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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洋务运动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经历了第一次文化转型。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又开始了第二次文化转型。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是改造老的和新的传统文化，引进西方优秀文化，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在两次文化转型过程中，中国文艺思潮也发生变迁。
一、传统文化与古典主义
在中阵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在传统文化的体系内，形成了古典主义文艺传统。中国古典文艺思潮基本上可以用古典主义概括。古典主义是古典时代的文艺思潮，其基本特性是尊崇理性、讲求规范，它体现了古典时代个性不发达状态下的审美理想。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在古典时代都曾产生过古典主义思潮，它们也都有尊崇理性、讲求规范的性质，但是，东西方古典主义又有差异，它们体现了不同的审美理想。中国古典主义文艺思潮有如下特征。
第一，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因而，中国文艺也受到理性的强大制约。首先，它表现为理性对情感的控制，即所谓“以理节情”，所以才有“发乎情，止乎礼义”、“好色不淫”等说教。中国文艺避免情感的放纵、直接宣泄，理智、含蓄，不逾理性雷池。正因为如此，中国文艺少有浪漫主义思潮发生，至今也难于彻底接受现代主义。其次，理性主义还表现为一种乐观精神。中国文化出于对理性的信任，对社会人生采取了乐观的态度，认为理性主宰世界，人性本善，正义将战胜邪恶，形成了所谓“乐观文化”，中国文艺充满乐观精神，它惩恶扬善，宣扬善恶有报，并且形成了“大团圆”的模式。中国文艺的乐观精神，使悲剧意识无从发生，也难于接受西方那种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
第二，中国古典文艺的理性主义还表现为道德中心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是实践理性文化，具有道德中心倾向，一切文化形态如政治、法律、宗教、文艺、哲学等无不打上道德烙印。传统文艺观认为文艺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工具，即所谓“文以载道”说。中国文艺具有鲜明的道德主题和道德倾向，虽然在封建社会后期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但仍然受到道德观念的有力制约，一直未出现西方那种反道德、反文化的文艺思潮。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就表明了道德中心主义的文艺观。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阴阳调和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美学思想，形成了中和之美的文艺风格。它重和谐、恬静、优美，并且确立了“雅”（或典雅、雅正）的审美标准。所谓“雅”，就是做到情感表达有节制、思想内容合乎礼义，体现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风格。中国文艺排斥了西方文艺的丑怪传统，就是这种中和之美、雅的审美理想造成的。
第四，类型化、规范化的文艺形式。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理性特征，中国古典文艺在人物性格上也是偏重共性，人物趋于类型化，只突出某方面的社会属性，如曹操是奸诈典型、关羽是忠义典型、孔明是智慧典型等；戏剧艺术则依据人物身份、性格而脸谱化。文艺形式的规范化表现为诗歌的格律化、语言的文言化。这种规范化形式表明个性化的审美理想尚未形成。
第五，中国古典艺术重表现，诗歌等表现艺术发达，不同于西方艺术重再现，戏剧、小说等再现艺术发达的传统，这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性质。中国文艺观是表现论、表情说，从诗言志到诗缘情，都强调文艺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表达，而西方文艺观是再现论、摹仿说，强调文艺是对客观现实的摹写、认识。抒情传统成为中国古典主义文艺的一个特色。
中国的古典主义传统比西方要强固得多。西方的古典主义没有扎下深厚的根基，它肇始于古希腊罗马，经历一段不长的繁荣后，就被中世纪希伯来文艺思潮所取代。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觉醒，17世纪形成新古典主义思潮，但其影响也不过一二百年，就被浪漫主义所取代。及至现代主义发生，古典主义痕迹已荡然无存。中国的情形则不同，它有着深厚久远的古典主义传统，而且一直是主导的文艺思潮，它伴随着理性主义的传统文化延续两千余年，其影响至今不绝。中国古典主义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春秋至唐中叶，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也是古典主义形成并发展至高峰的时期，可称为古典主义前期，其特点是，审美意识与意识形态基本一致，体现着那个时代建功立业、昂扬向上的人生理想和崇高的美学风范。汉赋、唐诗可以看作这种文艺的代表。唐中叶到明中叶，封建社会成熟、停滞的时期，可称为古典主义后期，其时审美理想偏离意识形态，文艺主题转向私生活和个体情感世界，风格由豪放变为婉约，表现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和典雅的美学风范。这个阶段的文艺以词、山水画和散文为代表。明中叶至鸦片战争时期，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解体，这是古典主义走向感伤主义的阶段。朦胧的个性觉醒与强大的封建主义的冲突，必然导致感伤思潮的发生。小说、戏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文艺的主要形式。《牡丹亭》、《桃花扇》、《红楼梦》等体现了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以及在现实压抑下产生的惆怅和迷惘。中国的感伤主义在古典主义传统的强大桎梏下，并没有象西方那样成为浪漫主义的先声，它保留了太多的理性主义成分，而成为古典主义的末流。
在中国古典主义演进过程中，文艺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古典主义前期，基本上是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说居主导地位，其理论著作以《文心雕龙》为代表。古典主义后期，诗缘情和“诗有别材”、“诗有别趣”说居主导地位，其理论著作以《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为代表。感伤主义时期，袁中郎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袁枚的“性情”说居主导地位，其理论著作则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代表。
