”建议书。后来，十一住宿生的就寝时间根据他们的建议做出了调整。

       更有意思的是，十一设立了课堂“金思维”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在课堂上思想活跃、能够提出独特想法和创新思路的学生。

       什么是好的课堂？李希贵认为，能够设计出好的问题的课堂就是好的课堂。“老师能提出两三个有意思的问题来，这个课堂就活了。魏勇是一个特别会设计问题的老师，他的课堂就是以问题解决为中心。这样的老师就特别能够培养有思想、有批判精神的学生，这是我们教育未来一个重大的方向。”

       这样的老师在十一有一大批，比如科学实验班的王笃年。王笃年的课堂“不守规矩”。他不被教学提纲和教学进度约束，“标准就是学生，学生喜欢、可以接受，我就这么教”。他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规规矩矩讲过一堂课了。”因为他的课永远“不规矩”：自学自研、问难讨论、精讲点拨、应用评价；而且永远是根据学生的问题来组织教学，“学生如果没有问题，那我就没有什么好讲的”。每接手一个新班，他都会在第一节课上明示：“上我的课不用记笔记。”他认为中学理科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跟孩子们交流对知识的看法，交流解决问题的思路。他认为一个不会提问的学生即使把书背下来也没有用。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被王笃年置于教学的第一位。他喜欢为学生创造争论的环境。譬如做实验，他把全班分成几个小组，同一个实验不同的人做，或者在不同的条件下做。

       一次实验后，有人提问：“为什么食盐水蒸发的时候，水分跑掉了，氯化钠却不跑？”“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我也没想到。”学生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在大海边会闻到腥味，是不是说明氯化钠也挥发？“其实那是错觉，但道理何在？”

       这时，有学生异想天开，说：“会不会是这样，海水里的氯化钠是以氯离子和钠离子的形式存在的，当带负电荷的氯离子试图离开水面时，则会受到带正电荷的钠离子的牵扯，钠离子再受到别的氯离子牵扯，形成了一个离子链，结果谁也逃脱不了？”

       王笃年不但不觉得荒谬，还有点激动，大声说：“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真是太妙了！”

       但是，鼓励独立思想，并不意味着怂恿行为的放纵。十一希望学生做到“思方行圆”。

       王笃年容许学生犯错，但不允许品行出轨。“越是精英人士，越要多承担责任，要多承担就得有更多的能耐和见识，既要敢于突破，又要踏踏实实。”他曾经请一位学生谈谈想法：人生应该追求什么？学生答道：人生的意义在于赚很多钱，买好车，买大房子。王笃年听罢，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也不说话，只是拿起粉笔，在该生的课桌上用力写下“拼搏”二字。

       思想的自由、博大，应该是与胸怀的宽广、品行的高洁相匹配的。

       一个学生写道：“我们思维开阔，热爱标新立异……记得有次历史课，老师向我们讲述老子的‘幸福观’，原本只是老师一方的陈述，谁料想随着某同学的发言之后，历史课竟然变成了辩论会，人人都参与其中……尽管思维活跃，但是我们敬守原则，规则类的事情我们从不嬉笑以对之。记得刚来这所学校时，参加升旗仪式，唱国歌时每个人都声音洪亮。从那刻起我就相信这是所好学校。”

       只有这样的学校，才可能培养出一个个人格强健的现代公民。

       一次，著名媒体人崔永元来学校参加活动，休息时在教室外习惯性地点起了香烟。“谁在抽烟？”路过的两名男生出面“干预”。当他们发现是学校请来的客人时，他们还是不给面子，说：“请把烟掐掉，学校里不能吸烟。”

       “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是他们的，我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只有这样，当他们走上社会时，他们才会觉得国家是他们的，才会真正做到‘匹夫有责’，否则他们永远只是旁观者。”崔永元事后感慨。

       崔永元只说对了一半。更重要的是，学生那种不畏惧“大人”、不丧失原则的范儿，令人想起前贤所推崇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这，正是一个大写的“人”最重要的精神品格。

      

       唤醒课程与学科的力量

       据说，某知名中学校长，花了几十万元从国外一所著名大学引进演讲课程。为什么要花这样的血本？就是为了提高学校的课程品位和质量。

       育人模式创新的核心在课程变革。

       没有真正的课程变革，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就难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教育家办学的理念要在学校生根，关键载体就在课程、教学。

