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亲政策的政治寓意与伦理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意论文,明代论文,伦理论文,困境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亲即王府亲戚，是与宗室存在共生关系的特殊群体，因此明代的王亲政策可视为宗室政策的延伸。明太祖分封诸王，本意是培植宗室势力，藩屏皇权，其宗室政策是扶植与倚重并举。建文帝削藩，“靖难之役”起，燕王以藩王夺得政权，削藩虽随之中止，但对宗室的政策渐转变为防范与禁制之策。之后，又历宣宗时汉王高煦之叛，武宗时安化王寘
、宁王宸濠之乱，显示了王权对皇权恒久、潜在的威胁。因此，明廷对宗室防范日深，藩禁日严。王亲政策即在此大背景下展开。一方面，从伦理上看，朝廷之于王亲，亦有亲亲之谊，故有优礼之举；另一方面，出于制藩的需要，又有禁制之例，甚至呈现出愈亲者禁之愈严、愈疏者禁之愈阔这样一种权力制衡与亲情伦理间强烈反差的态势。 王亲群体本身也存在一些变动因素，影响到王亲政策的制定与修订。首先，随着宗室的繁衍，王亲人数日增。其次，明初宗室多与勋贵联姻，自宣德朝起出于制藩的考虑，宗室多与平民联姻，王亲群体有平民化的趋势。再次，王亲禁制范围的划定颇为复杂。如联姻之家固然是王亲，其族人算不算王亲？若算的话，范围又如何限定，是五服之内还是数代之内？是同籍还是同祖？是所有爵级宗室之亲悉禁，还是一定爵级以上宗室之亲才禁？王亲的身份又在什么条件下解除？这些问题皆与皇权、王权间的势力消长密切关联。学界于明代王亲政策已有涉及，但皆非专论，较为简要①。有鉴于此，笔者拟从皇权与王权博弈的大背景出发，论述明代王亲政策及其政治与伦理内涵，以期从王亲的角度反观明代的宗藩制度。 一 亲亲：王亲的平民化与优礼之轻 王亲作为宗室姻戚，明廷与之应有亲亲之谊，但从明代历史看，王亲群体并未因此得到明廷的从厚优礼。王亲授官定于宣德元年(1426年)，但仅限于王妃父；王亲优免差役定自弘治元年(1488年)，但仅限于王妃父与将军夫人之父家；王亲优礼考核、致仕定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但仅限于布政使身份者。与宗室群体的尊爵厚禄相比，王亲不仅受优礼的程度轻，而且范围小。 1.王亲的平民化与授官之例 明初宗室多与勋贵、武臣联姻，王亲群体较为显贵。以宣德元年为转折点，出于制藩的需要，宗室多与平民联姻，直接导致王亲群体的平民化。以亲王婚姻为例，据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嫁制度》后所附《亲王妃表》统计，洪武朝(1368-1398年)26位亲王妃，13位出于异姓王、公、侯之家②，7位出自都督、都督佥事、都指挥使、卫指挥使等正三品以上武官之家，勋贵之家近八成。仅6位出自兵马指挥、指挥等低品级武官之家，且皆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之后，或与洪武后期大肆诛戮功臣有关。永乐朝(1403-1424年)8位亲王妃，6位出自公、侯、都督之家，勋贵之家占四分之三。仅2位出自中兵马指挥之家。可见洪武、永乐朝亲王主要与异姓王、公、侯、高级武官联姻，王亲群体较为显贵，与明初分封王国以藩屏帝室的宗室政策相呼应。 从宣德朝开始，王亲群体渐呈平民化趋势。我们仍以魏连科《亲王妃表》为例，宣德元年至成化八年(1472年)有33位亲王妃，出自兵马指挥家者21人，兵马副指挥家者1人，平民之家者2人，卫指挥使家的1人，指挥佥事家的1人，卫千户家的4人，指挥家的1人，知县家的1人，教授家的1人。最多的是兵马指挥之女21人。据《王国典礼》记载：“宣德元年定亲、郡王妃父职，亲王妃父原无官者授兵马指挥，五品；郡王妃父授兵马副指挥，六品。”③据此笔者以为，上述结果并非亲王与兵马指挥联姻所致，而是与平民联姻后，授妃父为兵马指挥所产生的结果。若此，再加上出身于平民之家的2人，与平民联姻的多达23人，约占总数的七成。除此之外，联姻之家品级稍高的为卫指挥使(正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各1人而已。其他俱在四品以下。与洪武、永乐朝主要与异姓王、公、侯及正三品以上武官联姻的情况不啻天壤之别。在魏连科所辑《亲王妃表》及《郡王妃表》中，洪武、永乐两朝册兵马指挥之女为亲王妃或郡王妃者已有数例，但册兵马副指挥之女为郡王妃者只有一例，很可能在洪武、永乐朝，亲王、郡王妃父若无官，即授兵马指挥之职，是为宣德元年之令的制度渊源。宣德元年正式将王亲授官著为令甲，预示着宗室联姻平民的普遍化，虽未明令禁止宗室联姻高官，但此后宗室择婚却多遵循了联姻平民的“潜规则”，导致王亲群体的平民化。反观此期的宗室政策，宣德元年平定汉王叛乱，正处在由明初倚重宗室转为防范、限制宗室的转折期。 从之后的记载看，宣德元年所定亲王、郡王妃父所授之职皆为虚职，不任事，且无俸禄。如正德《明会典》载：“亲王妃父原无官者授兵马指挥，及郡王妃父授兵马副指挥职衔，俱不任事。”④陆
则载：“王妃之父、驸马之父俱为兵马指挥，无禄。”⑤可见妃父所授之职，只是荣誉职衔，并不会给吏治带来滥官之弊，也不会给财政带来负担。大概是因为宗王之家而联姻白丁，相差过于悬殊，乃授妃父虚衔，使之稍微匹配些。据“实录”记载，成化七年，授崇王妃父“武功左卫军余余信为南城兵马指挥”⑥。弘治十二年(1499年)，周府曲江王妃父“严璋准授兵马副指挥”⑦。可见亲王、郡王妃父无官者确是授兵马指挥、副指挥之衔。景泰三年(1452年)，“通渭王范墅奏，妃父李刚虽蒙授以西城兵马副指挥，然本官贫窘，乞如叔襄陵王妃兄钟镐例，改授典仗养赡。从之”⑧。西城兵马副指挥贫窘，竟不如改授典仗之职以便养赡，又与陆
