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国家的民族关系与地区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地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亚五国都是以“主体民族”命名的国家，但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族体众多、交错杂居。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131个民族和部族，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129个民族和部族，土库曼斯坦有105个民族和部族，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有89个民族和部族，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也有近百个民族和部族。长期以来，各民族间既有相互往来、友好亲善的一面，也有因历史积怨、文化差异、语言隔膜以及国家民族政策失当、社会经济恶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利益纠纷。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的国际背景下，这些国家的民族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变得更加复杂，成为影响中亚稳定的重要因素。“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随着美国发起反恐战争，强化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提出和实施“新中亚战略”，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更加复杂化，不仅关涉到五国间的国家关系，而且牵动包括我国西北边疆及其他周边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
一、地缘政治的变化使中亚国家民族问题凸显跨国性
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本处于统一国家的一些人民散居多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分布格局。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往往溢出国外、波及毗邻，致使整个中亚地区的民族关系异常复杂，且不可避免地牵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民族关系仍将影响中亚国家的安全和地区稳定。
在中亚地区因民族因素而产生的国家间的利益分歧由来已久。上世纪20年代，苏联中央政府对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行政划界主要依据民族特征划分，其中有诸多不合理因素，几十年来又几经变更，为国家交界地区的民族矛盾埋下了伏笔，直接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关系。
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边界线总长达2823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16个行政区处于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在乌兹别克斯坦生活的哈萨克族居民共计84.1万人，居全国各民族人口的第四位，主要集中在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43个边境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22个行政区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接壤。在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成分中，乌兹别克人共计37.9万人，也占第四位。① 因此在两国关系中民族因素极为敏感，由此引发的边界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交界地区的事态也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矛盾。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奥什州和贾拉拉巴德州与乌兹别克斯坦毗连，经济门类相似。这两个地区集中了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族人口的65％。随着当地俄罗斯人的迁出和吉尔吉斯人逐步向国家的中部和北部集中，乌兹别克族人口所占比例进一步攀升，在民族成分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于是，吉南部的乌兹别克人要求将乌兹别克语作为地方官方语言。另外在经济落后、资金短缺、生活贫困的情况下，这两个州的大部分商贸业由乌兹别克人控制和经营，由此也产生了民族之间的磕碰和对立。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成为孕育分裂主义的温床。一些打着民族旗号的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民族语言问题、地区经济问题和人民生活问题不断挑起事端。近段时期，他们极力鼓动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接壤的贾拉拉巴德州的一些村民，以该地区是“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弃儿”② 为借口，要求脱离吉尔吉斯斯坦，而归并乌兹别克斯坦。
费尔干纳谷地是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对接点。地缘位置独特，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氛围浓烈，经济发展滞后，居民生活穷苦。在历史的记录中，这里既是一个政治的是非之地，又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冷战结束以后，费尔干纳谷地因地缘政治、人文特点，经济因素引发的社会动荡、民族对立更趋突出；中亚及周边国家的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都将这里作为逋逃之渊薮，使其成为危及各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火药桶”。2005年5月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的骚乱就是一个例证。
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州的塔吉克人和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的吉尔吉斯人之间因争夺巴特肯地区的武装冲突，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接壤的巴特肯地区的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因使用牧场、耕地和水资源引起的纠纷，虽得到暂时遏制，但是历史形成的积怨难以化解，随时可能促发。