二、第一次文化转型与现实主义
古典主义衰落，但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内不可能产生出取代它的新文艺思潮。只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现实主义兴起，才真正瓦解了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艺主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引进西方文化，批判传统文化。在文学领域，文学革命的目标就是反对古典主义，倡导现实主义。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从西方文艺思潮（主要是19世纪现实主义）中找到了批判和取代古典主义的武器。
在现代文学史上，一般都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性质定为反对封建主义文学，这种提法是不确切的，它用政治概念来代替文学思潮；确切的提法应当是反对古典主义文学。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就是反对古典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战斗纲领：“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至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对古典主义，提倡现实主义，造成了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五四文艺思潮主要之点如下：
第一，反对古典主义的“文以载道”文艺观，主张文艺独立。胡适、陈独秀均反对“文以载道”说，陈独秀指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这样就从根本上挖掉了古典主义的根基。
第二，反对古典主义矫饰现实的虚假理想主义，主张写实。胡适认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并有“真挚之情感”，才“能成真正之文学”。陈独秀反对“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要“赤裸裸地抒情写世”。这实际上是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标准取代古典主义的理性标准。
第三，反对温柔敦厚的诗教，倡导批判的、战斗的风格，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冷峻的、无情揭露现实的新文风。
第四，打破古典主义形式，个性化人物形象取代类型化人物形象；自由诗取代格律诗；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第五，西方文论的再现说取代了古典主义文论的表情说，同时小说、戏剧等取代诗歌、散文而成为现代文艺的主要形式。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都一股脑儿涌进来，如郭沫若、创造社等接受了浪漫主义影响，偏重于表现主义情感，而鲁迅、文学研究会则接受了现实主义影响，偏重于客观写实。还有一些作家受到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的影响。由于中国面临着改造社会的革命任务，因此，它对外来文艺思潮的选择必然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在五四运动以后几十年里，现实主义成为主潮，形成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现实主义作家群，导致二三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大发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大功绩，就在于击溃了古典主义，造就了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
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并不持久，古典主义也并没有被彻底埋葬。一方面，传统社会、传统文化还没有被改造，还存在着古典主义的深厚土壤，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也未摆脱古典主义（如才子佳人、惩恶劝善、大团圆之类作品仍广有市场），因此，古典主义还有复活的可能。另一方面，五四以后，第一次文化转型结束不久，即开始了“以俄为师”的社会革命，它不再以西方文化为楷模，而是重建传统文化（新传统文化），包括重建传统文学，以为革命所用。这样，古典主义就可能被改造后得以新生。
三、新传统文化与新古典主义
在五四以后的现实主义洪流中，由于历史条件，革命形势的变化，开始发生一股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革命现实主义，以后又演变为新古典主义。这种新的文学思潮偏离了以19世纪现实主义为蓝本的五四现实主义传统，接受了苏联的现实主义模式，这意味着由西方文化背景转向东方文化背景。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至30年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艺原则，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与西方现实主义不同，它认为19世纪现实主义缺乏理想性，只能称为“批判现实主义”，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是“理想的现实主义”。因为在社会主义时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已经解决，理想与现实相符合，因此不需要批判现实，而只需要讴歌现实、用理想来矫饰现实。这样，理想性原则取代了真实性原则，对现实的肯定取代了对现实的批判。苏联模式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具有新古典主义性质，它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物，正象17世纪法国为巩固王权，需要文艺为其服务，并制定出新古典主义原则一样，苏联也需要文艺为它的政治服务。在这种模式的现实主义强制性指导之下，产生了许多粉饰现实的作品，如歌颂集体化、肃反以及劳动、爱情题材的作品。至此，现实主义传统在苏联中断，许多能够真实地触及现实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发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入中国，很快被左翼作家所接受，形成了革命现实主义思潮。革命现实主义是当时中国革命斗争需要的产物，它一方面继承了五四现实主义的批判现实的传统，同时又注入了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因素，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倾向。