所言“无禄”的情况相吻合。 至万历时，妃父授官之例愈加详悉。据“会典”载，除亲王、郡王妃父仍授兵马指挥、兵马副指挥外，世子妃父亦授兵马副指挥，“继妃之父亦照例请授，其次妃及追封王妃之父，俱不许滥请。如妃父原有官职可称，及世子、郡王妃进封为亲王妃，其父已有职衔者，不必再请”⑨。该例系万历十年(1582年)所准，但注明是洪武间例，不过所载妃父授官细节非常详悉，且有继妃、次妃、追封王妃之属，不像是制度草创时的产物。而且有史料记载，追封王妃之父不许授官之例定于正德三年(1508年)，当时郑府东垣王为其追封王妃之父顾鉴奏请授官，武宗云：“东垣王妃系是追封，比与生前推恩事例不同，顾鉴不准授职，今后似这等的，都照此例行。”⑩故笔者以为，万历《大明会典》所载之例，虽可溯源到明初，但并非是初制，而是经过历朝不断完善后的条例，其中世子妃父、继妃父、次妃及追封王妃之父授职之例，多为弘治以后的事例。 妃父无官者授兵马指挥、副指挥之衔，若原先有官，或有其他功名，则不照此例。《吏部职掌》载：“(各亲王、郡王妃父)如系见任职官并监生等，另行拟题，仍咨回礼部知会。”(11)再看实例，成化三年(1467年)，因德王陈乞，升其妃父“武成后卫正千户刘忠为指挥佥事，不为例”(12)。至弘治二年(1489年)，德王又奏乞其妃父“如崇、徽二府例，升世袭指挥使，诏升为世袭指挥同知。给事中刘聪等论其挠坏选法，孝宗曰：‘德王朕至亲，刘忠业已许升，不为例’”(13)。 王亲授官仅限于王妃父、世子妃父，王妃兄弟之属则无授官之制。正统五年(1440年)，交城王乞授妃兄职事，英宗“以祖宗之制，王妃家推恩惟官其父，余无所与，贻书不允”(14)。正统十三年(1448年)，又“命礼部通行各王府禁约，今后不许为妃及夫人伯叔、兄弟求职，违者罪之，著为令”(15)。不过之后各朝仍有特恩授予王妃父之外家人职衔的例子。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授徽王母妃之弟为锦衣卫带俸百户(16)。正德十四年(1519年)，“授益王妃父彭伦孙男彭春为百户”(17)。嘉靖二年(1523年)，因襄王妃父未授官而殁，改授王妃之弟“国庆为典仗”(18)。这些皆出于特恩，不为例。至于镇国将军以下夫、淑、恭、宜、安人之家，各宗室未授封号的庶妾之家以及各仪宾之家的亲属，则一律没有授官之制。王亲所授之职，因非由军功而选，不许世袭。成化五年，“锦衣卫副千户杭昱子锦告袭父职，兵部以昱系王亲，非军功，例无承袭，请令原卫听继戎伍，上特命为所镇抚”(19)。 2.王亲优免差役 王亲优免差役其实也是王亲平民化的一个结果。若王亲群体显贵，自然有政治、经济上的诸多优待，何须特别优免差役？早在天顺朝，已有优免王亲差役的实例。天顺六年(1462年)，“复山西大同县民郭振家。振，灵丘王逊烇妃弟也”(20)。在此例中，复郡王妃弟之家，当是免其全家差役，不过并未著为定例。 王亲优免差役之例定于弘治元年(1488年)，出现的时间晚，且优免的幅度小。《明孝宗实录》载：“定亲王以下姻戚免差役例，亲王除妃父外，免二丁，郡王免一丁，镇国等将军止免夫人父一丁。”(21)此令后收入“会典”，成为定例。“会典”载曰：“弘治元年奏准，亲王王亲杂役免二丁，郡王王亲一丁，镇国等将军夫人亲父一丁。”(22)与“实录”文字稍异，相较而言，“实录”所载更为明晰。王亲优免范围较授官广，已覃及镇国、辅国将军夫人之家，奉国将军以下王亲则不及。但优免幅度不大，即使是亲王妃家，仅免妃父及二丁而已，仅相当于生员之家的优免幅度，不及天顺六年郡王妃弟家全免之例。嘉靖十四年(1535年)，“周王睦
奏，王亲繇[徭]役乞一户全免，部覆宜遵会典例，免二丁，诏从部议”(23)。可见明廷对王亲之家确实是按照弘治元年之例优免差役的。 王亲优免差役范围不广，程度也轻，看似寡恩，但与明代待宗室以厚禄的政策相比，更为得策。到晚明，宗室人口越来越多，宗禄越来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而王亲之优免从未成为财政议题，可见王亲优免差役之例，既兼顾了亲亲之谊，又可持久，未曾因王亲人数日增而造成重大财政问题。 3.王亲优礼考核与致仕 优礼考核与致仕之例针对的是王亲中任布政使者，是因王亲有任京官之禁而采取的补偿措施，并非因王亲身份而特加的优礼。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河南左布政使赵希夔“三年考满，吏部以希夔王亲，例不得内转，请加俸一级，上许之，且命著为令。凡布政系王亲者，一再考俱递加俸一级，三考荫一子。一考致仕者，准正二品，初授散官；再考致仕者，准正二品，升授散官；三考，准正二品，加授散官，非王亲者不在此例”(24)。此例仅适用于任布政使的王亲。隆庆元年(1567年)，山东布政司左布政使李豸六年秩满，“以王亲不得推升京职”，因援此例，“加正二品，升授散官资政大夫致仕”(25)。王亲任布政使以下官者，则未见因不能内转京官而有所补偿的，大概是因为布政使以下外官，仍有上升为高级外官的空间，而布政使为从二品，乃文职外官的最高品级，往上升只有京官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可供其升转。此外，亦有王亲特恩优礼致仕的例子。成化十年(1474年)，“靖江王规裕言，广西护卫百户谷真，乃母妃父也，今已致仕，乞量加散阶，以荣终身，命进真阶为武略将军”(26)。 除上述优礼之外，王亲犯罪亦援“议亲”之例，请旨发落，而不是直接下法司，较其他罪犯有所优待。《问刑条例》载：“凡王府文武官、王妃家父母、仪宾，俱请旨提问。”(27)“会典”亦载：“弘治十七年议准，各王府仪宾、戚属如自恃尊属，以王幼冲，不服钤束，肆情纵欲，任意非为，败伦伤化，听王指实具奏，巡抚等官照例会本奏闻区处。”(28) 二 制藩：王亲人数日增与禁制之严 宣德元年平定汉王叛乱之后，明朝的宗室政策由明初的扶植与倚重转为防范与禁制，王亲被视为宗室的利益共同体，也因之受到严密防范。在明廷的掌控下，宗室多与平民联姻，使得王亲群体平民化，势力大为削弱。