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演变和社会主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无产阶级政权遭到颠复，社会制度发生根本的演变，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资本主义复辟已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最大悲剧，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挫折。面对这样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议论纷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议论很自然地集中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有没前途等问题上，因为这些问题与苏联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想结合苏联演变的实际，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不能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
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有人提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结合苏联国情探索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是“具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从性质上讲，是“确定了社会主义的选择”。其理由是“社会主义概念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有人仍然认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没有错，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而已。这样，就从理论上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分歧。
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实现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这些原则和过程是以基本价值为内容，并围绕它展开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些伦理性价值观念，即“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族际主义原则。”所以，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本身逐渐失去其原先意义的一种实际运动”，只要不断实现这些原则就是社会主义。从这一理论出发，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搞了“极权社会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相反，恰恰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里，才真正地、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地迈向社会主义，“成为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产物。”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社会主义国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却搞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东西，这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荒诞结论，是民主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论的必然延伸。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对立的。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并不是诉诸道德和法，因为他们认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他们提出未来社会制度问题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加深，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化，整个国民经济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因而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生产力的这种性质，性质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调节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生产社会性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因此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按照生产力的性质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然而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势必引起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就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有这一切必然在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指导下才能做到。
可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有差别而且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因素，也不会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道理。
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这就是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必然具备的、与资本主义根本区别的特征是：政治上，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剥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以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这就是社会主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抛弃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抛弃了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民主社会主义竭力反对和否定的，恰恰是这四项基本原则。我们从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思路。他攻击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官僚专制的”、“极权的”社会主义，理由是它存在各种垄断：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垄断”；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是“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是“思想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人与政治、政权，与生产资料、财产，与文化的异化”。改革就是要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办法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为资产阶级政党合法存在、甚至夺取政权创造条件的多党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议会民主”；取消公有制，实行恢复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导致两极分化的私有化；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的意识形式多元化；如此等等。这种改革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了：颠复了无产阶级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践已经表明，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通往资本主义的桥梁。
现在，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是，既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模式呢？这涉及到怎么理解社会主义的模式。这里应该区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统一性，具备这些本质特征就是社会主义。抛弃这些本质特征，就不能叫做社会主义。正如上面讲到的，这些本质特征概括地说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一层次上，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应该有不同模式。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具体的政策、措施，也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层次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必然有没的模式。这是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多样性。民主社会主义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形式和方法，而是否定社会主义必然具备的本质特征；他们的改革不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改变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转换运行机制，而是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意图抛弃四项基本原则，这怎么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
应该承认，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就看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例如，布热津斯基就说过：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传播共产主义的用心险恶的招牌。”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常常是同共产主义演说的吸引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对此，似乎用不着再多作解释了。
二、正确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涉及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出发，理论上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把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现实，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起，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逐步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为止，苏联人民进行了近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社会主义实践。
对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派别以及不同的思潮的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的评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历来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搜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用最恶毒的评论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大概可以算是最典型的代表作了。他断定：“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出于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本性，他作出这样的论断是毫不奇怪的。
