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流的高等学校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学校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历了世纪之交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和世界规模第一的突破，进而转入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新时期。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周远清会长的说法是：“大改革、大发展”之后要有一个“大提高”。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怎样谋划我们的提高，如何协调规模和质量的关系？笔者认为，至2020年之前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加强高等学校的体系建设，要努力促进体系内每所学校的卓越发展，因为它们是高等教育质量的载体。
一、逐步显现的重点学校建设模式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由重点建设开始，逐步形成了目前的分层办学格局。如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所流行的“环形图”理论，即中心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由内到外依次环绕着“985工程”建设大学、设有研究生院的大学、“211工程”建设大学、中央部门直属高校、博士授予大学、硕士授予高校、普通本科高校、普通专科学校；普通高校有意无意地也将自己向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教学型本科院校、职业技术学院去对应。但是，这种模式未能有效解决人才培养的多样化问题，高校升格冲动屡禁不止。
（一）重点学校建设模式适用面的局限性
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缺乏管理高等学校的经验，对有限的资源利用更是十分珍惜，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和新兴经济体，资源不足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的思想（中小学也如此）。如1954-1981年确立及恢复96所高等学校为全国重点高校，1984-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将十多所高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八五”期间提出了“211工程”建设项目，以及1998年后开始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
集中财力物力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及学科，具有迅速动员社会资源、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并使高等教育主动按照国家计划和需要设置的优点，比较适合于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均收入水平较低、高等教育规模较小而又需要高等教育适当超前发展的情况。这种思想包含着重点建设学校对其他学校的示范带动作用，即在财力和经验都不够的条件下，先集中有限经费发展一批学校，积累一些办学经验，之后其他学校照此模式发展。但是，随着社会及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重点建设的示范性开始显现不足。因为资源配置上的巨大差异，非重点建设学校无法有效地向其学习；并且由于由此形成的好的办学模式标准单一，社会多样化的需求难以得到全面满足。因此，下一步高等教育建设的重点应由一流的学校转向一流的体系，以体系与社会的匹配性及体系内每所学校的卓越发展为衡量标准。
（二）分层办学无力解决的问题
在强大的行政主导资源配置方式的参与下，分层办学无助于以下问题的解决。
首先，不能解决高等学校办学目标的拔高问题。分层本身就带有高低的价值判断，随着国家“985工程”、“211工程”的成功实施，在具体的功利面前一些条件并不具备的学校纷纷提出了向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或教学科研型大学迈进的目标。学校追求升格、办学模式单一现象不能很好地得以扭转。
其次，专门学院的办学特色不便保持。建国初我国政府在接管和改造旧的高等学校体系后，通过院系调整等措施建立起了一大批专门学院，以其培养人才的有效针对性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近十年来，随着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原行业部委院校在体制改革中划归地方为主管理，以及一批高等学校向综合性的迈进，专门学院的特色在逐步丧失，学校传统的优势学科有被削弱的危险。
第三，不利于高校毕业生下基层。2003年OECD专家组经对我国考察后在《经合组织关于中国高教财务与质量保障改革的报告》中提出：“许多贫困地区的学生不愿回到家乡服务于当地；他们还是喜欢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城市／省里就业。关于这一点，根据欧洲高等教育的经验，毕业生一般在距他们上学的城市50公里内寻找第一个工作。”中国高等学校传统上是面向大区设置的，存在着按省分布不均的状况。同年，我国设市城市660个，普通本科院校有644所。但其中，北京市集中了超过8%的学校，四个直辖市共集中了约18%的学校，加上西安、武汉、南京，七个城市共集中了约28%的学校，再加上长春、大连、哈尔滨、广州、成都，十二城市共集中了约38%的学校，绝大多数的学校集中在省会以上城市[1]。高等学校的集中设置以及向更高水平的迈进使毕业生的就业流向集中加剧。
二、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膨胀的隐患
毛入学率是反映高等教育发展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2007年已达到23%，根据“十一五”规划2010年将达到25%。近十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快慢的争议一直存在。现在国家正在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关于2020年毛入学率的确认与表述，将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模式、质量及社会各界的反应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关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测算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高峰已于2008年达到，在未来将呈现不断的下降趋势，因此在有关毛入学率的测算中大家普遍持以乐观的态度，高等教育扩张的呼声依然很高。