       重建高中课程体系

       媒体聚焦十一教改，都津津乐道有多少学生就有多少张课表，都关注选课走班。

       其实，这只不过是课程变革的必然结果。

       十一人深深明白，学校转型、育人模式的构建，课堂教学、学校管理改革等不过是外围的摇旗呐喊，只有课程变革才可能从中心突破。近年来，他们倾注大量心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建自己的课程体系。

       像许多学校一样，十一也经历了从过去的国家课程到国家必修课程+校本选修课程的过程。不一样的是，他们由此再往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国家课程完全校本化，形成了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的十一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包括265门学科课程、30门综合实践活动课、75个职业考察课程等。

       十一课程体系与许多学校校本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真正做到了从学生未来发展的需求出发和学科知识内在逻辑的统一。以“数学和科学领域”的分层课程为例。以往的做法，分层就是按照学生的成绩进行，讲课内容、方法、评价手段都不变，实际上就是分层教学。十一的分层则是严格意义上的“课程分层”。按照“发展方向＋课程难度＋学习方式”的原则进行，目前分五个层次设计。比如数学分层课程(见图一)。

       此外，数学还向上延伸出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大学先修课程、高端项目研究课程，向下延伸出援助课程。

       课程是要俯下身来服务学生，而不是高高在上无视学生多样化的需求。

       面向个体的教育，先要有面向个体的课程。十一的课程变革，打破了以往学科课程全校一面的刻板面孔，初步构建了覆盖所有学生的多层次、分类别的校本化课程体系。

       有了这样的课程体系，选课走班才得以发生，每个学生的成长才有了基本的保证。

       对于十一人来说，这还只是课程变革的底线性目标。

       课程变革的核心目标，不是让学生学到更多的适合自己的知识，而是促进每个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一个热爱学习并有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他的发展才是无限量的。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需要“工具”——最好的“工具”就是课程。

       不幸的是，我们以往的课程内容(主要是教材)似乎都是写给专家而不是学生看的。概念、术语、定理、规律的背景、来龙去脉都被隐去了，只剩下刻板的定义、抽象的概括。结果，学生要么生吞活剥，要么望而却步，哪里还有兴趣去体悟、钻研？

       物理教师出身、负责学校课程开发的副校长秦建云，对此深恶痛绝。他要求每个开发课程写教材的教师，“教材的厚薄我不管，但一定要让学生读得舒服”，像数学、物理教材，是应该“学生躺在被窝里都可以看的”。学生学习教材要像爬“缓坡”，不能是台阶，台阶距离大了，他就有可能迈不上去。

       比如，物理上“参考系”这个概念。一般教材都是直接给出定义：用以作为判断其他物体是否运动的物体叫参考系。这样的知识，对于学生就如陡坡，自己怎么爬也难以爬上去。“十一”校本教材给学生搭建的就是“缓坡”：

       生活中我们常常观察到一些与运动有关的现象。例如，两个乘客面对面坐在行驶的火车上，他们观察对面的乘客，都感觉对面的乘客是不动的，而地面上的人却看到乘客是运动的，那么谁观察的结果是正确的呢？我们判断一个物体是否运动，是以另外一个物体作为参照，观察这个物体相对于参照物体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若发生变化，就说明这个物体在运动，如果不发生变化，就说明这个物体静止。以车厢为参照，对面的乘客没有变化，所以乘客是静止的，以地面为参照他就是运动的。看来对物体运动进行判断必须以其他物体进行参照，作为参照的物体称为参考系。

       这是把概念、知识的内在逻辑全部揭示出来，无需教师讲解，学生自学就能一下子抓住“参考系”这一概念的本质。

       这样的教材本身就是无形的“名师”，把最关键的知识点无声无息地指点给学生。

       好的教材是要教会学生思维。

       这就需要多描述，少判断。“我们过去习惯从判断性的角度把知识给予学生，就显得很唐突。”秦建云希望教材要做更多的描述，“对概念进行描述更能导出它的来源”，更容易为学生生动地把握。比如“惯性”的概念，“十一”的教材是这么把它“导”出来的：

