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西化与1935年文化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位论文,论战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5年的文化论战是继东西文化论战之后而起的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又一次论争，涉及 面广泛而且内容错综复杂。在论战发生后不久，资料文本就已有了收集整理，关于论战 的人和事也见诸各种思想史论著。专题的研究，亦引起学界的兴趣。(注：参阅美国耶 鲁大学J.H.Cole:“total westernization”in Kuomintang china:the case of
Ch'en Hsu-ching，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vol.XXXIV，1979-1980；夏威夷大 学William Mark Zanella:China's Quest for a Modern Culture:The 1935 Debate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Dissertation.Univ of Hawaii，1985；孙广德：《“中国 本位的文化建设”争议之检讨》，《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三册，台北，该集 编辑委员会出版，1984年；郑师渠：《“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史学 月刊》1988年第3期；陈崧：《30年代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历史研究》1991年第2 期；马克锋：《试论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宝鸡师院学报》1987 年第4期；蔡渊洯：《抗战前国民党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1928—1937)》，台湾 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1；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人 民出版社，2003年。)本文不打算对1935年文化论战的过程重作描述，而试图对其中的 一些问题，如本位文化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两派的论争、胡适对文化 交流的影响及文化论战的时代特征，加以细致探讨，以期达到与史事更为贴近的认识。
一、台前与幕后：“本位文化”的意识形态背景
1935年1月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目的，已经见到多种说明。其 一，1935年6月何炳松说，“我们的初衷无非想矫正一般盲目复古和盲目西化这两种不 合此时中国需要的动向，……我们的宣言假使能够激起主张这两种动向者再能各加一番 反省的功夫，那我们的目的就可算达到了。”(注：何炳松：《序》，马芳若编：《中 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出版。)其二，1935年8月樊仲云说，发表 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是“为了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其意义是等于创造中 国今后的新文化”。(注：樊仲云：《编者序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上 海，文化建设月刊出版，1935年。)但在作这两种说明时，论战犹酣，本位文化派正疲 于应付，因而这两种说明，较之宣言本身，在态度上有所收敛，内容上更加空洞。其三 ，王新命在1957年出版的《新闻圈里四十年》中，谈及宣言发表的时局：1934年，国民 党的统治相对稳定，日本的侵略暂时放松，中共武装斗争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的威胁 解除。在这种形势下，是年年底，“孙寒冰、章友三(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这些人， 都约我(指王新命——引者注)商谈发起一个文化运动的事。”(注：王新命：《新闻圈 里四十年》，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419—420页。)这一篇文字说出了宣 言产生的政治背景，但直接因素语焉不详，一些细节颇多错误。
而叶青在多年以后发表的一篇回忆录中，真正披露了《宣言》发表过程的不少详情。 事实上，叶青对于这篇宣言的重要性，超过了十教授中的任何一位，在宣言发表前的三 次讨论聚会，叶青都参加了，并且对宣言的主要思想发表意见最多，被采纳的也最多。 宣言的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出自王新命，经叶青建议后作了大量删节：第二部分是由 叶青提出来的，试图“由历史分析提出宣言底必要性”；第三部分的主要思想，如“以 此时此地底需要”作为中国本位之解释，提出“批评态度”、“科学方法”以及“检讨 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的提法，都是叶青的主张。据叶青所言，他们发表这一宣 言的出发点，是要宣布一个“不容争辩的真理”。(注：叶青：《<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 >发表经过》，《政治评论》第8卷第11期。)
基于如此抱负，《宣言》的发表确实费了一些心思。《宣言》的文本先后进行了三次 讨论，推定当时担任上海《晨报》总撰述和主笔、文采较好也写得最快的王新命撰稿， 经多人讨论后修改。王的文采，使文本在语言上极具感染力。在发表时间上也作了精心 安排。陈高佣主张，宣言的发表必须定在1935年的1月10日，理由是：“这样才好把宣 言称为‘一十宣言’，以与五四运动对象。”在署名问题上也作了有意的安排：签名的 人数，不能太多，以10人为宜；签名人的身份，应当有相当名望，而且“尽量找教授， 不必找政治中人，以显示宣言底民间性和文化性”。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除王新命 是《晨报》总撰述外，何炳松、孙寒冰、章益、陈高佣、樊仲云，都是各大学的专任或兼任教授，后来被拉进来参加签名的4个人，陶希圣是北京大学教授，萨孟武是中央政治学校教授，黄文山是中央大学教授，武堉干是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而对于宣言贡献最大的叶青不参加签名，叶青说：“要分工，你们签名，我不签名，才好以第三者立场写文章宣扬这个宣言。”(注：叶青：《<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发表经过》，《政治评论》第8卷第11期。)