明廷仍不放心，又出台禁制之例，这些禁制集中在王亲出仕上，意在制约王权。 王亲禁例的不断推出与修订，受王亲人数日增的影响。王亲人数，史无明载，但从宗室人数可以大致推测其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礼部仪制司郎中戚元佐奏，“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至永乐年间，增封亲、郡王、将军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今二百年来，宗支造入玉牒者共计四万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见存者二万八千四百五十二位”(29)。茅元仪记载：“今按甲辰、乙巳间玉牒所载(宗支)已六十万位，十年产一子，量见在者不下四十万位。”(30)可见玉牒所载明代宗室人数，明初仅58人，永乐朝不过百余人，嘉靖末近3万人，万历中后期则不下40万人。宗室每人皆得婚姻，而且还可能娶有多妾，仅算结亲之家的人数，其数量也应是宗室人数的数倍，何况还有将王亲族人亦算作王亲的情况。这样，受王亲禁例影响的人数就更多。 随着王亲及入仕人数的增多，影响的扩大，王亲禁例也不断增多、细化、调整，甚至被纳入国家令典，使其得到严格遵行。禁例主要针对王亲出仕者，如王亲不得任京官、王亲不得与缔姻宗室同城、王亲禁掌兵权，并通过王亲的改调、致仕或带俸来实施这些禁例，以达到限王亲而制宗藩的目的。 1.王亲不得任京官 此禁始于宣德元年，与妃父授官之令同时颁布。宣德元年定，“王妃、夫人以下并仪宾族属，不许除京职”(31)。当时宗室不过百余人，王亲群体很小，入仕者极少，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此令影响都不大。到弘治时，因王亲人数日增，入仕者渐多，才将此令收入《问刑条例》，其影响才日益凸显，以至于后人多以为此令始于弘治朝。嘉靖时杨一清即言：“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职，我祖宗朝初无此例，惟宣德间有旨：‘汉府亲戚不许选京官’。然亦止为汉府而言。天顺以后，始有倡议以汉府为例者，然布政雍泰得以秦府之亲升巡抚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问刑条例》中，沿袭至今，遂为定例。”(32) 汉王高煦谋反在宣德元年八月(33)，显然是此令推出的诱因，但未必是只针对汉府姻戚。若令在汉王反前，明廷不可能明文针对汉王一府，示猜忌于天下，而激怒汉王速反；若令在汉王败后，明廷以汉府为鉴，防止藩王借助姻戚京官将势力渗透到京城，那也不可能仅限于汉府亲戚。从该令行文来看，针对的是所有宗室王亲及其族属，表达了明廷试图通过严厉禁止王亲及其族属任京官，以防范宗王将势力延伸至京城的决心，也是宣德初年皇权与王权激烈冲突的表现与结果。 再看实施情况。正统元年(1436年)九月，“秦府永寿王志埴言，其妹选配行在通政使司右通政李锡之子珍，礼部以珍父居喉舌之司，于制不当联姻宗室，上复书谕令更选”(34)。因宗室选婚对象为京官右通政之子，于制有违，乃令更选，可见在正统元年，王亲不任京官之禁已得到实施。之后，正统八年(1443年)，吏部主事黄平因亲弟选为周王之弟汝阳王的仪宾而改任外职(35)。成化十五年(1479年)，有人讦奏户部主事李谅侄玉为宣宁王府仪宾而隐情入选京官，谅奏“与玉别籍无服”，“吏部言，王亲不任京职非著令，近岁因给事中萧彦庄劾尚书李秉，事连给事中李冲、主事鲍克宽，始以王亲及护卫官舍调外任，况谅与玉别籍无服，亦与冲、克宽异，宜仍旧职，从之”(36)。可见正统、成化间王亲不任京官之禁得到实施，但因为没有著为令甲，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成化年间李冲等人都是因人讦奏而引发，并非选官时就进行严格勘核，而且李谅因为与王亲“别籍无服”仍任旧职。 弘治十三年(1500年)，颁布《问刑条例》，首次将王亲不任京官之禁纳入其中，规定：“文职本身并族属有女为王妃，或为夫人，男为仪宾等项，俱各见在，及有子孙者，本身不许升除京职。如已亡故及无子孙者，行京官或原籍官司保勘是实，一体除授转升。”王亲禁制范围有所缩小，并且细化，使其更具操作性。同时，又增加了量刑标准：“若保勘隐情，及虽开报，以存作亡，以有作无，扶同申结者，正犯问发边卫充军，保勘之人，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37)使其在刑律的威严之下推行。明代五刑为笞、杖、徒、流、死，流刑仅次于死刑，可见量刑之重。明廷对王亲防范程度之深，于此亦可见一斑。后来，王亲不任京官之禁为各朝袭用，成为明代王亲禁例中影响最大的条例。 2.王亲居官者不得与缔姻宗室同城 该禁令最初仅针对地方文官。正统八年(1443年)，周王之弟汝阳王第五女选配黄阜，当时“阜亲父璿见任开封府知府，亲兄平见任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结果“璿闲住，平改外职”(38)。此例中，黄阜之兄系京官，乃改外职；其父为开封府知府，而开封乃周王分封之地，开封知府与周王同城，又为当地施政之官，故将黄璿闲住。这显然是出于制藩的目的，防止藩王借姻戚之力掌控地方政事。 弘治朝，王亲居官者与缔姻宗室同城之禁正式确立，而且范围不断扩大。弘治二年(1489年)七月，礼部尚书耿裕奏准：“今后有与王府结亲官员，除护卫、仪卫司军职照例不必改调，其余不分军民职官，但在一城居住者，请俱令照例改调，或致仕闲住。”(39)此令之中，除王府护卫、仪卫司军职外，同城王亲居官者皆须改调，或是致仕。当月，“陕西都司都指挥使廖珷之子祯袭指挥佥事，调庆阳卫管事，以珷女为秦王妃，如例改调也”(40)。陕西都司与秦府俱在西安，廖祯既是秦王之亲，又与之同城，因此改调。