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史料所见光绪末年十三世达赖出走事件之年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赖论文,光绪论文,年谱论文,汉文论文,史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2)01-0093-08
十三世达赖出生于1876年，1895年亲政，在任期间，曾两度出走，第一次是出走外蒙古（当时还是我国版图的一部分），第二次是出走印度。笔者探讨的是前者，它发生在光绪末年（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1904-1909年），正值清朝政府濒临灭亡之际。此次出走，他曾到过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去过山西五台山，也到过北京。作为西藏地方的最高政教首领，十三世达赖此次出走，在我国与西藏地方近代史与近代关系史上，是一件大事，值得认真、深入地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涉及藏、汉、英、俄等多种文字的史料，其中，藏、汉文史料无疑是最基本的，且两者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并有极大的互补价值。笔者还注意到，1998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丹珠昂奔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这一事件的记述，是较为详细的。而该著所依据的主要是藏文史料，使用的主要是藏历纪年系统，结果导致：第一，在进一步研究中必然会遇到日期换算上的困难，甚至容易造成时间概念上的混乱；第二，未能吸收汉文史料中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史实。因此，本文拟以汉文史料为主，以我国阴历（同时转换成相应的公历）为主，并且吸收《年谱》所保留的部分史实，重修该事件的年谱。另外，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牙含章编著的《达赖喇嘛传》（以下简称《喇嘛传》），对十三世达赖这一出走事件也有简略记述，但在个别史实的认定上，却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也就此予以订正。
一、本文所依据的主要的汉文史料
本文所依据的主要的汉文史料有光绪帝当年下达的关于这一事件的谕旨、亲自批阅的奏折以及清实录，这些资料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此不再赘述。此外，还有两份被学界所忽视的汉文史料，这就是《朔漠纪程》与《游蒙日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十八日，清政府派遣蒙古族御前大臣博迪苏、满族内阁学士达寿等人，赴喀尔喀“考察蒙古游牧事宜”，此行真实目的是“宣慰”出走后长期未归的达赖。博、寿二人于当年四月十三日从北京动身，闰4月25日在咱雅班第达寻遇达赖，与其相会凡9次，完成使命后于六月二十九日返回北京，历时百余日。《朔漠纪程》（以下简称《纪程》）便是博迪苏此次纪行之作。书中对“沿途程站距离，风物见闻”，均有记述，尤其重要的是，书中记述了有关达赖在外活动的所见所闻情况，对此，吴丰培评价道：“《达赖喇嘛传》素称记达赖喇嘛十三世最为详备，尚不及此。”[1]书后还附有博迪苏、达寿与魏震（随行之商部通艺司员外郎）三人的唱和诗多首，可视为《纪程》的补充。书前另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郭进修序。此书刊刻情况不明，现有经吴丰培整理，1990年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所收录之版本。
