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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已经进入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复苏的普京时代，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三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来的完全是一个乱摊子，一个政治动荡不安、经济严重衰退、社会危机四伏的俄罗斯。经过普京三年多的治理后，尽管仍然还有许多令俄罗斯人不尽如意的地方，但今天的俄罗斯与昔日的俄罗斯完全是另外一种洞天。这并不是所有的观察家都预料得到的。可是普京的确是既没有辜负当时叶利钦“好好照看俄罗斯”的重托，也没有辜负俄罗斯民众寄予普京复兴俄罗斯的厚望，把一个“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注：《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第82页，第138页，第30页，第30页，第80页，第13页，第250页。)的俄罗斯带进了一个由乱而治、逐步走向复兴的俄罗斯。从过去这三年普京的施政绩效来看，无论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成就都表明，俄罗斯已经迎来了一个“普京中兴”的新时代。
从乱到治的政治秩序
回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政治，政治风波从未间断，帝国的终结则是俄罗斯政治危机的开始，制宪之争演变为流血冲突，民族主义上升为第一次车臣战争，权力角逐又演变为政府更迭，等等，这一组组的矛盾宛如一颗颗珠子，而总统与国家杜马的矛盾斗争轨迹宛如一根红线，把这一颗颗珠子串连在一起，它们共同演绎了叶利钦时代的风云诡谲的政治危机。与此相反，进入普京当政时期以后，俄罗斯政治上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稳定局面。
1999年的最后一天，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克里姆林宫的权柄时，就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初步阐述了他的治国方略，并提出了信念、权威和秩序的治国理念，即以俄罗斯思想来重建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以此作为实现社会团结和睦的信念；以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来恢复联邦中央的权威，以维护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完整；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作为公民共同的游戏规则来重建俄罗斯的法律秩序(注：胡键：《试析普京的治国方略》，《今日东欧中亚》2000年第2期。)。为此，普京首先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政权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措施，从而使俄罗斯政治发展告别了叶利钦时代之“乱”，进入了普京时代之“治”。
首先，理顺了总统体系与国家杜马之间的关系。1999年俄罗斯第三届国家杜马成立后，它与政府特别是与总统的关系已不象叶利钦时代那样势不两立。尤其是在选举前不久成立的“统一”运动，在普京的大力支持下获得意想不到的胜利，成为第二大议会党团，而“统一”运动又公开支持普京、支持普京政府。议会中各派力量得到重组与协调，形势明显有利于普京。这为总统协调与议会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过去的三年中，普京提交的数十部法案几乎都得到国家杜马的批准，包括在叶利钦时代争论不休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敏感的重要国际条约也都在国家杜马中顺利得到通过。这在叶利钦时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其次，颁布实施了《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对社会力量组建政党的行为、资格进行了规范，使俄罗斯的政党政治有序运作。自俄罗斯独立以来，俄罗斯的政党、准政党和各种政治团体、政治运动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表面上似乎是各种政治力量在民主的氛围中“百舸争流”、各领风骚，实际上则是无政府主义的滥觞。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1995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并没有起到规范政党活动的作用。崇尚政党竞争和向往成熟政党体制的普京(注：普京曾多次强调俄罗斯应该建立一个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以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所以，在俄罗斯有影响政党召开大会，或有新的政党成立时，普京或者亲自与会致辞，或者致信祝贺；同时，普京也盛赞俄共成熟的组织形式。在2003年5月16日发布的国情咨文更重申，在新一届国家杜马中将使俄罗斯多党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他认为，强有力的政党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团结。)，很自然地认为俄罗斯需要一部政党法。在2000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更强调：“在一个民主生活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则会希望有强劲的对手。只有通过政治竞争，才能就我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严肃的对话”(注：《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第82页，第138页，第30页，第30页，第80页，第13页，第250页。)。在这种背景下，2001年6月国家杜马三读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党法》，普京总统于7月12日签署并颁布实施。《政党法》出台后，为了着眼于2003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和2004年3月的总统大选，各政党都根据该法的规定，大力发展新党员和建立新的地区组织，从而使俄罗斯政治上出现了改组、联合和建党的新高潮(注：李兴耕：《转型中的俄罗斯政党制度》，《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3期。)