就中亚的地缘环境而言，长久战火纷飞、至今仍不安宁的阿富汗，危机四伏、难以平静的北高加索，历史上争端不息、冲突不断的克什米尔等热点地区围绕周边，使跨国性民族问题更为突出。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均与阿富汗交界，诸多民族跨界而居。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长1300公里。阿富汗有30多个民族，塔吉克人是阿富汗第二大民族，约占总人口的30％，主要居住在阿富汗北部和东北部。另外，其境内还生活有几十万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还有3万多哈萨克人。在阿富汗境内，与中亚地区主体民族同源的跨界民族就占该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事实表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长久的内战都具有“地区政治和民族特征”的背景。③ 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一些突发事件也都与阿富汗和北高加索等地输出的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有关。目前，阿富汗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车臣战争硝烟未尽，印巴冲突仍有遗患；周边动荡带的恐怖主义势力利用民族、宗教因素进行毒品走私，将贩毒收入用于购买武器装备，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谈中亚国家的久安还为时过早。这一地区的稳定依然十分脆弱，强化国家安全的任务极其艰巨。
二、民族、宗教问题相结合、相促发对地区安全构成新型威胁
中亚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历来密切相关。在中亚广为流行的传统宗教信仰主要有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这些宗教信仰都与相应的民族群体有关。中亚各国独立后，随着“国家民族化”趋势的加强，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迅速增长。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各种宗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宗教与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宗教问题成为民族问题中极为敏感的因素。尤其当今世界，宗教往往被极端政治势力用作引发民族分裂和政权剧变的催化剂，成为狭隘排他的民族主义的“神圣”旗帜。受其影响，近年来利用宗教服务于极端民族主义是危及中亚国家安全稳定的一个新的突出特点。
中亚地区约有130多个民族，居民约5600万，其中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等主体民族和俄罗斯族占总人口的84％。民族人口情势决定了不同宗教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和社会作用。近十年，伴随德意志等民族人口的移出，基督教有所减弱。虽然大批俄罗斯人回归“历史祖国”，但留居人口尚有500万，占相当比例，因而东正教仍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由于操突厥语诸民族和操波斯语的塔吉克族占中亚地区人口的绝大多数，其广大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信仰在中亚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群众性。
中亚五国独立十余年来，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中亚广大穆斯林的精神灵魂和振兴民族文化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到处呈现出一派伊斯兰复兴的景象，宗教信徒激增，宗教活动空前频繁，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场所的社会作用不断增强。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科学教育部哲学与政治学研究所统计，目前其国内具有实质性活动的宗教团体已发展到2517个，其中注册的1261个。穆斯林宗教组织占绝大多数。截至1999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全国清真寺达5000多座（包括未注册在内）。与之相比，1979年全国仅有清真寺25座，1989年也才93座。依官方统计，独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清真寺已有2500座，仅奥什州就新建了677座，近年已达1000多座。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清真寺由1989年的300座剧增到6000座之多。仅纳曼干一市就有大礼拜寺98座（尚不包括未注册的）。在那里村村都有清真寺，甚至一些家族也建有自己的清真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后不久，大小清真寺就从百余座激增到2930座。除此而外，中亚各国的宗教学校亦如雨后春笋逐年续增。伊斯兰教的复兴潮流为当地分裂主义势力利用宗教意识离间民族关系、挑起民族冲突营造了土壤。
值得关注的是，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各国出现“国家民族化”，不仅对国内经济、文化诸领域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甚至涉及到宗教事务管理体系。这一政策取向很快波及到非主体民族聚集区。相关部门对清真寺也采取了“主体民族化”的做法，对原本长期由非主体民族担任伊玛目的清真寺进行了调整，改由主体民族宗教人士担任。这种倾向引起了非主体民族穆斯林的不满。他们纷纷从中心清真寺分离出来，建立按本民族名称命名的清真寺。因此在中亚有些地区出现维吾尔、鞑靼和乌兹别克单一民族的清真寺。这些单一民族清真寺分立以后，在经费来源方面，得到世界各国出于不同政治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组织的支持。特定的氛围，不仅促使伊斯兰教的民间复兴迅猛发展，而且也使一些宗教活动场所程度不同带有了政治特性和民族属性的色彩，并为打着民族旗号的分裂主义分子和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主义分子所利用，他们将清真寺作为政治活动的阵地，向中亚拓展势力。
国际泛伊斯兰主义组织“伊扎布特”，也称“伊斯兰解放党”，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猖獗于中亚地区，并进一步向我国新疆和田、乌鲁木齐等地发展。它借助伊斯兰教特有的社会凝聚力，利用清真寺作为其进行政治活动的阵地，以“讲经宣教”为名，恶意篡改和歪曲伊斯兰教的精神，号召穆斯林与异教徒进行“圣战”，在穆斯林群众中制造思想混乱，构筑向世俗政府挑战的精神支柱，破坏不同宗教信仰的多民族间的团结。
以中亚“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为代表的极端主义组织出于对异教徒的敌对情绪，以偏执的思想理念，在不同信仰的各民族中以“教民”和“异教徒”为分野，在穆斯林居民中臆造出“真教徒”和“伪教徒”，挑起统一国家内部民族间的仇恨，煽惑民族分离情绪，激化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间的矛盾。新千年吉尔吉斯斯坦再度出现大批俄罗斯族专业技术工人陆续迁离，直接动因就是他们“极度担心日益膨胀的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危及自身的生命安全”。④ 这一事态，不仅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而且给国家的经济建设造成损失。大量事例说明，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互动影响是制约国家社会发展和引发地区安全危机的导源之一。
三、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插手中亚，冲击地区安全