当年，在博迪苏的行旅之中，还有一位担当着重要军事任务的以州判而任统带者李廷玉，这是一位颇“有古任侠风，讲求有用之学，于边防军略，尤刻意研究”[2]（赵毓煊序）的人才，也是此行人中事关落实“达赖果不归藏，即便宜行事之谕”[2]（自序）的重要人物。作为博迪苏的重要随员，他利用活动相对自由的机会，广泛接触达赖身边的人，其中包括俄属布里亚特侍卫，掌握情况较多，因此，所著《游蒙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就比《纪程》提供了更多的有关达赖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活动情况。吴丰培也讲此书“行程虽同，而记事更为详备。凡人情之迷信，风俗之古陋，台站之疲敝，土宜物产之良窳，山川形势之险要，各地庙宇之宏敞，蒙古生活之艰苦，与夫历年治蒙政策之得失，尤以防范沙俄窥窬，三至意焉。对于各地市区的布置，贸易商业物价及矿藏等，无不述及。……惟对于达赖颇多微词，……未必尽当。乃当时相见之人，观察他的行动，似仍不无可取。又描写他的体态、手段、行动、供给、行踪等，较为真实，以目击之谈，乃属第一手资料”[2]（吴跋）。《日记》大概有民国二年铅印版本一种，中有那彦图和赵毓煊序言2篇、自序1篇。1990年，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收有吴丰培整理版本，内中附有吴氏跋文1篇。
二、十三世达赖出走外蒙古事件年谱
十三世达赖是英军第二次侵藏进入拉萨前夕出走蒙古的。
清朝末年，我国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藏遂成了外国殖民势力的侵略目标，尤其是成了已占有中亚和南亚大片地区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所觊觎的对象。早在十三世达赖亲政之前，英人就有过入藏的举动，两度（1880、1885年）受阻后，终于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迫使清朝政府与之签订了《藏印条约》（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藏印续约》（光绪十九年：1893年），取得了在西藏亚东开关通商的特权，以及自由进入或再度入侵藏地的国际法依据。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903年12月12日），英军不满足于已有的侵略权益，又以迫使西藏地方政府配合“勘界”为名，越过哲拉普列界岭，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西藏军民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终未阻挡住英军的前进。十一月三日（12月21日），英军占领帕里，第二年（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904年4月10日）占领江孜，六月二十二日（8月3日），进入拉萨，七月二十七日（9月6日）在布达拉宫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之后，英军于八月十四日（9月23日）撤出拉萨。
清朝政府的代表没有在《拉萨条约》上签字，而是于后来与英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承认了《拉萨条约》为其附约。通过这两个条约以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签订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清朝政府虽保住了对西藏的主权，使“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北京条约》第二款），却扩大了英国在西藏的开关通商范围，即增加了江孜和噶大克等商埠。
十三世达赖就是在上面所述背景下，出走外蒙古的。以下为汉文史料（为主）所见之这一事件之年谱。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即土鼠年（藏历，以下同）
