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国家控制力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控制力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金融危机论文,金融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处于改革和开放双重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其金融业的脆弱性问题更加突出。这些国家多年来积累的金融风险还有待消化，接踵而至的却是不得不以开放的姿态直面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刚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无论就其容量、深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都远未达到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1]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展中国家能否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并在开放进程中实现无危机的稳定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长期战略性问题。本文将金融危机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国家金融控制力匹配失衡的框架下加以解读，力图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生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从拉美到东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融危机出现了明显向发展中国家聚集的趋势。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典型标本，近年来拉美和东亚地区的危机案例值得深入研究。
实际上，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开放以及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金融自由化，并不总是如预期的那样，“放松管制、解放压抑的金融业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事实证明，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施加必要约束的盲目开放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从表1我们看到，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后或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常常伴随着金融危机。在有些国家，伴随金融自由化的金融危机不仅反复发作，而且成本巨大。
表1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时间与金融危机时间
资料来源：Romain Ranciere,Aaron Tomell & Frank Westermann."Decomposing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Crises vs.Growth",Working Paper,March 2006.http://www.econ.ucla.edu/people/papers/Tornell/Tornell408.pdf.
实际上，根据Hiro Ito & Menzie Chinn的统计数据[2]，在金融自由化后的5年内，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高达60％(见图1)，尤其是在金融自由化后5年中的前3年，更是金融(银行)危机集中爆发的高峰期(见图2)。
图1 金融自由化前后的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分布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大都与不合时宜的政策选择密切相关。作为整个经济全球化阶段的主流政策主张，近几十年来，或许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能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可以在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去检验它的经济效力。应该说，“华盛顿共识”有其合理内核，但当这些理想化的“经济处方”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开给错误的对象时，动态不匹配的问题就出现了，忽略国别特征和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注定会遭遇实践的尴尬。
图2 金融自由化后5年内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分布
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南锥体国家(如智利、阿根廷、乌拉圭)曾实施过金融自由化，这次金融自由化因爆发了不同程度的银行危机和债务危机而停止。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金融全球化的口号下，更大规模、更全面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再次席卷拉美大陆：利率市场化、废除资本管制、取消定向贷款、降低银行储备、引进外资银行、国有银行私有化……拉美国家几乎移植和复制了发达国家所有关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倡导。虽然在金融自由化初期，拉美国家获得了一些好处，然而，短暂的繁荣只不过是延长了内在矛盾的潜伏期。当拉美国家通过短暂改革把金融“彻底”归还给市场后，他们看见的并不是“华盛顿共识”所预言的有序与和谐，而他们所倚重的外国投资者也并不是总能扮演稳定的角色。最后，当危机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的时候，拉美国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失去控制力的金融体系轰然倒塌。东亚金融危机中的各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二、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匹配失衡与国家控制力衰微
作为后起和具有典型“追赶型”特征的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经历了伴随经济增长的金融业的迅速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以解除金融抑制和促进金融自由化为目标的金融改革成为重要议题，有些国家甚至采取了激进的迅速自由化改革方案。虽然就金融危机和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尚存争议，但超越本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阶段的“盲目自由化”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基本制度性诱因。在这些国家，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利率管制的过于放松以及金融监管的长期滞后，成为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典型事实。
