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南模式的收入分配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同富裕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苏南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现阶段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继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对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收入分配机制
(一)按劳分配为主的收入分配格局
以集体经济为主是苏南模式的显著特点之一。在苏南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中,集体经济的比重一直占90%以上。近年来多种经济形式有了发展,但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仍占87.8%。这就决定了按劳分配是苏南的主要分配方式。其主要表现:一是在人们的收入构成中,按劳分配的数额占绝对比重。以无锡市为例,1992年城市居民仅人均工资收入就占全部收入的67.2%,若将奖金等计入则比重更高;同期农民人均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占纯收入的58.3%,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39.4%。二是城乡收入分配制度的较早改革,克服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使劳动者的收入与其劳动成果紧密挂钩,按劳分配原则得以贯彻。为了克服原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8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就进行了改革:在农业生产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乡村集体企业中推行无锡县堰桥乡首创的“一包三改”(包产值、利润等指标,实行干部选聘制、浮动工资制、合同工制)经营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也进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改革使人们的收入适度拉开了距离,调动了干群生产经营和劳动致富的积极性。
(二)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兼顾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苏南的国民收入这块蛋糕越做越大,为国家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集体的积累不断增加,个人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贡献国家、壮大集体、致富个人在苏南得到了较好的统一。
以乡村工业的收益分配为例,其收益分配首先是确保各种上交国家税金任务的完成。1994年苏南乡村工业上交税金79.2亿元,占当年苏南乡村工业利税总额162.67亿元的48.69%, 也占当年苏锡常三市财政收入111.18亿元的71.2%。从纵向比较看,1978年乡村工业上交税金仅 1.75亿元,1994年比1978年增长4526%。在80年代中期, 乡村工业上交的税金占同期三市财政收入的30%,10年后翻了一番多,达到71.2%,说明苏南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首要原则的。
其次是提足了各项应提取的集体积累资金。它包括企业留成和上交乡村利润,后者主要用于补贴农业和农村各项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支出。1994年苏南乡村工业企业留成24.64亿元,上交乡村28.89亿元,分别占当年净利润的35.9%和42.14%,两项合计占78%之多。 说明苏南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以维护集体利益为基本原则的。
再次,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集体经济力量的壮大,苏南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1994年苏南乡村企业职工人均工资额4129元,比1978年的415.38元提高8.9倍,同期苏南农民人均纯收入3101.6元, 比1978年的200元提高14.5倍。 从苏州市乡镇企业税后可分配利润的三者关系安排看,职工分配比重占20%左右,这大体能代表苏南地区的总水平。说明苏南国民收入的分配兼顾了个人利益,广大农民已走上致富之路。
(三)运用集体积累,部分地承担起国民收入再分配职能
苏南乡村社区集体经济,运用集体积累承担了许多本应由国家负担的社会性开支,减轻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协调了农村各业的综合发展。乡村工业上交乡村利润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用于“以工补农”或“以工建农”。苏南乡村工业最初是利用农业积累起家,由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农业,因此乡村工业的收益率迅速超过了农业。此时强大的乡村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一方面上交集体的乡村工业利润用于补贴农副业个人收入分配,这种补贴一般占农民纯收入的50~70%;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利润还用于补贴农机、水利建设,使苏南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改善了的农业经营条件也间接地增加了农副业收入。1994年苏南乡村工业上交乡村利润用于建农基金达3.24亿元,占上交乡村利润总额28.89亿元的11.2%。 某些地区用于补农、建农基金所占比例更高,无锡县(今锡山市)1992年使用乡村企业利润51594元,其中用于补贴农副业分配3485元,占6.75%;用于补贴农机水利5809万元,占11.26%, 两项合计占上交乡村利润的18%。苏州市历年补农资金的比例保持在20%左右。“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协调了非农与农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要求的,也为稳定农业、稳定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
