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巴西建交及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西论文,两国论文,重要意义论文,中国论文,伙伴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中国和巴西建交30周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之际，巴西政府及时调整对华政策，积极寻求接近中国，使两国得以在1974年8月15日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本文将从中巴关系的历史轨迹、友好合作的全面发展和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支持等方面，论述中国巴西友好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巴双方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中巴关系的历史轨迹
中国和巴西远隔重洋，分处于东半球的北部和西半球的南部，是世界上相距最远的几对国家之一，但中巴双方人民的接触和交往的历史却源远流长。中巴关系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葡萄牙建立其“海洋帝国”时期。当时，葡萄牙凭借其航海技术和武器装备，在非洲、美洲和亚洲攻城略地、称雄世界。1500年，葡萄牙占领巴西。1553年，葡萄牙窃据澳门。从此，同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和巴西开始接触，由此产生了中国和巴西的交往。当时，从东方启程的葡萄牙船只把精美的中国瓷器带到巴西，回程时又把巴西的黄金、烟草输入中国[1](P219)。以瓷器、茶叶和丝绸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受到巴西朝野的珍爱，对巴西社会和文化习俗产生过很大影响。巴西著名的社会学家吉贝托·弗莱雷指出：殖民地时期，巴西人民曾通过以澳门为媒介的中巴贸易所带来的文化感染，形成了一些源自东方的文化习俗，只是后来由于欧洲强国阻止亚洲和巴西的直接贸易，割断了巴西与中国的文化纽带，才使巴西人民放弃了东方的习俗而接受了英国一法国文化的影响[2](P448～464)。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居巴西时，通过其澳门总督从中国湖北招募了200名茶农前往巴西种茶。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给巴西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19世纪中期，巴西咖啡畅销欧美市场，获利颇丰，巴西急需引进外国移民扩大咖啡种植业。巴西议会经过多次辩论，将中国农民列为首选对象，并为此派出使团来到中国。可惜清廷不谙世事、闭关锁国，加之当时中国劳工在古巴等地处境维艰，中方拒绝了巴方引进中国农民的要求，让日本占了先机。1880年8月，清廷只同意与巴西使团签署《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以此正式建立起两国的外交关系。
从两国建交直到上世纪40年代，由于中国积贫积弱、内乱频仍、外敌入侵，中巴的关系难以得到发展。“在中巴条约有效期间(1882～1943)，巴西在中国的存在以停滞不前和毫无生气为特点。”[3](P124)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巴关系才重现生机。50年代初，在巴西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建立了“巴西—中国文化协会”。1950～1959年间，巴西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包括作家、艺术家等以及巴西议会代表团曾来华访问，中国也派出杂技团、新闻代表团和民间艺术代表团访问巴西。中巴这些接触和互访，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人民的友谊。但是，由于巴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与美国“自动结盟”的政策，巴西外交唯美国马首为瞻，中巴关系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60年代初期，巴西民族民主力量壮大，中巴双方开始在高层交往上加快了步伐。1961年8月，巴西副总统古拉特来华访问。作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南美洲国家领导人，古拉特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首都各界万人大会的热烈欢迎。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巴西银行签署了贸易和支付协议。次年，新华通讯社在里约热内卢开设了巴西分社，这是新华社获准在南美洲开办的第一个分社。不久，古拉特就任巴西总统，亲自推动中巴关系的继续发展。1963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派员赴巴西筹备展览，受到古拉特总统的接见。1964年初，中巴双方已开始考虑互设商务代表处，巴方还准备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巴西。但是，就在中巴关系迅速生温、显示出良好发展势头的时刻，巴西亲美军人于1964年4月1日发动了政变，古拉特总统被迫流亡。随后，巴西军人政权逮捕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新华社派赴巴西的九名工作人员，废止中巴贸易协议，使中巴关系遭到全面破坏，两国之间的必要联系只能通过双方在伦敦的外交机构代办。
斗转星移，风云变幻。70年代初，由于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在西方世界出现了一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热潮。“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对于巴西而言，再没有理由忽视中国的存在，两国从此开始接触。”[3](P98)当时的巴西，尽管仍然处在军政权的统治下，但在经过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经济奇迹”后，由于国力大增，巴西政府也提出了“多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新的外交战略。“这种新的外交战略试图改变对美国的外交依附，发展与南方国家、与西欧和与日本的关系。”[4]其宗旨是要求外交为民族利益、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服务。1974年，看好中国市场的巴西咖啡出口商和蔗糖出口商组团访华，巴西政府采取了“（接近中国的）第一个步骤，决定派出三名官员随行，其中一位就是外交部亚洲大洋洲处的处长。”该处长在北京期间，正式地向中国外交部官员转达了巴西政府和中国建交的愿望。中方对此十分重视，并作出了积极回应。四个月后，即在1974年8月，中国便以“贸易代表团”的名义派出政府代表团访问巴西。巴方抓住时机，由盖泽尔总统亲自决断，立即与中国“贸易代表团”进行建交谈判。8月1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和巴西外交部长西尔维拉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巴建交公报。从此，中国与巴西关系终于走上了稳定的、健康的发展轨道，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二、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