六月十五日（7月27日，《年谱》与之同。为了后文分析方便，凡《年谱》中在事件日期上与汉文史料相同者，均做如此标记）。十三世达赖是在英军进入拉萨的前7天，即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夜间出走的（注：见《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有泰奏牍卷一第14页：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一日有泰奏文中称：“惟达赖喇嘛于前月十五昏夜潜逃。”）。关于这一日期，《年谱》载：“6月12日（在下面的行文中，为清楚分辨起见，凡藏文史料中的月份和日期，均用阿拉伯文数字如1、2、3、……等表示，原引文中非是者，则按此改过；汉文史料则一仍其旧，即用汉语数字如一、二、三、……等表示），（达赖）突然中断修行，直赴布达拉宫，任命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摄政，并对政事详尽叮嘱。15日后半夜时分，向所依靠和供奉的护法神做嘱托后，带着少量的随行人员离开拉萨。”[3]时任驻藏大臣有泰七月十一日亦在致外务部电文中称：“惟达赖喇嘛于前月十五昏夜潜逃。”[4](P1465)《日记》也记载道：“（达赖）前于光绪三十年与英人妄开兵衅，及事已不可收拾，乃于六月十五日携印潜逃。”
从出走至快要到达库伦这一段，达赖已不在清廷视野之内（注：关于达赖出走后，清廷失去其行踪的情况，下引当时驻藏大臣有泰的奏折可窥其一斑：“再，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前经奴才恭折奏明在案。数月以来，叠经严饬番官明察暗访，踪迹渺然。前接西宁办事大臣准良来函，并未往西宁一带住留。兹据代办商上事务噶勒丹池巴喇嘛及三大寺僧俗禀称，该达赖大约行抵库伦一带。”（见《光绪朝硃批奏折》，第799页），因此，对于他的具体行程，汉文史料乏于记载。根据有关藏文传记，达赖出走蒙古库伦的路线是：当夜翻过色拉寺后面的郭拉山，拂晓到达巴雅，从巴雅出发，越过盘布恰拉山，经白教达隆寺、热振寺，抵达黑河（那曲）。6月28日从黑河起程，7月3日过唐古拉山，10日过通天河，18日抵达青海柴达木盆地，在这里遇到了蒙古太济乃尔（台吉诺尔）和库罗贝子两部落，并会见了桑青则桑王爷和库罗札萨。8月底过嘉峪关，进入喀尔喀蒙古境内。9月17日抵达三丹加德林寺（桑旦觉德林寺），30日抵达甘丹德德林寺（噶丹德地林寺）。在这里，达赖遇到了喀尔喀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遣派前来迎接他的人，被邀请至库伦[5]。
这一期间，见于汉文史料与达赖有关的记事如下：
七月十六日（8月26日）清廷应驻藏大臣有泰的奏请，革除了他的“达赖喇嘛”名号，如《德宗实录》卷533载：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六日，“又谕：‘电寄有泰。电奏悉，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清廷的革除令下达之后，有泰迟至七月二十五日方接到，但他当即（让人）将其译成藏文，行达到摄政甘丹池巴处，即：“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奉电旨：有泰电奏悉。著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合亟恭录译行。除传谕班禅额尔德尼外，特译行尔摄政甘丹池巴，遵旨即刻遣派西藏僧俗官员前往日喀则，将班禅额尔德尼迎至拉萨，暂摄怙主达赖喇嘛之职，以便商榷重大事宜。……特此译行甘丹池巴。”[4](P1466)
九月二十四日（11月1日），该日以前，清廷已由库伦办事大臣德麟处获悉了达赖行近库伦的消息，并安排了有关迎护事宜。如《清实录》卷535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载：“又谕：‘电寄德麟，电悉。达赖喇嘛被难逃出求救，请为代奏等语。著德麟迅即派员，迎护到库，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这一日，清廷还专门安排新任西宁办事大臣延祉绕道库伦，开始为达赖返回做准备。如，“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延祉著速请训”，“新授西宁办事大臣延祉现在出差库伦，由库伦前赴西宁本任”[6]（第663-664条）。清廷还把这一安排及时通知了库伦方面，如前引《清实录》又载：“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德麟。昨据电奏达赖喇嘛求救，已有谕旨令优加安抚，现派延祉前往库伦迎护。延祉未到任以前，仍著德麟妥为照料。’”