弘治七年(1494年)，“令王亲同城居住及附近者，查系见任，调五百里之外管事，愿带俸者存留。其王妃、夫人、郡主、县主亡故年久，无亲生子者，王亲子孙并许推用管事，不在带俸、改调之例”(41)。此例在“会典”中置于“兵部”卷，系针对武职无疑。该例中，已无“护卫、仪卫司军职”例外之文，王亲任王府武职亦在改调之列。而且空间范围也有所扩大，不仅仅是同城者，连附近者，只要是现任，调500里外管事，或者带俸存留。最核心的应对措施是调500里外管事，旨在防范宗室借武职王亲掌控当地军政大权，500里外基本远离了缔姻藩王的封境，不在其势力范围之内。而且从王妃、夫人、郡主、县主亡故年久且无后，相应王亲不禁的条款中，更可清晰地解读出防范宗室的用意。弘治十三年又重申，“若王府官，不拘军民职，但与王同城居住者，俱改调”(42)。正德四年(1509年)则直接规定，“在外见任，与王府同城，或宦所相近者，一切回避，不许缔姻”(43)。即同城或邻近官员，不得与王府结亲。 3.王亲禁掌兵权 明初亲王多与勋臣、武臣联姻，王亲被视为倚重的力量。如《玉堂丛语》载：“国初王亲多掌禁兵，为辅佐。”(44)最早明文规定王亲禁掌兵权是在弘治朝。弘治三年正月，“该礼部查照见行事例，王府姻亲职居有司者，调去他方管事；军职者，削去军权，或于本处带俸闲住。申明移咨都察院转行查勘各护卫军职，但有原系王府姻亲，曾经奏过行令带俸官员，营谋见任管军管事，侵盗钱粮、设计害人者，通行查出，照旧带俸闲住”(45)。从文中“照旧”二字看，此前已有削夺王亲兵权之举。该例中，军职王亲削去军权，并不限于与缔姻之宗室同城或临近，说明是普遍的规则，凡是武职王亲，无论何地，皆不得掌兵权。明代藩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削夺宗室的兵权，上例虽是针对王亲，但仍意在宗室，防止宗室借助王亲染指兵权。 再看实施之例。弘治十二年(1499年)，镇守延绥署都督佥事熊冈，即因为“兵部访知其为王亲，例不得为主将”而罢其职(46)。又如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吉府戚属指挥张国珍革去管事差操，仍令原卫带俸”。原因是“故事，武职与王府结亲，不得营谋管事，见任、附近者辄调五百里外，原带俸者存留，俟亲尽乃许推用”(47)。 4.武职王亲改调、带俸之例 文职王亲改调或致仕之例较为简单，一为京官外调，二为与缔姻宗室同城外调或致仕，上文已有论述。与之相较，武职王亲因参与军权，改调或带俸之例更为复杂。正统以前，武职王亲即使与缔姻宗室同城也无须改调。正统十四年(1449年)，肃王庶长男选甘州中护卫指挥樊俊女为婚，“合请改调”，英宗命“查洪武、永乐年间官员与王府结亲应否改调的例来说”。结果查无改调事例，英宗令：“既无护卫官与王府结亲改调的例，樊俊不必调，今后只依这例行。”(48)甘州为肃王封地，甘州中护卫指挥与肃王同城，选为王亲后“合请改调”，大概援引的是之前文职王亲改调之例。 景泰时始见武职王亲改调之令：“景泰二年议定，军职与王府姻亲者，但系方面重任，改调，其护卫及外卫官，俱不必调。”(49)首开武职王亲改调之例。但特别申明，护卫官及外卫官不必调。正统时只规定王亲护卫官不必外调，此例又将外卫官置于禁外，说明防范的重点是武职王亲任要职、握兵权者，王府护卫及外卫常驻武职不在禁列。不过前面提及的成化时李谅之例中，已有王亲以“护卫官舍调外任”的情况。弘治朝武职王亲改调、带俸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上文所述弘治二年之例，仍沿袭景泰二年“护卫官”不调的政策，但“外卫官”改成了“仪卫司军职”，说明王亲外卫官亦在改调之列。护卫官与仪卫司官皆为王府官，与外卫官为朝廷官不同。弘治二年十月，“调山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王鼎于陕西都司，以鼎女乐昌王妃故也”(50)。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在大同，而“乐昌王府在朔州”(51)，二者并非同城，只是邻近，但仍在改调之列，大概援引的是外卫官之例。弘治七年，任王府武职的王亲亦在改调、带俸之列，而且规定改调到500里以外。嘉靖时，武职王亲改调、带俸之例进一步扩展到边方卫所武官。“嘉靖九年议准，边方卫所官与王府结亲者，不准本卫所带俸，俱调五百里外管事”(52)。明代兵制，外重内轻，尤其是北方边境，为重兵驻扎之要地，边方卫所武职王亲即使不与缔姻王亲同城或邻近，亦不准本卫所带俸，而须调至500里以外管事，说明明廷对武职王亲掌兵权尤为忌讳。 除上述禁例外，明廷还禁止有司官员与王亲交通往来。弘治十八年(1505年)奏准：“今后有司朝王，自赐酒食外，不得更受一物，其献纳之礼，及王府姻戚官属往来，悉宜禁革，违者听巡抚等官奏治其罪。”(53)此例的出发点，亦是防范宗室势力在地方上蔓延。 三 权力制衡与亲情伦理间的困境：王亲禁制范围的嬗变 王亲范围的划定，源于制定王亲政策的动机。对王亲的优礼，意在有限度地广亲亲之恩，因此范围极为有限。授官限于王妃父与世子妃父，优免差役限于王妃父、将军夫人父之家，但优礼的程度与爵位尊卑、血脉疏近成正比，符合伦理常情。对王亲的禁制，意在最大限度地制藩，防范王权威胁皇权。从政治势力上看，能够挑战、威胁皇权的，主要是亲王、郡王这些爵级高、血脉近的宗室。因此，自王亲禁例制定伊始，就不得不面对权力制衡与亲情伦理间的悖论，越是爵级高、血脉近的宗室，其姻戚越要严厉禁制。在王亲禁例实施过程中，王亲范围的划定，经历了从所有王亲及其族属悉禁到弛镇国将军以下王亲之禁的过程，合于情理。兹以王亲不任京官为例，论述该禁之中王亲范围的嬗变。 在王亲不任京官之禁中，宣德元年所定王亲范围为“王妃、夫人以下并仪宾族属”，即所有爵级宗室之亲及其族属。当时刚平定汉王之乱，王权、皇权矛盾突出，所定王亲禁制范围过于宽广。不过此时王亲人数不多，入仕者更少，故此令虽严厉，但影响范围不大。