由于超越本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本身就内含着金融不稳定的潜在风险，而金融自由化导致的资本流入和信贷扩张又进一步使这些风险长期积聚，再加之外部监管的滞后和羸弱，发展中国家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金融帝国”就像是根基不稳的百尺高楼，表面上风光无限，事实上却缺乏坚实的根基。对此，米什金认为，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猛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一旦放松利率封顶和借款类型的限制，借款就会急剧增加。[3]显而易见，国际资本流动在金融不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发展中国家政府保护网的存在以及对银行体系不充分的监管进一步鼓励了资本的流入，这又导致了贷款激增和银行的过度风险承受。Goldstein和Kamin等人发现，亚洲危机国家的信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其GDP增长速度[4]，而贷款激增和银行的过度风险承受又往往是银行危机的预测器。[5]Kaminsky和Reinhart甚至直接指出：较之国际资本流动，金融自由化是银行危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预测器。[6]
应该说，金融自由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脱离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无疑会损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如果要总结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政策偏颇和失误，那么，僵化的汇率制度、失衡的国际收支、不恰当的外汇储备、问题重重的金融机构、不合时宜的货币控制以及国内宏观政策的不协调等将会成为经济学家嘴边的“关键词”。然而，上述表象只不过是如下两个根本性问题的具体反映：一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与金融体系的发展阶段不协调；二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与总体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协调。前者主要表现为：金融自由化忽略了本国的基本国情，其进程在金融深度的绝对量和相对进展上都超过了这些国家能够承载的限度，导致了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和本国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最终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后者主要表现为：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金融制度和政策安排(典型的如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未能很好地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放大了金融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多重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在金融自由化时期显得尤其突出。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实施金融赶超战略的过程中，上述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发展匹配失衡的现象进一步导致了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拉美和东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中，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有以下几个突出的表现：
第一，债务负担水平大大超过本国的经济承受能力。无论是在拉美地区还是在东亚地区，危机前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沉重并且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从图3和图4我们看到，巴西和阿根廷的债务负担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成倍增长，而作为东亚危机肇始国的泰国，外债负担水平高达36.5％。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外债负担就日益沉重，以至于在80年代初陷入债务危机长达10年之久。在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整个拉美地区的外债总额为3 800亿美元，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后，拉美的债务却近乎翻番，总额接近8 000亿美元①。此外，在东亚危机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那些遭受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储蓄率全都低于投资率；而在那些未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储蓄率均高于投资率(见图5和图6)。由于国内投资超过了储蓄，亢奋的国内投资所产生的资金缺口，迫切需要国际资金加以弥补；而国际资金在利差和寻求高收益等因素的多重驱动下，亦不断涌入这些地区，最终使这些地区的高投资增长模式在短期内获得支撑并得以强化。当经济增长的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外国资本流入时，债台高筑的风险就会不断累积。在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韩国)，“短期外债存量/外汇准备”指标均超过100％，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经处于外汇储备资不抵债的状态，一旦违约风险暴露，可能会迅速演变为国家层面的债务和金融危机。作为国际资本流动中最难以估测的部分，短期外债的集中涌入和群体退出都将造成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而这也被屡次证明是货币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由于患上了严重的“债务依赖症”，在经济发展向好时，大量私人资本的涌入助长了经济繁荣，但同时也埋下了债务危机的种子。一旦经济形势稍有逆转，外资就会闻风而逃，从而导致股市暴跌，货币贬值，金融和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实际上，在Radelet和Sachs的实证研究中，短期外债因素甚至被认为是所有市场和制度因素中与金融危机关联度最大的解释变量。[7]
图3 巴西和阿根廷的债务负担
图4 危机各国的外债无担保比例