十月二十一日（？11月27日，《年谱》与之仅差1天），关于十三世达赖到达库伦的日期，延祉在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的一份奏折中，只讲他“去岁六月出藏，十月始抵库伦”[7](P815)，此外便未见汉文史料中有更确切的记载。但研究论著《沙俄侵华史》却讲是11月27日[8](P698)，英人查尔斯·贝尔亦称是11月（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冯其友等译，西藏社科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54页。），后两者是指公历。查陈垣著《中西回史日历》，当年的公历11月27日，为我国阴历10月21日，故暂记于此，以备一说。另外，《喇嘛传》、《年谱》两著均谓达赖于10月20日抵达库伦[5](P208)，也可备参考。
十一月初六（12月12日），西宁办事大臣延祉与达赖在库伦相见，将清廷的赏赐之物交给达赖。据延祉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十奏折，他于10月2日起程前往库伦，抵达后，将清廷赏给达赖的“黄蟒袍料”制成“皮袍”，在给达赖的赏赐之物中（其中有6千两银子）就有此一件无疑[7](P795)。
关于这一日发生的事情，《年谱》的记载是：11月2日，“皇帝和皇太后特派一位钦差大臣前来看望，……带着织有9个彩云盘龙图案的名贵黄缎僧衣和各种礼品以及颂扬册封敕文前来看望。在甘丹大乘寺的日光殿，接受皇帝赏赐后，面朝北京方向行九叩礼”。又载：12月24日，达赖在写给拉萨的甘丹赤巴的信中，讲他抵库伦后，“皇上和皇太后特派一位钦差大臣前来问候，同时还恩赐给满族服装1套和10匹绸缎及6千两银子”[7](P375-376)。从这一时期前后，未见清廷另派其他重要官员到库伦，以及代赐之物看，这里所言钦差大臣显然是指延祉。延祉同一日奏折中，还向清廷汇报了达赖有意在库伦自行建寺，留僧念经，以及要求在库伦过冬等事。
光绪三十一年（木蛇年，1905年）
四月二十五日（5月28日），清廷本来一再催促达赖反藏，该日因病却不得不让他暂缓行程，即：“该达赖喇嘛现在患病，著即传知安心调理，一俟就痊，即行启程”[4](P1470)。
按：达赖在库伦停留期间，在三件事上令他较为被动，一件是在与清廷协商何时返藏问题上颇费周折，一件是在与俄属布哩雅特蒙古人的关系上他有通俄之嫌，另一件就是他与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喀尔喀蒙古上层之间的矛盾。延祉在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的一份奏折中，集中地反映了这些情况，如：“奴才到库伦后，往见达赖喇嘛，……问其行期，则乞恩过冬，偕赴西宁，则乞恩回藏，及至恩准，并蒙赏驿，则又请缓至秋日，仍由来路折回”。又：达赖“初到库伦之日，已有布哩雅特约其赴俄之谣。近来磕头者益众，而布里雅特十居七八”。再：“至于达赖喇嘛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前因请盖庙宇，嫌隙已生，今正复因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入庙拈香，其徒见达赖喇嘛床座当路，赶紧挪移，仓促之间，致将床褥掀翻，床围挂破。旋准达赖喇嘛咨控前来，并牵及妇女等事，请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奏销名号，由该喇嘛另行掣瓶请补。……现时四盟之王公、贝勒、盟长、将军、参赞等官，大半仍在库伦居住，有时来见，谈及达赖喇嘛，语多不平，是与达赖喇嘛不合，又不止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也”[7](P813-814)。《日记》亦载：“（库伦）所属喇嘛甚多，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领。……前达赖喇嘛驻库，蒙人供给多厚达赖，渐疏哲布尊丹巴，渠乃与达赖为难，凡酿事端。”
关于达赖与布哩雅特蒙古人的关系，这里还要多说一点。众所周知，在达赖身边有一位布哩雅特人，他就是多尔日耶夫，藏名叫罗桑阿旺·德尔智，为辅佐达赖学经的十名侍读之一，也是达赖与俄国之间的一位联络使者。据有关研究，当英国加紧侵略我国西藏之际，德尔智也展开了策动西藏地方政府“联俄”的外交活动。1898年以后，他曾多次带领“西藏代表团”秘密访俄[9](P133-147)。荣赫鹏在《英国侵略西藏史》一书中说：“余得地方消息，达赖今已出走八站之遥，同行者有布里雅特人德尔智氏，此人实为藏方祸首。”[5](P207)《日记》讲，为达赖“赞画一切者为俄人”，这个俄人显然就是指的德尔智。据说，达赖出走期间，他于1906和1909年曾两度率“西藏代表团”访俄。由于他的活动，1905年6月14日俄新任驻华公使还于库伦拜会了达赖喇嘛[9](P140-143)。
