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农业：反思现代农业技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技术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通向“已知”的未来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敬畏转化为对科学技术的无尽热诚。在此背景下，哲学家开始将科学技术与人类前景紧密相联，甚至将前者视为企及后者的通达之路。的确如此，在往后的几百年中，人类高度的物质以及文化生活的需求，都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应接不暇地被满足着。在此过程中，人类逐渐拥有了相似的命运：如果说文艺复兴将人类从中世纪君主专制中解放出来，那么，科学技术的兴盛发展，又一次将人类网罗到几近相同的归路中去。
与之相伴随的是，农业也在现代化的引导下逐渐蜕变。Terence J.Byres以全球作为维度，将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农业转型分为以下几类：在英格兰式道路中，通过土地的商品化，封建制度转变为新的“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农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劳工”三位一体的农业阶级结构；在普鲁士式道路中，封建领主制的庄园生产被由固定的农业工人进行的商业生产所取代；在美国式道路中，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和较高的工资成本导致了19世纪的机械化；在东亚道路中，农业并未转化成农业资本主义，而是将农业生产中一部分“剩余”贡献给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伯恩斯坦，2011)。
尽管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不尽相同，然而，它们似乎朝向了一个共同的结果：以精进技术为手段，以节省生产成本、创造剩余价值、减少农业用人为目标，以大规模、集体化且排斥小规模独门独户的生产单位为形式，在机械化、化肥化、信息化及标准化的趋势中，逐渐突现现代农业。诚如齐格玛特·鲍曼所作的“园艺精神”的比喻，园艺师将一个自然场所加工至一个人为的具有秩序的植物空间(斯科特，2005)。现代农业也被嵌入一个标准化的环境之中，以对“效率”的无止境追求作为合法化基础，利用不断更新的生产技术作为巧妙的掩护工具，将强大的政治力量注入农业之中，强迫农民遗忘那仅有的一点地方知识记忆与个人自由。
从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革命，从“田园城市”(霍华德，2000)的提出，到“灿烂之城”巴西利亚的规划完成，从“军团化”的科学林业乌托邦梦想(斯科特，2005)的滋生，到中央集权政府干预下的强制村庄化(斯科特，2005)，发生在近代的一切，无不追求暗含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易懂性与透明性、标准性与同质性。社会工程师们精心炮制了看似完善、明确、独一无二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前景，创造出一幅幅由“秩序、科技与大规模”带来的绚烂画面。他们将社会中那些行将消逝的杂乱与不确定性，通过话语的包装与技术层面上的弃绝，不知不觉地从人们身边消灭。最终，这些工程师们看似胜利了，异化也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二、异化的农民、农地与农作
最初，人类对自然饱含同伴般的深情。每一次采摘丰收的果实或狩猎飞禽走兽，都被他们作为接受上天馈赠的纯粹形式。从游牧模式到原始人的定居，农业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活。瓦罗(1981)在《论农业》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古罗马人在收成前的仪式：“在你带来小麦、大麦、豆物、萝卜等果实之前，奉献上未割过的猪的祭品和一头母猪。在你奉献母猪之前，你应该事先用神香、葡萄酒向哲纳斯(Janus)、丘比特(Jupiter)和朱诺(Juno)作祷告。”瓦罗还更详细地记载了在进献贡品时古罗马人的说辞。毫无疑问，人与土地的关系并非与生俱来便如现代这般剑拔弩张，我们甚至可以从上述的只字片语中，读到曾经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以及发自肺腑的归属之情。
