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环境调适与优化研究
李贵成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驱动力。我国许多地区的经济实践表明，民营企业是经济成分中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的生成和发展既有一般企业家成长的规律性，也有农民工企业家群体成长的特殊性。虽然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但要将其扩展到整个人类组织中以产生更大范围的社会进步，就必须创造良好的企业家精神培育环境。本文主要从创业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五个方面来探讨当前阻碍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环境因素。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通过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提升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动力，也需要抓准创业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宏微观环境的关键环节，提升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形成与强化的环境推动力。
关键词： 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驱动力。随着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我国经济增长将向着个人特别是企业家作为选择主体和有效使用生产资源的高效率方式转变（王诚，1999）[1]。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2]。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和政策研究者都在探索在发展的理论演进中，怎样积极主动“回应企业家关切、引导企业家预期、规范企业家行为、激励企业家创新”？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中，作为个体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如何不断得到凸显和实现？
国外学者深入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形成了三个各有侧重的学派：一是以熊彼特（Schurnpeter，1934）和鲍莫尔（Baumol，1968）为代表的德国学派，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其中，熊彼特独到地用“创造性破坏”（Creaive Destruction）来刻画企业家精神，鲍莫尔则区分了企业家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二是以奈特（Knight，1921）和舒尔茨（Schnltz，1980）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注重于企业家的风险承担能力和冒险精神。其中，奈特强调企业家的风险承担功能，舒尔茨则关注企业家应对经济失衡的能力。三是以米塞斯（Mises，1951）和科兹纳（Krizner，1979）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关注于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其中，米塞斯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努力消除蕴藏在人们行为中的不确定性，科兹纳则指出企业家正是因为市场常常处于非均衡状态而得以有用武之地[3]。
西方学者的这些先期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冒险和机会识别三大要素，对国内学者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近1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企业家精神的关注日益增多，出现了两种分析范式：
一是社会转型解释框架。该解释框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开始从“物的产业”向“人的产业”转变，企业家精神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解释框架以宏阔的视野，对社会转型期企业家精神的生成背景、时代精神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归纳和说明，具有混合性或融合性的基本特征，但对如何重塑企业家精神则着墨不多。
二是概念解释框架。该范式认为，对企业家精神概念的界定是研究企业家精神的逻辑起点。但伴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对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的认识、层次和角度，也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因此，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很难下一个准确、永恒的定义。而且“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企业家的定义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不少学者由我国企业家精神引申研究，要么引用外国学者的定义，要么模糊带过，要么自行定义。这使得企业家精神缺乏一个统一完整的界定，相关研究可信度受到一定的影响，造成了对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方法的多种多样。
社会环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环境中既存在有利于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积极因素，也存在阻碍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不利条件。其不利条件，一是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氛围不浓。形成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热潮，需要通过政府重视、社会媒介宣传等来鼓励和带动更多的返乡农民工参与到创业当中。然而，当前政府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良性沟通机制还未建立起来，新闻媒介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宣传推荐力度不够，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浓厚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二是对返乡农民工企业家身份认同度不高。返乡农民工企业家早期出去打工，在经济上早已实现了从打工者到老板的转变，但身份问题永远是硬伤。事实上，返乡农民工企业家进城务工期间受现代社会规范的引导和熏陶，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都与城市居民趋同，但与此相对照的是,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的社会阶层仍旧为农民，这些被“市民化”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结束后仍要返回农村，这就使得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在身份上成为一种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既无法以城市居民的身份留在城市,也无法摆脱城市在价值观等方面给他们带来的冲击。返乡农民工企业家身处两种互不相融且相互冲突的城乡社会环境中,他们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是模糊的,而社会也没有给返乡农民工企业家身份以定性的合理判断，这必然导致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出现身份认同危机。
二、影响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环境瓶颈因素
在不同环境和机制作用下，人类行为会呈现出不同的规律和特点。企业要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持对环境的敏感，并有能力及时进行应变。从企业家成长和发展的历程来看，企业家精神培育并非只凭个人意愿和努力就可以达到，它还受制于环境。目前返乡农民工创业还存在创业氛围不浓厚、创新主体规模小、创业政策措施宣传落实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发展，限制了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本文主要从制度环境、创业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等五个方面来探讨当前阻碍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环境因素。
（一）制度环境
