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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形态的演进与政党分类
精英型党、群众型党、全方位型党和卡特尔型党是主要从组织形态上来确定政党演进路径和划分政党类型的主要方法，这一演进路径基本上反映了欧美主流政党组织形态发展的过程，其分类方法还创造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类型学理论。因此，在研究和肯定这种演进路径和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着眼于分析它还存在的缺陷，并对另一些新的分类方法进行分析，以求进一步丰富政党变迁的理论和类型学研究，对于加深对政党变迁和特征的认识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精英型政党与群众型政党的划分来自于迪维尔热1954年出版的《政党》一书。迪维尔热指出，精英型政党主要产生和活动于立法机构之中，结构松散，以精英为中心，在立法机构之外没有党的组织存在。而群众型政党有发达的组织，它渴望把自己的支持者或选民都发展成党员。因此，通过分析党员占选民的比例和比较议会外党组织的活动程度与范围，可以区分这两种政党类型。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美只有精英型政党，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则主要是群众型政党，此后开始向全方位政党转型。
迪维尔热的分类主要是从政党的起源、组织形式、党的阶级基础和组织需求来观察的。精英型党虽然结构松散和以少数精英为核心，但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可以使它能够募集到所要的资金、动员所需的资源和确保中上层阶级的利益表达。与此相反，处于体制外的工人阶级成员不得不强化组织以募集资金和动员大量的人力资源，从而形成群众型党。迪维尔热把群众型党作为一种比精英型党更为现代和优越的组织形式，并认为这是群众型党超过精英型党而居支配地位的原因。这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状况，现在关于政党已经衰落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来自于这一理论，因为它把政党组织规模看成是政党是否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准。实际上，这种分类理论比较容易划分传统政党的类型，但对现代政党的划分则不那么有效，不过，它仍然是划分现代政党方法的逻辑起点。因为尽管政党的组织规模和形式不一定是政党功能特征的主要承载者，但它们仍然可以反映政党的不同特点。
现在使用的精英型党(更多的已经称为干部型党)和群众型党的划分已经与迪维尔热的划分有很大不同。现在把干部型党描述成组织松散和党员数量较少的党，已经与现实有很大差距，今天的干部型党已经很少有像迪维尔热所见到的法国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组织松散和难以表达群众利益的政党，而那些政党正是迪维尔热提出的干部党的原型。例如，过去的右翼和中间政党被组织良好的戴高乐党、保卫共和联盟(Rally for the Republic)和法国民主联盟(Union of Democrats for France)所取代了。法国民主联盟是几个小的政党俱乐部的联盟，旗下各个政党都是干部型党，例如共和党就是如此。但是保卫共和联盟则很难界定，该党虽然有大量的党员，但是没有广泛的参与。党员众多是群众型党的特点，而没有参与则是干部型党的特点。这样，它既不是一个干部党，也不是一个群众党。社会党尽管有较多数量的党员，但也不是一个典型的群众型党，在1971年与密特朗领导的共和联盟及其他左翼组织合并后，它利用派系结构联合了不同的政治俱乐部，并向左转。但是它并不具备群众型党有众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具有广泛参与权的特点。所以，从组织形态来看，干部型党和群众型党都与自己过去的经典模式不完全一样了。
并不只是法国的政党以迪维尔热的分类难以界定了，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显示绝大多数欧美的政党，由于法律或其它原因，无论大小都有一定的正式组织和稳定的成员，大小政党的界限模糊。因此，按照迪维尔热的分类方法已经很难对现代政党进行划分了。库勒在研究了荷兰的政党后说，荷兰的政党应该被看作是“现代干部型政党”。因为它们所登记的支持自己的选民中成为其党员的人数是很少的，这说明其没有众多的党员，但那些积极成员一直把党作为自己活动的基本场所，这又说明党有稳定的支持者和基层组织，因而兼有迪维尔热分类中群众型党和干部型党的特点。由此，库勒列举了现代干部型党的五个特点。第一，职业领导集团，特别是党的议会党团，在党内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它们对于党的下层有高度的责任感。第二，党员占支持党的选民数的比例很低，党员较少；党员或下级组织仍然是征募党的领袖的中介，仍然是保持党的工作程序的必要结构。第三，党有明确的选民取向，为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党纲的兼容性广，但其战略既不是全方位的，也不是仅仅聚焦于一个阶级，而是依据形势变化呈中间状态。第四，保留了群众型政党的垂直的组织关系和结构，不仅保持了特有的形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捍卫了党内民主。第五，资金既依赖于公共补贴，也依赖于党员和支持者的党费及捐助。①
