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科书论文,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所谓教科书近代化，指教科书为适应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变革。它打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传统教材的格局，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教学内容引进教科书，并结合新学制而力图切合儿童的心理特点，使之朝着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近代教科书的这一变革，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所促成的。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由欧美逐渐辐射全球。19世纪中叶，英国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封建统治者企图闭关锁国，与外界隔绝的希望化为泡影。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近代中国人由御侮而自强，而学习西方，由此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板块开始了缓慢的松动和变化。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随之萌芽，从而开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教科书的近代化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
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教会学校的教学需要，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负责筹备一套初等学校课本。这样，中国近代第一个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便正式诞生了，并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教科书”一词也因此流传开来。
但这并不是说近代教科书只是出现于这之后。其实在这之前，不论是在教会学校，还是在洋务学堂，都已经存在着由西方传入的语言教科书和自然科学教科书。只不过这些教科书还不规范、不普遍、不通行罢了。这些事实都证明，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首先是由西方教科书的传入而引起的。
确认这一事实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如果没有西方教科书的传入，没有对外开放的环境，就没有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但是，承认这一先决条件，却不能因此认定，西方教科书的传入就是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因为任何一场社会性的变革，关键还是取决于事物本身的发展需要。如果其本身没有这种需要，任何外力的作用都是难以奏效的。
作为课程的体现物，教科书要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起码应具备两个本质特征。首先，它应该大众化。就是说教科书应该是反映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知识载体，应该是社会全体成员学习、生活的工具，应该是以通俗晓畅的形式阐述人类文明，启迪人们智慧的精神食粮。其次，它应该科学化。教科书作为学校教与学的矛盾长期相互作用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知识载体，它具有内容的系统关联性，内容结构的规定性、渐进性和具体内容的科学性、经典性、先进性等属性。任何一套教科书的成功，都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属性才被社会所认可、接受。因此，教科书的内容必须是宣扬科学，为人类进步服务的。而且，教科书的编排必须是科学的。它既要考虑到如何对某一门学科的知识形成一条系统、完整的知识链，又要考虑到在所有学科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网络，还要考虑到受教育者在各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才能收到循序渐进、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
在古代社会，传统教材的存在有着它的历史合理性。尤其是启蒙教材，它的编写方法还是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多用的韵语，便于吟诵和记忆，注意采集故事，力求生动且富于形象性等，都是十分切合儿童年龄特点的。这些编写经验有许多还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和借鉴。但是，从总体看，传统教材的非大众化和非科学化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
封建传统教材的主体是传授统治术的儒家经典及法律诰文，以及由此衍生的启蒙教材。它没有关于人类社会生产的知识，排斥了自然科学的教育内容，缺乏人类社会生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即使是人文主义教育内容，也有许多迷信的、封建的、落后的、唯心的东西。我们并不否认历代传统教材也注意了吸收古代科学的成果，但这些成果都被用来作为宣传封建意识的工具，作为论证封建专制永恒的依据了。而且，它的形式艰深古奥，不为大众理解和接受。虽然有的传统教材的编排也注意了内容的深浅关系，但由于传统教育学制的不严格，因而教材的结构也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性和渐进性。尤其是封建社会中章句之学的盛行，更是把经典读本中本身蕴涵的内在结构弄得支离破碎，把儒家经典中“经世致用”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下，它不仅无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相反，它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桎梏。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一文中曾对此有过激烈的评价。他认为这类童蒙教材“以严格的文字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志，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1]。
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深入，传统教材的腐朽性和空疏性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它的非大众化和非科学化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因为大工业生产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它超越了手工生产和个人的具体经验，使人类只有通过专门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些技术。这就必然要求教育迅速适应这一发展需要，教科书的变革也就成为必然。因此，教科书如何面向大众，面向科学，面向生产，面向生活，就成为教科书近代化的首要课题。