。其中最有影响的是2002年4月中派力量“团结”、“祖国”和“全俄罗斯”联合组建的“统一的俄罗斯”党。“统一的俄罗斯”党成立后，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员数已超过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也就是说，这一政党联盟的成立，根本改变了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对比，从而使俄罗斯政治上出现了百年罕见的中派占主导地位并掌握政权的现象(注：王正泉：《俄罗斯政坛一年来的四件大事》，《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与此相反的是，右翼力量受寡头势力臭名声的影响继续呈弱势；而左派俄罗斯共产党则在2002年4月的“杜马风波”中丧失了杜马中的全部领导职位，同时，俄共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谢列兹尼奥夫被俄共开除后组建一个“复兴党”，从此与俄共分道扬镳。左翼力量严重被削弱，而政治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有利于普京政府顺利运作。而《政党法》实施后的政党重新登记制度，更加强政府对政党活动的控制力度。
再次，加强了联邦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是普京政权体系建设的关键举措。叶利钦时代地方政权各自为政，我行我素，中央政权软弱无力、摇摇欲坠。所以，不少人对此不得不表示忧虑：联邦是否会解体?如果继续任凭地方势力坐大，联邦解体的危险并不是没有。为了遏制地方分立主义势力，2000年5月，普京采取的第一大重要措施是设立了7个联邦区。联邦区的长官由总统直接任命，他们直接向联邦总统负责，全面协调和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联邦区的设立表明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垂直领导。
政权体系建设的第二项措施是，普京改变联邦委员会(上院)的组成方式。原来的上院是根据1995年12月国家杜马通过的组成法，由89个联邦主体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的领导人组成，也就是说，地方长官既是执行机关的领导人，又兼任中央立法机关的职务，这不符合“分权”的民主原则。所以，2000年5月7日，根据有关法案的规定，普京宣布上院议员不再由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和议会领导人兼任，而由地方选举的代表担任，上院成为常设机构，上院议员也成为专职议员。这一举措的推行，进一步削弱了地方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然而，上院的改组导致了不少地方行政长官的不满情绪，他们强烈要求联邦中央建立一个由89个联邦主体首脑参加的联邦国务委员会，使他们在权力被“收缴”到中央之后仍然能够有机会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普京明白，过多的不满情绪也会导致动荡，这将与自己的治国目标相背。因此，在地方诸侯的强烈要求之下，普京批准了成立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的建议。2000年9月1日，普京正式下令组建该机构。尽管这一机构是地方行政长官的建议，它的设立是普京对他们的“补偿”，但普京也认为，“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将“确定有关国家关键问题的立场”(注：俄通社—塔斯社2000年11月22日莫斯科电。)。如果说7个联邦区的设立是和平“削藩”，那么，联邦国务委员会的职能，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缓解“削藩”之后各地方对中央不满的政治情绪。各地方行政长官通过这一机构可以同普京经常见面，参与全国重大事务的讨论，而使总统更能直接且有效地控制各地方诸侯。
另外，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普京也发动了打击在政治经济上兴风作浪的寡头势力的战役。众所周知，在叶利钦时代，寡头势力左右了俄罗斯的政坛，虽然政体是“强总统”，但也只是相对于“弱议会”而言，而相对于寡头势力，叶利钦这个“强总统”，则是名不副实的，因为，每当叶利钦推行一项重大措施时，他首先必须想一想是否触动了寡头的利益。而不同的寡头势力，其利益也不同，这样政策就不可能顾及到所有寡头的利益，因此，寡头之间的矛盾最终也会上升到政治上来，这也反映了俄罗斯政治动荡的另一个侧面。普京执政以后，不少寡头们仍然想用他们的经济力量来左右国家政治生活，这是让普京这位政治强人所不能容忍的。2000年6月，普京打响了向寡头开战的第一枪。6月13日，俄“大桥媒体集团公司”总裁古辛斯基因有诈骗国家100亿美元巨额财产的嫌疑被总检察院拘留，并查封了其大部分财产，后来古辛斯基逃到国外，普京向全球发出通缉令，最后，古辛斯基在西班牙落网，保释出狱后，只是蛰居在家，与其呼风唤雨的时代判若两人。在古辛斯基落网后，别列佐夫斯基也因经济案件而流亡到英国。至于像阿布拉莫维奇等寡头从此也收敛多了。与此同时，下诺夫哥罗德镍业公司、卢高伊尔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等企业由于涉嫌违法行为而受到调查。这意味着，寡头们不再受到特殊的优待，新贵们不会再像原来那样风光了。早在2000年底，别列佐夫斯基就已经感觉到：“国家的当家人不在是那些早就认为国家是自己的不可分割的财产的寡头们。无论是1996年那样的寡头政治，即克里姆林宫在几个大的商业集团的利益之间搞平衡，还是1999年那样的寡头政治，即克里姆林宫与相处友好的寡头们一起联手反对那些不友好的寡头们，都不再存在。总之，通常意义上的寡头政治无论如何不再有了。从寡头手中把国家抢回来所用的时间要比寡头们为把国家搞到手中所用的时间少得多。现在大资本家已经不再是通过总统来管理国家，而只是羞答答地建议总统领导他们这些资本家。”(注：转引自罗伊·麦德韦杰夫：《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285页。)所以，普京就职以后在俄罗斯就有“俄罗斯寡头政体终结”之说。