例如，中山大学人口所研究人员在参加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研究中，曾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为依据、以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基年，测算我国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低位、中位、高位分别为46%、50%、58%[2]；上海教科院学者2009年初在报纸上撰文认为[3]，在未来12年内，只要平均每年招生规模增加2%，我国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可达到44%，将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天津教科院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甚至提出[4]，2005年有关部门提出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根据科学技和社会生产计量分析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和系统分析认为，与“翻两番”奋斗目标相适应的毛入学率应达到50%，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国际上的研究也证明了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及其扩展并不必然带来质量下降。如OECD组织编写的研究报告在归纳出的高等教育的七个趋势中，第一个就是学生数量的扩展[5]：从1991年到2004年，高等教育学生数占适龄人口的比例，北美和西欧地区从52%上升到70%，中欧和东欧从33%上升到54%，拉丁美洲从17%上升到28%，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从7%k升到23%。另外，OECD通过调研日益扩展的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其《2007年教育概览：经合组织教育指标》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6]：“高等教育的扩大对个人和国民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迄今为止并未看到所谓的‘学历价值通胀’的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和印度是我国学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发展过快的国家，但现在却有种种迹象表明，它们的高等教育支撑了经济的发展。
笔者对上述文中有关数据进行初步测算发现，即使从现在起高等教育规模实现零增长，2020年毛入学率也将达到35%。可见，届时40%的毛入学率轻易即可达到。此外，由于前些年许多高等学校通过贷款进行校园建设推动发展，存在着还款压力，因此他们存在着较强的扩张冲动，至少不愿意降低规模；部分省级政府不愿意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或落后于其他省份，在“教育强省”、“高教强市”等口号的推动下，也乐于看到高等教育的扩张发展。
（二）规模进一步扩展存在的风险
从数据统计上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坐四(40%)望五(50%)并不是太难，但实践中进一步扩张的隐患却不少。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即期就业率近年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当然这里有社会需求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两方面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该数据都偏低，在国内外都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因为高等教育的规模总量已经上来，高校毕业生在社会新增劳动力岗位中所占的份额比例已经很大，过低的就业率显示着社会就业负担的加重。另外，在高等学校扩招的过程中（包括今后的进一步扩招），绝大多数的增量由地方高校、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低端高校承担，他们的办学条件普遍比较薄弱，地方高校的平均生均财政投入只有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一半左右。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成为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一项任务。如果一大批高校的办学质量得不到保证，人民怎能满意？
从国际上看，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后，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动荡，需要稳定一段时期做好自身的调整工作。如“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西方各国先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7]，但之后都出现了一个稳定期。
我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位工作人员的一项研究表明，法国1960年大学毛入学率（18-23岁）为7.7%，之后大学人数以每年10%-15%的速度猛增，在法国教育史上被称作为“学生人数爆炸”，1967年的学生数是1960年的2.5倍。1968年，法国爆发大规模学潮，之后的1970-1988年，大学人数以每年2%-4%的速度增长，1976年大学毛入学率为19.8%。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在可比数据下得出的数据为固：1960年法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9%，1970年19.5%，1975年为24.4%，1980年25.3%，1985年29.8%，1995年49.6%。