这些特征可以把荷兰的现代政党与早期经典的干部党和群众党区分开来，但是并没有把荷兰与其它国家的现代政党区分开来。例如，现代加拿大的政党与荷兰的政党有很大的不同，其全国性政党和地区性政党都有稳定而联系紧密的领袖集团，他们支配着议会和政府；然而，在议会之外，党的组织和活动是很少的，除了在选举时期举行党的会议外，很难看出其组织的存在，主要的政党都没有固定的党员，任何人都能加入到挑选党的候选人和代表的队伍之中；党的领袖是由党的特别会议而不是由党的领导集团推选的。没有大量的党员和稳定的基层组织并不妨碍完成党的任务，党可以依赖招募义务工作人员进行选举。党的议会党团无论是处于执政地位还是在野，都很活跃。因此，加拿大政党典型的情况是，党的领袖和核心成员是平时唯一可见的党员，相互联系紧密而不松散；党的组织架构并非不存在，但纪律松散或没有纪律。
加拿大的政党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干部型党，但是它们显然与荷兰的政党有区别。例如，尽管加拿大政党的多数党员和支持者比荷兰政党的党员和支持者与本党上层的组织联系少，然而他们在党内却有更多的权利，更多地介入了党的公职候选人提名和选拔领袖的过程。同时，他们承担的责任是含糊的，不像其享有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权利那样清楚。党的领袖在选举时宣布党的政策，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在当选后并不受这些政策的约束。在位时，党的领袖通常不会受到批评，尽管党员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间歇期也可以批评党的领导，但只要被批评的对象上台执政，这种批评就要中止，显示了执政的重要性和党的公职部分的主导地位。当党失去执政地位后，党的领袖可能会遇到挑战。这时，如果不主动辞职，他们就很可能被党的议会党团或党内派系所推翻，而不必由决定其上台的党员群众所推翻。
以现有的标准对美国的政党进行分类也会遇到困难。美国政党的各地方组织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与各州的差异有关，而党的全国领导机构只是一个无实权的空架。不过现在党的全国委员会已经更多地参与组织本党的国会选举。当然它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候选人、尤其是那些在职的候选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己的竞选组织与党的全国委员会竞争以募集资金。党的全国委员会并没有党的领袖的提名权，候选人是由地方党组织提名的，并且，各候选人都有自己的标识和竞选组织，这些组织也不受党的全国委员会的领导。由于美国的政党是一种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派系竞争的框架组织，因此它只能被认定是干部型党，但是，它不仅与迪维尔热的经典的干部党不同，而且与加拿大和荷兰的现代干部型党也有差异。
维尔(Ware)试图通过提炼迪维尔热的分类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对精英型党和群众型党进行了重新界定。他指出，一些以精英为中心的党，像英国的保守党和法国的戴高乐党，都有较多的党员，但是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少数人支配着党。与此相反，以党员数量为基础的党是那些党员不仅是劳动力、而且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实际权利的党。这样，不是党员的规模导致了政党之间的差异，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其参与度导致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都可以拥有众多的党员，例如绿党和其它左翼政党就是如此。我们可以把维尔的这种分类方法看作是对迪维尔热方法的修订或补充，即成员介入的程度、或者是积极成员的数量成为分类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种由两种标准相结合的分类方法比传统上只用一种尺度在干部党和群众党之间进行划分的标准有了很大的改进。