       我们用力拉小车，可以让小车开始运动，且速度越来越大。撤去拉力，小车并不会立即停下来，还会继续向前运动。在桌面摩擦力的作用下，速度逐渐减小直到停止。这就有一个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导致小车继续向前运动的？如果桌面没有摩擦，且足够长，它是否会一直运动下去？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找到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习惯上我们会去寻找外界的影响，而外界对小车的影响都是通过力来实现的。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桌面对小车的摩擦力使得小车的速度减小，摩擦力阻碍小车运动，而不是维持；如果没有摩擦小车就会一直运动下去，当我们不能从外界找到原因，那么我们只能认为导致这一现象原因在于小车自身，这就是物体的“惯性”。

       这不是教知识，而是教思维、教思想。“以前的教材是不会这样导出一个概念的。”可是，如果不经历这样的“物理的思考”，学生就永远进入不了物理学科。

       把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和学科思维方式，完整地、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课程内容中，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学科思维，这才是十一课程变革的核心精神。

       从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

       课程的落地在课堂。

       只有课堂教学转型，课程的教育意义才能完满地释放。

       教育学者佐藤学提出，要建立“润泽的教室”。改革教室是课堂改进的前提。

       为了促进学科教学的转型，十一的教室变脸为“学科教室”，让教室成为学科的领地、吸引学生亲近知识的场所。第一步是撤除讲台，让教师学会与学生平等对话。更重要的是学科教室的资源建设：(1)各课程配套的学习指南、学习读本。(2)配套的学习材料、教具，比如语文和英语需要阅读的材料、书籍，学校编写的练习题，大部头的工具书，数学课常用的工具、挂图，地理课上使用的地球仪，等等。(3)电教设备资源。(4)其他带有不同学科或课程文化特色的挂图、墙壁装饰等。

       学科教室以任课教师的名字命名，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意图，像布置自己的家一样建设学科教室。语文老师黄娟，酷爱鲁迅，就把自己的教室建成了“鲁迅主题教室”。一走进这个教室，就走进了鲁迅的世界。比如，教室后面墙上贴有两块鲁迅大事简表。“第一块是周树人鲁迅，上面是他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第二块是符号鲁迅，每进一拨新的学生我都会让他们去点一下鲁迅有哪几顶‘帽子’。能点出几顶都无关紧要，关键的是我接下来问他们：‘帽子’跟‘帽子’之间你觉得会打架吗？有的说会，比如鲁总司令和小兵，圣人和孺子牛，它们完全是不沾边的甚至是矛盾的……最后我说：人家再跟你说鲁迅，你要留神一下：请问你说的是哪个鲁迅……”或许，由此将走出一两个鲁迅研究专家或者思想者。这样的教学，这样的教室，已经大大超出了高中语文的边界。

       十一学科教学更深刻的转型，发生在课堂。

       高中老师贺千红的历史课，往往超越庸常，追求直抵心灵的力量。

       “圣雄甘地”一课，不是教材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关于“心灵方面的东西，高考肯定是不考的”，但贺千红想把仁爱的力量传递给学生。在基本了解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内容后，她迅速带领学生走近甘地、对话甘地。学生一开始觉得甘地提倡非暴力，“多懦弱呀！”贺千红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出示爱因斯坦的评价：“后代的子孙将无法相信，世界上曾经活生生地出现过这样的人物。”接着是观看曾获奥斯卡八项大奖的《甘地传》电影节选，然后是逐条呈现《甘地自传》中的名言，并请善于朗诵的孩子把它们念出来：“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躲在大炮后面把别人炸得粉碎，还是能够面带微笑走向大炮甘愿粉身碎骨？”“非暴力是勇者的品质，怯懦与非暴力如水火不能相容。力量不是来自外界的武器，而是来自一种不屈的意志。”……学生的心灵在震颤。他们不再认为甘地懦弱：“我最佩服甘地被杀前仍用手势宽恕凶手。”“他(甘地)不朽的灵魂让我们相信世间真的有博爱存在。”

       这是历史课，更是人生的大课。

       数学老师朱燕，选课走班之前带的是实验班，班里都是基础很好的学生，“不用过多讲解，他们自然就很明白”。而现在，她教的是数学Ⅱ，“班里99％的学生以后都不会从事和数学相关的工作。他们之所以学习数学，可能唯一的目的就是应付高考”。但在她看来，正因为他们以后不会从事数学，培养数学思维才尤为重要，“否则，等他工作以后，数学在他的人生中带给他的就是零”。