总之，通过推行上述政治措施，普京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体系，并且，在原有宪法的范围中，恢复了俄罗斯法律秩序，正朝着“法治、民主和自由的国家”振兴(注：《普京文集》，第520、第521页。)。然而，三年来，普京在政治上仍然还有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众多问题中可能最大的问题是车臣问题。要知道，普京当初正是靠第二次车臣战争声名鹊起的，在对待车臣恐怖主义问题上，普京一直强调要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法“把恐怖主义分子消灭在巢穴里”(注：《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第82页，第138页，第30页，第30页，第80页，第13页，第250页。)。但是，三年来，车臣恐怖主义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其制造的恐怖事件越来越严重。特别是“9·11”事件以来，普京虽然抓住国际反恐斗争的时机，在车臣加强了反恐平叛的力度，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车臣恐怖主义发起的恐怖事件却越来越公开化。2002年10月23日，车臣恐怖分子在莫斯科制造了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人质劫持案件；同年12月27日，恐怖分子驾着装满炸药的“卡马兹”冲向了车臣政府大楼，直到今年5月中旬，同样的恐怖事件在车臣发生了多起，有针对普通民众的，也有直接针对政府人员的，其结果都惨不忍睹。因此，车臣问题三年前使普京声名鹊起，但如果车臣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它也同样可以使普京在新的权力角逐中“败走麦城”。
稳步增长的经济形势
俄罗斯90年代最严重的危机直接表现在经济上，激进的市场改革没有使俄罗斯的经济摆脱困境，危机反而不断加深。这种经济形势使普京感到“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注：《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第82页，第138页，第30页，第30页，第80页，第13页，第250页。)。所以，普京上台后把“强国富民”作为俄罗斯新世纪的经济目标，把稳定经济作为俄罗斯最主要的头等任务(注：《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第82页，第138页，第30页，第30页，第80页，第13页，第250页。)，因为“稳定的经济——这是民主社会的主要保障，是世界上受尊重的强国的基础的基础”(注：《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第82页，第138页，第30页，第30页，第80页，第13页，第250页。)。为了建立有效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复苏，普京认为在新时期俄罗斯既不能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体制，也不能继续推行激进主义的经济方针，而是“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注：《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第82页，第138页，第30页，第30页，第80页，第13页，第250页。)。这就是“‘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思想(注：胡键：《俄罗斯经济转轨战略：从新自由主义到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3期；许新：《普京经济政策的第三条道路》，《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0年第3期。)，或者也称为“普京的新资本主义道路”(注：李尚德：《俄罗斯新资本主义道路考》，载《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
这种经济思想的内容主要有：
首先，总目标是强国富民。作为俄罗斯新世纪的首任总统，普京面临的战略性问题就是要在21世纪前10—15年的时期内建设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但是，强大的俄罗斯需要富裕的人民为基础，所以，在新世纪的第一要务就是向贫穷开战。造福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强大的民主政权的最终目标。
其次，是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纲领。普京甚至包括俄罗斯一些学者都认为，过去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失败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俄罗斯在重塑经济体制的过程一直没有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注：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所以，普京非常重视制定一个15—20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战略。早在1999年，普京还是政府总理的时候就授权经济学家格尔曼·格列夫组建了一个经济研究中心，并于2000年1月负责制定“俄罗斯至2010年发展战略”。普京指出，只有在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下，才能使俄罗斯经济沿着进步的道路卓有成效地前进。
再次，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90年代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休克疗法”，结果是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相互交织并日益加深。所以，俄罗斯不能再推行激进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制，由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让俄罗斯国家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社会发展的最佳目标和合理参数，为达到这一目的创造条件和建立各种机制”(注：《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最终使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良好的平衡关系。