近年来在国际上泛滥起来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是以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为前提的。例如，戈尔巴乔夫宣布：“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改革必须“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东西”，“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这些语言，反映了人他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深恶痛绝的态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真实的阶级本质。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使得帝国主义和苏联国内以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已任的“民主派”弹冠相庆。用他们的话来说，苏联从此摆脱了“历史的迷误”，走上了“文明的正道”。对此，对我们不必多说，值得重视的是，在新的形势下面，一些善良的人们产生了迷茫：苏联搞了70年社会主义，最后还是复辟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前途？为了解除这些人的困惑，我们除了讲清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外，必须从苏联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苏联的社会主义搞得怎么样，总体来说是搞得好还是不好？第二，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发生演变？
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
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
首先，可以从效果的角度来评价，即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还是“遭到了战略性的失败”。
从效果的角度来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时，我们必然牢牢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面观点和分清评估的观点，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夸大某一方面、否定基本方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列宁曾经指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分析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记住列宁的这一告诫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是用“经济搞得不好”来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的。毫无疑问，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工作犯过许多错误。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发展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经营轨道的条件下，苏联没有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及时进行改革，加上经济决策的失误，没有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因而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商品供求紧张、人民生活心头不快的现象，引起人民的不满，这成为苏联政局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综观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那么应该承认，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十月革命以前，沙皇俄国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它的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居于第四位，在世界上居于第五位，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1928年起，到1940年12年时间里，苏联的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增长21%的速度向前发展，迅速超过了英、法、德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正是这种迅速增强的经济实力，成为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物质基础。战后，苏联恢复国民经济的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欧各国。五六十年代苏联经济一直以效高速度发展，7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经济发展速度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倍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1950年到1984苏联国民收入增长8倍，而美国只增长2倍。正因为苏联经济发展迅速，苏联工业总产值与美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13年的6.9%上升到1985年的80%，从而成为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社会主义大国，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所以，如果把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只就某个时期来考察，如果把整个国民经济综合起来而不是就某个领域来分析，那么应该承认，对苏联经济的评价不应该笼统地说“没有搞好”，而应该说两句话：首先是取得了巨大的、甚至是辉煌的成绩。从纵向说，与沙俄时代相比，是有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发展，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从横向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经济发展速度要快得多，与它们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其次是经济工作中有许多失误，经济中有许多困难和问题。前者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后者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这种分析才是全面的、符合实际的。
为了总结苏联的教训，我们可以侧重于分析问题的一面，但在全面评价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时，却不能撇开成绩，专讲困难，或者把困难放到第一位。
有人是从政治上来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可否认，苏联在政治、社会领域犯过许多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肃反扩大化了。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加上工作不当，苏联的肃反，的确在惩办应该惩办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镇压了一些好人，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感情。在政治生活中，还存在集中过多，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等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事例，早在1956年那股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中，尤其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局剧变过程中，敌对势力都是抓住这些问题做文章的。然而我们判断苏联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实践时，必须把握它的基本事实。这个基本事实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通过共产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形成，使得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压迫和剥削，成为国家的主人，保证他们得到了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在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缺乏经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很难避免的。当然从总结历史经验来说，这些问题必须予以重视。但是这些问题终究是具体工作中的失误、具体体制上的弊病，与基本的政治制度相比，仍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决不能根据这些失误和弊病就断定苏联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了“战略性失败”，也决不能借口纠正失误和弊病而抛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其次，可以从制度的角度来评价，即“斯大林模式”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他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一些设想，初步进行了一些实践。完整的、系统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他去世以后，苏联在制度方面大体沿袭了斯大林建立的框架。所以，谈到苏联的制度，人们往往称为“斯大林模式”。从制度角度看，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实际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成败得失作出判断。
分析“斯大林模式”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先引用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巡重要谈话中的一段话：“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这段话指的是中国，而且是就经济体制改革说的，但是他却指出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即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分开，改革的对象不是基本制度，而是具体的体制，所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这个方法论原则出发，我们也可以把“斯大林模式”的内容分成两个层次、两个方面，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基本的、决定性的）和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这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分另加以分析和评价。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毫不动摇地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实行专政，而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并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从而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体现，符合生产力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决不能否定。我们党在1956年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中，曾经把这些内容概括为苏联革命的建设的基础经验，并指出，这些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的“共同的方面”。在1956年那股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面前，我们党坚决捍卫苏联的“基础经验”、“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今天面对新的更加凶猛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尤其需要有这种鲜明的立场和观点。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则需要作具休分析，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举经济体制为例。大家知道，苏联从20年代末以来一直推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国家用行政办法自上而下有计划地管理国民经济的体制。这种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也就是说，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而且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在3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年代、卫国战争的年代、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保证了苏联面监的最迫切任务的完成，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是，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也确实存在着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不利于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得经济缺乏活力的弊病。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这种体制的弊病越来越突出了。60年代以后，这种体制已日益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经济体制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或者只是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采取一些修修补补改进措施，因而经济出现停滞现象，引起人民不满。苏联的教训表明，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死路一条。