十教授宣言的发表，通过叶青的灵魂作用体现了国民党官方的政治意图。这一宣言的 发表，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对于文化方面总政策的厘定，或者说是其文化意识形态的确认 。在此之前，国民党CC系已经开展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文艺界，借民族主义之 名，为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进行铺垫。1932年，CC系又推动“中国科学化运动”，使“一 般人于最短期间及普通知识范围内，得以窥见过去中国的一切科学材料，共起而光大之 。”(注：陈立夫：《科学化运动与民族复兴》，《陈立夫先生言论集》第一辑，无出 版地，1935年，第71页。)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的开展，即是对于各方面活动的整 合，系统地提出国民党的“中国本位论”，既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与中央不统一的“复 古”，又针对思想界与国民党思想统制相背离的“激进”。这一宣言，“系统地将北伐 后国民党所奉持的‘中国本位论’广泛地介绍给国人。自此，有关中西文化的讨论，就 增加了一派——本位派或本位文化派或中国本位派。此外，国民党有关文化建设或中国 现代化之理念或意识形态，也因此一运动的出现，而由早期片面的、较不稳定的，进一 步趋于完整而定型。”(注：蔡渊洯：《抗战前国民党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192 8—1937)》，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第325页。)只是这一派 是和政权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体现着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十教授的宣言发表后，立刻紧锣密鼓地展开宣传工作，以迅速扩大影响。1月17日，在 北平举行座谈会，延请专家学者对宣言发表意见，各报刊也蜂拥而至地发表了大量的评 论，一时造成相当的声势。一些与官方比较接近的传媒对宣言作了正面的呼应。《南京 中央日报》吹捧十教授：“建设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这正足以表明中国知识阶级新的 觉醒，也是民族革命中的有力的挣扎。”(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回响》， 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出版，上编，第17页。) 国民党CC系首领、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发表特别通电，对宣言表示赞成，赞扬宣言者 “努力于此种本位文化之建设，必能为中华民族，展开一条新的途径。”(注：《中国 本位文化之建设》，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出版 ，上编，第22页。)参预宣言起草的灵魂人物叶青，当然尽其“以第三者立场写文章宣 扬这个宣言”的义务，极力赞扬“那篇宣言，证明了中国一般人的理论水准之比从前进 步，……完全立足于科学之上，在理论方面是健全得多。”(注：叶青：《读<中国本位 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后》，《文化建设》第1卷第5期。)
二、两军之对垒：“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
将1935年文化论战完全概括为“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不很确切，因为 参与论战的派别复杂，论战过程也显示出头绪繁多、一波三折的特点。(注：陈崧先生 已指出，把这场论战概括为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是名实不符的。参见陈崧：《30年 代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历史研究》(北京)1991年第2期。)但如要确指论战的对立 双方，则全盘西化论又是与本位文化论各执一端的典型。全盘西化论之引起思想界关注 ，缘于1933年底广州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在国立中山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这一讲演曾 在广州引发了一场论战。但由于论战局限于广州一地，并未形成全国性影响。(注：对1 934年广州文化论战的文字主要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及岭南大学青年会、学生会所 编的《南风》、《南大青年》、《南大思潮》等校园出版物上。参阅拙作：《陈序经与 1934年广州文化论战》，《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全盘西化派参与1935年的文化论战，是由《独立评论》所引起。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 在《独立评论》发表了《建国问题与东西文化》，其基调是同情本位文化论，批评全盘 西化，主张折衷。(注：吴景超：《建国问题与东西文化》，《独立评论》第139号，19 35年2月24日。)吴文发表后，时已转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教授的陈序经很快 撰文回应，以证明“文化的一方面若受了影响，他方面也必受其波动”的文化不可分论 。(注：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142号，1934年3月1 7日。)4月21日，陈序经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再谈全盘西化》，对为何要使用“ 全盘西化”一词作了进一步的辩解。