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制度是实现社会目标、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公器。制度环境塑造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结构，其作用在于通过对个人与组织行为的激励与约束，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独特的制度环境能够影响企业家的决策偏好，引导企业家的战略活动，进而改变企业家从事某一行业的收益。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展开：一是通过社会整合功能，直接影响企业家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二是通过传递与创造功能，间接影响企业家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在企业发展初期，由于企业规模小，这个时期个体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可以弥补制度方面的不足。企业在发展起来之后，就需要及时建立起有效的制度环境支持机制，为企业的持续成长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总览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情况，我国制度环境在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其一，制度体系不健全。我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了城乡有别的二元社会制度体系，使得城乡居民在就业、福利、保障、教育等方面享受着不平等的待遇，造成社会公平难以实现、社会心理难以平衡的城乡分割状态。城乡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使我国城乡发展处于不同的水平和层次中，势必会阻碍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最终制约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的成长。其二，制度执行缺位。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吸引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但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落实上还存在不平衡性，有些地方是“雷声大、雨点小”，该减的税费没有减，该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没有免，让返乡创业农民工感觉始终隔着一层玻璃，看得到政策落实后的“美好前景”却进不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其三，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德国弗赖堡学派创始人欧肯认为，在市场中政府应担负起影响经济活动秩序和整个框架的重任，充分起到规则制定者的作用[4]。但由于政府管理体制的缺陷，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不同程度会发生“吃拿卡要”等寻租行为。这对返乡农民工企业家产生了负面影响，促使其向政府官员寻租。而寻租是要支付成本的，寻租成本在总的社会成本中所占比例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企业家的最终受益。这样，寻租行为的发生，又通过外部不经济行为部分地转嫁到返乡农民工身上，阻碍了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培育[5]。
高校中的校园文化，是高校的一道绚丽风景，是影响高校学生成才的重要环境因素。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独特文化。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学制的决定，必定要处于二者的文化熏陶之中。因此，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两种文化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影响作用。
（二）创业环境
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合法性机制表现在企业家需要积极适应和遵循组织场域中的社会秩序模式，寻求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同，最终表现为企业家对创业环境的遵从和适应。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当前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创业环境总体良好，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政策上不公平。一些地方政府受错误政绩观的影响，倾向于招商引资，并在土地出让、配套设施、跟踪服务上实行特殊政策，而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重视不够，最终造成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内资实力弱小。二是创业政策集聚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目前，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扶持政策涉及发改委、科技、自然资源、教育、扶贫、人社、农业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政出多门”造成政策的碎片化、工作职责不明确、经办流程复杂、财政补贴标准低、信息发布渠道多以及各部门建设的各类创业载体普遍同质化等，不利于返乡创业农民工顺畅地享受各类创业扶持政策。三是农村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矛盾。所谓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是指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由于农村高素质劳动力资源较少，多数农村劳动者缺乏所需的技能，必然与返乡农民工创业对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发生矛盾，出现大量的岗位没人做和大量的人没事做的所谓“结构性失业”现象。受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必将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性失衡长期存在，极不利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对高素质、有技能的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三）文化环境
从理性上分析，尽管以儒家伦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均能提供丰富和升华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文化力量，但受制于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中国并未形成本土的企业家精神，严重束缚了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一是奴性观念。有奴性思维的人，没有怀疑，没有批判，他们在设计好的模式下生活。这种奴性观念在返乡农民工身上的体现，就是当他们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甚至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时，一些返乡农民工唯上级或老板的命令是从，坚决维护其上级或老板的利益。这种忠诚其实是一种愚忠，表现出对利益的忠诚，而且很容易转移，谁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就转而为谁服务。二是小农思想。有小农思想的人，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目光短浅，思想不开放，包容度不够，缺少危机感，享受心理强[6]。受小农思想影响，现阶段一些返乡农民工封闭保守，小富即安，在羡慕他人创业致富的同时，却屈从于自己的命运和能力，不愿、不敢创业。即使已经创业，但其管理方法仍停留在“家长制”的旧思维上，简单且粗暴。上述这些落后的封建传统文化无疑成了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文化障碍，或者可以说，封建传统文化传统虽然孕育却不能启动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
（四）社会环境
1.1 对象 2011年1—6月在我科住院且使用静脉留置针的老年患者300例，按住院号的单双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15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种、静脉条件和用药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五）市场环境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并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而是在企业家个体特质、资源禀赋及企业环境等因素的互动中形成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通过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提升返乡农民工自身追求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则应抓准创业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宏观微观环境的关键环节，提升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环境推力。
三、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环境优化策略