其次,上交乡村集体积累还广泛用于农村各项公益性事业,包括村镇社区建设、科教文卫事业的补贴等。例如无锡县(锡山市)1992年用于村镇建设和文教卫生的资金补贴,分别占上交乡村利润的16.9%和6 .9%。到1994年,该县已拥有各类学校553所, 率先成为全省第一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达标县。近年来,上交的乡村工业利润切块专项用于地方教育事业,1994年苏南征收地方教育费7.16亿元,占上交乡村利润总额的24.8%。这些促进了农村公益性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再次,上交乡村的集体积累还用于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苏南依靠强大的集体经济力量,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来扶贫帮困,集体积累开支中的扶助金用于扶贫帮困。1994年苏南农村扶助金3014万元,占上交乡村利润总额的1%。现在, 苏南农村一些地区已建立了民政福利、扶贫救济、五保供养、优待抚恤、残疾人安置康复、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还鼓励先富起来的乡、村采取挂钩的方式,带动、帮助未富起来的乡村,如华西村就带动周围一批经济相对薄弱的村走上了致富之路。
上述这些都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反映了苏南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对苏南不同群体收入分配差异的分析
(一)苏南城乡收入分配差别情况
从苏南城乡历年收入分配水平的纵向比较可见,1978 ~1994 年的16年中,苏南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共增长10.3倍,年平均增长率16.3%;农民人均纯收入共增长14.5倍,年平均增长率18.68%。 后者分别比前者高出4.2倍和2.73个百分点。若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则1978年城乡收入差别为2.66倍;80年代中期和后期(尤其是1984年),城乡收入差别达到最低点1.45倍;从90 年代起城乡收入差别逐年上升, 最高达1.95倍,但仍大大低于1978年2.66倍的水平。 引起这种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体制改革因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农村中率先展开的,加上农产品价格的较大幅度提高,使农民的收入在80年代中期比城市居民提高得快,因而这期间城乡收入差别呈下降趋势;但此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工人工资大幅度上升,以及工农产品比价的一定程度复归,导致城乡收入差别转而逐年上升。然而,苏南非农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民来自非农业的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因此转而上升的城乡收入差别最高点,仍大大低于非农化初期阶段1978年的水平。
若进行横向比较,即将苏南的城乡收入差别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较,苏南的城乡收入差别始终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是由于在整个经济处于二元转换过程中,苏南农村的非农化进程一直快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与第一产业相比,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农民的收入对农业的依赖程度逐年减少,对非农业的依赖程度逐年上升,最高达70%之多。因此,苏南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全省率先进入了较富裕的层次,苏南的城乡收入差别比全省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
(二)苏南国民经济各行业收入分配差别情况
在苏南国民经济的不同行业之间,原有的收入差别在扩大。一些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比较高。以无锡市为例,1994年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的收入最低,电、煤气、水业的收入最高,高低收入倍差为1.52倍;在第三产业中,商业的收入最低,金融保险业的收入最高,高低收入倍差为1.65倍。这种高收入是凭借垄断地位获取的高额垄断收入,是由体制原因导致的非竞争因素造成的,应当属于分配不公之列。
(三)苏南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情况
国际上通行以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分配差别的总水平。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分配差别越大,反之则越小。在理论上,基尼系数的最低值为0(绝对平均),最高值为1(绝对不平均)。以西方通行的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分配的高度平均,0.2~0.3为相对平均, 0.3~0.4为合理区间,0.4以上为收入差距偏大。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标准,具体分析不同国家的收入分配差别时,还要考虑不同社会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从1990~1994年,苏南农民人口——收入基尼系数在1992年达到最高点0.286后,呈下降趋势, 而且始终低于全省农民的人口——收入基尼系数,这说明苏南农民的收入差别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此外,对苏南农民现有的收入分配差别进行价值判断,既需要进行国际比较,还需要考虑不同制度因素的影响,因为有些经济学者的经验研究已经证明:公有经济中的收入差别始终低于私有经济中的收入差别水平〔1〕。
首先,从国际比较看,世界银行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到8 个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私有经济国家中的城乡收入分配情况,其中城市的人口——收入基尼系数平均值为0.43,农村为0.375 〔2〕。假如不考虑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那么近年来苏南农民收入基尼系数还大大低于上述平均值。这也隐含着一种可能,即苏南农民的收入分配差别还会再往上升一些。