中巴建交的时候，中国尚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就巴西方面而言，军政权也“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尚存怀疑和畏惧”[3](P100)。据知情者讲，“在公报签署前的一段时间里，巴西外交部已预先同军方做了接触，以试探他们的意见。……当时有几位高级将领……反对中巴建交。”[3](P100)由于这些情况，中巴建交的最初几年，两国关系不可能立即出现长足的发展。诚如时任巴西外交部长的西尔维拉在建交的翌年所说：中国和巴西是两只大象，应当慢慢走，不要着急[3](P144)。
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逐步以改革、开放的新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在与西方大国加强交往的同时，重申把发展与包括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点。不久，巴西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实现了军政权的“还政与民”，而且也逐步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样，在经过建交初期的缓慢发展后，中巴关系从80年代初开始，以巴西总统和中国总理的互访为标志，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可以从下述经济贸易关系、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得到体现。而更重要者，则是双边政治关系的成熟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
经济贸易关系曾是中巴建立外交关系的动力和基石。如前所述，中巴建交前夕双方官员最早的接触都是借助于“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实现的。因此，中巴建交后，双边贸易自然继续得到重视，两国间第一个官方协议便是1978年签署的“中巴政府贸易协定”，两国间建立的第一个混合工作委员会也是中巴贸易混委会（1980年成立）。在双方的努力下，中巴贸易从80年代初开始得到快速发展，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的1,742万美元迅速提高到1985年的14亿美元。据统计，在80年代，中巴年均贸易额达7.55亿美元，到90年代，年均贸易额又增至14.94亿美元。进入20世纪最后一年——2000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达到28.45亿美元的新高。令人可喜的是，中巴贸易快速发展的势头在新世纪有增无减：2001年双边贸易额达至36,98亿美元，是建交年份的211倍，其中中国从巴西进口额为23.47亿美元、对巴西出口13.51亿美元。而2002年双边贸易额在2001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20%，总额达44.69亿美元，在中巴贸易关系史上首次突破了40亿美元。2003年，中巴贸易额又达到了创记录的79.99亿美元，比上年几乎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已是巴西在亚洲最大的出口市场和全球第三位的出口市场，巴西则早就成为中国在拉丁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双方的经济合作和相互投资也逐年增加。自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约有40多家企业先后在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设立了贸易机构，中国银行和远洋运输公司也在巴西设立了代表处或分公司，有力地促进了双边贸易的顺利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木材加工业、家电、采矿和电信等领域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已先后在巴西投入资金和技术，为巴西的经济发展、引进技术和扩大就业做出了贡献。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矿冶公司、恩布拉巴冰箱压缩机企业、马可波罗客车厂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等知名企业也积极开展了与中方的良好合作。截至2002年底，中国在巴西投资兴办的贸易公司和企业共67家，协议投资金额为1.57亿美元，实际投资1.19亿美元，行业主要涉及贸易、木材加工、空调机组装、铁矿砂开采、港口疏浚和餐饮服务业等。巴西在华投资项目277个，合同投资额2.4亿美元，实际投资额7976万美元，行业主要涉及电冰箱压缩机制造、支线飞机制造、纺织服装业、房地产开发和经营、水力发电、通信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业、橡胶制品业、服务业（餐饮、旅游和娱乐业等等）。
中巴建交后签署的第二个政府间协议是1982年3月15日签订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当年年底，在北京还成功举办了中巴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84年5月巴西菲格雷多总统来华访问，巴方主动提出同我农业部、水电部等9个部门分别签订补充协议。在此基础上，中巴又于1984年5月29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巴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补充协议，是科技交流得以具体实施。在上述合作协定和补充协议的推动下，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中巴科技合作得到全面发展，呈现出“速度快、领域广、规模大”的特点，并形成了“形式多样、官民并举、双方受益”的良好局面。截止到2000年，中巴在科技领域签署的协定、协议和议定书已达18个，内容涵盖电力、信息、航天、生物技术、农牧业、林业、卫生、电子、地质科学、钢铁工业、交通、通讯、能源、化学、水产养殖、新材料等22个方面，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中巴在航天领域的交流合作。1988年7月巴西总统萨尔内访华，中巴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合作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议定书。不久，又在运载火箭和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应用等方面签署了合作执行协议。经过双方科学家十多年的共同努力，1999年10月14日，中巴合作投资约1.5亿美元、联合研制的第一号地球资源卫星在中国太原卫星发射基地成功发射。2003年10月21日，第二号卫星又被送上太空。这两颗卫星对中国和巴西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有利于国土资源的勘察，而且能在保护环境、监测灾害、绘制地图等方面提供准确数据，在农业、林业、水利、地质、气象等方面取得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第三世界内部最高水平的科技合作。