用两种尺度相结合对政党进行排列使我们能区分古典的精英型党、现代干部型党、以领袖为中心的现代干部型党以及群众型党之间的差别，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例如，它并没有对“为什么不同的政党呈现出古典的、现代的或以领袖为中心的形式”做出任何理论上的解释。整个欧洲政党党员的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普遍下降，无论是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与选民的比率上都是如此。②然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都有个别政党仍然拥有大量的党员，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党员数量在分类中的位置和政党的演进路径。
显然，维尔的分类最初是以政党的组织形式、行为习惯和通向选民的路径这些特征为基础的，现在仍然被保留下来作为政党划分标准的是党员的数量和党的组织形式。尽管两者都很重要，但仍不够全面。政党的结构、组织形式及其复杂程度，政党在不同层面上的组织化强度，多元权力中心存在与否，党内派系和联盟的结构，政党吸收资源的方式，选举方式或者把自己展现给公众的方式等，在政党分类中都是需要考虑的指标。
1966年基希海默尔指出西方的政党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型，群众型政党正在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温和的全方位型政党。其表现是，屈从于政治市场的竞争规则，政党正在放弃过去的旨在使党员群众知识化和道德化的努力，削弱或放弃意识形态，呼吁利益组织的支持，强调领袖的质量，寻求超阶级的支持。虽然基希海默尔当时指出不是所有的政党都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型，但他声称全方位政党的成功必然要迫使其它政党效仿它，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因而这会导致整个欧美政党体制的转型。
全方位政党是把现代政党从以前的群众型政党中区分出来的一个有效的工具，但把它作为区分现代政党之间差异的工具，则不那么有效。正如基希海默尔所言，它主要是一种反映政党表达功能的工具。所以，全方位党不是一种完整的分类方法，在某些方面，我们有一种它不是什么的印象(例如，不是群众型的政党)，而缺乏它是什么的印象。全方位政党可以被看作是全力追寻选票的政党，一种以领袖为中心的政党，一种与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的政党，或者是三种特点兼备的政党。它似乎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战略和价值取向。它是否是党员群众已经被边缘化而只趋向于保留党的精英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否是一种职业选举型的政党，都还难以确定。基希海默尔指出，不是所有的政党都完成了这种转型，一些政党还会在组织形式上保持群众型党的特点，还会保护特殊集团和阶级的利益。实际上，全方位政党现在仍是一种过渡性的政党形式。
帕尼比昂科试图从组织结构上对全方位政党进行明确的定义从而解决基希海默尔阐述全方位政党时的模糊性，他把从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的变迁阐述为一种从“群众官僚型政党”向“职业选举型政党”的转换。实际上，这是一种从组织形态上确认政党身份向从功能上确认政党身份的转换。所以，一开始它就很令人置疑。群众官僚型政党，相当于迪维尔热的群众型政党，其特点是以议员或候选人为中心，有相当数量的党员，领导集团内部权力平等，依赖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持，强调意识形态。与此相比，职业选举型政党的特点是专家成为党的中心，以选举为导向，成员间垂直联系弱，主要功能是选举，经济来源是组织的基金利息和政府补贴，它重视问题和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从这些内容上来看，组织形态的变迁是从群众性向精英性的转变。
卡茨和梅尔提出的卡特尔型党是关于政党类型的最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它揭示了政党类型的最新发展。卡特尔党是通过分析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来定义的。卡茨和梅尔发现在西欧的某些多党制国家中，全方位党实行的那种靠党的领袖和制定政策来竞争选票的方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政党对于那些已经背离了政治传统和缺乏精神支柱的选民的要求无以为适。由于党员已经远离党的中心，不能依赖党员的忠诚和支持，所以党的领袖只得依靠自己争取国家津贴，从而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与更具企业化指向的全方位政党相比，卡特尔政党对更为广泛和更具扩散性的选民进行争取和号召，从事更为资本密集型的选举，强调自己的管理技巧和效率；党的组织结构松散，远离自己的党员，使党员与非党员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与其说卡特尔政党间的竞争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尽一切可能来讨价还价，还不如说它们是宽容与和谐的，即通过与其它政党分享权力以确保自己掌握一部分国家权力。卡特尔党已经不再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而成为国家的代理人。