由此看来，教科书的近代化虽然是由西方教科书传入而引发的，但中国教科书变革内在需要则是主要的。认清这一点，我们就能正确地把握教科书近代化的基本出发点。
二
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作为一种文化选择的体现物，要真正能适合时代的需要，要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要真正把外国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从洋务学堂的西书，到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白话教科书，这个过程充满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如果要对中国教科书近代化的全过程作一个概括，或者说用简短的话对中国教科书近代化的历程作一个总结，那么可以这样说，中国教科书近代化的历程，就是近代中国人不断认识满足教科书变革的内在需求的过程。
我们知道，教科书发展的本质就是选择文化。教育的社会意义，在于赋予社会成员以一种特定的文化，使其了解和适应这一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秩序，并且获得在这一社会秩序下自我完善的素质和能力。因此，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人们为了维持和延续某一种社会秩序，总要对文化传统作出选择并加以组织，使之成为能有效进行传播的教学内容结构，并将其具体体现于教科书中，从而促成下一代对这一文化秩序的认同。这是教科书为实现教育目标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也是教科书发展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这一进程中，选择什么文化，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文化本身发展的规律。但文化发展的现状以及人们关于文化发展的理想及信念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教科书编制者对文化和传统所做的任何适应与改造，都是以自己对文化和传统的理解为基础的。而其间又都是以人们深层意识中的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为选择依据的。人们在编写教科书时，要考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人的发展需要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文化传统、现实文化背景和自己的价值判断。
令近代中国人困惑的是，他们对文化的选择，已不能象老祖宗那样，仅仅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作出决择。教科书的近代化来源于内外两个作用力，中西文化的碰撞就给这一进程带来了纷繁复杂的诸多难题。长期受到闭关锁国、专制保守氛围熏陶的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存在一种本能的陌生与抵触。加之“夷夏之辨”、“道本器末”等传统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使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价值取向难以定夺。加之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使中国的近代文化的发展处于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夹缝之间。新旧杂揉、良莠并存，便成为近代文化的显著特色。因此，作为文化选择的体现物，近代教科书的变革就绝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编排问题，而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它是近代社会变革影响教育变革的具体体现，是近代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碰撞所作选择的具体体现，是中国近代教育走向进步、走向世界的具体体现。
教科书近代化所蕴涵的文化变革首先表现为近代新旧力量之间的较量。因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在本质上体现为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而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围绕着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各个阶级内部又有着分化与重新组合。这些斗争深刻地影响了教科书近代化的进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由于维新运动的高涨，促使了教育改革的深入，从而开启了近代自编教科书的进程。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政府便将这一进程完全纳入“中体西用”的轨道，用“忠君、尊孔、读经”等封建信条牢牢地控制着教科书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促进了资本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推动了对“忠君、尊孔、读经”封建信条的批判，奠定了资产阶级“五育并重”教育思想的基础，从而使教科书近代化的进程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甚嚣尘上的复古思潮又全盘否定了这一进步。据《教育杂志》第七卷第四号所载，教育部针对所谓不经之徒或倡邪说以立言，或炫新奇以为教的局面，明令各级学校所用教科书，“当以本部审定者为正鹄。如有未经部定者，一律不准参用，庶足以维教育而正人心”。对白话文教科书的态度，新旧力量的较量更是各不相让。1920年，教育部明令各级学校教科书要逐步采用语体文。但同时，反国语运动的代表人物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后，就坚决反对白话文，提倡文言文。他主持下的部务会议决定恢复读经。奉天、湖北、江苏、山东等地明令禁止语体文。商务印书馆一方面出版了大批白话文教科书，另一方面又出版了文言文教科书，以供各文言学校之用。新旧势力，新旧教育思潮的殊死较量，说明了教科书近代化的进程主要有赖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赖于新旧力量在政治上较量的程度。教科书编写者对教科书变革的内在需求的认识关键受制约于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状况。
另外，教科书近代化所蕴涵的文化变革又表现为西化与传统人格的冲突。明清时期以闭关锁国来对抗早期的西学东渐，企图以与世隔绝来保持“天朝上国”的尊严，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形态与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之间鲜明的文化势差。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已经确立，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也成客观态势。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两种文化的交流便在差距悬殊的基础上展开了。近代中国人接受这一现实，思想上感情上都经历了痛苦的煎熬。虽然他们最终还是承认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有原则地接纳了有悖于国情，有悖于传统的“西文”、“西艺”、“西政”，但在他们心目中，“中学”依然是立国立人之本，是须臾不可舍弃的。因而，他们力图用体用关系来包容两种文化的并存，以作为他们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选择，也借以慰藉遭受严峻挑战的传统人格“尊严”。这一选择自然深刻地影响了教科书近代化的进程。1902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第一条就这么写着：“编书纂籍，谨遵原奏专折。普通学课本之用，应取中国学问为学堂所必须肄业者，分门编辑，派员办理为编书处。其西学各项课本，俱由译述西书，应由译书处一手办理。”中学西学，两驾马车，一本一末。仅此一例，便可见教科书的近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开放心态，取决于近代中国人对文化发展现状和前景的认识，以及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