工业革命的爆发确立了与资本主义相辅相成的科学理性精神，并带动了科学与技术、生产的普遍结合，使得那些古希腊传统式的冥想被科学家们抛之脑后。与此同时，现代化逐步确立了其对于整个时代的重大意义，并将世界不论从历史还是空间维度都纳入“已知”的领域。从经济角度来说，现代化衍生出一套“工业发展、经济增长”的普适标准，并为全球市场的弱肉强食创造了绝佳环境；从社会角度来说，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与社会分工日益加剧；从政治角度来说，体现在全球化多元格局不见硝烟的战争中。一言以蔽之，人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历经了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无处不在的现代性气息当中，农业技术也导致了农业社会的异化，甚至整个农业社会中包含的所有生产关系，都经由现代农业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密码而异化了。
第一，农业技术异化了农民自身。伴随着工业化的时代洪流，政治家们开始盘算如何最有效地将小型农场主汇聚一堂，通过机器省却人力，完成人类在土地上反复劳作了上千年却从未变更的任务。随着拖拉机的出现，农业工业化由此开始。马格林指出，如果说机械化大工业严重剥夺了工人的自主性，那么，机械化大生产则更加彻底：它使一部分农民不得不离开农村涌向城市，而另一部分则成了地地道道的农业商人。事实证明，数目庞大的被农业技术与设备遣送至工业体系中的农民们，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仍然未逃脱被城市弃绝的命运。至于另一小部分幸运儿——那些追赶上现代农业技术脚步的农民，经由资本投入、农业技术推广、机械与肥料的使用，得以成为农民中的佼佼者，并和政府、资本家与科学家称兄道弟(马格林，2001)。“农民”意味着的将生命贡献于土地以换取生计的那部分意义，在他们看来早已可有可无。土地之于他们不再是赋予后者生机的大地母亲，而仅仅是牟取利益的田野工厂。
第二，农业技术异化了农民与土地。有赖于18、19世纪的生物化学基础，20世纪的农业技术旨趣越来越带有生物学的特性。一方面，人们开始研究并改良化肥和饲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方法的确促使土地的短期收益激增，与此同时，这种方法也破坏了土地或植物原有的状态，例如“以越来越多地使用化肥和其他化学制品为基础的系统”取代“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伯恩斯坦，2011)；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家们对遗传与演化问题的探寻，基因在农业技术尤其是新品种培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杂交育种、诱变育种以及转基因育种。中世纪初期，“为了确保土地的肥沃，男女双方在土地上滚动，赤裸的男人在庄稼地上滚动，女人在亚麻上滚动”(绍伊博尔德，1993)；而以技术为取向的现代社会，正被围困于农药化肥对河流、海洋、土壤、生物乃至整个地球的伤害之中。一部分农民远离土地及其身份，剩下的部分成了农工业机器中的螺丝钉。后者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与官僚和知识分子相处愉快，以获取更多投入或技术，并经由喷洒农药、机械化耕作，以及向埋头于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讨教新兴农业技术的动作，断绝了农民与土地之间如同母亲与子女、施与受一般的充满归属与感恩的和谐关系。
第三，农业技术异化了农事劳动。马克思(1961)认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所以，他将农业领域看作一切劳动部门的自然基础。马克思的确富有洞见，宏观上说，现今整个农业领域的生产，确实承载着每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然而，从微观角度看，耕作作为生计劳动的观念，已经逐渐消散在现代农民的脑海中。与其说农业劳动本身的异化来自于农民的转变，不如说现代性意识形态重塑了人们对农业劳动的期许。曾经，人类渴望提高粮食产量，以备不时之需。然而现在，生产主义目标贯彻至整个农业领域，上至农业部门下至农民，所有投入产出关系之外的结果都被忽略不计。在过去，土地之于农民所以神圣，或许与其提供农民生存之道不无关系。这层关系的逐渐消解，意味着包括土壤、水源、农作物质量以及土地归属关系等问题，都不再是整个农业领域劳作的重点，除非他们开始影响到生产。