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而言，其企业家精神培育除了要依靠政府“有形的手”，还要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需要一个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然而，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环境中还存在不利于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因素。一是市场信息不畅。行动人、资源与利益是创业组织选择行为的三个基本影响因素。面对复杂变化的市场环境，创业者在资源支撑的基础上，通过对信息的搜集、加工整理和价值评估，理性选择创业组织形式。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而言，其掌握的信息越多，在市场中获胜的机会就越大，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尽管现在农村通信网络建设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系统性的资源共享信息平台缺失，导致很多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潜在的威胁或机会，随机应变进行战略决策。二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秩序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突出表现为行业壁垒、市场分割、市场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现象仍然存在，甚至局部还很严重。最能够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提供支持的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体系、创业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微型企业孵化园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三是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创业者需要时刻保持对市场变化的高度敏感，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市场里快速而准确地识别创业机会。当前，不少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资源禀赋水平不高，管理能力与市场开拓能力欠缺，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大多选择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和市场竞争相对较小的行业，导致其创业规模与创业层次不高，盈利能力不强，行业平均利润较低。
从认识论来讲，个体对文化的认识反应依据深浅依次会产生“依从”“认同”和“内化”三种程度[7]。而个体对文化产生的这三种认识反应标志着文化对个体产生的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效果。对于文化的“内化”作用，学者陈琪、金康伟认为，“某种特定的文化必然培育某种特定的创业行为与方式，在某些特定的文化下更容易产生企业家，所以文化被看作是创业的决定因素”[8]。那么，该如何发挥文化内化剂的作用，形成有利于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文化环境呢？
行业间平台存在的意义就是交流学习，不能只交流不学习。自我的提升和发展永远是第一位。要善于认识他人的长处、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建筑行业是一个跟人类社会发展几乎持平的行业，隐含其中的工程造价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学习是使其不断发展走到今天的制胜法宝之一。
（一）充分发挥制度安全阀的作用，创造健全、完善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制度环境
二是积极培育创业文化。创业文化是满足社会、群体及个人在追求财富、创造价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意识的文化范畴。创业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以勇敢为核心的创业精神、以团结为核心的团队精神、以灵活机变为核心的创新精神、以融入为核心的开拓精神。这种勇敢、团结、灵活机变的创业文化是使新企业源源不断地诞生、高技术企业迅速分裂繁衍、企业家精神化蛹成蝶的重要前提条件。当前，培育形成和发展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的创业文化，关键是要实现思想观念上的突破和创新，着力培育返乡农民工企业家放眼全球、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善于经营、讲究效益的商业精神，勇闯市场、敢于求富的竞争精神，真正推动返乡农民工企业家从感觉型向理智型、从经验型向科学型、从工匠型向通才型、从操作型向战略型的转型和提升。
一是建立健全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制度规范。任何行动，政策先行。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的投资依赖、经济理性等本质使他们更加热衷于追逐短期利益而忽视有关企业长远发展的基本功建设，如制度建设、品牌建设、人力资源建设、创新开发、营销网络建设等，造成企业发展的外部负效应。因此，为避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就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对造成负效应的行为严格规范。同时，还需要制定产业发展规范，对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的投资方向加强调控，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做到不论规模论效益，不论形式论发展，不论方式论合法，不论性质论贡献，只要有利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就要不遗余力，能给多少扶持就给多少扶持，该给多少政策就给多少政策，让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切实感到创业成本最低、创业环境最优、创业空间最大。从本质上讲，建立健全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制度规范，就形成了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也成为影响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
二是建立健全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结合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发展实际，在遵循现行法律的前提下，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成立的组织形式、权利义务、性质、宗旨、地位等进行立法，界定返乡农民工创业发展的空间，明确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身份，降低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创业行为的不确定性，激发其将发现的盈利机会付诸实现的创业意愿。另一方面，要完善扶持优惠政策。当前的核心和重点是，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存在的制约因素及其政策诉求，必须出台一些更有针对性、扶持性和激励性的政策，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施策加以破解。如完善信贷融资政策，破解创业资金不足、不能创业问题；完善培训支持政策，破解创业技能欠缺、不善创业问题；健全财政直补政策，破解创业报酬低下、不愿创业问题；加强税费减免政策，破解创业投资回收较慢、不利于创业问题；建立创业管理政策，破解创业人员配套不足、不便创业问题等。
（二）充分发挥创业聚集平衡器的作用，优化高效、便捷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创业环境
许多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创业的实证研究表明，那些规则和条例最少，给予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的地区，创业更容易发生。因此，要充分发挥创业的聚集平衡器作用，不断优化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创业环境，形成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蓬勃发展之势。
3.1.2 穿刺部位的暴露 锁骨下静脉穿刺患者取仰卧位，头偏向对侧，肩放平。肩下垫一棉垫，使两肩后展，锁骨略向前，充分暴露穿刺部位。颈内静脉穿刺患者采用15～20°头低足高仰卧位，两肩之间垫一薄枕，头后仰并转向对侧。采用头低位可使静脉充分充盈，静脉内压增高，容易穿刺，亦可避免产生脑内静脉空气栓塞。