同时，教科书近代化的进程也受到了教科书编写者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制约。近代中国始终是处于变革之中。近代中国人在这一变革潮流中也始终是矛盾的、彷徨的和希冀的，因而要使教科书走向大众化、科学化，对近代中国人来说，是一项艰巨而棘手的新课题。他们对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科技知识是陌生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才规格是茫然的，对于资本主义教育模式是前所未闻的。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教科书的近代化并不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和编写者的主观愿望。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缓慢，使近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基本局限在陈旧的传统的范畴之内。从康有为、梁启超们意欲构造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焦灼心理。反映到教科书的编写上，就出现了新旧杂揉，良莠并存的现象。清朝编译图书局的编辑们在编写《初小国文教科书》时，就长久地陷于固守教育宗旨与发展新教育的矛盾之中。要坚持读经就必须以中国古书为教材内容，但于儿童学习，却带来了文言文与口语、字画的繁简、内容的实用等诸多的不适应。尽管他们“聚二十三省之人才”，“几经讨论，几经弃取”，但心中终归是不忠实。“执笔之余，动多牵掣，苦心绌力，勉勉皇皇。然则是书之成，安敢自信而共信”[2]。这一由衷之言，道出了当时教科书编写者们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困惑。辛亥革命初期，商务印书馆也是处于这种困惑之中。尤其是在对新旧道德的取舍上，该摒弃什么，该宣扬什么，他们感到十分棘手。比如对女子教育，他们认为应该以贤妻良母为主旨，但时尚又认为范围稍隘，欧美更有提倡妇女从业从政者。商务印书馆对此举棋不定。这种缺陷反映了当时的教科书编写者还缺乏适应和把握时代变化的各种素质，以致当时教科书存在着梁启超后来所批评的现象。他在《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一文中指出：“吾国始而八股，继而策学，继而各种教科书，形式上非无改革，然皆为纸上的学问，不过‘天地玄黄’变作某教科书之‘天地日月’耳，又何裨于实用乎？”由此可见，教科书近代化的完成除了必须具备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这一先决条件外，教科书编写者们的素质和知识、观念的更新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三
从编译西方教科书到自编教科书，从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到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的各类教科书，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华新教科书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各书局的白话文教科书，科学化和大众化一直是教科书发展的主流。尽管这其间受到了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受到了各种社会条件的限制，给教科书近代化的进程带来了诸多的影响，但这一方向却终归未被扭转。
教科书近代化的标志是白话文教科书的产生。从表面上看，白话文只是一种语言形式，它与教育内容的新旧并无必然的关系。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在文白相争的当时，白话文的意义就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形式，而是新文化的一个标志。蔡元培曾经很简洁地讲述了文言与白话的根本区别。他说：“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3]所谓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就是用民众的通行的语言来讲述新时代的思想。相反，假如要一味坚持文言文，“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4]可见，在当时，白话文代表着进步与未来。
近代教科书的文白相争是如此。清末新式教育萌芽之际，肤浅的科学知识尚能借助文言形式加以传播。但是，当科学知识扩充到一定容量，新式教育希图更迅猛发展的时候，文言的消极阻碍作用便日益增大了。因为从本质上讲，文言是封建文化的载体。特别是经过数千年封建统治者的强力作用，文言已经成为推行封建愚民政策的工具。在辛亥革命以后，文言成为封建遗老遗少们复古倒退的利器。因此，文言与新教育内容的对立就益发尖锐化，以致成为近代教科书发展的桎梏。如果不改革教科书的语言问题，新式教育的发展就不可能深入下去。
当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废止小学文言教科书之际，胡适对此曾作过高度的评价。他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5]吴研因后来也指出：“小学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这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也是小学教学的自然趋势，教育部的提倡不过是促其速成罢了，教育部即使不提倡，这趋势也一定自然会来的。”[6]
由此看来，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其意义并不仅仅在语言形式的变革，而在于它成了传播新文化的载体，在于它使教科书走向了大众，走向了时代。在近代教科书发展进程中，白话文教科书在传播效能和教育功能上较之文言教科书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第一，教科书开始成为传播现代语言的工具。
自古以来，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分离，使教科书根本无法发挥其规范与传播语言的教育功能。古代教材自不必说。就是清末的文言教科书，虽然小学低年级的遣词造句已经有了语体文的萌芽，但由于教科书的主体是文言，其选材只能从传统的经传中选出，因而人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语言依然与口语相悖，学校的语言训练仍然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教科书采用语体文之后，言文不一致的现象才得到根本改观，教科书所具有的规范和传播语言的教育功能才得以真正发挥。
