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兰[1]2014年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他国的溢出效应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前沿热点。同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往来极为密切,因此,研究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成为当前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然而,现阶段关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方向、传导机制及具体经济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远未臻完善。因此,论文尝试较全面地分析该政策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影响的传导渠道,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其对中国经济多维度的溢出效应。首先,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文献,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传导渠道、经济效应和实证方法各方面借鉴现有文献研究脉络,发现现有研究还存在解释力不足、缺乏深度和系统性、研究视角局部化以及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的问题,进而提出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奠定后文的研究基础。其次,文章界定了量化宽松和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两个重要概念,并分别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多恩布什汇率超调模型、新开放经济模型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理论四个方面从理论视角分析了一般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国际传导机制,归纳出汇率、利率、收入和定价货币差异四条传导渠道。然后分析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是基于汇率、利率、美国收入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四条传导渠道,并研究了量化宽松影响我国物价、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产出的机理。再次,文章运用SVAR模型、ARDL模型、FGLS、固定效应和GMM等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分别深入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物价、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产出的溢出效应,包括其中总的溢出效应、分行业的溢出效应和跨国比较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美国量化宽松从总体上抑制了我国消费价格水平、我国工业出厂价格指数以及进口价格指数的上涨,汇率渠道对我国的物价的负向效应最显着,超过了利率渠道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对我国的物价正向效应。分行业的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价格的抑制作用最大,主要渠道为汇率。(2)美国量化宽松短期内对进出口贸易具有负向溢出效应,长期来看对出口贸易具有不断增强的正向影响而对进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此外美国量化宽松对中美双边贸易影响并不大。从传导渠道看,汇率渠道带来的负向效应最显着,美国收入渠道带来的正向效应显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抑制了出口贸易而促进了进口贸易。(3)美国量化宽松加剧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及实际汇率都非常敏感。美国量化宽松有利于我国FDI流入,其中主要促进了我国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而抑制了资源导向型FDI流入。但汇率和利差因素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均要大于对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此外,美国量化宽松通过汇率渠道也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4)美国量化宽松通过物价路径对我国产出以正向影响为主;通过FDI路径对我国产出带来了显着正向影响。分行业的检验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促进了我国分行业增加值的提高,但对我国工业行业产出增速带来了显着负面影响,而且美国量化宽松对不同工业行业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出的负向溢出效应最大,主要负向溢出路径为物价和贸易;美国量化宽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负向溢出效应相对较小,主要负向溢出路径为物价;而不同于其他行业类型,美国量化宽松通过贸易路径促进了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出增长。然后,考虑到前面的研究是基于局部均衡的视角,且以事后检验为主,难以综合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产业发展的整体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文章进一步利用扩展了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刻画金融市场行为、体现中美的经济往来关系,研究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环境变动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在宏观经济方面,该政策短期内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和贸易格局、长期内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市场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环境造成了明显的冲击,虽然依然保持贸易顺差趋势,但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将加大寻找其他海外市场或扩大内需的压力。同时,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流入中国的资本量,导致输入型通胀(CPI上涨);也会加大投资市场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部分投资回流,还有的可能转而寻找其他海外市场)。在行业层面,受该政策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贸易格局会发生变动,有的行业明显受益,有的则明显受损,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贸易结构,将会因此而改变,短时间内会导致出口企业受创,但从长期来看将有助于其提高竞争力和抗压能力。最后,对文章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前面研究的结果,主要从对我国经济溢出的四条渠道及行业差异的角度提出了应对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负面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文末,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吴承礼[2]2016年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文中指出货币政策的国际传递效应一直是个有争议的国际货币经济学的重要议题。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为了应对百年一遇金融危机而采用的货币政策实验,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对大萧条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研究曾极大丰富了货币经济理论一样,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研究亦将推动学者的相关研究,丰富国际货币经济学理论。从美元体制下的金融史可以看出,美国货币政策的每一次由扩张向紧缩的转向都曾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必然会受到美国实施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且,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协调和合作不仅事关两国的经济发展,甚至还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乃至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变迁。因此,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方式与进度,定量刻画并预期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效应和资产组合再配置效应影响人民币汇率,冲击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体系,最终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和趋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将有助于降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外部性,亦有助于降低全球经济和金融风险。在金融危机导致货币政策的泰勒规则失效以及众多金融机构濒临倒闭困境的情况下,美联储采取购买资产等大量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开启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验。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美联储资产总额增长了近一倍,基础货币增长了近叁倍,货币供应量增长了41%。