当农民、农地与农作都相较于过去截然不同时，我们可以说，农业技术异化了农业。在过去，农业的顺利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现代农业技术却可以运用温室、人工降雨等操控天气，以农药、化肥催化土地，通过专家的判断和决策直接影响整个农业过程。一切成败都可以完成于实验室，一切经过都能够排除农民而由专家主导，农民不再是唯一的劳作者、收获者，而被改造为参与者、施行者。换而言之，现代技术的出现，导致了农业领域内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事实上，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的逐步分离，并不仅仅出现在农业技术领域，而是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20世纪后，实验室已被广泛应用于化学与生物学界。医学、农业与生物学工业技术，都开始以生物学实验工作作为研究基础而发展。在此之后，但凡关乎土地的一切，似乎都被在遥远的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运筹于帷幄之中。实验室方法的出现，致使科学与技术、生产领域开始相互结合渗透。科学家们放弃了象征学术的形而上世界，投身于无止境的产量诉求当中。他们从一个实验室游走至另一个实验室，开发着一些将用于土地那个与他们相隔遥远的地方的技术。农业技术变成连结科学家的观念世界与农民的生活经验世界的中介，实验室是制造中介的载体。这两个世界所指向的旨趣截然不同，前者致力于通过更多的指标追名逐利，从而稳固地位、丰富职业生涯；后者的需求，兴许才能勉强与土地本身有所关联。
毋庸置疑，尽管农业技术自兴起至今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在现代社会被奉为社会发展动力的技术，已经与过去粗糙的手工工具大相径庭。现代性语境下的农业技术，斩断了曾经的农民与土地之间带有神性光辉的美好情愫，模糊了农民长达多个世纪的身份认同，将整个农业领域推向现代社会机器化大工业的熔炉之中。
三、“绿色革命”：去政治化的农业增长
现代技术将农业活动异化为类似工业大生产一般的流水线劳动，使农民作为独特的个体参与劳动的比重变少，并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这一切恰恰符合整个工业革命对于增长无限追求的总基调。在发展主义的逻辑中，唯有增长，方可完美呈现权力和财富的存在，其支持者又反过来以后者为工具，迈向无止境的新的增长阶段。
20世纪30年代，由于美国对杂交玉米技术的研究日趋成熟，农业技术开始在美国走商业化路线，并且，杂交农作物逐渐取代传统农作物成为市场宠儿。20世纪40年代，农业杂交技术更是经由美国的“玉米地带”传至墨西哥，为后来墨西哥发展出各种杂交小麦、建立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最大生产成就提供了技术基础。这项技术也影响了印度与巴基斯坦。20世纪60年代，成立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始改造水稻种子(马格林，2001)。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杂交水稻也应运而生，为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并以不足世界耕地面积的7％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熊愈辉，2003)。
事实上，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形成，不仅始于生物学与农业技术领域结合与推广的诉求，以及当时全球大规模爆发的粮食危机。马格林(2001)一针见血地指出：“绿色革命是在美苏两大帝国较量这种背景下炮制的。”他认为，为了在世界版图上不断扩张，美国用食物作为重要诱饵，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消灭饥饿、实现共产主义所提出但未能实现的“美丽的承诺”为理由，酝酿了绿色革命。这场以杂交育种技术为导火索的农业技术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尤为重大。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多个推广绿色革命的国家，粮食产量增长达到史无前例的速度。例如，印度的小麦单产从1961年的800公斤/公顷上升到1990年的2200公斤/公顷，菲律宾的大米单产发生了从1961年的1250公斤/公顷上涨到1990年的2800公斤/公顷的变化(熊愈辉，2003)。一时间，由绿色革命所带来的粮食产量激增，既解决了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自给问题，又稳定了全球性的政治格局。
然而，杂交育种技术的蓬勃发展，昭示着人类对自然的又一次挑战。马格林认为，在绿色革命中粮食大幅增加的背后，人类需要付出代价。第一，杂交农作物品种的出现，取代了传统农作物的植物多样性，导致前者抗灾能力减弱；第二，新品种的培育需要大量水分、化肥和农药，在此过程中，恐怕难以避免产生生态系统的破坏；第三，由于农场物料不再自产自销，所导致的农村经济关系变化，可能会引发政局不稳。马格林(2001)总结道：“这三个问题都可归纳到一个大问题之下：可持续性。”
