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跨越职业代际效应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效应论文,作用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4)04-0024-05
一、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教育的经济价值进行了多项系统的研究，包括对毕业生收入的比较分析和个人收益率计算在内的实证分析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教育确实是一项可以给个人带来很大经济收益的投资。对于教育收益的研究，不仅可从个人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考虑，还可以从对社会流动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而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的代际流动，即父母和子女之间社会地位的变迁。研究代际社会地位的流向和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发和完善有利于社会合理流动的途径，促进社会开放、公平、健康的发展。因此，教育的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可以作为教育社会效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Blau和Duncan曾研究过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社会分层结构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而某种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代际教育水平和职业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和初职的影响。[1]
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代表者鲍尔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提出“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观点。他们认为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其家庭背景就已经决定了他能进入主要或者次要劳动力市场。而教育制度的作用只不过是在生产现有的社会关系。[2]
较之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家庭观念较强的国家，劳动者个人的家庭出身对其成长过程和就业具有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对接受过不同层次教育的劳动者来说不尽相同。与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者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具有更好的就业平台，他们在就业时更容易独立择业，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也相对较小。有鉴于此，本文将使用代际流入性指数、继承性指数和流动方向等指标，验证以下研究假设：与其他层次受教育者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其跨越代际效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最大。
二、相关研究
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是衡量子女家庭背景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父母的职业等级能够反映一个家庭所掌握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等。为此，许多社会学家通过相关数据的分析，对各国父母职业与子女职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家庭背景对劳动者受教育机会及其就业的影响。
Blau和Duncan通过对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存在明显的职业代际效应。他们指出，在美国子承父业的比例较高；父子之间，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下流动的可能性；短距离的代际流动比例大于长距离的代际流动。[3]
Dejong和Robin等人利用美国研究中心的数据，根据职业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中位数对其进行排序，继而引入继承性和流动性指数等指标，分析父亲职业对女儿职业的影响，并将其研究结果与Blau和Duncan关于男性代际职业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他们认为，女性代际职业的流动特点与男性的基本相似；在职业的等级结构中，层次越高的职业，其代际职业向上或向下的流动性都很强；相邻职业之间的流动性较大。[4]
许欣欣利用“人的现代化”课题组和“社会变迁与社会意识”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引入结构流动率、纯流动率、世袭率和同职率等指标分析中国的代际流动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中国不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但城镇的总流动率大大高于农村，其主要原因在于城镇提供的社会位置大大多于农村。[5]
陈婴婴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进行的“百县市国情调查”的数据，建立职业的代际流动交互表，并引入结构流动率和纯流动率等指标分析中国职业的代际流动。她认为，中国农村的代际流动明显低于城市；不同职业的代际流动率之间也存在差异；不同所有制间的流动率也有所不同，全民所有制的继承性相对较高。[6]
李春玲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职业流动与人力资源开发”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代际流动在改革开放前后存在明显差异。改革开放前，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特别注重吸纳来自较低社会位置群体的成员，从而导致了一个相对平等化的机会结构，有利于出身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向上流动，家庭出身背景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实现的影响程度较小。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则有所加强。[7]
李路路通过建立代际流动的饱和模型，对其1998年在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地所作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具有显著关系，但代际关系与时间变量和城市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性联系。也就是说，父代与子代地位间的关系不因制度转型和城市的不同而有所差别。[8]
李春玲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级对数回归模型分析中国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状况。她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1978年前，教育机会分配从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而1978年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渐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9]
以上相关研究主要利用社会总流动率、结构流动率、纯流动率、世袭率和同职率等指标，通过建立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父代地位与子代教育的线性模型，分析代际职业的继承与流动，以及家庭背景与子女受教育机会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职业的代际效应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不同国度和不同时段当中；父代职业不仅与子代职业具有显著关系，而且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也具有重要影响。
较之这些研究，本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研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跨越代际效应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引入代际流动性指数和继承性指数等指标，对比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摆脱父母职业影响的程度差异，分析高等教育在跨越职业代际效应方面的作用。
三、研究方法
职业是构建社会地位等级的主要分类标准，因为它与每个人的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关系密切；它与每个个体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它可以评定每个个体在社会地位的金字塔等级中所处的位置。[10]为研究职业的代际流动，我们根据各种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其进行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为研究教育跨越职业代际效应的作用，我们首先引入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指数和继承性指数、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和流出指数、代际职业的流动方向和代际职业的流动距离等指标衡量职业的代际效应，并分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三个层次进行探讨。
1.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指数和继承性指数
继承性指数测度的是代际职业的继承性水平。流动性指数测度的是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水平。代际职业的继承性指数越大，代际职业继承就越稳定，代际流动性就越小，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明显；反之，流动性指数越大，代际职业继承就越不稳定，代际流动性就越强，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不明显。
假设有n个职业类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反映代际职业流动性／继承性情况的矩阵
，其中：
表示父母职业类型为i，子女职业类型为j的频数。如果父母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与子女所从事的职业类型彼此独立，则频数分布的观察值