一是推行绿色行政措施。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实际情况，政府可积极推出绿色行政措施，支持、鼓励和帮助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比如政府部门应在网上开通申办社会企业办公室，让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足不出户，轻松实现创办企业业务网上申报；政府部门应该在组织保障、行政服务和政策扶持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具体包括金融政策、创业一站式服务、税费优惠等，降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成本；根据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特点与需求，政府部门应建立专门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服务协调机制，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提供咨询、会计、法律、宣传营销等综合服务。这些绿色行政措施的推行将会降低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行政成本，对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也将会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二是转换职能，加强服务意识。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的故事听上去往往很精彩，但现实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创业初期，企业融资、引进技术、改善管理、开拓市场、防范风险等对大企业来说可能是轻车熟路，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而言，只能是干中学、学中干。这就要求政府转换职能，增强服务意识，更加具体、更接地气地帮助他们解决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如很多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缺乏管理经验、财务知识，通过培训能让他们少走弯路；技术服务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帮助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迈上一个台阶，很多返乡农民工创业企业可能会因为获得一项技术或信息而受益匪浅；还有一些返乡农民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有自我规范的内在要求，需要服务平台为之提供及时的对接服务。
（三）充分发挥文化内化剂的作用，创建开放、包容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文化环境
由表1可知，适用3%征收率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营改增”后，流转税税负降低了0.1%，所得税税负有所提升，但是总税负呈下降趋势。由表2可知，适用5%征收率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营改增”后，流转税税负降低了0.023%，所得税税负有所提升，但是总税负也呈下降趋势。如果考虑到小规模纳税人可能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税负下降更加明显。
为进一步确保节水灌溉工程规范运行，强化节水效果，要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监督检查与考核机制。水资源论证审批机关和取水许可监督管理机关应充分发挥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实施水资源监督管理与保护职责，加强项目取水的监督检查，每年度随机组织抽检，重点对取水工程建设情况、计量设施安装运行情况、取用水统计、灌溉节水效果、退水排放及水质监测情况进行综合检查；项目取用水指标考核要纳入当地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考核体系中，并根据考核结果严格奖惩。
一是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只有把发展现实文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起来培育新时代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才能够让企业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中，就应该从历史中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因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企业家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把回报社会、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目标内化为自身的执着追求，以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根基。融合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形成、发展的历史性、阶段性和社会性特点，充分发挥制度安全阀的作用，创造有利于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制度环境，不断促进这一群体发展壮大。
（四）充分发挥社会共同体的作用，形成认同、归属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社会环境
企业、人民、社会、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企业要做到达成共识、形成共融、共同分享，就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因此，充分发挥社会共同体的作用，是形成有利于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必然选择。
一是营造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号召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尊重纳税人、尊重创新创业者的良好环境[9]。然而，民营经济地位在社会认知层面仍然不高，影响着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热情。因此，为保障创业工作深入推进，除在政策上积极出台推动双创工作措施外，还要大力践行国家“双创”号召，在全社会营造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浓厚氛围，吸引更多优秀返乡农民工参与到创业行动中来。第一，营造农村社区的创业氛围。农村社区长期形成的社会价值判断、生活方式及行为规范等，影响嵌入其中的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态度和创业意向。我们要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找出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建设的异同点，达到为农民内部创业提供契机的目标。农村社区一旦形成支持性的创业氛围，将增强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向。第二，发挥社会网络中创业成功者的正向榜样影响。学者田晓明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创业榜样的影响下，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更强[10]。也就是说，在返乡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如亲人、朋友以及一起务工的同伴）中，有成功创业者将会大大激发他们的创业意愿，提高他们的创业自我效能感，进而增强他们的创业意向。第三，积极出台允许返乡农民工创业失败的保障政策。积极营造更加宽松的再创业氛围，允许返乡农民工创业失败者有纠偏改正的机会，提供再创业条件，以沉淀其创业经验，鼓励其大胆创新创业。如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创业空间，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失败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政府搭建平台建立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基金等。
二是提高社会对返乡农民工企业家身份的认同。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具有较强的社会人倾向，有着对社会地位、身份以及与他们身份地位相对应的权利、义务的追求，希望获得社会的认可。所以，政府要把返乡农民工企业家作为稀缺的市场资源去对待和保护，通过建立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市场，让更多具有企业家潜质的返乡农民工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和机会，使整个社会真正发现和看到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的价值所在。为此，需要加快建立返乡农民工企业家身份、文化、情感的社会认同机制。一方面，政府要有意识地通过网络媒体、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对返乡农民工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进行宣传和报道，强化全社会尊重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的文化自觉，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针对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对社会主体角色的追求，可推荐他们参加人大、政协、群团组织，参政议政，为社会发展献计献策，使返乡农民工企业家获得与其担当、能力和贡献相对称的存在感和荣誉感。
（五）充分发挥市场指南针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市场环境