二十八日（5月31日），驻藏大臣有泰奏达赖之兄公爵顿珠夺吉等申请赴蒙古照料达赖及已为其颁发路照一事[4](P1470)。
按：牙含章《喇嘛传》说这一行人于12月14日抵达库伦，见到了达赖[4](P210)。但是，据《年谱》，达赖之兄却因病于半途中断行程，因为，从12月15日达赖在致其兄的信中我们得知：他们确“于4月3日离开拉萨。……（但）行进中途，因脚腿橡皮症日趋严重，孜恰夏日巴的橡皮症也复发”，而未能抵达目的地，只是让同行人捎去了给达赖的信，后者看信后，遂复信嘱其在“湟源安心调理”，会晤之事（地）日后再定[4](P378-379)。所以，《喇嘛传》讲这一行人于12月14日见到达赖为真[3](P378)，但却不知已不包括其兄，并且，此时，达赖已不在库伦，库伦相见之说遂亦不成立。
五月二十九日（7月1日），驻藏大臣有泰奏开复达赖喇嘛名号折，光绪帝原则上似已同意，因此，在奏折上批道：“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起程后，再降谕旨。”[4](P1471-1472)
七月初二（8月1日），延祉补授库伦办事大臣全权处理达赖返藏事务。
八月十七日（9月15日，《年谱》此后几处较重要记事，日期与汉文史料同，月份差后一整月），达赖从库伦启程。据延祉等奏折称：“达赖喇嘛拟定于八月十七日由库伦起程从西宁回藏，”安排“车林绷楚克等沿途妥为护送，勿稍疏懈，已于是日一同启行”[7](P829)。反映这一事件的史料还有《日记》：达赖“与该处（指库伦，引者）活佛哲布尊丹巴不睦，于三十一年八月中旬移驻代青王旗”。书中自序还讲，代青王杭达多尔济曾“只身赴库为达赖磕头，赉品物甚丰”，所以竟将达赖“诱赴代青王旗”。又：光绪帝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给军机处谕旨：“电悉。据称达赖喇嘛欲在代臣王旗小住。”[10]（卷548）
关于这一件记事，丹珠昂奔《年谱》所记日期同，月份却提前整整一个月，如谓：1905年“7月17日，……（达赖）行辕准备离开大库伦。……为前来送行的钦差大臣和其他人员摩顶加持”[3](P377-378)。牙含章《喇嘛传》则谓达赖迟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才“由库伦起程”[3](P210)。两著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在日期上，还在达赖是否在库伦度过两个冬天这个问题上，《喇嘛传》显然这样认为，因为它还讲：“1905年一年的时间，达赖在外蒙古首府库伦消磨过去。”[3](P209)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年谱》则与汉文史料记载相同，讲达赖此行离开库伦后，便再未返回，因此，只在库伦度过了光绪三十年的冬天（这一点注意下文内容便知）。
光绪三十二年（火马年，1906年）
二月二十七日（3月21日），达赖离开代青王旗[7](P845)。三月七日（3月31日），达赖行抵三音诺颜部落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地方（注：延祉等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奏折称：“据委员蒙古五品官车林彭楚克禀称，达赖喇嘛于三月初七日行抵三音诺彦部落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地方暂住。”见《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6辑，第864页。另有“三月初六”说，如奎焕于当年四月初三奏折中称：“兹据委员普林等禀称，达赖喇嘛带领从人于二月二十七日由图盟代臣王旗起程，三月初六日业已行抵三盟咂雅班第达胡图克图游牧。”见《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6辑，第847页。又《朔漠纪程》也称：“查达赖自本年（光绪三十二年，引者）三月初七日来咱雅班第达库伦。”本文采延祉说。）。
四月初一（4月24日），达赖上书请仍以乾隆五十九年鄂博为界除亚东外不准通商[4](P1474)。