民族关系是涉及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影响地区安全的内部民族因素分析，长久以来，中亚地区主体民族之间、外来民族和当地民族之间、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之间和跨国民族之间的多层面的矛盾一直困扰各国。这些民族矛盾既有历史的渊源，即沙皇俄国时期大民族压迫的历史烙印，苏联时期在推行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后遗症，又有现实动因，即各民族间在社会地位、地区资源、宗教文化、语言环境和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差异等。分裂主义势力正是以此为突破口，打着维护某个民族、某种宗教或某一民族地区利益的招牌，在民族问题上滋事生非，或强调国家建立在单一民族或种族之上，以狭隘的民族利益为价值取向要求分离，或联合散居多国的同质民族组建自己的国家；挑起一些群众国家公民意识减弱，民族性观念强烈，要求与统一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民族相分离，导致各民族之间原本协调的关系为对立性所取代。“9·11”事件以后，一些以分裂为目的的政治势力又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谋求外国强权的支持和插手，力图使原有事态扩大化，加速其极端要求的国际化。
自20世纪90年代初，聚集在中亚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就通过各种手段诱导居住在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的维吾尔人由要求“自治”转向为效仿其他中亚民族国家，图谋将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七河地区从各自所属的国家版图上分裂出去，建立一个独立的“纯”伊斯兰的单一民族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9·11”事件以后，由于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实行双重标准，使聚集在中亚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更加有恃无恐。“中亚解放东突厥斯坦跨国委员会”宣称：“美国加强了对中亚的影响令人振奋。‘东突’的命运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今后，东突厥斯坦的独立要与美国对中亚的渗透结合起来”。⑤ 一些“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组织在不同场合谴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携手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无视其民族利益，玷辱其民族感情”。⑥ 他们歪曲历史事实，无视多民族人民的利益，藉端鼓祸，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地区的和平安宁以及多民族间的和谐关系造成极大危害。
从影响地区安全的外部因素审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一贯热衷于以“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为借口，促进别国的民族分裂，鼓噪“民族自决”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一点恰恰与中亚一些国家“主张在保证国家统一、完整的前提下实行各民族文化自治”，⑦“在求得民族关系和谐、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正确解决民族问题”，⑧ 反对运用“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做法相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谈到国家领土牢不可破这一原则的意义，我想强调，在今天少数民族的权利往往与各民族自决直至建立独立国家主权混为一谈。如果抱定这种态度，那末在世界上就可能出现几千个经济上薄弱的主权体。这是对原则盲目崇拜的鲜明表现，这一原则被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我深信，今天对少数民族的权利给予如此之多关注的世界集团，应当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清楚地说明民族权利的标准，否则，在民族自决权的掩盖下，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完整性都会值得怀疑，使之分化的分立主义将会没有止境。”⑨ 从中可见，中亚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已深深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宣扬的“民族自决”、“一族一国论”给本国的安全统一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9·11”事件以后，美国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调整了它的国际战略，借打击恐怖主义，不断加强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而中亚国家着眼于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而寄望美国，企盼在新型国际关系的调整中争取自身最大利益。然而事实证明，美国向中亚国家发出的维护秩序和保持稳定的宣言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它的军事介入并不旨在平息或消除危及中亚地区稳定的潜在爆发点，其真实用意是推进地缘战略，北挤俄罗斯，东阻中国，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边格局。实际上由于美国的插手，危害中亚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因素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甚至点燃了新的导火索。
2004年3月发生在塔什干市中心乔尔苏大型综合市场“儿童世界”商店门口和7月美国和以色列驻乌大使馆及乌兹别克斯坦总检察院附近的恐怖袭击事件，不仅是报复乌兹别克斯坦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支持，更是指向美国和以色列。在此之前，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分裂主义组织就曾公开质疑卡里莫夫总统的民族籍属，⑩ 说他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追随者”、“乌兹别克民族和穆斯林”的敌人，(11) 试图借用民族和宗教情感力量推翻国家政权。由于美国口头上支持俄罗斯在车臣的反恐行动，暗地里却为车臣分裂势力提供方便甚至政治庇护，使费尔干纳谷地的分裂主义势力决心效仿车臣分裂势力“创造一个从车臣到里海的无俄罗斯人地带，建立车臣一达吉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多次提出要夺取并控制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以及阿富汗的乌兹别克人的聚居区，建立车臣模式的伊斯兰共和国。