然而，阻碍生产力发展因而需要根本改革的是经济体制，也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是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这一层次上产生的（当然对于这一层次的问题，也需要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这一层次相对于基本制度来说，是第二位的，决不能因为这一层次存在问题就基本否定，甚至全盘否定整个“斯大林模式”。
毛泽东同志对苏联经验的分析，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全世界曾掀起了一股以全盘否定斯大林为特征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这股思潮，基本手法（抓住具体体制中的弊病、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来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实践）与近年来苏联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思潮如同一辙。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力挽狂澜，挺身而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了苏联的实践，理直气壮地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正是毛泽东同志第一个指出苏联模式的弊病，反对照搬，主张要结合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然而也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浪潮面前，充分肯定苏联的基本经验，提出“三七开”的评价。这种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成为我们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
必须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从道理上讲不符合事实，而且在实际斗争中会产生严重后果。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列宁、斯大林形象地比喻为“两把刀子”，指出丢掉这两把刀子是会亡党亡国的。苏联的演变，使得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了。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即苏联共产党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结果为自我垮台创造了条件。这方面的材料是大量的，也是人们所熟知的，无需赘述。我们只想从理论上指出否定社会主义实践会导致两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搞垮了共产党自己。因为这样做搞乱了党员的思想，使得党员失去了理想和信念，瓦解了党的队伍，使得党组织丧失了战斗力。试问，过去一切工作都错了，需要“根本改造”、予以“炸毁”，那么，这个党还值得捍卫吗？社会主义还值得坚持吗？这就难怪当戈巴乔夫、叶利钦在“8·19事件”以后宣布解散共产党时，共产党不仅没有一点反抗行动，甚至连反抗的想法都没有。否定自己历史的共产党，出路只有两个：一是根本改变党的性质，由无产阶级政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像东欧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那样：一是解散党组织，象苏联那样。这两个出路都是共产党的垮台。另一方面，为敌对势力夺取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他们是利用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否定，要求把“共产党排挤出政治舞台”，甚至要求“审判共产党”，没收共产党的财产，宣布“共产党与法西斯组织一样”，应予取缔；也正是利用共产党自己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否定，要求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攻倒算、阶级报复。而共产党在敌对势力的这种进攻面前，由于自我否定而理不直气不壮，只能拱手让出政权，任人宰割。苏联的悲剧表明，否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确是会亡党亡国的。
我们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时，提出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是说要全盘肯定过去的工作。沉缅于成绩，看不到现实生活存在的矛盾，固步自封，不思改革，显然是错误的，同样会威胁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共产党人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文过饰非。问题是要对党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
三苏联演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孤立起来看有的是十分严重的，但是从整体来看，问题是第二位的、次要的，而成就是基本的，主要的。既然如此，人们必然会提出一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垮台呢？
苏联的演变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其原因极为复杂：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的因素；有经济的因素，也有政治的、社会的因素；有近因，也有远因。简单地罗列各种因素，不分清主次，不抓住主要矛盾，问题是说不清楚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而不懂得这个方法，就如坠烟海了。
对于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而多种因素中必然有一个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这样一个方法论问题，人们是没有分歧的。然而对于进一步的问题，即苏联演变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看法却是五花八门的，甚至截然相反。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没有搞好”，因此主要教训是要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必须指出两点。第一，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笼统地、简单地说“经济没有搞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一点，上面已经分析过了。第二，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经济上出现困难，不是必然要导致向资本主义演变的。面对经济困难，可以有两种态度、两种办法，最后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执政的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关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完全可以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克服困难，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的阶段。我国80年代初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险恶处境，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一条基本路线，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党的领导人在困难面前对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信心，在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压力下，提出一条迎合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抛弃社会主义，那就不仅不能克服困难，而且很快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80年代中期尽管苏联经济出现了许多困难，但客观地说，并没有达到难以救药的地步。然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却惊慌失措，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提出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要求在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普遍的民主”，在经济上，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在思想上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如此等等。正是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阵地一步一步丢失，最后彻底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连苏共也遭到解散。可见经济困难并不是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必然、决定性的因素，这里的关键在于党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路线决定一切”。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重复一句：我们并不否认经济困难是苏联政局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应该指出，两者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决定性的因果关系。向资本主义演变，是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反映，而不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经济困难使得人民不满，这为敌对势力煽动群众、制造动乱、乱中夺权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敌对势力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斗争的结局取决于党的路线、党的工作。
打一个比方来说，社会主义的苏联好比一个生病的巨人，它有病，但不是致命的癌症，但是当医生的戈尔巴乔失为它开了一个错误的药方：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把它治死了。我们在分析致死的原因时，总不能怪罪于它生了病吧！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生病，一个拥有社会制度的国家，也难免有各种矛盾和问题。把一个仅仅生了一般的可以治好的病的人治死了，那当然是医生的责任；同样把一个尽管有各种各样矛盾和困难、但充满了希望的社会主义大国引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我们不能不归罪于作为引路人的执政的苏共以及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内因，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文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还是起了决定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如何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的。