为了把这些经济思想付诸实践，普京三年来推行了一系列的具体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刺激经济快速增长，以求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消除持续以久的危机；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政府在维持现有经济结构和优势产业部门的同时，优先发展在科技进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部门；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以保持各种经济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结构合理；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如提高国家预算的作用，实行税制改革，消除拖欠现象，保持低通胀率及稳定卢布汇率，建立文明的金融和证券市场，以及改革银行体系，等等；推行现代化的农业政策，使农村特别是农用土地改革与市场改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点是在适当的机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加紧建设欧亚经济共同体，以提高独联体内的一体化水平。此外，为了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使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法制经济，以促进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三年来，普京政府和国家杜马制订和颁布实施了《俄罗斯税收法典》、《关于促进投资活动法》、《保障外国人投资权益法》、《企业注册法》、《联邦土地法典》、《农用土地流通法》等数十部法律法规。这些政策在实践中推行以后，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首先，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不仅遏止了经济长期下滑的现象，而且也摆脱了长期困扰俄罗斯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统计的数据来看，2000年的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复兴的迹象，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6%，工业产值增长率约为9.5%，一些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增长更快，达到150—200%；农业增长率十年来头一次增长了3%；工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20%，其中主要是对工业的投资；全年完税率达到82%，因而，十年来首次出现无赤字预算；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21%以内。在这一基础上，2001年GDP继续保持5.5%的增长速度，其他指标如工业产值增长5%，农业产值3.5%，固定资产投资6%，居民实际货币收入5%，零售商品总额10%。2002年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其次，对外贸易额增长显著，外汇储备稳中有升。2000年，外汇储备达到300亿美元；全年的国际收支差额是十年来最高的，约600亿美元，其中出口约1020亿美元，进口大约400亿美元；2001年外贸顺差虽减少11.6%，但全年外汇储备上升到336亿美元。2002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177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9.9%。其中出口额同比增长7.3%，进口额同比增长12%，实现进出口贸易额顺差365亿美元。
再次，税制改革成绩显著。一是降低了收入税。以前，国家实行个人收入累进税，收入不同，税率也不同；现在，为了刺激经济，不论收入多少，个调税税率一律都是13%。二是降低了利润税和减免投资税，目的是在国内投资仍然显得不足的情况下，优先刺激投资。与此相关的还有海关关税改革也卓有成效。税率降低后，逃税现象明显减少，完税率这几年都达到85%以上。这样，根本改变了过去税源枯竭、财政短缺的现象。
最后，加强了对社会政策的改革。俄罗斯的教育制度改革非常引人注目，教育领域内的竞争更加激烈。国家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金个人账号制度，养老金不再由国家完全承担，国家只支持一部分，其他由个人收入积累提供。不过，由于全年的完税率较高，预算拨款部门职工的工资一年中增加了大约20%。与此相联系的是，居民的实际收入不断增加，消费品需求上扬，从而促进了内部市场竞争的良好局面。
但是，俄罗斯俄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就连总统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也承认，俄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历史机遇，以实现对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因此，俄罗斯经济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隐患。首先，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经济增长摆脱对国际市场行情和外部条件的依赖。在2000—200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完全得益于卢布的大幅贬值导致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以及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由于通过大量出口原材料，俄罗斯轻而易举地换取了巨额外汇。然而，受“9·11”事件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世界油价一度下跌至每桶20美元，最低时达到每桶17.81美元。本来2002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今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又给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战争期间，国际油价又出现下跌的趋势。油价的下跌使俄罗斯经济增长受到相当大的阻力，所以，俄罗斯同法国、德国一道坚决反对美国对伊开战。究其原因固然是处于对国际法的尊重和对国际道义负责，但这并不排除俄罗斯对石油利益的考虑。早在2002年的时候，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第一副部长马特罗夫就说，根据俄政府的宏观经济计划，如果油价跌至每桶17美元并维持这一水平到2004年，那么，2002—2004年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将为3.5—4%；如果油价处于每桶22—23美元的较高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超过5%。这表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对石油的依赖性太大，而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靠原材料出口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这是一条反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之路。