的确如此，绿色革命取得的成果是短暂的，随后造成的破坏性却是绵长的。首先，化肥与农药的大肆使用，致使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如同《寂静的春天》所描述的那样，“包括大气、水体、土壤和作物，进入环境的农药在环境各要素间迁徙、转化并通过食物链富集，最后对生物和人体造成危害”(屠豫钦，2003)。其次，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与研发投入的增加，农产品产量不增反减。早期的农业技术，建立在顺应自然规律以及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因此，农作物产量更多依赖于农民的照顾以及天气、土壤结构等自然条件。现代农民更加关注种子、农药、化肥、机械以及新技术的投入，而忽略对土地的呵护。尽管农作物产量会如同在绿色革命的早期一般飞速增长，然而，随着化肥与农药的追加，土地逐渐展现疲态，因为过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引起永久性伤害。农作物也由于丧失多样性而抵抗力渐弱，在负荷超重的土地上受到物理或化学的损伤，最终产量下降。再次，高速增长的人口对于高产作物的依赖，造成世界人口抵御力的普遍下降以及亚健康人群的增加。最后，不可忽略的是，农业技术的持续推广，对全球能源紧缺的现状形成巨大压力。由于机械和肥料的成分来源都是石油或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全球各国对于资源的使用难以控制，对于资源的争夺也愈演愈烈(胡晓兵、陈凡，2008)。终于，人们意识到，以短期的粮食产量暴增作为目标的绿色革命，无益于土地，也无益于农民，更无益于长远解决全球粮食问题。
胡晓兵(2007)指出：“工业化的现代农业技术是以机器和化学手段对农业生物进行加工的技术，农业生物变成了可以生产的物质材料，以高产高效为目标，专业化、规模化、连作化、机械化被不断地推广和普及。”如同绿色革命一般，现代农业技术打着“追求增长”的旗号而来，却难免暗含着政治或经济的目的：当自然环境与生态过程中的动植物生长出现不确定性时，化肥、除草剂、杀虫剂、温室、基因工程等现代农业技术的组成元素便将自然界改造为流水线工厂；当饥饿和灾荒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具有威胁性时，各种一揽子的改良育种经由发达国家之手用以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当无数中小国家或中小型生产单位还在凶险的全球市场中摸爬滚打时，新兴大国或全球大型企业的高科技农业成为了垄断资本的最佳工具。
以转基因技术为例。自问世以来，转基因技术不仅接受着人类关于其对生态、社会等方面负面作用的拷问，还引发了伦理方面的争议。和杂交育种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破坏着农田的生物多样性，并有可能通过逃逸现象形成自然界的“超级杂草”，从而导致生物链断裂。从政治角度说，转基因技术有可能造成技术垄断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侵略与农业资源掠夺；从经济角度说，转基因食品价格过高，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负担，转基因食品更在考验着农业技术本身的同时，消耗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从伦理角度说，食品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层出不穷，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毛新志，2005；杨通进，2006)。
Ruivenkamp(2008)指出，“生物技术通过含有独特信息的种子加速了农业与环境的分离，通过信息化的酶使农业产品与食物产品分离，通过独特的非食物产品及其组成成分使农业产品和食品质量分离，通过独特的添加剂及其组成成分使农业和健康分离。上述的一切种子、酶、氨基酸、脂肪酸、乙醇、食物成分、添加剂等都是政治化的产品，创造着新的社会和权力关系。”印度著名环境保护运动人士苏曼·萨哈伊曾说，“基因工程的主要目的是赢利”(胡晓兵，2004)。这句话一语中的，也适用于农业技术发展现状：诸如转基因技术之类的高端农业技术，已经不再流传于离土地最近的农民的世界中，而是被控制在例如官僚、资本家与知识分子等少数人手中。它的目的不再单纯是为了农民生计和全球粮食安全，更甚者，不是为了产量本身，而是为了发展的表象背后，少数人进行资源垄断与技术统治的目标。
四、农业社会的全景敞视主义与农民自主性的式微
