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与下一代的编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这一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来北京之前，读了一本书，叫作BIG MEDIA BIG MONEY，台湾译成《大媒体的金权游戏》。有朋友问我，谁是世界最大的媒体出版商？我刚读过这书，答是美国的时代华纳集团。他说错。我改口说是英国的梅铎集团。他又说错。我开始疑惑了，难道是德国的贝塔斯曼集团吗？他说错！错！错！三连错。答案是美国的FED，“联准会集团”。因为他们印出来的一定是钞票，其他出版商印出来的很可能只是库存里的废纸。
我们应该深感荣幸，跟联准会是同业。所以出版业别小看自己，为了复苏经济，创造就业，我们还得加把劲，继续努力，好好发挥印书的“巧实力”。
我们今天谈出版，和20年前谈出版，意义和感受完全不同。20年前詹宏志先生(城邦集团董事长)谈出版的华文单一市场，那是多么意气风发的年代，带给业界多大的向往与勇气。他当时说，台北有十年的好光景，成为华文出版中心，然后中心会转移到上海，再经十年，中心还会转移到北京。现在看来，转移的速度似乎比他说的还快些。可惜的是，时代变了，现在我们再谈这一议题已经难有兴奋之情，因为我们知道，出版市场不再扩张，而且正在缩小中。
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报导，说去年日本图书市场的规模，已经衰退回到30年前的水平，而距离十几年前的最高峰，衰退更超过五成。我印象十几年前的日本，每年都会有好几本400万～500万册的超级畅销书，当时拜访他们的出版社，几乎每家都有一百万册的畅销书，毫不稀奇，但现在的日本，一百万册的畅销书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现在想起来，在那个浪漫的80年代，台湾的出版社与发行商同时发展，读者的购买力也不断释放，即使书店装潢丑丑的，灯光暗暗的，味道臭臭的，也无碍那是个美好的回忆。
当时的市场，先经历了一场通路革命，建立起高效率的发行系统，紧随其后的是连锁书店的革命。在这个基础下，确立了台湾“大众阅读时代”的来临。尤其通路开始采取计算机条形码管理后，书籍销售信息一目了然，于是出现销售排行榜，这便促使编辑必须不断注意新书销售动向，并反复检视那些有助于销售的创新手法。时至今日，网络又掀起另一场通路革命，但这一次的革命，却没有释放更多的购买力，相反的，市场好像越变越小了。
大家会说，那是网络提供太多免费阅读所致，纸书成了众多阅读途径之一，不再是主要的部分。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也不妨换个角度来理解。
我认为现代意义的出版，其出发点不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宗教解放，也不是中国明清时代的科考盛行，而是19世纪中产阶级的兴起，所带来的全新且大量的阅读需求。
可惜，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全球性中产阶级逐步萎缩的时代，逐步“M形”化的时代。我们的阅读社会基础正在瓦解中，正在失去支撑，这就是为什么十年来我们老觉得天空有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而且还不断扩大，继续扩大。
中产阶级是一个靠知识和技能，而非靠资本而壮大的人群。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在他的需求与扩张下，才发生现代意义的阅读。所以在一个中产阶级蓬勃的时代，出版商非常快乐，他像“联准会”一样，印出来的都是钞票，工作非常省力。
但在未来，中产阶级走向衰弱，他们不再为了进步而求知，于是知性阅读失去主导性，剩下来撑场面的，只有品味，我们称之为“阅读的去中心化”。于是，大道将为天下裂，读者开始像变形虫一样，各有各的品味，难以归类，编辑则要学习为类型模糊的读者，讲各式各样的故事，靠赢率和手气讨生活。其中的困难，有如要帮一群没有固定高矮胖瘦的人，量身订制一套西服。
如果是这样，那将来的编辑将何去何从呢？
编辑的成长，必定与社会，与这个产业的现况结合。
我试着用自己当编辑的成长经验，以及新一代编辑身上看到的力量，并结合社会变化与产业变化，交叉比对，看看能不能织出一张未来编辑的理想面貌。