中国巴西建交后签署的第三个政府间重要协定是1985年签署的《文化和教育合作协定》。为了方便协定的实施，两国政府还合作组建了文化合作混合委员会，并先后制订了三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根据协定和计划，双方多次派出政府文化代表团互访，使两国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20年来，中国派出了40多个文艺、体育和教育、学术团组访问巴西，中国的京剧、杂技、音乐、电影艺术给巴西人民留下了非常优美的印象。特别是2003年3月在巴西圣保罗举办的“秦始皇兵马俑展”，引起了巴西社会的轰动。与此同时，巴方也派出了20多个文化、体育和艺术团组访问中国。其中，巴西的足球、电视连续剧受到中国人民的特别欢迎。电视连续剧《女奴》的扮演者卢塞利娅还荣获中国电视剧的最高奖——金鹰奖。此外，中巴签有教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双方在人员交流、语言文化教学、交换信息资料等方面积极展开了有益的合作。
与上述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方面的合作交流相比，中巴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更引人注目。“关于这一点，巴西的一份官方文件指出，双边经贸关系虽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远远落在富有成效的政治对话、实际存在的可能性、甚至落在我们相互兴趣之后。”[3](P144)中巴建交后，在经过70年代双方各自调整外交政策的阶段后，以80年代巴西总统和中国总理的互访为标志，双边关系得到快速发展。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合作密切，在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相互支持。进入90年代后，中巴关系更取得长足的进步。事实证明，中巴双方都把发展政治关系放在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因此，高层互访频繁，关系全面发展，迄今在两国政府间已签署了50多个协定和协议。引人注目的是，自1985年起，双方建立的政治磋商机制开始运行。从80年代至今，巴方已有三位总统来访。去年元旦，巴西新总统卢拉在就职典礼上又当面向中国大使表达了访华的愿望。经双方商定，卢拉总统在今年即中巴建交30周年来华访问。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西方国家就是巴西，2001年4月，江泽民主席还对巴西进行了第二次访问，由此可见中方对发展中巴关系的重视。这里要特别指出，江主席访巴期间，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了以长远战略眼光审视和处理中巴战略合作的特殊重要性，并代表各自国家同意建立中巴跨世纪、长远、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巴双边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
中巴接近、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巴两国本身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世界的意义，则要用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加以分析说明。
首先，中巴两国发展双边关系，对相互借鉴、促进各自国家的发展十分有益，这是中巴两国国情的相似性和共同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中巴同属发展中国家，历史遭遇比较相似，在取得政治上的真正独立后，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的相同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必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中巴自不例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和巴西又都是“发展中的大国”，其互相接近、加强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支持的必要性更为明显。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国土面积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中国和巴西，在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更为相似，或者说相似的问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举例来说，由于幅员辽阔，中巴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出现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中巴各自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对对方都具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方认真研究了巴西兴办“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分析了速度过快的“巴西经济奇迹”、考察了巴西解决地区经济不平衡的政策措施，这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国民经济平稳、持续的发展等，都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反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独立自主，制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战略，取得国民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这引起了巴西朝野的高度重视和赞扬。目前，在巴西出现了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中国热”。2003年4月30日，巴西总统卢拉率七位部长出席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巴西中国关系：必须出现飞跃”研讨会，他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巴西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发展与另一个地区大国中国的关系对于巴西未来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巴西本届政府视中国为优先发展关系的国家，巴西在开拓巴中关系方面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中巴关系应该成为未来国家间共同发展与和平相处的典范。”（注：《人民网》，2003年5月1日。）