上文提到的成化十五年户部主事李谅之例，即因其侄为仪宾，符合王亲族属的条件，遭到讦奏。结果以谅与其侄“别籍无服”仍任该职。“别籍”是籍贯不在一处，“无服”指彼此间没有丧服关系，“别籍无服”说明血脉比较疏远。从该例可以看出，宣德元年所定王亲及其族属标准在族属范围上，没有具体指标，比较模糊。 一人为王亲，全族悉禁，显然禁制过广。随着王亲人数日增，宣德元年所定标准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难以实施，势必要有所松动。弘治十二年(1499年)，监察御史高胤奏请：“今后有与王府结亲者，除见在及有子孙外，如已故及无子孙者，乞不拘旧例，一体除升京职。”吏部复奏：“王亲之家应否除升京官，本部已有奏准事例，俟通查，至日更议。”(54)首次对王亲禁制范围提出异议，但未见批复。弘治十三年所颁《问刑条例》重新规定了王亲的范围：“文职本身并族属有女为王妃，或为夫人，男为仪宾等项，俱各见在及有子孙者。”首先，女方之亲限定为王妃与夫人之家及其族属，男方之亲仍为各级仪宾之家及其族属。从逻辑上看，奉国将军之妻淑人以下之亲皆不禁，而乡君(奉国将军之女)仪宾之亲却在禁列，颇不相伦。其次，增加了解除王亲身份的标准。若是结亲者“已故及无子孙”，相关王亲的身份即被解除。此即高胤所奏标准。新定王亲禁制范围有所缩小，但变动仍十分有限，尤其是牵连过广的族属标准没有改变。弘治十五年，吏部尚书马文升曾奏：“臣查得见行事例，凡任京官，其同户人有做王府仪宾者，不分族属远近，俱改调外任。”(55)王亲任京官“不分族属远近”俱外调，可见禁制之严。 正德四年(1509年)，明廷对王亲范围做过详悉划定，首次触及王亲族属的划定标准。 亲王妃及宫人有子请封见存者，凡亲兄弟所传子孙与同籍族人，皆不许任京职。若故，则惟五服以内不许……其郡王妃，下至夫人之亲，当回避者，宜差其封号、族属。若郡王妃之亲兄弟所传子孙，五世以上；旁枝，妃存则五服以内，故则大功以上。镇国将军夫人之亲兄弟所传子孙，曾玄以上；旁枝，夫人存则大功以上，故则期年亲属。辅国将军夫人之亲兄弟所传子、孙、曾三世；旁枝，夫人存则期亲。奉国将军淑人之亲兄弟子孙；旁枝，淑人存则叔伯兄弟。镇国、辅国、奉国中尉，恭人、宜人、安人存，则亲兄弟子孙，皆法应回避者也。 若亲王仪宾之族属，视镇国将军夫人。郡王仪宾之族属，视辅国将军夫人。镇国将军仪宾之族属，视奉国将军夫人。辅国、奉国将军，镇国、辅国、奉国中尉仪宾之族属，俱视奉国中尉，各回避。若无出者，王至镇国将军，妃至夫人，一存者，亲兄弟子孙回避。郡主至郡君、仪宾，一存者，各仪宾之家亲兄弟回避。若俱故及其余者，皆不必论(56)。 上述王亲范围的划定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宗室爵级越高，禁制越严，其王亲范围越大；二是王亲族属血脉越近，禁制越严；三是缔姻者“见在”严于亡故，有后严于无后；四是仪宾之王亲范围视王妃、夫人以下递降二等，辅国将军以下仪宾俱视奉国中尉。从中可见，明廷对宗室的防范程度，爵位愈尊、血脉愈亲，防范愈严。对于王亲族属，依所结亲宗室的爵位尊卑以及服属远近定范围，不再是“不分族属远近”。此令推出后的第二年，因吏部议改正刘谨变法二十四事，令“王妃、夫人、仪宾已故，无子孙者，其亲属保勘明白，仍升授京职”(57)。先前之令是即使与宗室婚配者亡故，且无出，若与之婚配的宗室仍在世，仍在禁列，新令是只要与宗室婚配者亡故，就除其王亲之禁，较前令有所松动。正德之例并未实施多久，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奏：“正德四年事例旋奉武宗旨改正，今当如《问刑条例》行。”诏从之(58)。又恢复到《问刑条例》所定王亲范围。再看此时王亲禁制实例。正德十六年(1521年)，庶吉士王邦瑞“有姑配伊府光阳王，王薨无嗣”，援“文职有王亲者，不得升除京职，已亡故、无出则不禁”之例，不当受此例影响，然实际结果仍是“外补之”(59)。可见在正德、嘉靖之际，王亲禁制非常严格，并未执行《问刑条例》中的王亲身份解除之例。南京工部侍郎严时泰因兄“娶楚府安吉郡君，遂除外任。后郡君于正德年间先故，无出”，其兄“亦于嘉靖年间身故”，嘉靖中期，时泰奏请勘明后，仍“历任前职”(60)。此事是按《问刑条例》执行的，较正、嘉之际宽松。 王亲禁制范围的最终确定是在嘉靖末至隆庆朝。颁行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宗藩条例》规定：“以后除系王亲同祖亲枝外，其不系同祖与系同祖，而妃与仪宾，郡、县、乡主君已故者，一体除授京职，以为定例。”(61)将《问刑条例》所定王亲“族属”改为“同祖亲枝”，不再是“不分族属远近”，范围明显缩小。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吏科都给事中韩楫言，因王亲禁制过严，而产生“民家不乐缔婚宗室”、“怀才抱德之士，一涉王亲，无论亲疏存亡，概令沉置外僚”之弊，奏请“除王亲同祖亲枝，与仪宾、郡、县主未故者，宜照例不任京职。其不系同祖，与夫人以下之亲，及系同祖，而妃与仪宾，郡、县主已故者，一体升除京职。其男为郡、县、乡君仪宾者，亦如之”(62)。从之。四月，吏部又修正前议：“再照女为夫人以下之亲，既遵条例，在所不禁，则男为郡、县、乡君仪宾者，亦系将军以下之亲，亲属相同，而仪宾之家独蒙禁抑，似为未均，合无今后郡、县、乡君仪宾之亲，照依夫人以下不禁事例，亦从开豁，一体升除京职，以补条例所未备之意。”(63) 隆庆五年所定王亲范围，首先，女方之亲自夫人以下悉不禁，男方之亲自郡君仪宾以下悉不禁。也就是说，王亲范围限制在亲王与郡王之亲两个等级。其次，在应禁的亲王、郡王之亲中，连带的族属范围因袭了《宗藩条例》中“同祖亲枝”的标准，而非《问刑条例》中的“族属”标准。“同祖亲枝”当在“五服”的丧服范围之内，是血脉较近的族人，较同族的范围大为缩小。