图5 东亚危机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第二，羸弱的金融监管能力导致了资本流动的失控。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在金融监管能力跟上自由化步伐之前就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最终导致了资本流动的失控。事实上，外资的使用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且不论任何外资(长期或者短期)的进入都是本着赢利的动机，还有相当一部分外资是出于纯粹的套利和投机目的。由于基于投机和套利的外国资本往往具有短期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旦东道国无法通过有效的监管来正确评估这些短期资本的性质、动向和集中流动所造成的潜在影响，或者不能对这些可能随时发生的资本流动施加必要的控制力，那么，大量涌入的外国资本就成了潜在风险的聚集区。对于很多遭受危机的经济体而言，过快的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和滞后的金融监管，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对金融的必要的国家控制力，从而无法对转型期的金融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保持必要的驾驭能力。当本着趋利动机的外国资本在危机前夜大肆出逃并在危机过程中“落井下石”的时候，这些国家发现，羸弱的金融监管体制根本无力应对这场错综复杂的金融乱局。而危机发生后政府采取的那些过于简单化、行政化的措施(如限制居民提取存款，控制资本流动，暂时停止支付到期外债，大幅度削弱工资和养老金等)，最终被证明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激化了多重矛盾，进一步恶化了危机。
图6 东亚未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第三，国内金融资本的过度退出严重削弱了国家的金融控制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无可厚非，但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是非常危险的。开放不等于简单地引入外国投资者，更不等于把金融资产直接“打折出售”。以阿根廷为例，在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外资控制了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70％(在10大私有银行中，7家为外资独资，2家为外资控股)，但这种由外国资本“当家做主”的模式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在拉美地区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国内金融资本的大量退出和外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提高效率，反而使这些国家在短时间内就丧失了必要的金融控制力(典型的如墨西哥和阿根廷，见表2)。在国家金融控制权缺失的情况下，旨在维持稳定和恢复信心的方案无法得到有效实施，一旦外部冲击到来，整个金融体系就面临崩溃的危险。当外国金融资本取代国内金融资本时，整个国家的金融调控能力就会变得很被动。
表2 拉美银行体系的所有制结构(1990年、2001年)
第四，偏低的外汇储备根本无法抵御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以泰国为例，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发展，泰国的外汇储备水平长期维持在300亿～35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泰国3～4个月的进口用汇量)。这种“照搬标准教科书公式”确定的外汇储备水平只能满足“正常经济体”的一般性对外支付需求，根本无力应对特殊情况，尤其是没有考虑到泰国失衡的外债结构中所隐含的风险暴露以及由此产生的额外的储备需要。由于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偏低，泰国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受到严重限制。1997年1～7月，面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为避免金融市场动荡，泰国央行对金融市场累计投放了约200亿美元的外汇，但在强大的国际投机资本面前依然回天无力，干预失败后，泰铢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亦随之爆发。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和政治腐败还在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Padma Desai认为，政治家们可能援助私人部门的裙带关系，却不会及时清除金融体系中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存在腐败的国家，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可能显著降低，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不堪一击。[8]不仅如此，在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时，援助方式还可能取决于政治捐助和援助受益人之间的关系网。许多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救援行动的主要对象是政府的裙带关系；在1997年金融危机初期，泰国的援助目标也主要是直接资助与政治有裙带关系的银行部门。许多学者认为，如果“亚洲小虎”不存在腐败，它们在既有的经济增长曲线上将会走得更快。从表3可以看到，越是受危机打击严重的经济体，越是倾向于拥有较高的银行腐败指数、较低的制度发展水平和较低的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而在两个危机免疫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情况则恰好相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和政治的腐败可能进一步导致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并在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表3 东亚诸国的腐败和腐败控制指标
注：“银行腐败指数”取自The 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它直接反映了一国银行业的腐败程度：指数越高，意味着银行业的腐败程度就越高。此外，由于金融业的腐败往往与不廉洁和制度发展不健全的政治环境相关，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衡量一国政府和制度环境发展情况的指标：“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和“制度发展程度”。“政府纪律及管理能力”指标主要取自LLSV(1998)，它是一个综合反映政府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指标，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政府的纪律性越高，管理能力越强。“制度发展程度”指标取自Beck，Demirguc-Kunt & Maksimovic(2003)，它是一个包含了腐败控制、监管质量、政治稳定性、法律规则、行政效率等内容的综合指标，该值越大，一般认为该国的制度发展越健全，因此，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国家的腐败控制力。
三、开放与发展双重背景下的国家金融控制力：平衡路径