       怎么教会学生数学思维？她首先是破除学生对数学的错误理解和不良学习习惯。很多学生在初中时接受的都是“反复做题”式的数学教育，同一道题型练几十遍。到了高中这种办法行不通了，他们的数学成绩一落千丈。“归根结底，是他们没有养成好的数学思维。”因此，朱燕一接手新的班级，就开始精简习题量。她基本不留课后作业，不求多做题，只求把一道题想透。同时，她尽量挑出适合学生讨论的章节，课堂上多让学生分组讨论自主解决问题。“要是我一个人讲，一节课既不可能讲10道题，也不可能讲完一道题的10种方法。”但学生如果互相讨论，“发现每个人用的方法都不一样，印象会很深刻，就比听老师讲一节课的效率高很多倍。”

       两年下来，不仅有的学生成绩明显提高，而且大都养成了自主思考的习惯，对数学有了感觉。

       南红英老师的语文教学则是大泼墨、大写意。

       “传统教科书的体系是孤立地按照每篇文章来讲解，就好像摘下杨树或银杏的一片树叶来理解杨树或银杏。”南红英说：“我不喜欢让学生辨认一片片的树叶，而是希望他们辨认一个个树种。”在她看来，“树种”就是本质属性。因此，她坚持“在讲杨树时，要让学生不仅了解北京的杨树，还要延伸到新疆的胡杨林，一直了解整个杨树家族——从此以后，他们见到任何一棵杨树，都能够在整个体系的观照下查看某个个体”。

       正是这种“从树叶到树种”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的语文素养获得迅猛的提升。

       比如讲《史记·李将军列传》时，南红英会让学生把司马迁所有刻画人物形象的叙事散文放在一起比较，从《项羽本纪》到《管宴列传》(写管仲的部分)，从《司马穰苴列传》到《刺客列传》(写豫让的部分)。这样，学生就在不知不觉中系统地了解了司马迁塑造人物的手法，而且学到比较阅读的方法。

       她还会毫不吝啬地拿出几节课的时间，让学生对整个古代中国文人、画家笔下的“山水意识”进行研究，而不是按照每一篇描写山水的课文来讲解。经过两周的准备，在最后的分组汇报上，六十多名学生的报告录满了整整三盘录像带，从一栋教学楼转战到另一栋教学楼，学生还讲得意犹未尽。

       这样的课堂，已经超越了学科知识教学的藩篱，而指向学生的生命成长、思维发展、精神发育。这就使学科内在的知识魅力与精神魅力融合起来了，从学科教学走向了学科教育。

       让民主学术的空气无处不在

       李希贵说，教育家办学是一种哲学。

       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一种超越，是一种对精神使命的自觉承担，是一种赋予外在世界意义的文化精神。

       他引导教师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价值。一个人教书教了十几年，“他发现自己的同学、朋友，从政的当官提拔了，经商的已经发财了，自己呢，既没升官也没发财，而且再看今后十几年，也没看到升官和发财的希望。这个时候你有什么理由叫他继续把这个事业干下去？从哪里寻找人生价值、意义？”经过多次讨论，十一人对此达成了共识：“教师的职业定位在于，在学生未来对社会的贡献里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的回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

       这样的价值不属于市侩，因为无法以物质去计量。它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

       2010年，十一重点本科进线率达到99％，只要稍加努力，未来几年百分之百的重点率就成为可能——这是一些学校梦寐以求的事情。此时，高一新生录取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一位在马术方面很有造诣但中考成绩差距很大的学生报考了十一。放弃还是录取？如果录取，以这位考生的成绩，基本可以断定她三年后不可能进入重点本科，大家期待的高考百分之百的重点率就泡汤了。

       学校校务会开得气氛热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录取该生，放弃百分之百，为不同个性学生的成长创造更多的平台，为教师们的教学创造更加宽松的氛围，将“十一”真正建成一所属于孩子们的学校。