最后，妃家的王亲，在妃已亡故；郡主、县主仪宾家的王亲，在郡主、县主和仪宾双双亡故的情况下，皆不在禁列。 新例被允行，固然有韩楫所言人才废置的原因。不过笔者以为，明廷弛镇国将军以下宗室王亲之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镇国将军以下的宗室，血脉疏远，爵职较低，势力较小，难以对皇权构成实际威胁。 再看新例的实施情况，高拱《掌铨题稿》所载隆庆四年三月《题豁王亲疏》，仍据《问刑条例》之例处理王亲事例，而隆庆五年四月之后的《查处王亲疏》以及三篇《议豁王亲疏》，皆是按隆庆五年新例处理王亲事例(64)。之后，新例被收入“会典”，遂为定例(65)。至此，王亲禁制范围完成了从所有宗室之亲及其族属悉禁到仅禁亲王、郡王爵级的王亲及其“同祖亲枝”，更精确地定位了潜在威胁皇权的王亲群体，合于情理，但也陷入了愈亲者禁之愈严、愈疏者禁之愈阔的伦理困境。 四 余论：王亲政策评析 在明代，王亲是宗室的衍生群体，王亲政策亦是宗室政策的补充，既是皇权与王权角力的产物，又带有亲情伦理色彩，其制定与演变有三条主线，以制约王权、维护皇权为主轴，兼顾帝王的“亲亲睦族”之道与王朝的选才机制，在三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王亲政策形成于宣德元年以后，是在藩禁日严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带有制约王权的色彩。对王亲的优礼，是建立在王亲平民化的基础上，虽有广亲亲之恩的色彩，但优礼的范围小、程度轻，不能给王亲带来多少政治与经济利益，难以壮大其势力。从这个角度讲，对王权也是种制约。优礼政策较为简单，变动小，未给明廷造成吏治与财政上的负担，也易于持久。禁制政策集中在王亲入仕者身上，一是防范宗室将势力渗透进京城，二是防范宗室掌控地方军政、民政大权及边方军权以危及皇权，以达到限王亲而制宗藩的目的。禁制政策不断推出、细化，条例繁多，变动也大，在初期有禁制过严之弊，随着王亲人数日增，影响的扩大，而有调整、松动之举。明代待宗室以尊爵厚禄，将整个宗室群体供养起来，绝其仕进与自谋生计，最终陷入国匮民穷的困境，与之相比，王亲政策更为得宜。 从宏观上看，王亲禁例是王亲政策的重心，其调整、松动既是王亲政策发展、成熟的结果，也是皇权、王权势力消长终趋稳定的产物。宣德元年，因汉王叛乱，皇权、王权矛盾尖锐，明王朝的宗室政策与明初所定产生偏离，转为防范与禁制。在此转型期，明廷缺乏成熟、有效的制约王权的机制，王亲政策的出现，即是作为重新构建制约王权机制的一环，但也因制度初创，而有矫枉过正、禁制过严之弊，难以兼顾“亲亲睦族”之道。至明中期以后，明廷建立了成熟、有效的制约王权机制，宗室虽依旧爵位尊崇，岁禄优厚，却无实权；虽设护卫，却不俾统军；虽设王府官，却不参与地方政事。并且制定了一系列藩禁之令，如来朝有禁，出城有禁，出仕有禁，越关有禁，不得从事四民之业，婚丧名封必先请于朝而后行，王府官不外转等等，王权受到有效制约，皇权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事实上，嘉靖以后再无宗室叛乱的事件。在此情势下，王亲禁例作为钳制王权的辅助政策才有趋于合理的空间。同时，因王亲人数日增，受到禁制的王亲也渐多，给王朝选才与吏治造成影响，是以明廷最终开将军以下王亲任京职之禁，既兼顾了“亲亲睦族”之道与王朝选才机制，又精确地防范了潜在威胁皇权的王亲群体，至此明廷方显出面对宗室势力时举措得宜、自信从容的姿态。 王亲政策在制约王权、维护皇权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嘉靖朝杨一清请开王亲不任京官之禁时，即以“百年以来，宗室构逆，如寘
、宸濠者，亦何尝借亲戚京官之力哉”(66)为据，此二例恰恰反证了由于有“王亲不任京官”的禁例，使得安化王、宁王无京官亲戚，又焉得借力？其实，正由于王亲任外职有同城之禁、掌兵之禁、改调之例，使得藩王在地方上势单力孤，是以安化王、宁王之乱得以迅速平定。 王亲政策也有负面影响。其一，禁锢人才，且有伤帝王“亲亲睦族”之道。王世贞评论王亲不任京官之禁时曾言：“夫猜宗室，示以不广，一也；锢人才，遗恨圣世，二也。”(67)“猜宗室，示以不广”，尚属于伦理道德方面，何况明代藩王确实数有谋反之例，有所防范，也是理所当然。“锢人才，遗恨圣世”，则是一个很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王亲不任京官之禁中，禁制范围远较优礼的范围大，不仅王亲本身在禁制中，最严厉时，其族属不分远近，尽在禁中。其二，对宗室婚姻的负面影响。由于对王亲的种种禁例，使得“诗书故家、衣冠世族，俱不敢于王府结亲，恐为子孙之累，故各处王府夫人、仪宾，市井白丁、田野愚夫一例滥选，家教不端，守身不律，非唯不能导引宗室为善，反纵其为非，干犯宪典”(68)。而且明廷为防范宗室在地方上扩散势力，正德四年(1509年)曾下令：“今后在外的官不许与王府结亲，永为定例。”(69)使得与王府结亲者多身份卑微，家教不端，转而诱使宗室为非，恐亦非决策者之初衷。其三，对王亲群体的影响。对绝大多数王亲而言，未沾点滴之恩，而在入仕上横遭禁制，使得王亲多缺少上进心而贪图享乐。嘉靖时人王慎中曾言：“今之托婚于宗室之家者，相娱以佚乐，竞为绮艳膴腆而患于不足，狗马子女之养毕给而喜尔。”(70)王亲的仕途既受制，转而追逐佚乐，又不可避免地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政治反作用于社会文化，于此亦可见一斑。 ①如王兴亚《明代官吏的回避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杨华文硕士论文《明朝回避制度述论》(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的第1章第4部分，皆言及明代王亲任官的回避情况；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嫁制度》(《文史》第32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亦涉及王府亲属的任职限制问题。 ②其中秦王樉之妃为元河南王王保保之妹。 ③朱勤