卡特尔党的提出对一些新的现象做出了解释，但仍显论据不足。它的中心论点是国家的支持全面改变了政党的特点和战略指向，但是，除了抓住各国多数政党都可能在某一时间支配或加入执政联盟这一点外，很少有证据证明政党由于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只是看到某些政党比过去更渴望执政，而不是赢得选举。卡茨和梅尔还阐明了界定这类政党的几个指标，尽管像选民占公民的比例和相关政治资源的扩散程度等指标是不断变化的，因而难以确定，但其它方面却是可以确定的，像党的工作性质、资助来源、党的领袖与普通党员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作用等，因而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区分了政党的类型和组织形态。
卡特尔政党的设定标志着欧美形成了一种从精英党、群众党向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的重要的演进路径和分类方法，这对于把现代政党与它们的前身区别开来是一种有效的分类理论和方法，但这并不能完全确定是否所有的或大多数政党已经变成了全方位政党，尤其是卡特尔政党。例如，有人指出，同全方位党一样，卡特尔党本身也只是适于阐述某些大党的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卡茨和梅尔还指出卡特尔党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有利于号召选民和引导选民，然而这就为新型政党、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留下了生存空间。这类政党在煽动民众情绪和凝聚民众方面是很有办法的，但它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能进入政府，这又不像卡特尔党。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主要是以组织形态来进行政党划分的，而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则是一种综合的划分方法，它首先是以党的战略指向为标准、其次是以党的组织形态为标准来进行政党划分的。
二、功能性分类方法的探讨
除了上面探讨的分类方法和演进路径外，按照政党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理论和方法也由来已久，上面提到的职业选举型政党就是一例。威廉·赖特在1971年提出“理性—效能型”政党，布隆代尔在1978年提出“动员型政党”，帕诺比昂科在1982年提出新的“群众—官僚政党”与“选民—专家政党”两种范式等，都是从功能角度划分政党的类型。近些年来值得重视的是一种三分法，这种方法最初是由斯洛姆(K.Str
m)提出的，它把当代欧美政党分为追寻政策的党、追寻选票的党和追寻公职的党三种类型。③近年来沃尔尼茨(Steven B.Wolinetz)对这种三分法进行了较大的改进。④在沃尔尼茨看来，把政党分为“寻求选票”、“寻求公职”和“寻求政策”这三种类型既反映了政党的行为和偏好，也与政党的结构和组织相关联。这种分类框架有多大的工具效用取决于它是否能有效地界定政党的共同边界和不同边界。
追寻政策的政党是问题指向的，它优先考虑的是制定什么样的政策。这类政党的表现形式也很多样化，它不仅包括具有明确的党纲和意识形态的政党，也包括仅仅宣布政策、表明态度或提出抗议的党，还包括只提出有限的政策而大量汇聚群众要求的党。不同组织结构的党都有可能成为追寻政策的政党，从过去的群众型党和它们的某些现代后裔到表达绿色和环境问题的政党，都可能如此。一些新右翼政党也可能包括在内，因为它们有明确的政策和目标。实际上，像左翼政党一样，一些右翼已经在寻求重新界定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不再像过去那么激进。寻求政策的政党的主要特点是在捍卫自己的政策或表达方面比其它政党会付出更大的努力，比争取选票和争取公职给以更为优先的考虑。这种政党包括北欧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西欧的许多自由党和部分基督教民主党，像绿党、左翼自由党和某些新右翼政党。