吴景超是《独立评论》的编辑，有在发表之前读到 陈序经上述文字的便利，因而就在陈氏此文刊载的同一期《独立评论》上发表了《答陈 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继续从“文化是否可分”和“对西方文化的估值”两个问题 上提出了质疑。(注：吴景超：《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独立评论》第147号 ，1935年4月21日。)为此陈序经立即又写了《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 一文，再次强调文化之不可分，西化生出的弊端也只能以努力西化去补救，并指出：“ 我以为西化这个问题，经过这一次的讨论之后，已有相当的共同信仰。这就是：我们应 该全盘西化。”(注：陈序经：《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独立评 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
吴、陈之间的争论，只是为陈序经全面论述全盘西化论提供了条件，尚未形成与本位 文化派的直接对垒。但对于吴景超在《建国问题与东西文化》文中引胡适为声援的做法 ，陈序经立即看出吴氏有自我附会的明显破绽，“希望胡先生来给我们一个解答。”( 注：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142号，1934年3月17日 。)1935年3月17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中，提到自己早就指出 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早就主张全盘西化，“此时我只借此说明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 生的全盘西化论的”。(注：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 7日。)3月31日又在《大公报》发表《试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指出十教授的宣 言实际上还是反映了文化观上的保守思想，与顽固势力有着共通之处，“他们的保守心 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注：胡适：《试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大公报》1935年3月31日。)无论如何，胡适对于思想界的影响比陈序经要大得多。胡 适此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本位文化派群起而攻之，本位文化派将胡适视为比陈序经更 重要的全盘西化派的代表，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展开批评。两军对垒的格局正式 形成。
十教授之一的王新命4月3日在《晨报》发表《全盘西化论的错误》，指责陈序经和胡 适对“一十宣言”的抨击是“无的放矢”，认为不应有一笔抹杀中国文化或唾弃全部固 有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对于西方文化不问好坏长短都全盘接受，对于固有 文化不问好坏长短都全部唾弃，就是“盲从”。(注：新：《全盘西化论的错误》，《 晨报》1935年4月3日。根据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目录，知此署名为“新 ”的作者即为王新命。)陶希圣4月5日在《大公报》发表《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 指出胡适所代表的是19世纪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与现时的世界形式不相合。这种“ 民主和自由主义”在对抗封建主义时可以得到同情，但以此推论中国文化必走上19世纪 欧美式的道路，则不相宜。“在他们已经破绽露出来了的东西，在我们也未必就是结实 的救命圈。”(注：陶希圣：《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大公报》，1935年4月5日 。)何炳松于4月15日在上海大夏大学发表演讲，指出胡适“把我们的宣言，当作何陈诸 公主张读经祀孔的烟幕弹，实在是一种主观的偏见”，因为“中国本位”的原意是“此 时此地的需要”，而不是“中国固有文化”。(注：何炳松：《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 胡适先生》，《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萨孟武则指出，胡适关于文化的保守性不需 人力培养保护的见解，“只能说明文化的常态，却不能说明文化过渡时期的现象”。现 在的中国，就是处于文化的过渡时期，因此，“想建设一个新的基本观念，使国人不至 盲从各种矛盾的思想”。(注：萨孟武：《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胡适先生》，《文化 建设》第1卷第8期。)
1935年5月10日，十教授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对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命题追加略为 具体的解释，以使本位文化建设的体系臻于完备。这篇“五十宣言”有如下几点值得注 意：一是对全盘西化派提出了明确的批评，指责“主张全盘西化……是自甘毁灭。”二 是谨慎而明确地与中体西用论划清了界限，明白地表示，“所谓‘中体西用’的主张， 也在我们摈弃之列”。三是对原宣言中“此时此地的需要”作了确定的解释：“总括起 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 ”(注：王新命等：《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