2014 年11 月9 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强调，“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11]。市场环境总体反映了企业运行的外部行业特征，是培育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的指南针。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保证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培育正确方向的前提。
一是提升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的信息素养。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信息素养是公众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素质。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柯斯基于1974年最早提出信息素养的定义，认为信息素养是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利用信息的技术和技能。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对信息素养进行了较权威的解读：信息素养是个人投身信息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基本人权，是促进人类发展的全球性政策。没有信息素养的人，是被市场环境排除的绝对弱者[11]。在企业家精神稀缺的背后，更为缺少和迫切需要的是提升企业家的信息素养。返乡农民工企业家信息素养的提升，恰恰体现在面对不期而遇的创业信息时那种独特而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这既是返乡农民工提升信息素养的自我确证，又是甄别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精神主体性的真正标尺。
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走生态的绿色发展道路。绿色发展道路主要是从人的实际需求出发来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目标。经济发展的硕果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好处，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唯有如此才能为人类本身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表明生态环境建设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二是完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公正参与竞争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关于竞争，亚当·斯密曾经说过，“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12]。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准确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做到把该放的权放到位，把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把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创造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公平竞争和施展才华的舞台，让返乡农民工企业家真正有用武之地。一方面，要坚持依法治理。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市场环境也是法治环境。要创造良好的法治市场环境，依法保护守法经营的返乡农民工企业家，使返乡农民工企业家既能安心又能安业。另一方面，要公正分配社会资源。现代理论中，资源平等包括两种理论：一种是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一种是罗尔斯的“善”的平等理论，但无论哪一种流派，都公认人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社会公正要求社会资源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合理配置和享用。因此，应以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为准则，保证返乡农民工企业家创办的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在税收、融资、市场监管和政策扶持等方面，都能够享受同等待遇。
综上可见，针对预防接种儿童，在接种疫苗、常规护理措施干预的同时，实施优质护理进行干预，可明显提高预防接种儿童的依从性，效果满意，故值得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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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Cultiv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Li Guicheng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key to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 powerful weapon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hug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The economic practice of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shows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the most dynamic and innovative in the economic composition.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 have not only the regularity of the growth of general entrepreneurs, but als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growth of this group of entrepreneurs. Although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is endogenous to a large extent,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 order to expand it to the whole human organization to produce a larger range of social progres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hinder the cultivation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Entrepreneurship from five aspect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ul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arket environment. The cultivation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entrepreneurship is a systematic project,which not only needs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power of their pursuit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ocial core values, but also needs to grasp the key links of macro and micro environments such a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ultural environment,social environment and market environment, so as to enhance the form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al driving force.
Key words: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Cultivation；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19）11-0106-07
收稿日期： 2019-09-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7ASH011）；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2020-CXTD-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贵成，男，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研究。
编辑 张志强
张慧敏
标签：返乡农民工论文; 企业家精神论文; 培育论文; 环境论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