在现代化语境的工业社会中，技术作为推动社会方方面面前进的动力资源，往往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鲍曼那里，经由技术，少数统治者的时空生命得以解放，他们一边在辽阔的天地之间自由来去，一边为无法拥有技术的大多数人制造各种藩篱。在政治上，技术是技术掌握者削弱对手权力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在经济上，技术解决了“增长崇拜”社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文化上，技术制造了现代社会新的消费美学，以与“利益最大化”的普遍价值观相互匹配。然而，现代技术衍生的一切后果都并非无心之作，更合理的解释是，最初，人们通过技术与其他手段，力图建造一个具有确定性的、透明的、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其结局是，统治者拥有一个清晰社会的同时，不确定感却充斥在其他多数人的世界之中(鲍曼，2001)。
福柯(2001；2003；2001)认为，在行政框架内，通过统计学对于个人的量化，治理术无法抵达家户内部的困境得以解决；在司法框架内，通过精神病学与法律领域的结合，带有偏见地定义“不正常的人”；在临床医学框架内，通过医学领域与教育领域的结合，医生对病人实现经由各项指标完成的个体分解。上述情况的共性在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中，都充斥着大量由数据、档案或分类系统重组的人。恰恰是他们，在丧失自由和安全的生活情境里被一览无遗的同时，浑然不知地满足着统治者的种种需求。
现代农业技术对农业社会的异化正是诸如此类的规训。之于农民，它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内部的不平等，一方面将更多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排挤至城市化工业建设的大潮中；之于土地、动植物，它的出现有助于完成更具操作性、更可控制的自然界临床演化过程，更大程度地物化了自然界；之于农事劳动，它以标准化的机械程序或书面化的育种指南，排斥被赋予“落后”标签的人力耕种，消灭人与自然之间充满情感及能量传递的交流方式，使其转化为纯粹的市场价值创造；之于农业社会与外部世界，它冠予有话语权的科学家、资本家、地方政府以合法性，破坏了市场、资本和科学知识与本土文化互不干扰的和平局面，使前者日益脱离自给状态，成为后者获取廉价资本的绝佳场所。
现代农业技术的特征之一，即技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脱离。今天人们对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强调，绝非指向同一生计目标的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且不论农民，哪怕是国家权力机构、大型企业或农业技术科研人员，都因为各自的动机，对农业技术的未来饱含憧憬。迄今为止，由于国家权力机构对农业问题的简单化处理，所造成的自然和社会损失的事件已经不在少数。但是，全世界的社会工程师和农业专家仍然坚信，农业技术乃至所有科学技术的精髓是：理性化、大规模生产以及实验室方法。通过应接不暇的国际研讨会、技术发布会或学术杂志的“在场”，专家们远离农地，在忙碌的知识交流中，把握着农业技术的最新走向。与其说他们在为全球人类的粮食安全辛苦奔波，倒不如说官僚机构将农场变为社会工程的新规划对象，大资本家和小农场农业商人唯利是图，农业技术研究人员埋头于实验室为前程而拼搏。正如斯科特(2005)评价前苏联中央集权背景下的工业化农场时所说的，“农场活动中有90％是工程，只有10％是农业”，这种以农业技术为媒介、政府机构或大型企业为施用主体、社会规划为最终目标的农业工业化“在农业上与巴西利亚城市中平整出的工地是等价的”。
早在1938年，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2003)就清楚地认识到，工业革命后，科学便进入了以营利为目的的新时代。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他列举了影响科研工作者自我增值的部分条件，它们包括：不同等级的科研津贴、从事项目的选拔与机会、研究导师与课题的选取、研究成果类的硬性指标以及科研职业管理体系等。他认为，强求研究成果的数量并用以衡量科研人员的专业性，导致“科学文献中充满大量毫无用处的论文”。在布鲁诺等(2001)的调查中，实验室科学家们从事实验活动是为了撰写论文，或发掘新产品、新技术的潜在商业价值。实验的选题取向，大部分来源于科学家在交谈中的灵光一现、论文期刊的类型诉求，以及政府或企业项目的资金投入偏好，而绝非科学家在生活世界的实践累积。