“左联”作家的作品，一方面成为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武器，同时又存在着以革命激情代替对现实的批判，以政治口号代替艺术描写的倾向，因而影响了其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视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的指导纳领。它强调了文艺服从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作家要自我改造，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要按照政治原则来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等。这些文艺原则的提出，都是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出发，因而有其历史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这里涉及到一个文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历史发展推动着文艺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过去强调较多。另一方面，文艺有时还要为历史做出牺牲，这方面却无人注意到。由于文艺是“自由的精神生产”，而不同于一般的精神产品，因此它与历史发展往往不相一致。历史发展出自人的现实需要，是人的片面发展（如发展生产力，改造政治制度），而文艺出自人的自由要求，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历史往往要文艺做出牺牲。文艺必须在特定历史时期（如革命）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宣传鼓动的手段，而其自由精神、个性品格、审美意蕴、艺术形式则要有所损害。法国大革命时期，新古典主义盛行，人们利用古典题材、古典形式宣传自由、平等、博爱，为革命政治服务，因而法国大革命没有推动文艺发展，反而延长了新古典主义的寿命。左联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作品，一方面适应了历史发展需要，同时也偏离了五四现实主义传统，艺术价值有所降低。革命现实主义与建国后的新古典主义不能划等号，它还保留着对旧社会的批判精神，但其高度的政治性、理想性，又为以后新古典主义的发生准备了条件。
建国以后，继承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政治性、理想性，同时又削弱以至抛弃了其批判性。按照当时已存在的“左”的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消除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社会，因此对现实只能肯定、歌颂，不能批判、暴露。后来，在“大跃进”热潮中，革命现实主义又发展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原则。在这里，浪漫主义能解释成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被解释成现实精神，“两结合”本质上是理想主义对现实的矫饰，而这是新古典主义的特征。这样，就较彻底地中断了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
新古典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以理性——革命理想主义矫饰现实，无视现实中的落后的、束缚人的发展的东西，而一味歌颂、粉饰现实，用理想性代替真实性，从而被“左”的思潮所利用。在一派歌舞升平中，“左”祸潜行，文艺并没有给人民敲响警钟，以致“文革”一声炮响，人民陷于深重灾难。
新古典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高度的政治倾向性。由于把政治性确定为文艺的本质、为政治服务是文艺的天职，因而政治观念成为文艺最高指导思想，文艺成为政策的注解、政治观念的传声筒。这样，文艺的丰富人性内涵和自由品格被抹煞。同时也歪曲了现实，公私合营、合作化、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些历史现实都没有可能真实地再现，作家只能按照政策来歪曲地加以歌颂，结果严重违背历史真实，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悲剧性地全军覆没。
第三，新古典主义抑制个性，强调共性（主要是人物的阶级性），因而艺术形象类型化，他们性格单一，是阶级的代表、观念的化身。它的典型论认为典型性即社会性，主要是阶级性，因而一方面是高大完美的英雄，另一方面是漫画式的反面人物，而“中间人物论”则受到批判，出现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倾向。它从人物斗争中演绎出主题思想，而不注重对人的心灵世界矛盾的揭示。它注重社会斗争，而不关注人的命运，尤其是个体的命运。新古典主义还形成了自己的形式规范，主要是革命斗争胜利的“大团圆”式结局。在文革中，新古典主义彻底走向反面，“三突出”、“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样板戏”模式，把文艺引向死胡同。
最后，新古典主义形成了以崇高范畴为核心的艺术风格，它以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为基调，而对其他风格采取排斥态度，指责其为消极、颓废，或者是小资产阶级不健康格调等等。这样，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被取消，单一的、甚至是虚假的风格统治文坛。
新古典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物、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特点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因而文艺也无例外地成为政治工具，被理性化、规范化。随着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对世界文化的开放，它理所当然地丧失了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新的文艺思潮也随之产生。
四、第二次文化转型与新现实主义