从美联储资产结构来看,国债、联邦机构债务证券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所占的比例增加,而央行流动性互换类、商业票据融资类等短期金融资产占比缩小;从美联储的负债结构来看,美国金融机构存款占比快速增加。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013年初宣布放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程,2013年11月触发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失业率标准,2013年12月公开宣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计划,开始缩减购买资产的规模,至2014年10月将资产购买数额降为零。可见,2013年12月是美联储由扩张性货币政策转向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转折点,说明美国迈出了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一步即减少购买资产。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首次提高利率,说明美国开始实质性地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迈出了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二步。接下来,美联储将在继续提高利率的同时,逐步出售资产,使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到正常状态。。可见,美联储从货币政策微调直至最终实现转向,会采用降低短期借贷规模等措施,以谨慎、渐进的策略退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过程就是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引发上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以及美国货币供应量从扩张转向紧缩的逆转过程。当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仅是放缓增速还未出现显着收缩,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的占比也基本维持不变。当前,正处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叁步的进程中。但可以预期,伴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部完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及美国货币供应量会恢复常态。伴随着美元流动性从宽松转向紧缩,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自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美元兑人民币已升值近10%,基本抵消了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幅度。美国实施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对称的,但对巴西雷亚尔汇率的影响却明显地非对称。从长期均衡关系看,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中美两国的汇差与利差的关系符合利率平价说。货币模型分析结果亦表明,美国无论是通过降低货币供应量还是通过提高利率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都将使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亦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人民币贬值、全球流动性收紧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等因素必然会引发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波动。伴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而对美国的进口额大幅度萎缩,使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进一步加大。但是,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均出现了萎缩,只因进口下降幅度更大而出现了衰退型顺差。这可能是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以及人民币贬值拉动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经济复苏先于全球经济复苏时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全球经济增长受制于美元流动性的收紧,降低了其它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流动性困境,从而使得中国尽管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但是出口总额却下滑。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开启了美元升值的通道,进而提高了美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抑制了中国从美国进口数量,通过降低大宗商品价格使中国的进口金额减少,并通过财富效应抑制了中国居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也证实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货币供应量,则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却会降低中国的出口总额;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提高了美元利率,则会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的出口总额。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效应和资产组合再配置效应必然会冲击中国的金融体系。伴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面临着资本外逃的压力,并使中国资本账户顺差和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下降。但无论是从美国渐进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策略,其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取向已经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取向发生背离,还是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看,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引发的资本外逃压力基本上是可控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引发国际资本流动转向会直接冲击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同时还会通过利率和汇率波动增加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特别是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可能会刺破美元流动性泛滥时所形成的资产泡沫。实证分析表明,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货币供应量下降,会对中国上证A股指数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若美国通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提升了美元利率,则会使中国上证A股指数显着降低。可见,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引起了资金大规模回流美国,是决定其对中国金融体系负面冲击的关键。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并最终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中国亦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政策消化期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化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模拟中美经济环境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表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对中国产出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受收入机制传导效应、利率机制传导效应和货币价格机制传导效应力量对比的影响,更受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这种复杂性在现实中表现为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缓解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降低了输入型通胀的风险、降低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风险,从而为中国改革金融体系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亦增加了短期内资本外逃、人民币贬值和经济下行的压力,甚至有引发引发泡沫破裂和风险,而且还会通过拖累全球经济,产生对中国经济的间接冲击。实证分析亦表明,当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下降时,即没有产生大规模的资本回流美国的效应,其对中国的产出有积极作用,但是影响并不显着。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幅提高了美元利率,则会对中国产出形成显着且长期的负面冲击效应。从间接影响来看,美国以提高利率的方式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贸易渠道会对中国产出形成积极显着的影响,但是该影响存在时滞。美国以提高利率的方式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金融渠道会对中国产出虽然有积极影响,但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影响均不显着。面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加强国际间政策合作,积极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完善预警体系和宏观审慎性监管框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既在积极控制外部风险的同时,扎实推进经济和金融改革,落实经济发展战略、保证自身经济健康有序才是对冲外部冲击的根本。