闰四月二十五日（6月16日，《喇嘛传》日期同，月份差后一整月），博迪苏、达寿等在咱雅班第达寻遇达赖。牙含章《喇嘛传》也有一段记述：“四月二十五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又派了大臣郭左、理藩院衙门大臣、笔帖式、汉蒙‘红浦’二人，前来杂渊寺看视达赖。”[5](P210)应与汉文史料所记属于同一件事，但在人名上却颇让人费解，这正是藏文史料类似记事中的一个特征。
五月十一日（7月2日）本日，乌里雅苏台将军奎焕奏折中称达赖拟改道分行，其本人不由原路返藏。“旋准达赖咨开，现拟由咂雅库伦带领沙毕人等取道三音诺彦、巴勒丹等处出境，入额济纳旧吐尔扈特贝勒旗，径赴棍布木，经青海返回图伯特藏地”[7](P850)。
二十日（7月11日），库伦办事大臣延祉派遣护送人员返回交差，达赖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所派人员护送。关于此事中的原委，延祉奏折中称：“兹查，该委员带同委笔帖式等，自上年八月间由库伦护送达赖喇嘛起程，迄今已逾十一月之久，于一切差使毫无贻误，惟既准乌里雅苏台将军咨开，达赖喇嘛与该委员冰炭不容，恐滋事端，自系为慎重地方起见，应将该委员车林彭楚克等撤回，已于五月二十日回库伦销差。”[7](P858)
二十七日（7月18日，《年谱》与之同），达赖离开咱雅班第达。
六月初一（7月21日），行抵三音诺彦旗。
七月初七（8月26日，《年谱》与之同）离开三音诺彦旗。
二十二日（9月10日），出草原。
二十五日（9月13日），行抵吐尔扈特贝勒府。乌里雅苏台将军所派护送人员撤回，达赖改由陕甘总督方面护送。对于上述行程及相关事务，奎焕奏折中称：“兹据各委员禀称，达赖于五月二十七日由咂雅班第达胡图克图库伦起程，六月初一日行抵三音诺彦旗，七月初七日由该王旗西进，二十二日已出三盟交界，因该额济纳旧吐尔扈特预备未齐，复督饬本属驼马尽力再送三站，直抵该吐旗贝勒库伦，始行交代返回。并准钦派照料大臣内阁学士达寿咨函交称，……于七月二十五日进抵吐尔扈特贝勒府第。……自吐尔扈特迤西，应备一切，该陕甘总督自当妥为安置。”[7](P862)
九月（10月18日至11月15日）
按：从吐尔扈特贝勒府至塔尔寺这一段，现有汉文史料记焉不详，只知达赖是经甘州（今张掖）、平番（今永登）、兰州，于九月间到达西宁，然后驻进塔尔寺的。如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11月8日），军机处致驻藏大臣张荫棠电中称：“据达侍郎来电，顷与达赖晤面，据称在甘州休息三日前赴西宁，到彼住月余，由柴达木入藏。”[4](P1475)又，陕甘总督升允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奏折：“窃查，达赖喇嘛于去年九月间来至西宁，驻锡塔尔寺。”[7](P886)再据《年谱》，我们得知达赖此行也曾路过永登、兰州[3](P381)。
二十三日（11月9日），驻藏大臣张荫棠致电外务部请求达赖暂缓回藏：“查英人现虽无阻止达赖回藏举动，然班禅久堕英煽惑术中，虽保达赖回藏时不藉端构衅，而英即乘机坐收渔人之利。……惟现值埠事未妥，春丕兵未撤之时，可否缓接回藏，以免牵动全局，且冬令严寒，应准其在西宁过冬，以示体恤。”[4](P1475)
十二月二十四日（1907年2月6日），张荫棠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告之班禅、达赖要求入京，“班禅开年二十五岁，开春后拟亲赴北京援案吁请陛见。……商上闻班禅请陛见，集议数日，二十一日商上等来称，众议令达赖于班禅未到之先，速行入觐。”
三十日（12日），外务部致电张荫棠转达光绪帝让班禅、达赖暂缓来京旨意[4](P1477)。
光绪三十三年（火羊年，1907年）
正月二十六日（3月10日），张荫棠再次致电外务部代请允许达赖、班禅赴京：“臣查达赖、班禅自乾隆后久未入觐，致强邻觊觎得所借口。……先后吁请陛见，则万国观瞻所系，主国名义愈见巩固。班禅虽受英笼络，而少从达赖受经，不过以小嫌而生龃龉，倘令联袂入觐，互释猜嫌，益当矢同心以御外侮。”[4](P1477)
二月初二（3月15日），外务部回电转达谕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著遵前旨暂缓来京陛见。”[4](P1478)
九月十五日（10月21日），清廷准许达赖到五台山休养：“兹于本年十月十二日准理藩部来咨内称，本部具奏达赖喇嘛前往五台山休养一折，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奉旨：依议。”[4](P1479)