日本知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金子元久和天野郁夫的研究都认为[9][10]，日本1960-1975年为高等教育的高速扩招期，1975-1990年为停滞期。1955、1960、1965、1970、1975、1990年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10.1%、10.3%、16.9%、23.9%、38.9%、36.7%（不包括专门学校学生）。在高速扩招期，不断有学潮发生，如在1969年7月的学潮旺盛期，学生占领并封锁校园，占总数20%的大学发生学潮或学生暴乱。
三、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体系建设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是高等学校办学模式逐步多样化的历史，是旧的教育形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断产生新的教育形式的历史，其中主要是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产生、壮大与完善的过程。尽管发达国家奉行着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原则，但他们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其实是很注重高等学校的体系建设的。体系建设得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匹配性就强，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也就更稳定。一些典型国家的历程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与思考。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195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达到14.3%，需关注的是，其通过之前的赠地学院和之后的社区学院大大拓展了传统大学的职能，1960年开始实施的《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赋予大学、州立大学、社区学院不同使命，更是进一步做好了向普及化发展的准备。社区学院设置遍布全州，面向全州所有高中毕业生招生；州立大学一般录取学习成绩排在前33%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设置硕士学位项目及和大学一起联合设立博士项目，开展以应用领域为主的研究；大学一般录取学习成绩排在前12.5%的高中毕业生，独享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其他硕士以上高级学位的授予权，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David Ward评价说：“这种中学后教育制度设计——既做到宽松入学，又保持教学与科研的优异质量——不仅增加了加州几代人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因其他州的仿效而改变了整个美国公立高等教育。”[11]
英国历史悠久的古典大学、创建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大学、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大学以及1992年由多科技术学院升格的多科技术大学发展脉络清晰。1970年、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14.1%和29.1%，在发达国家中并不高，之后才开始了更大幅度的发展，因此英国高校的动荡较少。2003年，英国政府提出至2010年逐步实现18-30岁年龄组50%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共目标，但争议也一直存在。例如，笔者当时曾经接待过其“影子内阁”的教育部长，他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高等教育规模应该与产业需求相适应。今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政府已开始削减高等教育扩招计划，创新、大学与技能部大臣约翰·德纳姆在致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信函中曾明确，“在2010年前，任何进行扩招的大学，其当年和今后的奖学金拨款将全部被收回”[12]。
笔者2007、2008年两次访问瑞士，对其教育“特色鲜明，精致设计，注重协商，不空洞追高，注重追求体系的卓越”的体会非常深刻。其5A类第三级教育机构由10所州立大学、2所联邦技术学院和8所应用科学大学（其中1所为私立大学）组成。州立大学守卫着古老大学的传统，是自治性组织，推崇学术自由，当中最古老的巴塞尔大学成立于1460年；联邦技术学院直接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和产业技术创新服务，主要接受国家资助，内部强调集中管理，创建于150年以前；近十几年来集中改造产生的应用科学大学则明显是德国高等专业学院(Fachhochschulen)的翻版，培养应用性人才，并主要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按瑞士区域分布情况规划布局。它们的使命目标、人才培养、管理模式、经费来源等都有很大不同，在笔者看来体系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13]。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德国在传统大学（以文理为主）之外逐步发展出工业大学和高等专业学院(Fachhochschulen)，近几年又试图改变其大学的“均等”局面，通过卓越计划而推动部分大学向精英大学迈进。在日本，二战前曾有过一批专门学校，战后被改编为新制大学、废除了专门学校制度，但在上世纪70年代后又重新出现了专门学校，说明了社会需求和市场的作用。法国的大学校是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其社会地位在综合大学之上，这些年来有关综合大学改革的动议一直不断。
四、由一流的学校建设转向一流的体系建设
综上所述，我国在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后，向普及化迈进的步伐不能太急，要在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及与之相对应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做好准备。因此，下一步高等教育建设的重点应由一流的学校转向一流的体系，以体系与社会的匹配性及体系内每所学校的卓越发展为衡量标准。
（一）体系的结构设计