赵娜[3]2007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与对策》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逐渐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资本在其全球化发展中，既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也为各国国际收支带来了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积极的吸引外资政策，并逐渐成为了全球吸引外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数量不断呈上升趋势，国际资本流动已经对我国的国际收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将开始全面履行加入WTO的相关承诺，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形式将更加多样化，这必将对我国的国际收支产生更大、更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金融体制不完善，在外资的流入和流出机制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如何在金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既能有效的引进和利用外资弥补我国资金不足的缺口，同时又能够有效的减少国际资本流动给我国国际收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理论的探讨，透过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相关数据，对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对于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首先详细介绍了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概念界定和有关理论。然后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剖析了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随后对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进行了介绍，包括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达国家仍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体、官方贷款比重显着下降、跨国并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及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加大。第二章主要通过对近些年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数据的统计以及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各项的分析对我国当前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概况进行了总结。第叁章按照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划分方式，详细的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储备账户和净误差与遗漏账户的影响。第四章首先介绍了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现状，通过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是逐步放松的。接着指出了目前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从外商直接投资、外债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监管叁方面提出了问题。随后在前几章的基础上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霍强[4]2016年在《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传导是货币政策从操作到生效的过程,也是货币资金通过金融体系循环流动及创造信用的过程,对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流动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进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冲击。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交错变化背景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论文以国际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理论为指导,从金融结构视角出发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及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尝试构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有关观点,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论文在回顾国内外文献和界定有关概念的基础上,采用IS-LM-BP模型图形分析考虑多种情况的开放经济货币政策有效性,梳理金融结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的有关理论,扩展Karras(1999)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并采用数理方法求解经济开放度、金融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进而运用货币资金循环流动及货币信用创造机理加以定性分析论证。在此理论框架下,本文开展了基于金融结构视角的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问题的实证及应用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可以概括为叁个方面：首先,论文实证检验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间接融资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例)和直接融资体系(以股票市场为例)传导问题。第叁章分别从商业银行整体和个体两个维度验证了货币政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存在性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在其中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着影响；运用整体银行体系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证实银行体系资产配置和负债选择两方面的风险承担行为都显着存在；运用微观银行个体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证实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都具有显着影响。第四章分两个阶段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果,一是实证检验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调控如何影响股票市场,二是实证检验股票市场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产出和价格。结果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规模和价格具有显着影响,但股票市场规模和价格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效果比较微小甚至不显着,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果还较为模糊。其次,论文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第五章一、二节测度并统计分析了中国金融结构演进和对外开放度变化的历程及现状。第叁节计量分析表明经济开放度提高会削弱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并发现金融结构转型能够为经济开放度提高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解释。第四节定性剖析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原因,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叁元”实践的历史表明货币政策独立性空间被压缩,货币资金循环流动机理加剧了资本流动,而经济开放度提高会推动金融结构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快于银行体系,在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和股票市场传导不畅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政策有效性不可避免被削弱。最后,论文尝试提出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调整优化和相关金融改革的对策建议,主要是第六章的内容。本文提出“叁元”选择的可行路径是“货币政策独立程度较高+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较为宽松的资本管制”；货币政策框架应调整为最终目标加入金融安全的“五目标函数、权重动态调整”体系,中介目标循序渐进向价格型转型,操作工具注重开发结构性工具,加快构建利率走廊形成政策利率体系；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应审慎有序、协调配合,完成的时序和程度应是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金融改革应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本质,加快发展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构建稳健高效、灵活竞争、共享普惠的现代银行体系,推动金融结构向金融市场型转换。