先从我自己说起。
我在1989年加入出版业，至今24年。刚开始我被分派到图书部门，做的是校稿的工作，几个月后感到有点沉闷，所以换跑道，改去杂志部门做采访。采访的生活虽然丰富，但事事浮光掠影，浅尝即止，过久了又觉得不踏实，像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之后一段时间，我有时编书，有时编杂志，脚踏两条船，希望找到平衡点。直到2000年，这事才想清楚，我确定自己更喜欢厚实的东西，所以专心投入编书工作。
在这20多年中，我看到出版界的变化，看到通路的变化，看到读者的变化，也看到自己的变化。这像是一个修行者的历程，总要经过“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种种阶段，才能校正出一条可行可信道路。
我的编辑成长历程，其实是随着台湾出版的发展历程而同步更换，大约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为编辑的手工业时代，第二个阶段，我称为编辑的轻工业时代，第三个阶段，我称为编辑的重工业时代。
1989年，我大学刚毕业，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编辑。当时的录取办法很简单，没有笔试、口试，没有考外语能力，就是写一篇自传，长短不拘，写得好就录取。我印象我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自传，大意说我在家中排行老五，上头两个哥哥，两个姊姊，最大的与我相差十岁，所以我的出生不曾给家里带来什么惊奇。因为从小孩用的尿布，一路到小学三年级的书包和衣服，都有完整的交接制度，所以一切波澜不惊。连医院都是我妈妈打麻将打到一半，觉得时候到了，但还是拖到自摸一把后，才自己走去医院，生下我来。
大概这自传写得有点趣味，很快就被录取了。第一天进编辑部上班，主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那个文笔很好的新同事吧！”这给我一个绝深的印象，编辑就是要文笔好。
两个月前，我面试了20几个想当编辑的新人，其中有几个写作能力很强，但我最后并没有录取他们。原因很简单，编辑并不是作者，不需要生花妙笔，只需要通顺的文字表达能力即可。我更看重的，是他的逻辑架构能力，是他对新事物的学习理解能力，是他成熟的人际关系，以及他是否拥有几样“私领域”的业余嗜好。
在编辑的手工业时代，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图书市场基本是“供不应求”。只要是规规矩矩的书，带一点知识性，文字流畅，即使作者名不见经传，几乎没有滞销的。那是个出版的美好年代，书店的退货率只有三成，出版社派出去收账的业务，酒量必须很好，因为书商都赚到钱了，热情请客不说，付款前还要宾主烂醉才算尽欢。
那个年代，台湾出版业完成通路革命，造就了金石堂、诚品等连锁书店，又让新的出版商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现在台湾留下来的大型出版社，几乎都奠基于那个时代。
那是个出版社拼命扩充规模的时代。我算是赶上那个黄金年代的尾巴。
几年前，我去拜访紫图(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跟一位副总编辑聊天，他提起自己入行的故事，说当时随手写了两页出版企划提案，书商看了，二话不说，拿出两万元人民币当订金，要他赶快把书编出来。他一想，随手写的两页纸竟能值两万，这个行业太滋润了，所以就一头栽进来。
这种故事太多，常常是老出版人回忆美好时代的共同话题，但在新一代编辑面前，这种故事一说就显得老了。
在那个黄金年代，市场持续成长，出版商则努力扩大品种，扩大营业额，扩大占有“出版的无人地带”，面对这个扩张的趋势，编辑仅有“文笔”一项能力的准备，显然非常不足。
那个时候形势一片大好，但对我来说，却是The Last First Kiss(最后的初吻)。没有人警觉，这是时代的回眸一笑，一笑之后他就走了。
进入90年代后，一味扩大供应的方式，终于出现问题了。通路规模已经稳定，成长趋缓，虽然读者还是习惯在书店买书，出版业还是社会重要的知识供应者，但读者开始对大同小异的图书产品不耐烦，要求风格更新、更专业、更多元化的阅读选择，于是出现“分众市场”。
市场成长趋缓，供给持续增加，这就慢慢抬高书店的退书率，同时增加出版商周转的难度。为了周转，只好出版更多的书，但更多的书又更提高了退书率，这就带来恶性循环。进入90年代，也就是我所说的“轻工业”时代，市场开始淘汰弱势产品，编辑则必须提升能力，避免自己被淘汰。