2005年伊始，美国鼓吹全球民主战略，煽动中亚“民主浪潮”，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策划“郁金香革命”获得成功。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早已拟定了在中亚国家进一步推动政治演变、培养亲美势力、实现政权更迭的方略。吉尔吉斯斯坦因处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的交叉点而成为美国的“民主样板”。导火线仍然锁定在民族摩擦频发的吉国南部。这里是乌兹别克人的聚居区，他们因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对吉尔吉斯人掌握国家的权力和经济命脉极为不满。1990年奥什州就曾发生过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之间的流血冲突，2002年又发生阿克塞流血事件。由于历史原因、民族矛盾，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是反对派势力较强的地区。美国为了扶植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势力，用尽各种办法，除了经济援助，也包括利用当地的民族问题。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出资在吉尔吉斯斯坦各地成立了诸如“自由之家”（英译：Fredom House，俄译：Дом свободы）、国际新闻网（英译：Internews Network）、国家民主党研究所（英译：National Democratic，俄译：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国际共和党研究所（Реслубликан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索罗斯基金会（俄译：Фонд Сороса）、欧亚基金会（俄译Фонд Евразии）(12) 之类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渗透到南部各族选民中开展工作，充当“革命”导师，点燃了一场引发中亚震荡的“大火”。从某种意义上讲，“颜色革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爆发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美国导演的“不同民族和部族之间利益冲突的民主化嬗变”。它将导致其国内民族关系的进一步激化。
综上所述，中亚五国的安全稳定绝不是某一个大国介入就可以获得无形的保护。这一地区在地缘政治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靠各国政府和人民自己解决。如果美军在中亚长期驻扎，民主“多米诺骨牌”继续发挥效应，那么一些相关国家，特别是穆斯林国家，将面临新的国际政治关系，在制定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总体蓝图中会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决定其基本政策和态度。中亚各国与现政府相对抗的各种政治势力也会利用美国操纵的“民主革命”趁热打铁、调整战略，为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进一步渗透提供可乘之机，使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四、各民族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平等是国家稳定的基本保障
在多民族国家坚持各民族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平等，是保证民族关系和谐的根本。各民族友好共处又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平的基石。今日世界，许多国家民族失和、政局动荡有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但最根本、最直接、最主要的诱因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中亚国家也像其他多民族国家一样，各民族参与国家管理的程度、社会政治地位的平等以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涉及到每个民族的切身利益，往往是民族矛盾的焦点。
随着中亚国家社会结构的转型，民族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五国独立以后，无一例外都把本国国体定位于主体民族国家，强调其民族性，赋予主体民族特殊的地位和权益。然而，这些国家的民族构成都不是单一同质的。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引起了非主体民族深刻的心理震荡和抗拒情绪，成为民族关系恶化的主导原因。
近年，中亚个别地区掀起了第二次俄罗斯人的迁移浪潮。2000年1—5月吉尔吉斯斯坦平均每月有5000名俄罗斯人离境。哈萨克斯坦外迁人数虽自1995年以后有所下降，但截至2003年，每年仍有3万非主体民族居民移出。(13) 主要原因是，非主体民族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受限。国家的某些地方政权在制定民族政策方面，忽视了少数民族的特点，未能顾及他们的心理反应。在培养任用干部、招生、招工等方面主体民族享有特殊待遇，而少数民族却很难在国家各个领域的关键岗位占有一席之地。不公正的人事制度加剧了非主体民族对自身命运、前途的担忧，引起了他们对国家政策方针的逆反心理，使他们产生了与主体民族的对立情绪。政府部门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偏差和失误不仅损害了国内一些民族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而且对协调民族关系起了负面作用。
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每个民族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中亚五国独立以后，着力复兴主体民族的文化、语言，而忽略了少数民族保护本民族文化、语言和习俗的意志。使用俄语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及出版物被削减。由于国家财政拮据，扶持有限，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心和文化协会已无力发挥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习俗、语言、文字进行自我保护的功能。如今，中亚国家的少数民族如朝鲜人、德意志人等中掌握本民族书面语言文字的人甚少。这些民族的成员极度担心在新生代中本民族语言和特征的消失。故此，当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的朝鲜人提出要求在远东地区实行自治，得到了散居中亚各国的朝鲜人的响应。不少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族青年前往俄罗斯远东。据统计，1989年哈萨克斯坦的德意志人有100万，但截至2004年已有2／3人口流失，仅剩30万，仍有许多人在等待“回归”的签证。(14)
经济状况的恶化是民族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展滞后、生活贫困，往往对人们的理念和行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冲击，是产生民族纷争的根源之一。就中亚国家现状而言，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边远和贫困地区的民族矛盾更为突出，构成对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严重威胁。我们仍可举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作为个案。苏联时期，在中央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就是一个农业原料生产基地，主要种植棉花和烟草，工业化建设与其他地方相比差距很大；又由于地理位置不利、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投入有限、生产水平低下，加之人口稠密、民族众多、土地紧缺，长期以来一直未能摆脱经济困境。现有1／6的人口失业。人民生活处境艰难。尤其最近几年因阿富汗战争、俄罗斯车臣战争，大批难民涌入，人口急剧增长，致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刺激了民族间的对立情绪，因争水争地等经济利益引起的民族矛盾、民族纠纷屡屡发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周边国家战争连绵不断，大批难民涌入中亚。据联合国难民事务委员会统计，在哈萨克斯坦注册的阿富汗难民有2000人，车臣难民达6000人，塔吉克难民有600人。(15) 还有一部分未经登记。这些人的流入无疑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生活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以上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除了历史的原因、周边的因素外，关键在于，中亚国家经济转轨、体制改革中的利益调整势所必然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而国家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采取相应的对策，给国内一些少数民族带来不安全感和失落感，酿成他们对政府部门的不满情绪，导致民族间的相互不信任和关系紧张化。诸多潜在的民族问题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人民对执政者失去了信心，日积月累衍化成国家政局动荡的引信。