首先，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和基本原则，贯彻这各路线就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指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它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是用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由此出发，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实践是“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垄断”，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无天”、“专横”，公有制“扼杀了人的价值”，妨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束缚了人的思相，因而必须“彻底抛弃”，与之“彻底决裂”。因此，他提出的改革，不是改变具体的体制、转换运行机制，而是取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认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既非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又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然而实际生活表明，这种“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是真，不赞成资本主义制度是假，只是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作一些改良而已。戈尔巴乔夫把瑞典这样的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改革的样板，足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改革目标，是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阶级和阶级关键、打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旗号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民主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当执政的共产党把这样一股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衣钵的资产阶级思潮当作指导思想，并作为党的路线加以贯彻，结果只能是根本抛弃社会主义，把本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搬过来改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苏联的演变，是苏联领导集团自己主张变的；象苏共这样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历经关键考验、拥有近2000万党员；又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如果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那是任何政治力量也不可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其次，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根本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把苏共从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戈尔巴乔夫说，“几十年来，苏共只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多年来作为行政命令体制核心的党本身已经发生严重变形”，因此党本身必须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彻底的改革”。新的、经过革新的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呢？第一，在阶级性质上，党不再是阶级的政党，不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一个“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者的自愿的联合组织”。党必须“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成为一个全民的、全民族的党。第二，在奋斗目标上，党不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声称共产主义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是目标是“毫无根据的观点”。共产主义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甚至要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从字典上删去。党的目标是实现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道路。第三，在指导思想上，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党，主张在党内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在“摒弃精神垄断”、“坚决摒弃对其它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的旗号下，反对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励“思想的自由竞赛”。他又强调这种“自由竞赛”“必须从人出发”，“必须确立人道主义价值观念”。这意味着用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指导思想。第四，在组织原则上，抛弃民主集中制，主张“普遍的民主”、“民主的一致”。戈尔巴乔夫谴责民主集中制造成了“兵营式的等级纪律”，形成了官僚专制、行政命令，要求实行党内民主化，“确保党内真正的多元化”，允许派别组织的合法存在，以及自由地展开争论。这样，党就从一个有铁的纪律、思想和行动一致、富有战斗力的组织，变成了松散的、自由辩论的俱乐部。第五，在党的作用方面，党不再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政治核心，而变成组织竞选和开展议会关键的议会党。苏共二十八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政治任务仅仅是“在选举中为在各级权力机关当选而斗争，并在取胜的情况下建立相应的执行机关，进行议会活动，完成自己的竞选纲领。”共产党主动放弃领导地位，降为与为与其他党派自由竞争、争取保持政治地位的一个政治组织。可见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建党路线来改造党，共产党必然蜕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顺便说一下，戈尔巴乔夫是想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的，不过还没有来得及，苏共就被解散了。苏联共产党在这短短六年时间里的变化过程表明，正是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搞乱了党内的思想，搞垮了党的队伍，使党改变了性质，失去了领导地位，最终落到了彻底垮台的悲惨境地。
第三，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下，共产党失去了对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科学的理论基础，因而在这场围绕着夺取政权展开的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共产党不断地妥协、退让，最终失去了政权。苏联政局剧变过程呈现出一种令局外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敌对势力在他们所制造的动乱中发起咄咄逼人的进攻，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要求，步步进逼，而执政的共产党却不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不在群众中揭露敌对势力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实质，打退这种进攻，是显得束手无策，只能步步退让，企图通过妥协和让步来求得事态的平息。一个进攻，一个退让，每一个斗争回合都是以敌对势力取得胜利而告一段落，然后又开展另一回合的斗争，直到苏共被解散、交出政权。仿佛苏共没有掌握警察、军队等专政工具，只得完全按照敌对势力的要求行事。回顾一下苏联局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动乱初起，反对派组织游行示威、集会，要求承认他们是合法组织，允许他们公开地、合法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一旦合法化，反对派就要求实行多党制，让反对派成为合法政党，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同共产党进行议会斗争；而一旦宣布实行多党制，反对派就要求修改宪法，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让各党派一律平等、自由竞争，这就为撵共产党下台、夺共产党掌握的政权奠定了基础；最后乘“8·19事件”之机，实现了夺取政权、解散苏共的目的。乍看起来，似乎无法理解苏共为什么那么软弱、那么窝囊，完全不象经历过十月革命、卫国战争等严峻考验的、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党，然而这是必然的，因为贯彻执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否定了阶级斗争，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妥协、退让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来对付敌对势力的进攻呢？！
苏联曾是一个伟大的、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四国武装干涉没有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倾巢侵犯也没有能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戈尔巴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却在短短六年时间内颠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费一兵一卒，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夙愿。这一惨痛事实表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帝国主义推选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力量，它起到了帝国主义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早在60扯代就指出，和平演变不过是改变社会主义国家颜色的外部因素，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出现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才有可能奏效。因此，他告诫我们，要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出修正主义，把这一点作为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关键。毛泽东同志的预见和告诫已经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这一历史性悲剧所证实。因此，苏联演变留给我们最根本的教训是，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当代的修正主义思潮──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从理论上划清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线。正是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导致亡党亡国的。
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性质上，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样的，它们同属资产阶级思潮。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苏联的演变是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极好的佐证。
标签：民主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斯大林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巴乔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