在手工业时代，编辑的技术含量不高，凭着好文笔，在圈内混三年，人头熟了，饭碗就算稳了。但到了90年代，情况完全不同。90年代是编辑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当一个编辑，每天都很忙，忙着观察别人的创意，学习新的印刷技术和用纸，忙着尝试更灵活的编辑角度，注意国外出版动态，还要忙着适应数字化带来的各种改变，以及培养自己的美学能力等等。
这段时间里，编辑的生活充实而丰硕，充满新知，也逐步建立职业KNOW HOW，开始形成“专业编辑”。
记得有一次为跟美术设计讨论封面，为了选一个恰当的红色，我们在演色表上翻来翻去，又挑出五六张色票，仔细比对，搞了快半小时才定案。有些人会说，颜色深一点、浅一点，有差别吗？老实说，觉得没差别的人会永远觉得没差别，觉得有差别的人，就会一路提升向上，对技术问题越来越讲究，并形成一套熟练的控管机制。
过去的编辑，很少讲究美感，对色彩的感受力也很差，但国外信息多了，读者眼界高了，编辑不得不大幅提升这方面能力。这个时候，一个编辑如果分辨不出10%的色度变化会产生什么不同效果，他就不是个称职的编辑，也没有能力跟设计作细致的沟通。
不过，对新一代编辑来说，这种美感能力，常常是天生的，好像不用学习一样，眼界一开始就够高，而且比老编辑准确、锐利。只是他们还没学会适当的技术，不知如何透过技术机制，让心里想要的东西被制作出来。
过去的编辑只要取一个达意的书名，再摘出书中两三句有力的文字，放在封面，然后一篇小小的简介放在封底，这书就算包装完成。但新的包装方法非常结构化、细密化，一层一层包起来，考虑之深广，已非从前可以想象。
从前做一本书，书名是总编辑想的，他说什么书名，就是什么书名，顶多小修，很少翻盘。但在通路革命之后，各项销售信息取得容易，所以，书名的得失，开始有客观指标可供参照，所以必须经过公开讨论才能决定。通常是总编辑提出一些书名，受尽大小编辑批评奚落，颜面与人格一并扫地之后，才慢慢出现一个云破天青的新看法，然后经过几番争辩，终于调整出一个多数认可，无论对书的理解，或对市场的销售都最有利的书名。这个集体化过程，在80年代完全不可想象。
书名，只是决定了精神与方向，之下一层一层，尚有繁复包装手法。主标之下有副标，其上有Slogan，有时需要热闹，再加一书腰，其诉求必须别开生面，不能与封面重复，又要保持有机连结，这就是第二层。然后还要包上实用取向的第三层，字体稍小，五到八行，句句精悍，既要权威，又要兼顾感性，让读者觉得此书效用极大，具有开创性视野。最后再包上第四层，以封底为主，采取理性手法，展示精彩论点，让人觉得货真价实，切合当下需求。这样四层下来，文字包装才算完成。而这尚不包括书店或网上的文宣与营销活动。这个工作架构，在80年代也完全不可想象。
文字之后，紧接着是封面影像。过去这方面工作就交给设计，他做什么就是什么，编辑即使不满意，也很难修改。现在不一样了，每个熟练的编辑，心中至少要有十几种“书型”。例如一本社科的书，通常有几种表现方法，版型如何展开，封面如何呈现，编辑心中必须事先有个“型”。以这个“型”作为沟通基础，设计就不会走样失控，可以在编辑的脉络里，一步步精进到位，做出最好的结果。这种工作技术，是在2000年左右才发展成熟。
可以这样说，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是编辑技术力的大跃进时代，也是出版品牌百花盛开的时代。错过这十年，之后的编辑再也学不到这么完整的技术了。
不只是制作面的技术力提升，由于通路的饱和，退货率的增加，风险的提高，也逼着编辑必须学习“数字管理”的能力。也就是透过各种报表数字，架构出一种营运的理解，以此控制生产成本，并预期销售结果，获得合理毛利的能力。这就进入编辑的“重工业”时代。
2005年以后的编辑，不会像十年前那样喜欢谈理念，也不会带着明显的知识分子气味，他们聚会的聊天话题，常常围绕着起印量、成本、毛利、库存、预付版税，以及人均营业额和人均获利上。理性的商业力量，正潜移默化改造传统编辑的气质。
我前一阵子招聘编辑时，遇到一个人，曾同时有文学与商业的学位，我看了十分高兴，心中暗自给他加分，后来也果然录取他了。我感觉老天好像悄悄的为未来的编辑人才做好了该有的准备。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对一个编辑的最好赞誉是，文笔很好。过了五年，最好的赞誉是，编辑流程管控顺畅。再过五年是，有创意，有想法。然后再五年，进入重工业时代，对编辑的最佳赞誉是做书很精准。