与独立假设下的理论期望值
之比应该接近于1，否则该比值远离1。我们用观察值与期望值之比定义代际职业流动性指数(i≠j)和继承性指数(i=j)：
（注：计算方法见Peter M.Blau,Otis Dudley Duc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Wiley,1967.本文作者用代数公式对其流动性和继承性指数的表述进行归纳。）
如果
，即父母职业为i，子女职业类型为j的实际观察频数大于理论期望频数，说明父母职业为i的子女进入j职业的可能性较大，且
取值越大，说明可能性越大。如果
，即父母职业为i，子女职业类型为j的实际观察频数小于理论期望频数，说明父母职业为i的子女进入j职业的可能性较小，且取值越小，说明可能性越小。
2.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与流出指数
为进一步衡量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我们还将计算每种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和流出指数。职业流入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它主要衡量父母不是第j种职业，而子女从事第j种职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反映了这一职业对父母并非此职业的子女的开放性水平。某一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越小，说明此职业的代际流动性越小，父母是其他职业的子女进入此职业所受到的限制越多，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明显；反之，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不明显。
职业流出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它主要衡量父母从事第i种职业，而子女脱离第i种职业、进入其他职业的可能性。某一职业的流出指数越大，说明此职业的代际流动性越强，父母是此职业的子女进入其他职业的可能性越大，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明显；反之，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不明显。
3.代际职业的流动方向
职业的代际流动是有方向性的，子女有可能流向比父母更好的职业，也有可能流向比父母更差的职业。前者表示代际职业的向上流动，衡量指标为向上流动指数，其计算方法为：
；后者则表示代际职业的向下流动，衡量指标为向下流动指数，其计算方法为：
。
4.代际职业的流动距离
代际职业的流动除了具有方向性之外，还有流动的距离。代际流动距离指数是衡量代际流动距离长短的指标。代际流动距离指数越大，子女所从事的职业与父母所从事的职业的距离就越远，其差距就越大；反之，距离越近，其差距也就越小。将流动方向与流动距离相结合，代际流动距离指数又可以细分为向上代际流动距离指数和向下代际流动距离指数。其中，总体代际流动距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向上代际流动距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向下代际流动距离指数为：
。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的有关数据，对以上各种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研究包含2180个有效的家庭样本。
四、研究结果
为分析高等教育对子女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我们将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分成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其职业的代际流动状况见表1（注：由于“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分布的样本量都偏小，因此，表1的统计结果未将其列入其中。）。
1.受高等教育者的代际职业的流动性和继承性指数
表1的统计结果显示，子女接受过中等教育，其职业代际继承性指数的平均值最大，为1.79；子女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其平均值相对较小，分别为1.63和1.60。不同层次教育中，平均代际职业流动性指数最大的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为1.03；接受过中等教育的退居其次，为0.87；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其平均代际流动性指数最小，为0.86。也就是说，子女接受过高等教育，其所从事的职业受父母职业的影响相对较小，并且流向其他职业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2.高等教育劳动者的代际职业开放性最强
表1 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者的代际职业流动指数
注：1表示机关、企事业负责人；2表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表示办事人员；4表示商业工作人员；5表示服务性工作人员；6表示生产运输工人。
总体上看，受过高等教育子女的代际职业开放性最强。在七种职业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职业金字塔顶层的前三种职业的代际流出指数均小于1，而在职业金字塔顶层的三种职业的代际流出指数均大于1，表明父母从事前三种职业，子女如果接受过高等教育，那么其依然留在这三种职业的可能性较大；父母从事后三种职业，子女如果接受过高等教育，那么其流出这三种职业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者在职业金字塔顶层的前两种职业的代际流出指数均大于1，表明父母从事前两种职业，子女如果只接受过中等教育，那么其依然留在这两种职业的可能就比较小。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者，无论其父母是否是“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其成为“机关、企事业负责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总体上看，三个层次的教育中，高等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较大；而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较小。也就是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容易摆脱父母职业的限制，进入与父母职业不同的职业；而接受过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劳动者则很难跨越职业的代际效应。
3.高等教育劳动者代际职业的向上流动指数最大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其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指数最大，为1.181，明显高于另两类劳动者；接受过中等教育劳动者向上流动指数的平均值位居其次，为0.80；接受过初等教育劳动者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最小，为0.62。代际职业向下流动可能性的排序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排序相反，接受过初等教育劳动者的向下流动指数最大，为1.11；接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的向下流动指数最小，为0.88；接受过中等教育劳动者的向下流动指数介于两者之间，为0.95。这些统计数据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其职业的代际流动性比较强，并且这种流动主要表现为向上流动；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者，其职业的代际流动性也比较强，但其流动主要表现为向下流动。
4.高等教育劳动者代际职业的流动距离最长
接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向上代际流动的距离相对最长，其向上流动距离指数最大，为2.74；中等教育其次，为1.67；初等教育最小，为1.48。向下流动距离指数的排序则与之相反，从高到低分别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其值分别为2.25、2.07和1.64。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且向上流动的距离就会越长，其从事职业金字塔顶层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且向下流动的距离也越长，其从事职业金字塔底层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以上分析表明，教育对子女跨越代际效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跨越代际效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至此，本文的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层次的教育中，高等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较大，而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相对来说则比较小。也就是说，子女接受过高等教育，其所从事的职业受父母职业的影响就会相对较小，跨越职业的代际效应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可能性也会相对较大；而接受过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劳动者则很难跨越职业的代际效应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代际间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向上流动的距离就会越长；受教育程度越低，代际间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向下流动的距离也越长。
中国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前劳动力市场分割”，但教育却并非仅仅复制了业已存在的社会经济等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子女跨越职业的代际效应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不单单体现为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作用，即促进社会流动的公平性，维系社会稳定。高等教育能够增加劳动者，尤其是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子女的人力资本，为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提供相对公平的就业平台，并为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子女提供进入职业金字塔顶层的机会。这将有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使得整个社会的职业系统有足够的平衡性和动力保持良性运转，继而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