其次,以剔除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基尼系数平均值来衡量,国内有的学者将台湾同期农村资本收入对农村收入差别的解释度为26%,与0.375相乘得0.0975,将此值从0.375中扣除,得出公有制经济中农村收入差别的标准值为0.2775。不过在中国农村现行体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下,资本和土地因素对农户的收入影响还不大,因此中国农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标准值可能比0.2775略高一些〔3〕。 以此看近几年苏南农村的收入分配差别,一般都在平均值以下,似乎收入分配差别还在合理范围内。
(四)苏南乡村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差别情况
从有关统计资料和多次典型调查所掌握的情况看,在苏南乡镇企业内部,虽然收入差距已经拉开,但是收入分配差别的总体水平大致还在合理范围内。1993~1994年苏州市乡镇企业职工收入分配中,厂长与职工的收入(公开收入)差距平均为3倍左右,最高达4.3倍。综合多方面的典型调查, 1995 年, 苏南乡镇企业普通职工年收入一般为5000 ~6000元,效益好的企业为7000~8000元;而大多数企业厂长的年收入(公开收入)一般为2~3万元,约为普通职工的3~6倍。也有一些企业厂长年收入5万元左右,为职工的10倍左右。 有极少数企业厂长的年收入达10多万或几十万元,为职工收入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乡村企业的中层干部年收入约为职工的2倍。 一些企业的供销人员之间及其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较典型的案例是,企业供销人员年收入最低者约为2000元,最高者达30万元,高低收入倍差150倍。
乡村企业历来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较弱,不同乡、村企业的收入分配都各有一套办法,普遍缺少规范性,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五)对收入分配差异的几点分析
1、苏南收入分配的帐面差距并不大,实际差距却很大。
上述收入分配差异情况令人难解的是:为什么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从统计数据上看并不算大,但从所掌握的案例和群众的切身感受来看却很大?这就要借助帐面差距与实际差距的概念来分析。
所谓帐面差距是正常收入形成的,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收入等,也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公开收入,其差距一般不会很大;实际差距是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形成的,包括权钱交易收入、非法经营收入、偷漏税收入、侵吞公有财产收入等,这些属于国家政策明令禁止或界限不清的非正常收入,其隐蔽性强,正是这种收入拉大了收入差距。由于非正常收入处于隐蔽状态,所以对它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对财富的实际占有、使用和支配状况(如凭公款实现的消费水平等)〔4〕。
以此来分析苏南收入分配差异,一方面,统计数字反映的主要是正常收入所形成的帐面差距。改革以来,这种正常收入只是适度地拉开了差距,因为它受到宏观调控的制约,所以收入差距不会很大。不过对乡村企业来讲,作为正常收入的经营收入分配,并不像国有企业那样规范,从案例来看,其数额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元,这也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案例所反映的和群众所感受的差距很大的部分,主要是非正常或非公开收入部分。这可以从对财富的实际占有、支配、使用状况来看:第一,苏南的一些乡村企业在承包制中实行“一脚踢”的办法,就是经营者在完成了承包规定的上交任务后,余下的收益全部归己。归己的部分除包含政策允许的正常收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隐性收入。第二,有些经营者非货币化收入或灰色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其公开的货币工资收入水平。例如,几十万元的高级轿车、数万元的通信工具等由企业购买并为经营者独享,还有经营者公款吃喝、旅游、盖豪华别墅等追求享乐的高消费,动辄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有些职工说:“厂长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全是我们厂里的。”这当然是极少数。显然,一些经营者巨额的灰色收入,拉大了他们与职工的收入差距。第三,有些经营者借产权改革之名,行侵吞公有财产之实。例如,所谓“一厂两制”,就是在原来的集体企业名义下,由经营者家族组织经营的企业,通过控制供货渠道等手段,有计划地将原有企业的集体资产向私营企业转移,结果原有的企业被掏空,私人却肥起来。经营者对集体资产的承包经营负盈不负亏。制度上的不健全,给不法分子侵吞公有财产开了“绿灯”。群众对此类企业无不充满忧心。显然,这类经营者的高收入主要来自于对集体财产的侵占。
上述分析可见,有些属于尚合法但未必合理的收入,如对高级轿车、通信工具的独享;有些则属于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收入,如对集体财产的侵吞。对集体财产侵占而引起的收入差距呈快速发展趋势,若不加以控制,苏南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会发生动摇,苏南现代化的进程就有可能发生逆转。
2.基尼系数分析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上述收入分配差别情况可见,在苏南农村的收入分配中,尽管属于非正常收入的实际差距已经很大,但是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大,这可能是因为:第一,农民人口——收入基尼系数较难包含隐性收入,这就难以反映出人们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第二,基尼系数的依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取的,调查者选择样本不同,会影响数据的准确程度。第三,尽管国际上对判断收入差距大小有一套参考标准,但是对地域广大、区域不平衡、且具有特殊国情(主要指特殊的道德、历史、传统观念和人们对贫富差别的承受力等)的中国,此标准未必适用。
收入差异是大还是小,这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为收入差异与效率之间存在着同一和背反关系。从右图AEB 曲线可见:当收入差异水平处于C点时,效率最高;当收入差异水平在C点以前时,随着收入差异的扩大,效率逐渐提高;收入差异水平超过C点后, 收入差异的扩大反而使效率下降。这里的C点可以被看成是社会承受力的临界点。 虽然较难以社会成员收入差异的具体数量指标来确定C 点(如基尼系数分析就有局限性),但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某些质量指标可以判定收入差异水平是否达到或超过C点,如低收入者的劳动情绪, 低收入者对社会和政府的满意程度等。据此,在基尼系数和公开统计数字较难反映苏南收入分配实际差距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通过对群众情绪的把握等方面,来判断收入差异水平。根据一些专家、学者在苏南调查中广泛听取群众的呼声。可以判断,苏南有些地方的收入差异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C点, 如果不及时将差异水平调控至C点,就难免留下危及社区稳定的隐患。