       这是一种情怀。一所有情怀的学校才是可爱的。

       不让行政去打扰老师和学生

       但一所伟大的学校，不能只靠精神层面的支撑，更关键的是要在学校教育里注入教育家办学的文化DNA——民主的学术型文化。

       清华大学为什么当年能创造辉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校长梅贻琦治校遵循“吾从众”的民主原则。在许多会议上他多听别人的意见，自己发言极少，不轻率表态。他说自己就像京剧中的“王帽”，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由别人来唱。校长的职权只是“统辖全校事务”，而一切校内大事，都须经有关会议或特设委员会讨论议决后，方可作为“立法”由校长公布执行。

       有这样的文化，才可能吸引大师，也才可能培养出大师。

       十一的治校理念，也是一切给教育、学术让路，明确提出“学术进一步，行政退两步”。

       李希贵首先主动给自己“限权”。十一规定，每年教代会都要对校长进行信任投票，达不到规定的信任率，校长必须自动辞职。人事、财务、教育教学的指挥权分级设定，校长在每一个领域只享有规定的权力。比如，在人事方面，校长具有设定各年级、各部门编制和聘任中层以上干部的权力，而教职工的聘任则与各年级、各部门双向选择，校长无权过问。在财务方面，校长只有批准年度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的权力，而每一笔财务开支的权力属于有着相应责任的部门和年级。只要在预算规定之内，他们即有权签批支出，校长不但没有理由干涉，而且校长的签字也无法在财务支出方面发生效力。

       教育教学方面也是这样，校长的权力在于课程规划，课堂教学改革主导权则在每一门学科和每一位教师手上。“校长没有权力对学科指手画脚，没有权力在全校或哪个学科推行什么统一的教学模式，即使学科也没这样的权力。学科只能引导各位老师探讨研究形成学科的共同价值追求，然后给老师提供适当的自然生长生态，最后形成本学科不同老师不同的教学风格。”

       王爱丽老师不擅长讲，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很不适应。而课改后，她却如鱼得水。“学校不检查课时，也不检查你坐不坐班，给了老师很大空间。”她说这几年很少在黑板上写板书，讲得也不多，最主要的是教会学生读书的方法，例如“如何精读？如何略读？如何框架读？如何拓展延伸读？如何联系生活读？如何文字转换读？如何归类读？如何分层读……”学生们很兴奋，“哦，原来书还可以这样读！”学生学会“读法”后自己就“投入进去了”。有的学生给她发短信：“亲爱的老师，跟您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智慧。感谢您的陪伴……”

       没有对教师教育教学权利的尊重，就不会有王爱丽这样的老师的生存发展空间。

       其次，十一推动学校行政部门转型，路径是建立“扁平化组织结构”。减少管理层级，副校级干部直接兼任年级主任或中层部门负责人，同时，把年级作为学校的事业部门，让其集教育、教学、科研、管理于一身，将权力和责任最大限度集中在这样一个实体上。中层部门不再作为一个管理层级，也不作为一个管理部门，而是成为职能部门，按照学校工作的总体规划与年级合作、协商开展工作；当然也有对年级工作的诊断和评价，但只能按照学校的既定方案，不得自定章程，自行其是。这样，中层部门就与年级处于同一个层级，各部门之间开展工作时只能靠沟通、协商、合作。虽然可能会让管理变得不爽，有些耗时费力，“但师生感觉舒服多了”。

       2010年走马上任“十一”教育家书院院长的赵继红老师对此深有感触。“书院成立后，学校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这个书院不是一个行政组织，而是一个学术机构。也就是说，这里边所有的培训，是学术性的，它是一种商榷，是求真、分享、选择，要用这样的方式推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一开始赵继红很纠结，“当你想做一件事，比如开一个沙龙，你只能邀请老师们参与，或者说用活动的品质吸引他们参加，但你没有权力命令老师们来。”最初她是求人家，后来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机制。“这个过程真的就是靠学术，靠一点一点的商量。”

       这样商量出来的，才真的成为教师的专业素养、生活方式。

       十一的目标，是把学校建成理想的社会形态，“这所学校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它整个运作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文化。”