其次，经济增长虽然使外债危机得到缓解，但巨额的外债仍然是俄罗斯经济的隐患。到目前为止，俄外债总额为143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这种比例虽然符合正常的欧洲水平，但俄罗斯经济还比较脆弱，对俄罗斯来说，这种水平已经非常高了。2003年俄将偿还到期外债140亿美元，2004年是还债高峰，届时还债金额将达190亿美元。在俄2004年前俄罗斯的外债偿还负担每年将达到130—195亿美元，这必然对俄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产生巨大的压力。
再就是“影子经济”仍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普京认为，90年代，“影子经济”这种病态现象在俄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高达40%，尽管普京把打击影子经济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但据俄国家统计局统计，这种病态经济迄今仍然占国内生产总值20—25%。过去的一些不法寡头虽遭到打击，但“隐形寡头”左右经济的情况仍然存在(注：普京把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打倒，但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完全没有寡头存在，事实上，普京目前同俄罗斯国际工业银行总裁谢尔盖·普加乔夫以及圣彼得堡工业建设银行总裁弗拉基米尔·科甘、圣彼得堡矿业学院的院长弗拉基米尔·利特维年科关系很密切，特别是谢尔盖·普加乔夫是普京时期上可通天的“隐身巨头”。利特维年科现在并不是一位商人或企业家而是一名学者，但是由于他同普京及其助手的特殊关系，俄罗斯政界和商界许多人士都认为，他将可能是俄罗斯未来的大亨。他们在俄罗斯被称为隐身巨头。)。如果这种情况长期下去，老寡头被打下去了，新寡头又会诞生，也同样会在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中兴风作浪。这也是俄罗斯经济中的一大隐患。
此外，劳动力减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的结果，俄联邦2000年的总人口是1.45亿，考虑到移民等因素，实际比1991年减少了710万。换言之，10年来俄人口减少了5%。西方人口学家预测，15年后俄人口总数将减到1.35亿，到2050年，将减至1.14亿。俄人口学家赞同西方专家的评估，他们的预测结果甚至更为悲观。人口下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正因为如此，这一问题已引起俄罗斯朝野的担忧。普京总统对此也极为重视，但阻止人口逐年下降的趋势至今尚无良策。
如果说第二次车臣战争成就了普京政治新星的“名”，那么，三年来的经济实绩则成就了普京作为成熟政治家之“实”。普京到底是名副其实还是名不副实，面对这一系列的解决问题，普京可能还需要向俄罗斯民众提供更多的实绩，以证实自己是一名能够带领俄罗斯继续走向复兴的政治领袖，从而打赢即将到来的这场总统“卫冕”之战。
多边务实的外交“新概念”
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内部的稳定和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普京上任后，明确确立了以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外交上有新的思想和相应的具体政策。2000年7月经普京总统批准颁布实施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展示了普京的外交“新概念”。
普京的外交“新概念”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普京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里就指出，俄罗斯对外政策应以国家利益至上。实际上，早在他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在2000年2月25日致选民的公开信中就提出：“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切实的国家利益，其中包括经济利益，理应成为俄罗斯外交家的法则。”。把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意味着科济列夫推行的浪漫主义外交和普里马科夫推行的对西方的强硬主义外交都宣布结束。对西方抱有幻想，而西方却一直对俄罗斯采取遏制的政策，这必然有损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但对西方强硬，必然使西方认为俄罗斯仍然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超级大国”，这不仅不符合俄罗斯的现实(注：一国的国际角色定位是由该国的综合国力决定的，苏联自雅尔塔体制以来一直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世界大国，加之沙皇对外扩张的历史，所以，这种情况使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对苏联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同时又由于它的国力资源发展很不平衡根本无法承载这样的国际角色，因此，在这样的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联最终在冷战争夺中走向瓦解。俄罗斯若重新做出“超级大国”的角色定位，显然是危险的。参见胡键：《对外战略：解读苏联剧变的一个视角》，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2期。)，而且还会使西方对俄罗斯产生更大的敌意，因此，这也会对俄国家利益产生新的威胁。