追寻选票的政党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赢得选票，而对政策和政府职位的关注都居于从属地位。它们按照特定规则进行操作以最大程度争取选民的支持。如果追寻选票的政党是在多元政治体制中运作，或是面对不同的选举体制，它们可能会采取一种多重联合结构，以扩大自己的联盟，从而把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包括进来以制造获得多数的机会。在多党体制中，这样的党就是全方位政党或职业选举型党，它们总是试图得到最大化的选民支持。
这种政党会尽最大可能在所有层级上竞选，这包括在基层、地区、省和全国层级上。在能够保证其有效地动员选民、挑选候选人和开展选举工作的前提下，它已经在减小党的组织规模。在过去，政党可能需要大量的人力组成选战组织，而今天，这样的政党可能依靠由私人和政党基金支持的职业选举组织和市场代理机构进行资本密集型的选战。如果该党拥有大量党员的话，那么党的领导层就会与党员群众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尽管群众党员对挑选党的候选人有发言权，但他们几乎不能影响党的策略。一般来说，这类政党的组织结构很简单，主要由政党专家、候选人和党的积极分子组成，他们在需要时可以迅速征募到志愿者。其组织和活动的变化非常大，当提名候选人和进行选举时，志愿者和支持者迅速增加，而过后他们就会迅速消失。加拿大和美国的主要政党或现代干部型党都属此列；此外，还包括一些以领袖为中心的政党，像法国的戴高乐党和希拉克领导的保卫共和联盟，后者在几次总统选举中都不断改变立场。
追寻公职的政党的主要目标是寻求政府职位，即便是以改变政策和失去最大化选票为代价也不会改变这个目标。追寻公职的政党或者是寻求单独掌权，或者是更为现实地与其它政党分享权力，其目的或者是为了生存(卡特尔政党就是如此)，或者是为了在体制内与各主要政党之间进行平衡，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追寻公职的政党一般都避免做出那种会使自己失去进入执政联盟机会的政策承诺，避免过于激烈地抨击潜在的同盟者，以确保自己加入执政联盟的机会。
追寻公职的政党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可以是一个大党也可以是一个小党。如果是一个大党，那它一般要以领导集团为中心建立一种能够争取赞助的机制，以维持自己的运作。另外一种形式是它可能是多党体制中的一个小党，渴望进入联盟以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像其它政党一样，追寻公职的政党也在不同的政治层面上组织选举，但是这样的政党不可能得到主要关心政策的选民的支持，它的主要参与者是官员或希望成为官员的人。这种政党越大，就越可能分裂为不同的派系以竞争可以支配的资源，因为公职是有限的。追寻公职的政党包括那些在执政联盟中周期性地参加执政联盟的政党，或者在一党独大的体制中最大的政党。前者的例子有荷兰的基督教历史同盟和比利时的两大政党等，后者的例子像意大利的前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日本的自民党等。
这三种类型是极端或理想的形式，政党不可能纯粹地以其中某一类型出现。尽管某个追寻政策的党在选举中可能只提出了它的政策，但大多数追寻政策的党对于赢得足够的选票以在立法会中取得席位并非不感兴趣；同样，追寻选票的党也经常提出自己的政策以谋取公职，而追寻公职的政党必须获得足够的选票才能获得国家的公职。并且，政党内部也可能是分裂的，不同的派系可能会追寻不同的目标。实际上，大多数政党都会在这三种取向中至少选择两种取向。不过，只要一个政党是成熟的，并且它的实践和操作模式是制度化的，那么在这三种取向中哪一个是优先考虑的、哪一个或两个是其次考虑的应该是明显的。例如，在追寻政策的政党中，对党纲的关注应该是明显的，党是以这种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地位，决定自己参加选举和在政府中的行为方式的。过去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都是这样的政党，但工党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变化，变成追寻公职的政党。
由于追寻选票的党也可能在一次次的选举中强调其政策，所以评估这样一种指向是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是实行最小程度的政策，或者是仅仅局限于党的领导层或政府中的党团实行一定的政策还是政策优先，是可以区分的。在前者的情况中，公开的政策讨论只是形式上的，可能只局限于狂热的竞选演说，而在后一种情况中，是通过政策操作而获得最大化的支持。对于追寻选票的党来说，一般都非常期望获得最大化的支持，甚至不惜以牺牲党的团结或传统做法为代价。在极端的情况中，它们会从根本上改变政策立场并在争取选票中显示出这种变化。当然，不能只在选举情境中来评估追寻选票的党，它的基本纲领和运作方式也是评估的重要方面。