在2009年4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的一篇名为《“瘦肉精”背后的科研江湖》的文章中，记者呈现了“瘦肉精”由外国进入中国的来龙去脉，这其中牵涉到国内部分科研机构与专家的学术伦理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瘦肉精”便初次现于中国学术期刊，直到中国农业部将“瘦肉精”封杀，中国相关方面的研究论文和综述已有四五十篇之多。然而，在这些学术成果中，相当一部分未提“瘦肉精”的副作用，用一位当事人的话说，“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毫无疑问，这个话语所带有的假设前提，正符合拉图尔书中所述的科学家的情况：为求名利放弃其他，包括学术伦理道德。总之，作为研发现代农业技术的重要主体，科研人员鲜有浸淫在生活世界，通过大量对农民需求的考察，确立研究旨趣。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碍于科学技术研究本身的桎梏，在实验室建造了一个科学技术诞生的天堂。
斯科特(2005)用源自希腊的“米提斯”概念，解释农民通过日积月累得出的与耕作相关的自然、气候、雨水等知识。这些来自于经验世界的地方化的知识和艺术，才是真正流传于远古农民的、为了得到大地母亲恩赐且不至于饱受饥荒灾害的历史产物。与农业工程学家和资本家的政治或经济的目的不同，也有异于农业技术研究人员受到诸多束缚的研究旨趣，农民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世界中，为了生活而劳作。他们经由与大自然的相互给予，创造了“米提斯”，并在后者与外部世界的农业技术、农村计划的博弈中，失去了它。最终，这些创造者和使用者们，怀揣着各不相干的愿景，被农业技术结合到产业链当中。当“米提斯”逐渐流逝于标准化社会工程的一次次实施时，农业也就丧失了它绝大多数的独特与美好之处。
现代农业技术的特征之二，即它作为意识形态，禁锢了农民的自由。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其表象是农作物产量的增加乃至农业本身的发展，其实质“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1971)。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早已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召唤着各方权力的角逐。并且，农业技术的异化，使农民无法控制工作性质以及生产节奏，成为机器化大生产中的一个个小零件，在政治参与的舞台上身影渐淡。海德格尔(2008)认为，技术产生的一切异化现象，都是因为“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在此基础上，所有农业活动都被物化、功能化、标准化与利益化，经由作为技术本质的“座架”，“限定”空气的来源和去处、农民的身份与工作内容、农作物产量的高低等，“强求”土地不再为土地，农业不再为农业，都变成现代农业技术的随从(绍伊博尔德，1993)。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提出了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陈振明，1997)。
阿帕杜雷(2001)曾通过印度西部农村的案例，指出现代农业技术与其知识系统的入侵，导致村民丧失作为农民的自由而被工具改变劳动内容，丧失自给自足的自由而不得不依赖市场的新技术和新设备，丧失以情感为纽带的合作互助自由而借以工具理性进行交往。其实质是，政府官员与专家，通过技术推广和技术垄断，得以使用技术霸权达到统治目的。
在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农民逐渐抛弃了自发育种，选用政府下属科研机构或大型企业的高科技育种。如此一来，他们只能年复一年地在政府、资本家和科学家的引导下买种。当他们选择了一定的种子，又需要施以配套的化肥，更甚者，由于土地的日渐受损，化肥的用量必须逐年增加。在此基础上，他们无可避免地将象征着知识和技术的人奉上神坛，如饥似渴地接受着政府、企业的项目培训与“改造”。农民能够看到的，是自己使用新型育种、大量化肥、各种机械施行他们梦寐以求的规模农业，并因此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他们看不到的，是这些多余的粮食终究流向城市、流向资本聚积的一方，流向远远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某处。而粮食产量提高导致的盈利，也随着物价的提高和“经济的无声强制”(the dull compulsion of economic forces)，仅仅成为了字面上的数据增长。总而言之，对于现代技术的反思，无法忽略的是，它以全新的去政治化的形式，物化了本应生机勃勃、血脉相连的世界构造，禁锢着人类的身心自由。在农业方面，这种技术的统治机制，可以看作这样一个过程：官僚、资本家和专家们，利用现代农业技术与装备的推广项目，削弱农民和农村社区与相关机构的自主性，践行后者巩固集中权力的基本逻辑。