当时教育家们认为，语体文应从口语入手，但绝不是照搬口语。假如教科书里都充斥着“学了本事在肚里”一类的儿歌，那根本就无助于现代语言的发展。白话文应求精求美，而不可太粗太俗太陋。为此，当时的白话文教科书十分注意语音、语法、文法的规范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白话文教科书采用了相当数量的古代优秀作品，尤其是古代的白话小说。当时的教育家们认为，自古以来，每个朝代的优秀作品大都是采用当时的白话文，现代语言的发展应根植于中国传统语言的土壤之中。这一点，是文言文教科书望尘莫及的。
正由于白话文教科书强化了现代语言的传播功能，因而它开始注重语言的训练，加大了阅读的分量。1921年至1924年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的内容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课的内容是：“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两跳。”与前面出版的教科书相比，它更注意语言的完整性。让儿童在初入学之时，不仅能够识字，而且能够很快学到一个完整的句子，以达到语言训练的目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语文教学以识字为主的传统模式。
第二、教科书开始注重传播现代思想。
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思勉编写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这是近代第一部白话历史教科书。作者在该书序例中强调：“本书全用白话”，为的是“以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这一观点，集中体现了当时教育界普遍的看法，那就是白话文教科书传播现代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现代思想，是为了让学生接受和适应现代思潮与实际生活，能自由地表达思想。因而教科书编写主要注意了两个方面：第一是注意选材的思想性和实用性；第二是注意观点的更新，力图切近现代社会的新思潮。
在当时的国语教科书，就开始注意了应用文体的教学和写作。小学课本从第三学年开始，便增加了通信、布告、记录的设计和应用文、说明文的作法练习。第五学年开始还增加了议论文的练习。至于对国语教科书的选文，当时教育家们一致认为，凡是文意与现代思潮相违者不选，思想消极足以阻碍青年进取者不选，作无病呻吟者不选，绮靡之文不选，带帖括气之文不选，矫揉造作之文不选。这些主张意在使儿童养成高尚的情操，健康的情感，务实的精神和现代的思想。
不独国语教科书一种，其他学科的教科书编写也同样注意宣传现代社会的新思潮。中华书局编辑《新教育教科书》就力图坚持这一宗旨。在编辑高小国语读本时，他们“注意常识及世界大势并略予以新发明新思潮之精神”。在编辑算术教科书时，他们就“注重生活上必需之知识及计算，注重暗算及理解，养成精密之思考力”。在编辑历史教科书时，则“注重国家的社会发明的材料，以启发儿童进化之思想”。在编辑地理教科书时，则“注重世界大势的应用教材，以启发儿童进取之思想”。历史地理均兼及国耻的内容，以启发儿童卧薪尝胆之思想。理科教科书则“注重人生生活必需教材，于应用观察以期易于了解，兼养成职业之应用企业之思想”[7]。
第三，教科书开始成为儿童喜闻乐见的读物。
教科书是为学生服务的，要使现代语言和现代思想的传播能卓有成效，教科书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如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清末和民国初期的文言教科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它注意了儿童的学习心理特征，注意了文化知识的由浅入深，并刻意以语体形式遣词造句。但由于它的主体是文言，与儿童的语言习惯终是隔了一层。而白话文教科书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白话文与儿童口语接近，容易为儿童所接受。新学制课程纲要也明确规定国语教科书要“从儿童生活上着想，根据儿童之生活需要，编订教材，形式则注重儿童化，内容则适合儿童经验。”因此，这一时期出版的商务的《新学制》、中华的《新教育》、世界书局的《新学制》等国语教科书，便大量地采用了童话、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等等。这样，教材内容兼顾文学和语言两个方面，使小学国语教科书开始挣脱传统的老框框，展现出新的面目。
白话文教科书除了儿童文学以外，还十分注意运用其他方法，以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比如在教科书中设计一些思考题，以便儿童自学和集体讨论。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穆济波编写的《高级国语读本》和《高级古文读本》，每册卷首都列有“教材支配表”，对一个学期的教学内容和进度作了大体的规划。每篇课文之后附有“参考”“研究”的问题若干条，以帮助学生自学。除此之外，当时的教科书编写者还出版了许多课外补充读物。如语文类就列有儿童故事、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剧本、儿童游记、儿童笑话等等；历史类就列有新法事物发明史、中国历史问答、世界历史问答、树居人、穴居人、英国一瞥、美国一瞥、德国一瞥、法国一瞥、俄国一瞥、意大利一瞥、清代演义等等；外语类则列有英文新读本、英文伊索寓言、英文短篇故事等等。这些课外补充读物对丰富儿童的知识，拓宽儿童的视野都是极为有意义的。
由此看来，白话文教科书的产生，给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划出了一个时代。如果说文言教科书是封建传统教育的产物，那么，白话文教科书则是为新式教育服务的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讲，白话文教科书是教科书近代化的标志。
当然，当时的白话文教科书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甚至可以说是严重的不足。不论是它的形式还是内容，都还很粗糙幼稚，离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标准还有相当距离。但是，有不足才有完善的必要，有失范才有规范的探索，有无序才有有序的起步。白话文教科书的产生，并没有中止新式教科书的发展。相反，由于白话文更有利于教科书朝着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因而给新式教科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给新式教科书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传统启蒙教材也经历过由不足到完善的历程一样，白话文教科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教科书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文学》第7卷第1号，1936年7月。
[2]袁嘉谷：《卧雪堂文集》卷8。
[3]《国文之将来》，《新教育》第2卷第2期（1919年）。
[4]鲁迅：《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
[5]《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02页。
[6]《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况》，《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11期（1936年）。
[7]《中华书局新教育科总案》，《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1期广告（19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