判定追寻公职的党是这三种政党形式或操作中最为困难的。所有进行选举竞争的政党都可以被看成是追寻公职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每次选举中追寻公职的目标可能是不同的，某些政党是要赢得席位或职位，而另一些政党可能是通过提出一个观点、一项政策发展自己以为将来执政奠定基础。追寻公职的政党应该是把获得公职放在优先地位，而不是把选票最大化或提出政策放在优先地位。这方面的标识包括这种政党一般会以设法保持公众的基本满意度为中心而采取较低风险的战略，因而在体现领袖及追随者的意图方面非常谨慎。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2008年“立法委员”和地方领导人的选战中，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把追寻公职作为第一目标，因而为了取得选举的胜利而提出了一些假议题，包括“讨党产”、“入联返联”、“反贪腐”等公投法案，以公投绑大选的形式影响选举，民进党还提出了如果它执政不可能实现的两岸“三通”政策，而把两党的真实意图都置于这些公投和政策之下。周期性地或连续地进入政府是追寻公职政党的主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标识，因为追寻选票的党和追寻政策的党可能也会经常参与到政府之中。
由于政党的指向和行为是一种相对稳定并根植于党的结构之中的行为，因此，对政党指向的判定可以同样尺度衡量政党反复出现的行为或态度为基础。尽管有时政党的指向和行为是处于争吵和不断变化状态中的，这无疑增加了判别的难度，但总的来说它是一种相对稳定和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除非党组织是低制度化的(像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改革党和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阵线等)，或者它们仅仅是领袖个人的工具或派系斗争的工具(像韩国的和某些发生政治转型不久的国家的政党)。否则，政党的指向不会发生突然和经常的变化。这就为我们从党的结构深处探究党的指向提供了可能。例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都是这样的政党。
实践表明，一个政党，无论是政策指向、选票指向还是公职指向，或者是其中两种或三种指向相结合的，其指向一般都是很坚韧的，个人或集团不通过持续和坚韧的努力不可能使其发生重大变化，以重塑党的指向。在大多数情况中，党的主流派别或领导层会阻止党的行为模式、习惯和政治文化发生迅速的变化，使其不至于干扰党的基本指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对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如果一个领袖或一个派别坚持这种变化，或者党内党外出现重大危机的话，这种变化也会发生。以英国工党为例，在布莱尔上台之前，工党的政策或意识形态指向一直是稳定的，但在其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工党内部和领导层中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这就为布莱尔的上台和改变政策奠定了基础。日本社会党20世纪80年代的转变过程也是如此。在荷兰，由于多年处于反对派地位使工党变得更为开放。在西班牙，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民主化和选举的发展也促使社会党得以重塑自身形象，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
三、政党的多样性和两种主要分类方法的缺陷
学界一些主要的分类方法都是单向的变迁模式。按照基希海默尔或帕尼比昂科的理论，欧美主要的政党已经成为全方位政党或职业选举型政党；按照卡茨和梅尔的理论，主要政党现在正在向卡特尔型政党转变。这种分类学反映了某些重要政党的情况，它认为现代政党已经不能维持过去的群众型政党或以精英为中心的政党那样的运作模式了，其所描述的唯一变化是所有的政党只是在转型速度上有所不同。这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因为很多政党表现出其演进路径和类型是多样化的，而这是很多政党的实际情况，因而政党研究者们不得不提出新的分类方法或重新解读已有的分类方法。
政策指向、选票指向和公职指向的分类方法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和提炼欧美政党的类型，尽管它更适合于用来划分现代的政党类型而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政党。这三种功能和指向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党普遍存在的，因而这种分类具有普遍适用性。例如，追寻选票的政党与全方位政党或职业选举型党相似，而卡特尔党是追寻公职的政党的变异，还可以假设重视纲领的政党是追寻政策的党的一种变异，或者至少某些政党是作为纲领性政党出现的，它们可能从未向全方位政党或卡特尔政党转型，或者说它们必须通过强调纲领来对社会环境的变迁做出回应。但是，这种分类显然只提供了一个视角，而对政党的多重性，例如组织形态、意识形态与这种分类方法的关系没有进行系统的阐述。