汉斯·摩根索曾经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注：Hansj.Morgenthau,PoliticalDilemma,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8,p8.)国家利益是一个抽象而复杂的概念，它由构成国家要素的具体利益组成，但最主要的还是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其他要素的利益形成则是从这四种利益分化出来的，而最核心的却是经济利益(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俄罗斯，拓展经济利益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而且振兴经济是普京的战略目标，所以说，国家利益至上，实际上是经济利益至上。经济利益至上决定了俄罗斯的外交取向必然优先选择欧洲。这是因为俄罗斯一直把欧洲繁荣的经济和现代化水平视为样板，而且，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需要欧洲的援助，再就是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总额中俄欧贸易占了3/1强，俄对欧盟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40%。这是任何一个地区所不能取代欧洲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地位的。正是这样，普京通过访问英国在改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关键的一步使普京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同北约、欧盟以及美国的关系。特别是在与北约的关系问题上，普京作出了积极的反应，2000年2月16日罗伯逊访问莫斯科，双方商定恢复接触，并将“为建设稳定和不可分割的欧洲作出贡献”。更有甚者，普京还提出加入北约的想法，这给不少观察家提供许多思考的空间。不管这种想法是真是假，但从那时开始，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得到修复。特别是北约启动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扩大时，普京也并不认为北约的扩大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只是觉得在冷战结束后，北约既无存在的理由，更无扩大的必要。后来，普京事实上基本上持“由它去吧”的态度。不过，普京没有把俄罗斯的利益押上去，而是要求北约与俄罗斯建立某种双方都认同的机制以保护俄罗斯的利益，例如，在“9·11”事件后，俄罗斯与北约签署了《罗马宣言》，确立了俄与北约的新关系，建立了一个新的“20国机制”，使俄罗斯成为北约的“准成员国”，而俄在西方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注：俄罗斯在欧洲地位的提升也表现在伊拉克危机中的法、德、俄的配合上，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从来没有与俄罗斯取得一致，更不会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来反对美国，而在伊拉克问题上，所谓的“老欧洲”竟然与俄罗斯成为反对美国对伊战争的“盟友”，美国自然非常恼火，俄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反过来却表明，俄罗斯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同，这正是普京外交的成效之一。)，从而“翻开了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新的一页”。同样，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双方签署了关于俄欧关系、加强政治和能源对话、维护欧洲安全及调解地区冲突等内容的5项联合声明。欧盟主席普罗迪宣布，“欧洲将给予俄罗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将是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里程碑。”(注：姚立：《俄争取到市场经济地位》，《环球时报》2002年6月6日。)这正是普京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成效。
俄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俄罗斯外交“优先考虑”的方面。俄一直视独联体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俄罗斯的衰落，由它主导独联体的愿望总是落空，独联体内部就出现目前这种“独而不散，联而不紧”的局面，各成员国内部对俄罗斯的离心力越来越大。独联体内部的次区域组织如“古阿姆”集团就存在着明显的离心倾向。普京上台后，再次重申独联体是俄罗斯外交的重中之重，不过，普京把过去的政治控制改为更加重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普京认识到独联体各国政治上虽独立了，但经济上与俄罗斯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脐带”，过去十年中，独联体内部达成的各种协议不下500项，但真正履行的还不到1/10，所以，普京试图通过施加经济压力来促使它们履行经济协议，从而削弱其对莫斯科的离心力。在俄罗斯的强大压力之下，独联体中的国家也表露一些亲俄的姿态，如摩尔多瓦甚至要求加入俄白联盟，乌克兰、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等都因经济的原因而转向俄罗斯，甚至连一向对俄疏远的格鲁吉亚也不得不依赖俄罗斯的石油来摆脱经济困境。经过三年的调整，普京在独联体国家中基本上实现了其战略目标：既可以有效控制，但对这些国家的困难采取相对超然的态度。
普京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外部安全环境”(注：《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在刚刚发表的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更强调，只有经济强国才有强力外交，所以，外交要为经济服务。这一方针在俄美关系问题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普京知道，俄罗斯的复兴决不能靠与美国对抗来实现，俄罗斯的经济转轨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所以，尽管在2001年上半年，双方因“间谍案”相互驱逐了50多名外交官，俄美关系被笼上阴影，但普京没有向美国发起全面对抗。当年6月，双方首脑在卢布尔雅那会晤时，普京向布什表示，俄美“不是敌人，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盟友”。而在经过会谈之后，布什也认为，普京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注：《我们最好的新朋友?》，[美]《时代》周刊2002年5月27日。)。“9·11”事件更为普京发展俄美关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在恐怖事件发生的当天，普京作为外国领导人第一个打电话给布什表示慰问。美国反恐战争打响后，普京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支持，并且主动向美国开放中亚空中走廊。