这“精准”二字，非常值得玩味。
精准的意思是恰到好处。各方面都兼顾下的最佳平衡。哪些方面呢？总共有七个方面，包括选题角度、市场定位、文案解释、影像包装，然后是成本控制和订价策略，最后是营销企划。必须七个方面揉合在一起，同时满足最佳配置。
一个成熟的编辑人，最难与人分享的部分是，一本书的定位是往哪个方向多靠一点才对；解释到多深才是好的；成本、装帧、定价三者如何搭配最为有利。不是努力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努力到什么地方最恰到好处，并留下余裕，继续奋斗下一本书。
例如我们有一本书叫《不懂带人你就自己做到死》，副标是“让你把身边的脑残变干才”。这书的主题是“教的技术”。我们把定位情境化后，这书就充满新的力量。这书的封面沟通修改了四次才定稿。原先画面是一个辛苦劳累的上班族，但这个影像与书名的活泼力量不相衬，改了几次，最后决定用打计算机的猴子，这样就匹配了，但又要控制画面的比例，让书名远大过图像才合理。定价则选择台币250或260，因为网络书店打折下来，刚好是190多，非常容易下手。
但是，另一本书叫《破晓集》，是1930年代台湾一位带有左派意识的作家翁闹的作品全集。我们用两组上世纪30年代的版画，做了内外两个封面，书里安排一组照片，引导读者回到作家的创作背景，30年代的东京。书名不取全集，而命名为破晓集，因为我们想用破晓这个概念，重新解释作家的全部作品。因为对这位作家来说，他自成一路，编不进现有的文学派别中，他自述说，白天太亮，夜晚太暗，他只适合活在短暂的破晓中。
新一代的编辑，他们对选题的深度、广度把握，以及对市场的平衡兼顾，不容易超越老一代编辑，原因是他们错过1995年到2005年的出版大跃进，他们接受不到全面的训练，不知道每一件事都非理所当然。他们成长的环境，也不重视全面的基础知识，更重视的是个人独特的品味，不在自己范围内的知识可能是一片空白。也许，这十年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十年了，以后的编辑无论多努力，都无法接受那样全面而完整的视野与训练了。
但我们仍要承认，新的编辑在感受力的强度上仍超过老一代编辑。他们缺少的是管控的技术，把事情做到精准的技术。所以新一代的编辑对老一代编辑必须“有花堪折直须折”，折不下的，再过十年，也就失传了。
另外，我又注意到，新一代编辑在知识上并无老一代编辑的执着，他们比较洒脱、自由，没有包袱。他们不需要形上学，照样生活得很踏实。他们是在没有远大志向的情况下，日子依然进行得如火如荼。虽然没有广泛的常识知识，但当下的感受力却无比强大，爱憎分明。
我们要迎接这样的新编辑，也要迎接这样的新读者。
最后，回到一开始所说的“中产阶级”。
阅读，在过去有一种促进阶级流动的功能。无论这种功能是真是假，但至少我们都相信他存在。例如有一本美国书叫做《布鲁克林有棵树》，我知道这书在大陆卖得很好，它让我们相信，阅读会带来美好的人生。
但这个流动的功能会慢慢降低，因为中产阶级正在萎缩。
具有改变阶级功能的阅读，只会是专业而高端的阅读，绝非一般性阅读。
一般性的阅读，只会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倾向“消遣”与“实用”，间或以“品味”作为调剂，并以事件创造高潮。这个潮流倾向，我们可以称为“阅读的平庸化”。
但在这种平庸化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可贵的“反抗姿态”。它或许不脱平庸，却拥有一副意味深长的反抗姿态，引起阅读的惊喜。例如，我的一位新生代编辑说，别找教授写红楼梦了，为什么不找安妮宝贝或九把刀来讲红楼梦？这就是解放，就是反抗姿态。这就是新一代编辑带给我们的启示。
老编辑有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的负担，但在出版平庸化的潮流中，他靠着一身学来的专业技术，保持他可贵的生命之重。但对新一代的编辑来说，他们生命轻盈，没有负担，自然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但同样的，他们也缺乏技术。
于是，我们结合两者，可以勾勒一副尼采意义下的编辑超人。他的生命毫无负担，毫无限制，充满开创的勇气，而且技巧纯熟，出手精准，平衡感一流。
如果真有这样的编辑，那未来的出版就该由他们来定义了。
标签：中产阶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