社会环境的压力和政党的回应是政党类型及分类方法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政党过去习惯于有“自己的选民”，现在则发现这种选民的数量和忠诚度都下降了，并且发现自己在提供可供选择的激励以吸引和征募党员和支持者方面已经越来越困难。与此相反，利益组织和为单一问题而开展的社会运动对选民有更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各政党是以不同方式回应这些变化的。经典的假设是从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转型，其内涵是：政党的变化是向着如何表达选民的利益而不是争夺选民的归属方向发展；强调问题和特性而不是意识形态。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向以强化党的表达功能和政策的追寻选票和公职型政党转变。
基希海默尔把全方位政党看作是一台选举机器，它可以以非常有效的手段赢得选举，从而迫使其竞争对手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手段及组织转型，以适应选举竞争。但从另一面来看，全方位政党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实体，它没有大量的党员或所属选民，因而也就没有安全的支持基础，在一次选举中支持它的人可以在下一次选举中抛弃它。尤其是它为了成为政治经纪人和上台执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党的情感表达功能，始终持一种中性的立场。这样做就为其它政党和市民组织留下了活动的空间，这些运动由于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而能够更好地激发群众的不满情绪或情感，以更有力地团结支持者，而这正是职业选举型政党所不能提供的。正是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卡次和梅尔认为政党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型，即向卡特尔政党的转型，这是通过党对国家的更紧密的控制来使自己摆脱由于选民情感的变化而减少对自己的支持。但卡特尔政党同样是脆弱的，因为它与国家紧密相联，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对国家政策的成功负有责任，而且对国家政策的缺陷和失败也负有责任，在资源短缺期间这种缺陷和失败会经常发生。卡特尔党会更为彻底地暴露在自由反对派的面前，这些反对派通常是新型政党、新右翼政党和与政府的政策较少有同谋关系的持中间立场的党，从而面临强烈的抨击和挑战。这也会威胁到卡特尔党的执政地位，会在其党内或政党联盟内形成压力，以迫使其修改自己的战略和政策。
是哪些因素影响着政党的回应方式或变化路径？经验表明，采取何种回应方式与政党起源时的特性有一定关系，同时更重要的是由党所受的压力和矛盾关系所决定的。当然，一些政党会比另一些政党更多地受压力和矛盾的制约，而另一些政党可能会比其它政党做出更有力的回应而不必立即改变自己的特点。在不能充分地表达意愿的体制中进行运作(例如，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政党所处的环境就是如此)，那么政党主要的意愿就是强化表达功能而不会面临要求突出政策的压力而成为追寻政策的党。对那些没有大量党员的政党或领导层不受党员压力影响的政党来说，这同样是适用的。一些政党之所以仍然试图登记尽可能多的党员，是由于它们想用党员数量来证明自己得到支持的程度，或者为将来征募党的领袖和公职人员建立一个蓄水池。然而，现在党已经很难大量征募到与党同心同德的党员了，征募党员只能通过提供某些激励机制，像为升迁提供机会，尤其是给党员提供参与制定党的纲领和政策的方式来实现。但是，党在这方面做得越多，它就越难以演化成追寻选票的党，例如全方位党和职业选举型党，或追寻公职的党，例如卡特尔党，因为追寻选票的党要求党的领导层不受党员的制约。在这种环境下，纲领或许可以起到纽带的作用，即作为一套强度可以伸缩的联系纽带而把党的各部分结合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弱化纲领或政策以赢得选票或加入执政联盟可能会导致党的某些环节破裂，与其冒失去党员或分裂的危险，还不如选择强化纲领而不是使选票或机会最大化来赢得党的团结。