：《王国典礼》卷八《王亲》，续修四库全书第824册，第550页。按，明代兵马指挥司在洪武十年定为正六品衙门，遂为定制。指挥六品，副指挥七品(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二五《五城兵马指挥司》，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第653页)，并非《王国典礼》所言五品与六品。 ④正德《明会典》卷二《吏部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16页。 ⑤陆
：《病逸漫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170册，第575页。 ⑥《明宪宗实录》卷八九，成化七年三月庚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731页。按，后引明代各朝实录皆此版本，部分引文据相应校勘记改正，不一一注明。 ⑦《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四，弘治十二年九月辛未，第2742页。 ⑧《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二，景泰三年十月甲寅，第4812页。 ⑨万历《大明会典》卷五七《王国礼三》，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第173页。 ⑩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七四《请封妃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279页。 (11)李默、黄养蒙等删定：《吏部职掌·文选清吏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第3页。 (12)《明宪宗实录》卷三九，成化三年二月癸卯，第780页。 (13)《明孝宗实录》卷三一，弘治二年十月丁酉，第694页。 (14)《明英宗实录》卷七○，正统五年八月乙亥，第1352页。 (15)《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三，正统十三年十二月甲子，第3327页。 (16)《明宪宗实录》卷二六三，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丙午，第4468页。 (17)《明武宗实录》卷一七六，正德十四年七月辛亥，第3426页。 (18)《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嘉靖二年闰四月壬子，第740页。 (19)《明宪宗实录》卷七一，成化五年九月辛丑，第1396页。 (20)《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三，天顺六年八月乙亥，第6946页。 (21)《明孝宗实录》卷一○，弘治元年闰正月乙酉，第230页。 (22)正德《明会典》卷二二《户部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259页；万历《大明会典》卷二○《户口二》，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344页。 (23)《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一，嘉靖十四年正月丁丑，第3724页。 (24)《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六，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庚申，第8704页。 (25)《明穆宗实录》卷一四，隆庆元年十一月戊寅，第401页；李默、黄养蒙等删定：《吏部职掌·考功清吏司》，第102页。按，《吏部职掌》系此事于隆庆二年，此处从“实录”。 (26)《明宪宗实录》卷一三六，成化十年十二月甲午，第2550页。 (27)白昂等：《问刑条例》，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2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28)万历《大明会典》卷五五《王国礼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第138页。 (29)俞汝楫：《礼部志稿》卷四九《宗藩七议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919～920页。 (30)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九《宗禄》，续修四库全书第1386册，第158页。 (31)朱勤 ：《王国典礼》卷八《王亲》，第550页。 (32)《明世宗实录》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戊子，第2315页。 (33)《明宣宗实录》卷二○，宣德元年八月壬戌，第517页。 (34)《明英宗实录》卷二二，正统元年九月癸丑，第442～443页。 (35)(38)《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一，正统八年十二月乙巳，第2241～2242页。 (36)《明宪宗实录》卷一八八，成化十五年三月辛巳，第3358～3359页。 (37)白昂等：《问刑条例》，第236页。 (39)《明孝宗实录》卷二八，弘治二年七月丙子，第624页。 (40)《明孝宗实录》卷二八，弘治二年七月庚辰，第630页。 (41)正德《明会典》卷一○六《兵部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8册，第6页。 (42)万历《大明会典》卷五《选官》，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108页。 (43)《明武宗实录》卷五六，正德四年十月甲辰，第1257页。 (44)焦竑：《玉堂丛语》卷六《事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4～205页。 (45)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46)《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弘治十二年三月乙酉，第2614页。 (47)《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二，万历三十五年四月乙未，第8156页。 (48)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七六《王亲回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321页。 (49)朱勤 ：《王国典礼》卷八《王亲》，第550页。 (50)《明孝宗实录》卷三一，弘治二年十月甲寅，第710页。 (51)陶承庆校正，叶时用增补：《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卷二《山西省》，续修四库全书第748册，第478页。 (52)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一九《铨选三》，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第197页。 (53)《明孝宗实录》卷二二一，弘治十八年二月癸亥，第4157页。 (54)《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一，弘治十二年六月乙未，第2665页。 (55)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七六《王亲回避》，第321页。 (56)《明武宗实录》卷五六，正德四年十月甲辰，第1257～1258页。 (57)《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壬辰，第1504页。 (58)《明世宗实录》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戊子，第2317页。 (59)《明世宗实录》卷三，正德十六年六月己亥，第140～141页。 (60)(61)李春芳等：《宗藩条例》卷下《王亲仕格》，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2册，第582页。 (62)《明穆宗实录》卷五五，隆庆五年三月甲戌，第1362～1363页。 (63)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一一《查处王亲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8册，第155～156页。 (64)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一一，第155～156页。 (65)万历《大明会典》卷五《选官》，第97页；卷一六○《律例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第693页。 (66)《明世宗实录》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戊子，第2315～2316页。 (67)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八《王亲出仕禁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0册，第54页。 (68)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七八《改定恩诏宗室二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382页。 (69)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七六《王亲回避》，第321～322页。 (70)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三○一《碧梧轩诗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5册，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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