王衍磊[5]2013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得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推进，而国际资本的流动在为全球金融活动注入了巨大推动力的同时，由于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动和流动方向的易变性，对东道国金融体系具有很大的冲击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体制建设尚未完善，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的背景下，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动态冲击效应是我国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国际资本流动和我国资本市场的波动状况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一下问题的探讨：1）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渠道以及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测算；2）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性进行综合分析；3）实证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动态冲击效应。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的研究工作和主要贡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针对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渠道问题，以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依据，从叁个层面展开分析，即表内直接项目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表内隐含项目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表外项目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年度净额和月度净额进行了测算。其次，关于我国资本市场波动状况的综合分析，本文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主体部分选取了上证综合指数、深证成分指数、国债指数、企债指数、中长期信贷月度增加额和期货市场交易额6个指标。利用中长期信贷月度增加额的月度数据，其它指标采用日度数据，分别构建EGARCH-M-GED模型，进行了我国资本市场波动性的综合分析，并对各指标进行了波动大小的排序。最后，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效应方面，本文选取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指标，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相关指标，利用2003.6-2012.12的月度数据，构建半参数回归模型和VAR模型测度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从而进行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半参数回归分析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方面，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长期国际资本流动均为正的冲击效应；2）我国债券市场方面，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为负的冲击效应，而长期国际资本流动为正的冲击效应；3）我国中长期信贷市场方面，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为正的冲击效应，而长期国际资本流动为负的冲击效应。
何丹[6]2014年在《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沪深股票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直至今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仍历历在目,短期国际资本如猛虎般席卷亚洲多国。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的趋势,国力的强健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是大势所趋并且步伐会越来越快,吸引的短期国际资本也会越来越多。国内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及其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很多,针对沪深股票市场的影响的研究较少且较为简单,本文在此基础上加深研究,希望对开放中的沪深股票市场的平稳发展和应对短期国际资本冲击提供微弱力量。本文先是从理论部分阐述了短期国际资本的相关基础理论及其对股票市场的作用机理,再深入分析了短期国际资本进出中国大陆的原因、渠道和其对沪深股票市场的影响,利用公式短期资本流动额=外汇储备资产增量-贸易顺差-FDI+隐藏在贸易顺差中的短期国际资本+隐藏在FDI中的短期国际资本测算了流入大陆的短期国际资本的额度,并用于实证分析,采用VAR、ECM、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等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会对中国沪深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且周期一般在1年以下,同时并不是加剧我国股市泡沫的因素。最后本文回顾和总结了国际上和发展中国家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对策,结合之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对中国如何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冲击提出了一些建议。
顾月[7]2017年在《跨境资金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的同时,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亦不断加快,成为深化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体现,跨境资金流动的形势也随之变得愈加复杂。与此同时,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稳定性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如何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本文关注国际与社会热点,结合中国新常态特点,对跨境资金流动和金融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学分析展示了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不同跨境资金流动类型的发展趋势和变动特点;以《中国金融稳定性报告》为依托,对中国金融稳定现状进行了整理与分析;通过整理前人研究,对跨境资金流动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梳理;最后运用AHP方法对中国2010年第4季度～2016年第3季度的金融稳定性进行了量化,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对各类跨境资金流动与金融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分别检验了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对影响金融稳定的经济变量的影响。文章最后得出结论:(1)在中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情况下,各类资本流动规模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短期资本的波动性要明显高于其他资本类型;(2)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核心,各项检测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但近年来时有波动;(3)不同跨境资金流动类型中,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将通过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而增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水平。而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则会通过宏观经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房地产市场中的不同传导机制对金融稳定性造成冲击,大规模短期资金的净流入将增加货币供应量、促成金融机构追逐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为、推动资本市场投机行为与资产泡沫的产生,并在大规模流出时造成负面影响,对金融稳定性形成扰动。当前我国短期跨境资金主要表现为净流出的形式,伴随此现象,中国的金融稳定性也处在波动中。本文希望通过对跨境资金流动和金融稳定性间关系的探讨,强调金融开放过程中金融体系风险的防范。文章最后从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和金融稳定性监测等视角提出了笔者对这方面的政策建议,也是本文最终的目的所在。