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31日，《年谱》与之同），达赖由塔尔寺起程赴山西五台山。
十二月初九（1908年1月12日），行抵兰州。
十三日（16日，《年谱》与之同），离开兰州，前往西安[7](P886)。
光绪三十四年（土猴年，1908年）
正月十七日（2月18日），张荫棠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英已撤兵西藏，请其代奏允许达赖回藏。
二十日（21日），行抵山西永清县。
二月初八（3月10日），行抵山西太原。
十二日（14日），行离太原。
十八日（20日），行抵山西五台县[7](P891)。
三月十三日（4月13日），外务部复张荫棠正月十七日电：“该达赖现在五台山，将来自以回藏为正办。但回藏以后能否与藏民相安，并应何时令其回藏，或应多延数月，俟赵大臣到藏后再令折回。”
按：此时赵尔巽已奉命率军队入藏，此引起藏人恐慌。
十四日（14日），张荫棠再次致电外务部，请先降谕饬达赖回藏以慰藏人之望：“据擦戎噶伦面称，藏中议定派喇嘛噶伦往接达赖回藏。棠告之达赖俟奉朝旨，即可旋藏等语。倘届时朝旨未下，而达赖先行，反失体制，可否先行降谕饬回藏，以慰藏人之望，并饬派兵护送，沿途预备站宿，借此担（耽）延，则达赖抵藏当在六七月。一面电知赵大臣迅速起程，则达赖未到赵已布置妥矣。”[4](P1480-1481)
六月二十一日（7月19日），山西巡抚宝棻奉旨传谕达赖进京：“窃本年六月二十一日钦奉上谕，现在藏务大定，达赖喇嘛已抵五台山，著山西巡抚传谕来京陛见。……续又钦奉电旨，达赖来京，准其由龙泉关抵定州，改乘火车北上。”
八月二十七日（9月22日），达赖离开五台山，驰赴北京。另有一拨随从人员大概在此前后也直接经西安、兰州等地返回西藏。
二十九日(24)，行抵直隶阜平县境，达赖入京一事遂交割由直隶方面负责[7](P911-912)。本日，光绪帝下旨给理藩院和侍卫处，传谕博迪苏到保定劳问达赖[6]（第768条）。
九月初五（？9月29日），达赖抵京。
按：据有关事先安排，达赖进京后由“巡警队护送至黄寺。……达赖进抵之日，皇太后、皇上赏给鞍马、尺头、银两等件”[4](P1481)。又据寿耆等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五奏折：“窃据达赖喇嘛声称：达赖喇嘛蒙恩饬令来京，不胜感激之至。今甫到京，仰蒙天恩颁赏马四匹，银一万两，绸缎四十八匹，暨扎萨克喇嘛等银、绸各赏，跪领之下，感荷尤深。”[4](P1483)从赏赐之物与先前安排完全吻合这一点看，如果此奏折即系达赖抵京之日所上，则其进京日为九月初五无疑。
二十日（10月14日，《年谱》日期与之同，月份差后一整月），慈禧与光绪皇帝分别在仁寿殿接见达赖喇嘛[4](P1483-1484)。
按：十三世达赖进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清廷为满足他这一愿望，原安排他十二日觐见：九月初五谕称，“达赖喇嘛著于十二日巳初在仁寿殿觐见”，九月初九又改期：“九月十二日达赖喇嘛陛见，著听候另行改期，再为传知”，直到十四日，才最后确定于二十日这一天：“达赖喇嘛著于九月二十日巳刻在仁寿殿觐见。”[6]（第787、801、827条）
十月初六（？10月30日，《年谱》日期与之同，月份差后一整月）。按原计划，光绪帝在紫光阁为达赖等设宴[4](P1484-1486)。
按：现有汉文史料未见光绪帝为达赖设宴的更多的记载，但据《年谱》，8月20日，达赖在“仁寿殿觐见慈禧太后，……，休息片刻，再到仁寿殿觐见光绪皇帝”。“（9月）6日，皇帝和皇太后在中南海宴请（达赖）”[3](P386)。显然，设宴一事基本上已按原计划落实，只是在时间上，是否按原计划进行，还没有汉文史料证实。
初十（11月3日），清廷为达赖上“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本日内阁奉谕旨：“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颐皇太后懿旨，达赖喇嘛上月来京陛见，本日率徒祝嘏，备抒悃忱，殊堪嘉尚，允宜特加封号，以昭优异。达赖喇嘛业经循照从前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达赖受封后，即著仍回西藏。……到藏以后，务当恪遵主国之典章，奉扬中朝之信义，并化导番众，谨守法度，习为善良。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期使疆域永保治安，僧俗悉除畛域，以无负朝廷护持黄教，绥靖边陲之至意。”[4](P1487)