       他们特别注重发挥学术组织在学校运行中的作用。在学校层面，有校务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两驾马车。“学术委员会开会时，校务委员会管人力资源的副校长去参加；校务委员会开会时，学术委员会的轮值主席来参加，互相沟通。学术委员会主席一年一换，三个人轮值，以确保学术的独立性。”在年级层面，则有年级、学部和学科委员会两驾马车。“今后对于学校的整个工作，学科委员会可能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关注教学，还要促进学科教学上升到学科教育。”秦建云说，“现在教育教学工作更多的是在学部，这是不合理的。学部未来起什么作用？督导，它代表校务委员会对某个年级的工作进行督导。学科委员会是要实施全校的学科的教育教学，在学术上受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的领导，今后所有学科层面的教育教学问题不是跑学部，而是跑学科委员会。”

       这是在组织架构上提高学术地位，让教师更有切身感受的，是学校到处都充满着学术的空气。

       “对于学术问题，校长完全是用学术思维来解决，尽可能避免使用行政的方式。”魏勇说，“比如选拔干部，不是那种善于做官的、善于左右逢源的人可以当副校长当主任，而基本上是教育教学的行家里手当了干部。这些人上去后自然就肯定学科的事，肯定教学的事，自然从专业的角度看问题。我觉得校长有一个强烈的意识，他很小心，不让行政去打扰了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十一最有面子的不是校长，不是干部，而是学术上有成就的教师。“学科带头人在学校里是很有发言权的，不管是在教育教学还是在用人方面，他们都能起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学术水平、学术岗位与待遇是挂钩的，学术岗位高的教师，待遇会超过主任、副校长，甚至校长。在十一，“搞学术你就能得到尊重，地位很高。比如会写教材的地位就很高，你不教高三都没关系，你把教材写出来了同样有很高的地位”。

       李希贵的学术型人格

       为什么十一会有这样的崇尚学术的民主型文化？

       因为他们有一个学术型人格的校长。在中国现实土壤中，校长仍是学校改革、教育文化养成的第一推动力。

       李希贵生性不喜欢揽权。2007年上任“十一”校长时，老师们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行政的方式比较少，官气小，学术的味道重”。“2009年，他(李希贵)让我负责学生的学科竞赛。有一件事情，给我触动很大。”秦建云回忆，“辅导竞赛学生的老师待遇很低，大家没有积极性。我跟他说了，他就赋予我一个权利，由我来定老师们的报酬。我就跟竞赛教练一个一个聊天、协商，你觉得多少钱行？最后提出了一个薪酬分配方案。由此我明白一件事，这是一个敢于把权力交给别人的人，这是成事的前提。当你不敢把权力交给别人的时候，你永远做不成事，因为你永远是用一个人的智慧指挥着一批人作战，这注定好不了”。

       李希贵明白，一位过于聪明、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只会造就一批平庸的下属。一个校长要做的，是让每一位师生都有自由的空间，让每一位师生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把学校办成一个智慧勃发的场所。

       这就需要校长有大胸怀、大气魄、大智慧，要学会“立己先立人、达己先达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说：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我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李希贵也说：“论摄影，我能赶上李强老师吗？论上课，我能赶上魏勇老师吗？论策划能力，我能赶上李茂老师吗……‘十一’到处都是杰出的人物。”他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长处，总是认为自己在哪方面还“不如别人”，所以做每件事情不是自己去冲锋陷阵，而是鼓励更合适的人去迎接挑战。海纳百川，故而能成其大。

       “当校长要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不是让别人执行自己好的想法、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而是要尊重、发现甚至激发老师，让每个老师把他们自己好的东西做起来。”他推崇西方管理学的一个观点，“衡量一个领导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比你有本事的人在你手下活得是不是舒服。你的下级、手下的人比你有本事，经常挑战你，但是他还活很舒服，这就是你的水平了。”李希贵特别欣赏美国通用公司原总裁韦尔奇的一句话，“在你成为领导之前，成功与你自己的成长有关，但你成为领导以后，成功和别人的成长有关”。

       学校是一群知识分子与更大的一群求知的年轻人的集合，教育是小鱼跟着大鱼的一种从游，这样的空间这样的关系，都注定了学校是文场而非官场。教育家办学的关键要素，就是要学会把学术的还给学术、把文化的交给文化。李希贵对此是有自觉的。他说：在学校这一知识型组织里，每一个细胞都有着不同的基因，每一次成长的理由都如此多样，包容这些不同，呵护这种多样，就必须躲开行政的力量。正如土光敏夫所言：“权力是把传家宝刀，轻易不要拔刀出鞘。”

       这就是成就十一的文化品格和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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