安全是各民族人民最基本的需求，稳定是国家发展经济的前提。历经十多年的曲折，中亚各国政府逐步认识到立国之本，都把振兴经济、保证国内政局稳定视为最高使命；针对本国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注意纠正民族政策中的偏差和失误，强调加强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使民族关系逐步改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为了应对复杂的周边环境，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对蓄意挑起民族冲突的犯罪行为加大了量刑力度，由原来判刑2年，改为5年。为了进一步协调民族关系，保证国家祥和发展，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前总统阿卡耶夫签署了修改国家宪法的文件，正式确立了俄语在国内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这表明，俄语将为80多个民族的和睦及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的团结一致发挥作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宽松政策，(16) 国家规定高等院校使用俄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和朝鲜语等7种语言授课，确定30％的国内报纸和45％的杂志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同时，更加注重调整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鉴于中亚各国积极推行一系列促进族际关系健康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民族问题始终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整个地区总体上保持基本稳定态势，但局部地区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种种变数难以预测。特别是一些具有深刻历史背景的症结难以根本解决，民族纷争时有发生，要完全理顺族际关系，使之和谐巩固，则任道道远。从内外环境两个视角考察，可以预测，今后一段时间，中亚地区的民族关系仍然会在改善或恶化之间波动。有鉴于此，在中亚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实现民族关系融洽的基础，构筑族体多元性和睦相处和文化多样性共同繁荣的社会发展机制是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Государствои общество в стран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востока：история，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перспективы．Алматы，1999г．с．147.
②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е аген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Алматы，2000г．с．29.
③ Арынов Е．М．Цен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2010году－А：ИРК．1997．с．9.
④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Время－Казахстан．26 мая 2002г．
⑤ Асели Белимузарова，Оборона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 на фоне военного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Время－Казахстан．29апреля 2002г．
⑥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сервеr АР
．14.05.2002г．
⑦ 刘庚岑：《中亚国家的民族政策：理论与实践》，《世界民族》2002年第1期。
⑧ Амирова А．А．Межэтн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Казахстане．Центр внещ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анализа，10 февраля 2004г．
⑨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3.Nо．2.
⑩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эии．Алматы，2000г．с．77.
(11)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е аген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Алматы，2000г．с．15.
(12)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сценарий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Док－лад о предвыборной ситуации．Посольство США．Бишкек．30 декабря 2004 г．ПО данным Ценнтрального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Исламск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Пакистана”．Лахор．Пакистан．25.03.2005г．
(13) Амирова А．А．Межэтн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Казахстане．Центр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анализа Казахстана，10 февраля 2004г．
(14) Данные Центр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анализа Казахстана，Алматы，февраля 2004г．
(15) Данные верхов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ООН по делам бежен－цев，Центр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анализа Казахста－на，Алматы，февраля 2004г．
(16) Узбекистан：обозрение событий в области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сервер АР．13.01.2003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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