本位文化派以胡适为批驳的靶的，加重了这场论战引人瞩目的程度。但在如此众多的 驳难文章之前，胡适却并没有大量直接的反驳，仅仅对陶希圣的思想方法提出非议，批 评其为“滥用名词的思想作文方法”，(注：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独立评论》第153号，1935年6月2日。)受“笼统思想习惯”之病太深，建议陶“能暂时 抛开那一套”。(注：胡适日记1935年6月10日，《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 版公司1990年版，未编页码。)但并未再深入辩驳。而陈序经的态度较为鲜明。1935年4 月，陈序经写下了《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指出十教授这篇宣言，是一个“ 复古与守旧的宣言”，至多也跳不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陈序经 从文化概念的本原的角度批评十教授的错误，认为“十教授对于文化的意义，简直尚未 弄明白。”在这样的基础上，“只提出‘不守旧，不盲从，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 未来’一类最抽象而无具体的空调出来。”(注：陈序经：《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 言>》，冯恩荣编：《全盘西化言论续集》，岭南大学青年会出版，1935年5月，第101 —103页。)这篇文章虽然写就较早，但直到1935年5月岭南大学青年会编辑《全盘西化 言论续集》时才予发表。但当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发表后，陈序经改换了辩驳方式 ，将对方的论点向有利于全盘西化论的方向引申。这一变化显然受到了论战的具体形势 的影响，是论战技巧的变化而非观点的变化。陈序经指出，《我们的总答复》里的态度 ，较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已经变得很厉害”，十教授对于全盘西化论 ，“表面上虽加以批评，骨子里已经有意或无意的趋在这条路上。”陈序经据此引申道 ：“十教授现在既一脚踢了‘任何企图的复古’，又一拳打了所谓‘金科玉律’的折衷 论调，而相信文化不能分得开的理论，难道十教授还不承认他们是跑在全盘西化的路上 吗?”(注：陈序经：《读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后》，《大公报》，1935年5月20日。)
三、坚持与妥协：胡适的态度与论战的转向
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表现和表态非常耐人寻味，而以胡适在思想界中的地位，他的态 度变化对于论战本身亦有重大的影响。关于胡适与全盘西化思潮的关系，也引起后人众 说纷纭。
1935年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提到自己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 年鉴》写过一篇文字，引出潘光旦在英文的《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潘 在书评中指出胡适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 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 或“充分的现代化”。(注：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 月23日。)
这段话在研究胡适与全盘西化思想的关系时被广泛地引用。因为这既然是胡适的自述 ，所以一般对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论的认定，都是以此为据。潘光旦确实在这篇英文 评论里区分过这两个概念，潘的原文是：
必须指出，对西方文明的“全盘”接受和“全心全意地”接受——胡博士在其文章的 前后两部分中所使用的显然指示同一态度的两个修饰语——当然有所不同。有人可能半 心半意地接受整个西方文明，也有人同样可能全心全意地接受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全心 全意地选择采纳虽然较难，可以有所成就。(注：Quentin Pan:Book Review: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29.The China Critic,February 27,1930.)
然而揆诸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book)上发表的原文，却 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胡适原文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潘光旦所指出和胡适自己 所承认的“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的字样。这一简单的事实，长期无 人揭示。由此看来，“全盘西化”一词是潘光旦为了评论的方便，为胡适总结出来的， 胡适认为这一名词确也符合自己的思想主张，便加以认可。这个事实在学术上提供了这 样一个启示：对于一种思想主张的认定，不能完全从字面的概念出发，重要的在于思想 主张的实际内容。一般认为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的人，主要根据上述的胡适自述， 以“全盘西化”字面概念的出现为准绳，这固然没有考察胡适思想的实际内容；而认为 胡适“不是”全盘西化论者的人，则把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和整理国故的学术实践对立 起来，这实际上对胡适思想内容的考察也不全面。
在最初对论战表态时，胡适坚决不同意吴景超把自己与十教授等同的归类，也不同意 陈序经把自己视作折衷派的看法。尽管胡适同时表示，他赞同全盘西化说的理由是基于 “文化的惰性”，由于这种“惰性”的存在，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 。但显然，胡适认为吴景超对他的误解比陈序经的责难要严重得多，在声明“完全赞成 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后，胡适认为自己的立场还没有表达得很明确，所以又有《试 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发表。而《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在后来被认为是“与 本位文化派妥协”的文章，实际上是想对围绕全盘西化的论战作一个语气上加以让步、 原则上予以坚持的收场。胡适“让”出了作为口号的“全盘西化”一词，提议“为免除 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注：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3日。)胡适的 这种表态，一方面是想安抚攻击全盘西化派的折衷派和本位文化派，一方面又想继续树 立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派保持一致的文化形象。胡适以为，如此便能尽快消弭各方对自 己的攻击，实现认识上的统一，而自己的西化立场更易于被接受。