现代农业技术的特征之三，即它为发展主义与科学主义所引导并服务于此。霍克海默、阿多诺(2006)认为，被“工具理性崇拜”占据大脑的现代人类，蜕变成为只注重追求功能性、生产效率与策略算计，而放弃对人生意义与价值思考的迷失自我、丧失内在灵性的行尸走肉。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海德格尔(2008)的《诗人何为》中，他通过分析里尔克关于金钱的诗篇，感慨事物的物性已经丧失灵光，全部退化为市场价值。以金钱作为度量单位，土地、动物、农作物等一切事物，都被标准化成可以比较的毫无区别的商业筹码。物化伊始之时正是世界灵性消失之日，诚如马克思(1972)所说的，“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发展主义与科学主义正是钻了物化的现代文明的空子，从而扭曲了曾经质朴纯粹的农业技术。马格林(2001)认为，以“绿色革命”为例，其政治、经济问题，以及长远的自然环境破坏问题确实严重，比这更值得批判的是，一种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为逻辑的不可持续性的科学主义，和建立一套鼓励现代化的知识系统，以达到改造农业方方面面的发展主义的技术推广方式。在探寻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诸如贫富分化、失业率升高、生态灾难频发与自然环境破坏等种种危机时，班努里(2001)抨击了西方中心论的发展主义道路，指出其实质并非为了将第三世界国家从粮食危机中解救出来，而是单纯将西方的“效率至上”理念嵌入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观。斯科特(2005)在总结东非殖民化项目的失败时，提到了项目设计上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对机械和大规模生产的盲目信心。类似的情况不计其数，更甚者，“官方和专家对未来的积极规划与农民之间的冲突，被官方归结为进步与蒙昧主义、理性与迷信、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斗争”。
迄今为止，在中国，许多国内外援助组织、地方政府、企业或者科研机构，都在忙碌地追求着“经济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在标准化的现代性语境中，当“大”和“多”成为唯一的正向追求时，将一切赋予市场价值似乎变得理所当然。一系列看似毫不相关的机构通过农业技术实现着各自的目标：援助组织获得了慈善资本，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应的税收与绩效考核，企业获得了垄断资源，科研机构获得了名声与利益。与此同时，它们固化了现代农业社会结构，该结构由周期短暂且生命脆弱的种子、污染环境且消耗能源的化肥与机械、贫瘠的士地，和拥有大量资金、大量土地与高端技术的统治阶层，以及随时会一无所有的农民所组成。
现代农业技术崇尚的是单一的、确定性的、功能性的美学观念，实现的是农业社会的全景敞视主义。后者通过间隔、差距、序列、组合的机制，揭示、记录、区分和比较(福柯，2009)农村、农业和农民，提出类似“新农村建设”的农业社会重组途径以便整合乡土资源，普及和倡导具有去政治化内涵的新型农业在农村的广泛应用，塑造符合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新型农民。的确，必须承认的是，不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新型农民”，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农民农村农业自身、城乡关系以及国家发展向着更加可控的物质富足的未来前行，并且，这种未来相较于过去在不断地试图解放农民人身自由、缩小城乡现实差距以及精进农业施行模式。
尽管如此，对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反思，需要我们思考一些涉及当今农业仍然存在的问题：全景敞视下的农业社会，不论农村、农业还是农民，面对被自上而下地、自下而上地、横向地甚至自我强迫地“监视”，究竟还有多少自主选择的空间?全景敞视主义引导下的现代农业技术，能否接受除却普适理念以外的其他农业方式?能否复还一个充分具有多样性的农业世界?能否面对实验室与田野之间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对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反思，倘若不去思考这些，或许将有越来越多人的自由牺牲于政治斗争、市场经济以及争名夺利的过程中。不仅农业领域，整个现代社会都被整齐划一的、单调而充满可见性的空间所笼罩。当我们追问技术的内涵为何、质询发展的进路何在时，需要看到的是，某种致力于完善社会结构功能的宏大叙事，或一系列为了方便生活所发明的文本、档案、数据库和归类系统，是否暗含着规训的逻辑；需要想象的是，构建一个现代技术去中心化的世界，以尊重每种独特的选择，以完满一个圆融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