反恐战争结束后，俄美关系有了长足发展，2001年11月，普京访问了美国，双方共同确立了俄美关系发展的新框架；2002年5月下旬，布什对俄进行回访，俄美新关系有了初步的成果，双方签署了包括《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俄美新的战略关系联合宣言》等文件，以及联合反恐、能源合作、人员交流等联合声明。尽管俄美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至少在安全、防务特别是反恐方面已经彻底摆脱了冷战思维(注：在“9·11”事件后，曾经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冷战时代已彻底结束”，这是基于俄美、俄欧关系的全面改善的认识。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真正的冷战时代当然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而结束了，这里所说的“冷战时代”是指“冷战思维的时代”，冷战思维是否被彻底放弃，还要看俄美、俄欧之间利益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相对的一致，我比较赞同相兰欣先生的看法，相对于俄美而言，俄欧长远利益的一致性要突出得多；其次，还要看俄美、俄欧的政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认同，实际上，直到阿富汗战争之后，俄罗斯对美国仍然是十分警惕的，当时竟然还有57%的俄国人反对俄罗斯支持美国反恐战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美之间的政治文化认同感非常弱，而伊拉克战争更强化了美国的“文明冲突”论。由此可见，说“冷战(思维)时代已彻底终结”可能还为时过早。)。
普京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但并不是像叶利钦那样向西方“一边倒”，而是坚持多边务实的原则，用多边务实的手段来重铸外交之矛为经济发展服务是普京“外交新概念”核心内容。所以，在与西方打交道的同时，普京同样十分重视东方外交。普京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大国，中国仍然是俄罗斯在联合国中最理想的磋商伙伴，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俄罗斯需要与中国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并准备继续谱写用实际行动撰写的冷战后两国友好关系史。最引人注目的是，普京同原苏联盟国采取了务实而具有建设性的外交。2000年上半年俄外长访问了平壤，两国签署了《俄朝友好睦邻合作条约》，7月，普京在去日本参加富国俱乐部首脑峰会前访问了朝鲜，不仅重续了冷淡了10年的俄朝关系，而且还说服了金正日放弃导弹开发的计划，从而使俄在对美关系上赢得了筹码。11月13日，普京的总统专机飞抵乌兰巴托，一个月之后，普京又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热烈拥抱。半年内，普京创下了俄罗斯国家元首的三个第一，即冷战后俄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朝鲜、第一次访问古巴、第一次访问蒙古。这的确引起了世界舆论界和政界的极大关注。2001年6月，在中俄共同努力下，“上海五国”顺利地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7月，中俄双方又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与此同时，俄印全面合作进一步扩大。2002年2月，双方签署4项军事合作议定书，内容包括：俄向印度提供多管火箭发射器，为印度火炮配备弹道测量系统，帮助改造俄以前向印度出口的877EKM型常规潜艇以及共同研制高科技武器，联合生产并销售多用途运输机，在石油勘探、钻石开采和加工等新领域开展合作等。2002年10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应邀访俄，恢复了两国军事领域的合作，过去遗留的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债务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从而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普京推行的外交“新概念”成就斐然，的确为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应该说，三年来普京最大的成就是在外交上，但是，外交上仍然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首先，俄美关系在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了冲击，出现了一些挫折，俄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倘若继续保持下去，这肯定不利于修补俄美关系。其次，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虽然建立了“20国机制”，但俄仍然是北约的“小伙伴”，在很多问题上，俄罗斯没有发言权，这样就不能确保未来北约不会损害俄罗斯的利益。再次，中俄关系在政治经济上发展都比较好，但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政治热、经济冷”的状况，经济关系经过双方多方面的努力，但双方贸易额也只有120亿美元左右。所以，如何发展中俄经贸关系以夯实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是普京在处理中俄关系问题上的重要任务。此外，独联体内部的反恐合作仍然没有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俄白联盟国家的建设在去年也经受着新的考验。
综上所述，普京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是否能够打赢这场“卫冕”之战，那就要看普京对他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留下的问题是否能够“乱云飞渡仍从容”。再就是，面对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普京不能满足于过去已有的成绩之上，而仍然需要拿出新的魄力使俄罗斯民众相信，普京还有新的治国之道。所以，对于普京来说，回首过去三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面对艰难的未来，还需“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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