胡适作了这样的修正后，对本位文化不再发表公开的言论，此后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胡 、陈两派全盘西化论内部。这导致了论战转向与预期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陈序经不同 意胡适的妥协，继续坚持“全盘西化”，将自己与胡适的界限认真地描画出来。陈向胡 所主编的《独立评论》投送了《全盘西化的辩护》一文，表示对胡适撤换“全盘西化” 命题的不以为然。对于胡适和一些人用“世界化”或“现代化”来替代“西化”，陈序 经分辩道：“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的文化， 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这个名词，不但包括了前两者，而且较为具体，较 易理解。”(注：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独立评论》，第160号，1935年7月2 1日。)收到陈序经文稿的当天晚上，胡适会见了陈序经，这是胡陈两人的第一次会面。 两人畅谈了关于全盘西化的问题，会面后胡适公开表示，两人“似乎意见不很相远”。 (注：胡适：《答陈序经先生》，《独立评论》，第160号，1935年7月21日。)这几个字 隐喻出胡适在面对全盘西化一派时，仍希望能将自己归为“向西走”而不是“复归传统 ”的一派，是“新”派而不是保守派。胡陈会面之后，《独立评论》便没有再及时给陈 序经以发表意见的机会。胡适不再参与文化论战，使全盘西化派的声势大减，沸沸扬扬 的1935年的文化论战就此也近于尾声。
四、论战与时代：西化背景的本位与民族立场的西化
1935文化论战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论战形成了全国性的规模，主要的舆论工具对这场论战都提供了阵地，如天津 的《大公报》、北平的《独立评论》，更不论带有官方色彩的《文化建设》了。一些重 要的文化名流参与了论战，如已在本文中提及的胡适、陈序经、吴景超、叶青及十教授 等；还有许多本文未及提及，但在论战中也积极参与发表意见的梁实秋、潘光旦、许崇 清、陶孟和、孙本文等。在论战中产生的争鸣文字之多，达到难以确计的地步。因此， 1935年的文化论战受到后来评论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被视为30年代中国文化论战的 代表。
第二，论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混战”的局面，阵线显得不十分清晰，显示了3 0年代思想界的复杂特点。在论战过程中，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直接对垒，也有各 方人士对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双重批评，还有全盘西化思潮内部的互相辩驳。相对说 来，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派和十教授的本位文化派，其阵营比较清晰，立论也较为一致， 而其他参论者在观点上则不免游离。民国时期文人笔仗，关系密切者持论往往小异大同 ，名为商榷而实为呼应。但此次文化论战，观点取向上的差异与学术界人际关系圈的划 定亦不尽一致，如吴景超与胡适的关系十分密切，胡适对其倚以为重，视之为“文笔光 芒”的“老班子”成员，(注：胡适致吴景超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19册，第187页。)但吴却赞同本位文化，赞同文化折衷，与胡适的意见相左。其 他人士则更为复杂，反映出当时文化领域内各种观点错综复杂、学无定理的实情。
第三，1935年的文化论战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基本社会心理对文化思潮的影响。论辩各 方所使用的概念、逻辑和理论都源自西方，即使是反对西化各派，学理上亦早已西化。 因而，本位文化派无论如何不能被理解成与以中学为体的“复古派”、“顽固派”等同 ，它的出现凸显了在知识界崇洋的基本社会条件下一些与政治当局关系密切的人士，试 图用西理扭正社会上西化思潮发展的努力，无论从其内涵还是外部环境，都可称为“西 化背景下的本位”。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深层的矛盾，它们在论战中地位十分不利。而陈 序经等人的观点，虽然也受到了众多的批评和诘难，但由于不存在这种思维方式与结论 、心理与立场的矛盾，所以反倒能自圆其说。
第四，论战的辩驳性质易于造成公开的主张与实际的主义之间的偏离，使得对现代中 国思想的认知更为复杂。这一点以全盘西化论的表现为甚，它时常不自觉地陷入形而上 学的窠臼，观点上有失偏颇，脱离本意，从而导致了种种误解，致使“全盘西化”总是 与媚外、丧失民族意识、卖国主义相等同。事实并非如此。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正是 要以此避免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不要“被迫的奴隶的西化”，而要“自己从速的努 力于西化”，(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广州，岭南大学1937年版，第144页。) 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术研究。(注：在陈序经抗战时期所作的《南洋与中国》 一书的结语处，甚至可以看到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言辞。参阅陈序经：《南洋与中 国》，广州，岭南大学1948年版，第113—114页。)胡适提倡自责，并非不爱国或反民 族主义，而是要决心“作诤臣、作诤友”，不做“佞臣损友。”(注：胡适日记1935年6 月12日。《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抗日战争爆发后， 胡适、陈序经分别在外交和文教领域为民族从事有益的工作，民族主义的情感是其思想 基础。因而，尽管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全盘西化”，但却是“民族立场上的西化”， 是在民族危机、国事凋蔽的时局中对中国出路的一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