在苏南的收入分配中,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悬殊并存。在城镇企事业单位的正常收入分配中,平均主义依然较严重;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部分和改革过程中制度真空的部分(隐性收入部分),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因此,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应有所区别。
三、对苏南收入分配关系的宏观调节
苏南要继续沿着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应当继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把握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关系。在协调收入分配关系中,既要继续克服平均主义,更要将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非正常收入上,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一)加强对公有资产的监控和保护 进一步严格财务制度,尽可能全面实施帐务公开制度;国有资产的使用和监护过程应分离,以形成制约;审计工作要与经常性的资产、效率评估相结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及向个人转移。乡村企业的财务制度历来不如国有企业规范,这也为不法分子侵吞集体资产留下漏洞。社区政府应参照国有企业的办法,在乡村企业中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实施帐务公开制度,形成制约机制,堵住集体资产流失的漏洞。
(二)推进以明晰产权为中心的所有制改革 传统体制的财产所有权虚置、产权关系含糊等弊病,导致经营者负盈不负亏,为公有财产的流失留下了漏洞。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形成对经营者刚性的财产约束机制,能从根本上防止公有资产的流失。在“抓大放小”的企业改革中,尤其要注意防止公有资产在评估、出售中的流失,以维护群众的基本利益。
(三)积极推进政企分开的改革 将社区政府的行政、社会管理职能和社区集体所有权实现主体职能分离开来。由专门机构来管理集体资产,既能有效行使所有权监督以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能避免社区政府以行政干预来侵占企业利益,防止集体资产在社区内部流失或被少数以权谋私者侵占。
(四)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产权意识,健全企业的群众监督机制 在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积极鼓励广大职工投资入股。在苏南的一些乡镇企业中,职工入股额约占个人股的50%,这样能培养和激发群众的产权意识和对集体财产的关心与爱护。要用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企业,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职代会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和健全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
(五)培育经营者主体,建立企业家市场,通过外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来激励和约束经营者行为 经营者收入要公开化、货币化,有条件的地方可参考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实行经营者年薪制。
(六)对垄断性行业职工工资的增长,实施严格而有效的宏观调控国家劳动部门已作出规定,垄断性行业职工工资的增长,要受到严格控制。其增长率应低于全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如果这些行业的工资增长得到控制,就能初步解决行业之间的分配不公问题。必须建立有关实施办法和监督机制,来保证这一宏观政策的实施。
(七)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首先要健全个人所得税的征缴制度,征税重点不在一般工资收入,而在工资外收入特别是隐性收入。为此,必须以更有效的方式把握和控制真实收入情况。此外,要通过一系列改革将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公开化(如住房、医疗等)。还可以考虑逐步实施银行存款确认制度,并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申报制度。要取缔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对偷、漏税问题要加强惩处力度。其次要进行税种改革,在适当的时候开征遗产税、馈赠税。立即对高消费或奢侈性消费征收消费税,并课以重税。
(八)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对低收入居民的保护 在农村,除继续坚持“以工补农”外,要在政策上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搞好扶贫工作。在城镇,继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重点搞好对亏损企业职工、退休职工、失业职工等低收入者的社会救济、救助工作,并使其制度化。此外,还要动员社会力量,大力发展各种慈善事业。通过高收入向低收入的部分转移,来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区的长治久安。
注释:
〔1〕〔3〕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第258~259页。
〔2〕参见世界银行考察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财经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115页。
〔4 〕参见张问敏等:《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 《经济研究》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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