新古典主义以“样板戏”的极端形式进行了自我否定。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来临，它自然而然地宣告终结。当人们回首几十年文艺走过的路程的时候，就必然对新古典主义这种“伪现实主义”加以清算，要求回到真正的现实主义即五四现实主义传统上去。于是，引发了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思潮。同时，由于对外开放，国外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也被引进，也对中国文艺发生巨大影响，产生了一些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艺创作。因此，新时期文艺思潮就存在两种因素，一为现实主义因素，一为现代主义因素。二者又相互相融合、渗透，形成一股新现实主义潮流，即带有现代主义因素的现实主义思潮。由于中国面临着改革的社会斗争，因此，它需要现实主义，而且在新现实主义中，现实主义因素居主导地位；现代主义因素居辅助地位，它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文艺思潮，因为中国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关注的仍是社会合理性的问题，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关注生存的意义问题、内心世界的冲突问题。新现实主义一方面继承了中断的五四传统——严格的现实主义，反对新古典主义对现实的矫饰，恢复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批判精神，同时又接受了现代主义的超越理性、肯定个体价值，追求精神自由的品性，因而不同于五四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被大大地深化了。
首先，新现实主义以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为对象，表述普通人的思想感情，从而恢复了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新古典主义人物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题材是重大历史事件，它不关心芸芸众生的生活和命运，新现实主义则对普通人的命运倾注同情，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社会根源。
其次，新现实主义关注个体命运，肯定个体价值。新古典主义只关注社会斗争，集体命运，只肯定集体价值，而新现实主义则透过历史变迁中个体付出的牺牲，更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与人的价值的二律背反。它敢于描写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并且无条件地肯定个性要求的天然合理性，揭示社会价值规范的局限性。这样，新现实主义就吸收了现代意识，而把现实主义大大深化了。
最后，新现实主义不但揭示社会矛盾、描写社会斗争，而且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冲突。新古典主义把人的精神世界简单化，传统现实主义也忽视人的内心冲突。新现实主义吸收了现代主义文艺关注精神自由的长处，从而突破了理性主义，深入到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行心理分析，并且通过主观感受来重塑这个世界。新现实主义对主观心理世界的揭示，使其具有了现代文艺的高度。
新现实主义反对把文艺理性化，反对虚假的理想主义。它肯定文艺的主体性和超越性，并且在人的解放高度上来审视现实，因而其批判是严厉的。它消除了加在现实上面的理想光环，敢于直面现实，具有严酷的真实性。
新现实主义反对把文艺政治化，肯定了文艺的自由、独立品格。它举起人道主义旗帜，把丰富的人性还给文艺，并且敢于突破政治观念的局限性，打破狭隘的政治视野，不再为政策做注解，从而具有了异常的深刻性。
新现实主义反对新古典主义的人物类型化、形式规范化模式，发展了突出的艺术个性，人物塑造突破了阶级典型的局限，具有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个性面貌。艺术手法也打破了传统规范，突破了“以现实本身的形式摹写现实”的手法，采用意识流、心理时空、人物变形、非情节化乃至人物性格淡化，以表达情绪为中心等新的手段，这些现代艺术手段大大扩展了新现实主义的表现空间。
新现实主义打破了新古典主义崇高风格的一统天下，在充分个性化基础上，各种风格百花齐放。由于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的变化，非崇高风格的、冷峻的、忧愤的格调成为主旋律。
新现实主义是由现实主义向现代文艺过渡的形式，它是多元的、开放的。所谓多元的，是指它包含着多种因素，不仅有现实主义，还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素，而且继承了中国文艺传统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它不是新古典主义那样的单一模式，其内部存在着多种风格、流派，不断推陈出新，因而是最有生命力的。所谓开放，即它向世界文学开放，向未来开放，它不断吸收当代文艺的最新思想养料，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从而打破新古典主义对世界文艺的封闭状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水准的世界文艺的组成部分。
新现实主义文艺方兴未艾，它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童年时期，而走向成熟。新现实主义发端于伤痕文学，它是对“文革”恶梦的带有伤感色彩的控诉。这种对血淋淋的现实的直面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禁忌，初次展现了新现实主义批判的锋芒。接下来是反思文学，它把视野扩展到“文革”前的历史，反思“文革”的社会文化根源，批判“左”的路线对人的迫害，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新现实主义。随着改革的深入，又出现了改革文学的潮流，它以改革题材来揭示人的命运和精神世界的变化（如《陈奂生上城》），从而打破了新古典主义注解政策的模式。而寻根文学的崛起，则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来探寻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
新现实主义还有一种走向，即先锋文艺的兴起。所谓先锋文艺，是指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新潮文艺流派，它滥觞于朦胧诗，以后又扩展到戏剧、美术、舞蹈等领域，小说创作也出现了先锋派。先锋派文艺虽然未成为主流，但它的探索和尝试是有深远意义的，它不但丰富、深化了新现实主义，而且为中国的现代文艺开辟了道路。
进入90年代，新时期文艺结束，走向了后新时期文艺。改革已由发动阶段进入到深层次的变革，而这个阶段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的、漫长、曲折的时期，尤其是出现了文化失范、信仰危机、社会不公平、政治腐败等问题，因而后新时期新现实主义文艺必然由理性的批判转向对理性的批判。对理性的信任进一步丧失，对现实加以救正的希望幻灭了，于是出现了两种文艺思潮，一是新写实主义，一是非理性主义。新写实主义放弃了变革现实的奢求，转向描写芸芸众生的琐碎、庸碌的日常生活，它正视这种灰色人生，也容忍这种必然命运，它的笔调是冷漠的、平淡的，正反映了后新时期的市民心态。非理性主义主要是由王朔的作品和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它对传统价值一概加以嘲弄、践踏，以非理性主义埋葬了理性主义，以绝望埋葬了理想主义，并且以卑下、丑陋把崇高、优美打翻在地。这种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以极端形式反映了后新时期人们的精神苦闷和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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