按：十三世达赖亲政前后，与驻藏大臣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和谐，他曾多次寻求越过驻藏大臣与清朝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十六日，达赖等西藏地方官员曾让八世哲布尊丹巴等向理藩院汇报英国侵藏情况，并由该院都统昆冈具折上奏，在所附达赖给哲布尊丹巴的咨文中，达赖曾请求：“伏乞天恩，嗣后如遇紧要事件及调兵等情，请由达赖喇嘛径报理藩院求为代奏。”（注：见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类似请求，达赖在出走期间，也曾提出过两次，一次是在咱雅班第达向御前大臣博迪苏提出的（注：达赖讲：“先年藏中行文，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会同钤用印文，自达赖第十世时，驻藏大臣琦善来藏，始自行钤印行文，喇嘛无从与闻，可否奏请规复旧制。”见《朔漠纪程》。），另一次是在京觐见皇帝时亲自提出的[5](P216)，因此，才有上引谕旨中“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一语。不过，《年谱》所记却与此有出入：皇帝皇太后颁发敕书：“西藏一切重要大事，达赖喇嘛自己可向朝廷上奏，也可由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联合上奏。”这里也提到了关于“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一事[3](P386)。
二十六日（19日），军机处奉旨：著达赖于二十七日巳刻叩谒慈禧、光绪皇帝的“梓宫”[4](P1487)。
十一月初九（12月2日），宣统皇帝登基大典，达赖呈进贡物。
按：达赖在京期间，逢宣统皇帝的登基大典，便请理藩院为之代奏，要“亲诣朝贺叩见”，并呈进贡物，理藩院则以“朝贺大典，喇嘛向不入班”，未敢擅拟，请示钦定。结果，本日，军机处传出谕旨称：达赖“毋庸朝贺，准其呈进贡品，著理藩部查照成案酌给赏项”[4](P1488-1489)。然而，《年谱》却称：“（10月）9日，应邀参加宣统皇帝的登基大典。”[3](P387)
初十（3日），军机处传交理藩部谕旨称：“本日贵部代奏达赖喇嘛藏中奏事权限一折，奉旨：著理藩部查明该达赖喇嘛所称依照陈例，事在何年，有无案据，详细具奏，候旨核夺。”[4](P1490)
按：宣统皇帝继位后，达赖再次提出了扩大其奏事权限一事，因其举出“陈例”，这一次没有被直接拒绝。可惜的是，理藩部后来查验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十一日（4日），达赖回藏前要上殿面辞，本日，军机处传旨理藩部并札行达赖：“现在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之丧，未满百日，著毋庸陛辞，照例颁赏。”[4](P1490)
二十八日（21日），达赖由正阳门外西车站离京返藏[4](P1491)。
宣统元年（土鸡年，1909年）
正月二十九日（2月19日，《年谱》日期与之同，月份差后一整月）抵达西宁。
二月初七（26日），移驻塔尔寺[4](1496)。
十一日（30日）本日，庆恕奏达赖因不守僧规请参革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4](P1495-1496)。
十三日（3月4日），由西宁办事大臣庆恕代行敕封达赖“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礼成。
按：达赖在京期间，正逢慈禧、光绪帝百日之丧期，其受封之事，虽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已由内阁用满、汉、蒙古、唐古忒（藏）四体撰成册文[4](P1492)，却终未能成礼。
四月十六日（6月3日，《年谱》为4月15日，提前1天），达赖在庆恕等的陪同之下离开塔尔寺返藏，并由马福祥派兵护送至藏界。
按：达赖此番在塔尔寺期间，适逢阿嘉呼图克图圆寂，塔寺僧疑与达赖放咒有关，遂告上官府[4](P1499)。
十一月初九（12月21日，《年谱》与之同）返回拉萨[4](P1500)。
［收稿日期］2001-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