其次，中巴经济和科技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中巴关系非常有利于双方经济、科技的发展，造福于两国人民。中巴经济的互补性，一方面表现在两国贸易中的大宗商品比较对路（如中国大量进口巴西铁矿砂，巴西大量进口中国的焦炭），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巴西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巴西经济的发展对出口的依存度很高，以至于巴西提出了“出口即出路”的口号，庞大的中国市场自然对巴西至关重要。中国一直被视为“地大物博”，但由于长期过度开发、人口急剧增长，目前人均的资源少于世界多数国家。巴西是居世界前列的资源大国，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矿产方面，巴西的铌、铍、钽矿的储量占世界第一位，铁矿的储量占世界第二位。其中，已探明的铁矿储量为650亿吨，品位多在60%以上，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二位。铀矿、铝矾土和锰矿储量均居世界第三位，还有储量可观的铬、锡、镍、黄金、白银和石棉矿。石油储量已探明82亿桶，油页岩相当于15亿桶石油，天然气储量为2330亿立方米。巴西还是世界第二大森林国，森林资源可观，盛产红木、橡胶以及各种硬木，森林面积为44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52.2%，木材储量达658亿立方米。巴西一直是世界农业生产和出口大国，有“咖啡王国”、“大豆王国”等美誉。巴西畜牧业发达，牛的存栏数为1.7亿，早就实现了人均一头牛，也是居世界第二位的鸡肉出口国。巴西的许多资源，都是高速发展的中国所短缺和急需的。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有利于中国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也有利于巴西的出口和对华贸易。此外，中巴科技，各有千秋，形成相互交流合作的巨大空间。建交以来，双方在航天、软件、飞机制造、大型电站、农业、林业、中草药等方面开展了互利合作，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民的福祉带来了明显的效益。
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巴友好合作已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由于中巴两国的人口达15亿之多，两国卓有成效的合作至少已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受益，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二是由于中巴的实力、发展前景及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同立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为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带来了希望，而这必将造福于全人类。限于篇幅，以下着重就第二点作些分析。
现存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是在上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由于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和帝国主义垄断金融对世界特别是对亚非拉国家的控制而形成的，是“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6](P733)在这种体系下，西方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利益主宰国际事务，垄断国际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科技市场，压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掠夺盘剥发展中国家，造成贫富悬殊的“南北问题”。战后，国际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本质和基本内容，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这一问题至今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中国巴西建交、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上的相互支持，改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可能。这是因为：
（一）中国是东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是西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在第三世界均居于前列。更重要者，由于中国找到了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20多年来连续保持年均超过9%的经济增长率，到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6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巴西是拉丁美洲第一大国，其现代化进程的起步比中国要早，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巴西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八大经济实体。巴西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基础雄厚，总量和工艺均居拉美首位。巴西的工业门类齐全，特别是在飞机制造、核能、军工、通讯、电子等领域已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可见，中国和巴西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发展中国家。过去，像中国、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长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力量无法得以整合，很难对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加以根本改造。