概括来说，这种功能主义分类方法的优缺点如下：第一，通过区分追寻政策、追寻选票和追寻公职之间的差别而引入了一种解释当代欧美政党分类和转型的可替代的分类框架。这就是说，与其假设所有的政党都在趋同化，不如说不同的政党对导致形成全方位政党或卡特尔政党那样的压力时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党。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政党类型的新的视角。第二，这种分类只是针对当代已经发生民主化国家的政党的，即如果用它来对传统的精英型党进行解释，则显得乏力得多，因为那时选举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很少有政党完全是选票和纲领导向的，只有追求公职的党；阶级分野也使得一部分政党长期执政，而另一部分政党长期在野，如果我们说长期在野的工人政党是一种追寻纲领和政策的党，那长期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很难说是一种追求公职的党，因为那时执政的国家性或公职性是很低的，而阶级性和纲领性很强，而且它们对选举的依赖性很低。第三，这种分类方法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类型学，因而不能对欧美政党的历史变迁和转型路径做出解释，更不能完全有效地解释欧美以外的国家政党的情况。第四，这种分类方法的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它的实际操作性不是那么有效，这些标准是政党内在的指向和功能，按照这一标准进行分类的结果是复杂而不是简单明了的，例如左中右或组织形态以及功能迥异的政党可能具有同一种指向，因而属于同一种类型。一个政党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环境的压力下呈现出不同的指向，这使人们很难确定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党。我们知道，对政党进行分类本身并不是目的，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分类可以有不同的结果，任何分类方法的真正价值取决于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对政党的类型及其运作进行检测的能力，而这一点正是这种分类方法的弱项。
四、结论
在现代政党的类型学中，分类框架不与演进路径或发展模式相联系，是很难进行系统分类的，尽管对某一时段或发展阶段上的政党可以进行较为有效的分类。我们需要对那些在精英型党、群众型党、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这一演进路径之外的大量的政党进行分析，可以说政党在当代是多样化的，一些政党一直保持着精英党的特征，另外一些政党至少是到目前为止一直具有群众型党的主要特征。对于这些政党，其演进路径如何，尤其是在当代分类学中处于何种位置，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政党是一个多方面的政治综合体，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目的出发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因为一种分类可以适用于一种目的，但可能不适用于另一种目的。因此，要想用一种分类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是很困难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建立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分类方法，尽管后者也是不可或缺的，或者从不同的方面建立几种不同的系统的分类方法，从而加深对于政党变迁和其本质特征的认识。
注释：
①Ruud Koole,The Vulernability of the Modem Cadre Party in the Netherlands,in R.S.Katz and Mair(eds),How Parties Organize:Change and Adaption in Party and Organiz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London:Sage,1994,p.299.
②Peter Mair and Ingrid van Biezen,Party Membership in Twenty European Democracies,1980-2000,Party Politics 7(2001),pp.5-21.
③K.Strm,A Behavioral Theory of 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i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0,p.565.
④Steven B.Wolinetz,Beyond the Catch - All Party: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art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in Richard Gunther,José Ramon,and Juan J.Linz(eds.),Political Party,Oxford Univ Pre,2002,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