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与完善期，先后完成了学术型大学和专门学院（或专业大学）的办学模式建构工作[14]。而我国对大众化门槛的迈入，是在比发达国家形势更复杂的情况下实现的：专门学院发展得比较完善，而大学模式尚不完善；在推进大学综合化的过程中，专门学院的模式特色又有所削弱；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国外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及知识经济、社会民主等思潮的影响和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最好的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下仍面临着很多压力、挑战的原因。
如果将“创新”比喻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的话，那么“应用”就是维持其良性运行的血液。对高等学校体系的结构设计要立足于不同高校的“使命”差异，并结合高等教育“两级管理”的体制模式进行。因此，对于高等学校分类体系，理论上可按分层、分类的思想设计，实践中可根据管理体制规划学校使命来操作，最后构建出一个“层次、类型、使命”三维的模型[15]。即在“教学型学院——研究型大学”框架、“学科性人才培养——应用性人才培养”框架[16]之上，进一步根据学校的办学使命，实施“世界级大学、国家的大学和地方性高校”操作性分类推进方案。
世界级大学，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大学，也就是我们要建设的一流大学，包括注重科学创新的综合大学和注重技术创新的工业大学。既然要建设世界一流，就需要有更崇高的信念——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真正按一流大学的规律和模式办学，以国际化学术标准接受检验和评价。只有开放、大气而不是封闭狭隘地建设世界级大学，才能真正建成一流大学，也只有这时才能极致地发挥它们对国家发展的作用，提升我国基础科学和共性技术发展的平台。
国家的大学，也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大学，包括与国家重点建设行业关系密切的多科性专业大学及其他一些面向全国的大学。多科性专业大学是我国农、林、地、矿、油、交通、电子、电力、传媒、航空航天等行业及军事领域的技术先导，以自身专业、技术集约化的工作为国家的根本利益服务。科学无国界、技术有壁垒，这些大学是国家实力和重点行业发展的支撑性要素，它们的学术水平决定着行业发展的技术水平，国家对它们的投入支持甚至可大于世界级大学。面向全国的大学也是一些高水平的大学，它们在较高的层面上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社会公平问题。
地方性高校，即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高校，包括部分省部共建大学和大量的地方综合院校、专门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地方高校要努力为地方建设服务、有地方特色，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有生命力且人才不易流失，其中省部共建大学可为更大的区域服务。地方性高校应以专业教育思想为指导进行人才培养，并注重一定的通识教育扩展；关注创业教育，努力把创新精神培养和实践能力培养融入到创业教育中，加强教育的务实性，提升学生的就业和专业谋生能力。
（二）相关的政策推动
结构是客观存在，分类是主观划定，高校科学定位是国家意志和学校传统结合的产物。未来十多年，我们需要真正落实以质量为中心的地位，追求整个教育体系的一流而不仅仅是个别学校的一流——加强高等教育的体系建设，以体系的科学性去满足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体系内每类教育、每所学校的特色和卓越发展。以此为依据，笔者认为我们现在不是提不提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还是50%的问题，而是要争取把它控制在40%左右。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进一步发展的准备，我们需要夯实基础，“慢”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发展。毕业生就业率可构成一个外显指标，当接近充分就业时（如90%以上），才奠定好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即就业问题解决得好就可以发展，解决得不好则不宜发展，先建构好体系再求发展。
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对高等学校发展的总体设计和分类指导工作，通过全国性的总体规划和地区性的定位规划，促进学校、学科和专业的特色发展和和谐发展。即通过规划的手段把学校发展的内驱力引向重特色、质量的内涵发展上来，并以此作为新形势下改善和加强政府宏观管理职能的重要推进措施。各高校需要明确界定自己的使命，在规划框架内，通过校内外公开的讨论、协商形成共识。在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宏观统筹的基础上，促进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提倡不同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
不同高校的管理模式、政策应当有所不同。世界级大学应当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应加强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和教授的管理参与，国家对它们的支持主要是政策和投入，政策甚至比投入更为重要。国家的大学直接体现国家及其行业的利益，可以更多地采纳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并加强产业界的管理参与，如构建有决策地位的大学理事会。地方性高校应加强省级政府统筹权和地方的管理参与，具体可在国家大的原则框架下以省级政府为主导制定进一步的分类指导、分类管理方案。
以学科专业为主导的重点建设项目应建立绩效评估拨款制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专项资金增长得很快，除“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等项目外还有多种其他的高等教育建设项目，涉及资金总量达几百个亿。今后，可将它们整合为持续性的重点建设常规拨款，以学科专业为基础进行，但下拨后学校可打通使用。各学校应确定自己的特色发展方向，经过竞争性评审后政府以合约的方式给予支持。这种模式将增强拨款的竞争性、扩大重点建设拨款的受益面，有助于提高学校的积极性和活力、促进学校的特色发展，最终提高了经费的使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