刘晓喆[8]2008年在《米德冲突：国际经验与中国面临的难题》文中研究说明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运行必需兼顾内外均衡,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适度经济增长和外部均衡四大目标的同时实现。由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的运行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出现各自向不同方向变化并产生矛盾的情况,导致宏观调控目标面临冲突。最早提出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士·米德。在其着作《国际收支》中,米德指出,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即米德冲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开放度不断提高,以对外贸易总值占GDP比重衡量的我国实物经济部门的对外开放度2005年达到64%,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也日益扩大。伴随经济对外开放的扩大,宏观调控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内外均衡矛盾日益成为对外开放新阶段困扰中国的难题。在1994-2006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内外部均衡呈现出诸多矛盾,宏观调控面临两难或多难困境。根据西方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政策搭配是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基本方法。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经济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关联程度的加深会带来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要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就必须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搭配运用各项政策,使每种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能产生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从1994-2006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实践来看,政府采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来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的内部经济目标,同时,通过买卖外汇储备来稳定因国际收支失衡而引发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当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动影响到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时,再通过冲销操作来缓解这一矛盾。从冲销干预的效果来看,冲销干预并没能协调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国面临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实施的以“出口创汇”、“奖入限出”为主要特征的外贸、外资政策和以汇率稳定为政策目标的汇率政策密不可分。在这种汇率政策、外贸政策、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组合下,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必然通过外汇储备的变动,对基础货币投放产生影响,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影响到国内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因此,对外开放新阶段,中国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在搭配运用各项政策,使每种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能产生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的同时,根据现实经济条件的转变,适时对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外贸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进行调整。具体而言,改变激励型出口创汇政策,实施开放型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提高吸引外资的技术含量和研发含量,积极稳妥地发展对外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与灵活性;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保持内部经济平稳运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逐步实现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加大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支持力度,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等等。考虑到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内外均衡的实现,还需要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论文在对西方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并借鉴其他国家管理米德冲突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开放经济下中国为实现经济内外均衡搭配运用的各项经济政策。论文除前言外,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理论分析。本章界定了开放经济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含义,分析了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并在对西方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搭配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利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讨论了开放经济下实现内外均衡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第二章:米德冲突的国际案例分析。本章从开放经济条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米德难题出发,分析了阿根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并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与中国目前类似难题的日本、韩国成功管理米德冲突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最后,陈述了欧盟各国之间展开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通过对国际案例的分析,本章希望能为中国内外均衡矛盾的解决,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第叁章:开放经济下中国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首先,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状况;其次,分叁个阶段,考察了1994-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最后,提出了开放经济下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思路。第四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货币政策。在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中,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实现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本章从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角度,分析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央行的外汇冲销操作。在当前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中,政策目标上的冲突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随着基础货币投放内生性的增强而减弱。央行的冲销操作并没能协调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内部经济运行出现通货膨胀或紧缩。第五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汇率政策。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汇率政策已成为开放经济下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本章首先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然后从人民币汇率调整对贸易收支、短期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叁个方面的影响,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平衡我国国际收支的作用。本章还回顾了1994年和2005年我国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汇率政策在实现经济内外均衡中的作用的建议。第六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中国长期实施的“宽进严出”的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同时,也深化了内外均衡矛盾,使宏观调控面临诸多政策目标上的冲突。本章着重从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与国际收支顺差、外商直接投资与经常项目顺差、短期资本流动和净误差与遗漏、外资膨胀导致国内外资金运用上的不协调以及内外失衡、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五个方面,分析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对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此外,还对开放经济下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状况以及我国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的新发展进行了讨论。第七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对外贸易政策。