中巴两国建交和发展关系，沟通了东西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为拉美地区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架起了桥梁，在南南合作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因此，中巴建交及其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巴西的发展前景，无疑大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整体实力，有利于冲破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二）中国和巴西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持有相同和相似的立场，都有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强烈愿望，这将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关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巴西前驻华大使杜阿尔特写道：“巴西和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和在其他场合的投票基本相似，对于国际间的一些主要问题有十分相似的理解。”[3](P135)中国一直为改革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早在1955年的亚非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就代表中国指出：“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我们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1990年，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第45届联大发表讲话，全面、正式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立场和主张。巴西也长期遭受发达国家政治干涉、经济剥削之苦，为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做出了不懈努力。早在1969年，巴西就和其他20个拉美国家签署了《比尔亚德尔马协议》，要求以拉美的观点、拉美的方式、拉美的特点和拉美的力量来解决拉美自己的问题。70年代，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发起了保卫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表现了捍卫国家经济利益、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的立场。卡特政府初期，美国在巴西—西德核协定和人权问题上指责巴西，遭到巴西的反击，巴西并断然宣布废除了1952年签订的巴美军事协定。80年代，对于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巴西政府强烈地予以谴责，强调要“在没有任何外来集团干涉的情况下由中美洲各国独立解决自身的内部问题”。巴西还与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一起组成了利马集团，为中美洲的和平进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2000年美国干涉秘鲁总统选举和军事卷入哥伦比亚时，巴西也采取了一贯的反霸立场。
可见，巴西和中国一样，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方面持有相同的立场，有着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共同愿望。历史业已证明，正是由于双方对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致认识，当年巴西调整外交政策，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中巴建交公报的签字仪式上，巴西外长致辞时就已明言：“在现今出现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新机会的时候，巴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国应当接近。”（注：巴西外交部报告书，1974年第2号，第108页。巴西外交部编。）中巴建交后，双方通过政治磋商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增强了发展中国家抵御霸权主义、遏制强权政治的力量。巴西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泛美开发银行和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观察员，赞同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支持巴西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赞赏巴西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努力，对包括巴西在内的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也表示充分的理解。中国认为，战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像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联合国的改革应当反映这一现实。中国主张扩大的安理会应体现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这实际是对巴西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明确支持。可以想见，中国和巴西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将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正如江泽民主席2001年4月访问巴西时所讲：“中巴加强协调与合作，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对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注：转引自《江泽民主席对巴西进行工作访问》，《工人日报》，2001年4月13日，第一版。）
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拉丁美洲客人时就说过：“人们常讲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我坚信，那时也会出现一个拉美时代，我希望太平洋时代、大西洋时代和拉美时代同时出现。”（注：转引自《李鹏在墨西哥发表演讲》，《人民日报》，1995年10月8日，第2版。）中国和巴西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作为在各自地区和在国际舞台上均具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巴西的建交和合作，已造福于两国人民。可以相信，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必将加快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进而造福于全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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