在外贸体制改革的推动下,1994年至今我国货物贸易持续顺差且差额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对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汇短缺、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增加就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扩大了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还影响到国内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本章分析了中国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并通过对外贸依存度的讨论,说明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对减少贸易收支顺差、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这需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转变开放战略,实施开放型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对外贸易政策,并通过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来积极扩大内需。论文希望在以下几点有所突破:第一,论文指出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应该是一种优化的均衡。内部均衡意味着一国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充分就业和适度经济增长,保持国内价格稳定等;外部均衡则指一国既没有因国际收支赤字危机而使得将来无力偿还外债,也没有由于过度盈余而使他国陷入这种境地,同时保持汇率稳定。除此之外,一国在考虑外部均衡时,往往还要关注其他一些经济目标,如贸易收支平衡、国内外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和对外经济部门的结构平衡等。因此,优化的外部均衡并不等同于国际收支平衡,而是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经常账户差额、贸易账户差额、外汇储备账户差额以及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等,都属于外部均衡目标的范畴。第二,论文结合典型案例,系统地归纳了经济内外均衡矛盾的产生机制:(1)来自经济体外部的冲击,包括实际经济因素的外部冲击和金融性外部冲击;(2)经济体内部的自发扰动,如国内支出的自发性增长或衰退、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供给增加、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效应等;(3)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包括本国经济政策不协调和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第叁,论文进一步指出,中国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其产生机制主要来自叁个方面:一是来自经济体外部的冲击,主要是全球化加速下的国际要素流动以及生产要素在中国的集聚;二是经济体内部的自发扰动,即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叁是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如中国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中美两国利率调整上的不同步等。第四,论文强调了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解决中国内外均衡矛盾的重要性。鉴于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中国内外均衡的实现离不开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从解决经济内外均衡矛盾的角度来讨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为我国内外均衡的实现,提供了一种较新的思维模式。当然,目前“中国威胁论”仍在国际上流行,这对我国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展开产生不利影响。如何更好地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来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值得学术界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樊子夫[9]2015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几年,随着积极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作为跨市贸易的新形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地促进作用。国际资本流动是针对各国在不影响各国消费水平与当期消费情况下,而加大对本国的经济建设的投资,提高了本国的产品输出能力,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极大地影响。而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形式是通过外国商家对我国的资本投资,利用外资来扩大本国的经济市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造福了我国居民的福利。因此可以说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总结出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于冬[10]2006年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性及效应的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分别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深入探讨和研究国际资本流动性的增长效应。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目前比较前沿的国际资本流动性的度量模型和检验方法,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数据特征,采用叁种检验方法对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通过考察和对比中、美、日叁国的消费模式来度量和检验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性程度和非流动性原因;其次,基于对我国进行市场体制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考虑,利用具有Markov区制转移的储蓄—投资相关性模型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测度进行研究;最后,基于微观消费主体的跨期消费平滑模型来检验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认为无论是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资本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但上述这种关系都存在阀值效应。通过对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检验发现我国并不存在完全的国际资本流动,并且流动性水平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存在进入限制,即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非完全整合;另一方面从微观的消费主体考虑由于目前我国居民仍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当期消费低于终生平均消费水平,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为此,我国必须通过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和逐步实现资本市场开放等有力措施来增强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性,进而保持我国快速经济增长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我国还应尽早建立在较高资本流动性下的预警机制,并采取渐进的方式并且有次序地开放资本账户;最后在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的稳定,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组合,来保证我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仍能够持续、稳定、和谐的增长。
参考文献：
[1].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刘晓兰. 湖南大学. 2014
[2].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D]. 吴承礼. 吉林大学. 2016
[3].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与对策[D]. 赵娜.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4]. 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研究[D]. 霍强. 云南大学. 2016
[5].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效应研究[D]. 王衍磊.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6].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沪深股票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D]. 何丹. 广西大学. 2014
[7]. 跨境资金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影响[D]. 顾月. 浙江大学. 2017
[8]. 米德冲突：国际经验与中国面临的难题[D]. 刘晓喆.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9].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 樊子夫. 商业故事. 2015
[10].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性及效应的经验研究[D]. 于冬. 吉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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