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来看，作为后起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的典型样本，近年来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值得高度重视。通过重新审视拉美和东亚金融危机，我们发现，对于那些处于“开放”和“发展”双重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的衰微在危机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表4 拉美和东亚部分危机国家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衰微的表现
在表4中，我们初步总结了拉美和东亚部分危机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匹配失衡和国家控制力衰微方面的具体表现。在我们列举的5个“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7个“国家的金融控制力衰微”项目中，大部分国家多有涉及。而在那些危机反复发生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和受危机打击尤其沉重的国家(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金融自由化匹配失衡的程度和国家金融控制力衰微的程度更为明显。
对于很多“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国家金融控制能力的衰微是导致金融危机无法得到及时遏制的重要原因。对此，我们认为，在经济转型和金融发展长期滞后的双重约束条件下，面临加速开放的经济体，出于稳定的需要，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对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是非常必要的。[9]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利率市场化、机构准入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等都将成为金融改革的“既定参数”，但“追赶型”经济体面临的现实又往往是：多年来积累的庞大金融风险尚需消化，接踵而至的是不得不以开放的姿态直面跨国金融机构的竞争；而刚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就容量、深度或者广度而言，都远未达到全面开放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业加速开放面临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是巨大的。因此，国家应该利用既有的资源优势，对金融开放进程有所把握，在维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方面具有预见性和主动性能力。
总结拉美和东亚地区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其中非常重要的几点是：(1)金融开放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单纯地以开放作为政策目标往往导致加速开放和金融风险的迅速积聚，最终可能导致国家层面的“开放失控”状态；(2)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需要更加重视发挥金融监管的积极作用，以控制转型期的各种特殊风险，而不是把外部监管作为金融开放的阻碍加以排斥；(3)金融开放应该是一个“有序”的进程，对开放的节奏应该从宏观上进行必要的控制，以降低开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4)金融开放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审慎地、有步骤地推进各项具体规划，对涉及促进金融开放效应有效实现的制度支持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总体而言，为了确保开放和发展双重背景下的金融稳定，发展中国家既需要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权，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国家控制力，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的金融自由化和审慎的全球化策略，防止超越发展阶段的“匹配失衡”和国家金融控制力衰微导致的风险失控。
对于国家控制力在金融稳定和金融危机防范中的运用，以及建立在“开放保护”和“国家控制”基础上的金融开放的路径选择问题，我们给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以下简称为“露马模型”)。[10]这个模型简单、直观地描述了具有“开放”与“发展”双重性质的经济体如何在一个渐进的开放进程中确保金融稳定与效率的长期均衡。如图7所示，在一个立体空间中，OX代表金融稳定，OZ代表金融效率，OY代表金融开放进程。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而国家控制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即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效率，因此，在OXZ平面上，国家控制的理想轨迹应处于角XOZ的平分线上(即处于代表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达到动态最优均衡的OE线上)。此外，对于一个处于开放进程中的经济体而言，国家控制需要在开放进程中进行，也就是说，开放进程是国家控制在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之间实现动态均衡的约束条件。此时，纳入开放进程因素的国家控制“目标可行集”位于与OXZ底平面垂直的OYE三角平面上(即图7中的阴影部分)。在OYE三角平面上，存在多个渐进开放条件下的国家控制可能性曲线(轨迹)，最终的选择受到不同国家包括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复杂影响(图中的OK[，1]曲线作为其中可能的一种选择而存在)。
图7 “露马模型”中的国家金融控制(1)
需要指出的是，在OXZ平面上，OE与OY形成的三角集OYE代表着最优(完全)效率与风险平衡的国家控制“理想集”。但在实践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总是在效率与风险的最优匹配路径上运行，因而实际可供选择的效率与风险集合就从最优的三角平面集合OYE演变成了具备一定弹性空间的可行立体空间集YOBA(如图8所示)。在这个立体空间集中，各个国家在不同时点上的具体选择可能受到不同经济体相对偏好的影响。如果在某个特定的时点上(时段里)，国家对风险的控制要求(偏好)大于对金融效率的追求(偏好)，那么，在立体空间集YOBA中，实际的选择是向三角平面OYB靠近；反之，如果在某个特定的时点上(时段里)，国家对风险的控制要求(偏好)小于对金融效率的追求(偏好)，那么，在立体空间集YOBA中，实际的选择是向三角平面OYA靠近。
图8 “露马模型”中的国家金融控制(2)
应该说，“露马模型”的核心主张是明确的：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双重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业的开放进程(路径)需要在金融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综合权衡，而金融业的“开放发展”本身具有内生的矛盾与特殊性，正是这些矛盾与特殊性决定了通过适当的外部控制力量(如国家金融控制)促进金融业平稳发展的重要性、原则性和方向性。基于上述思维，在渐进的开放节奏中，以适度的国家控制确保金融安全前提下的效率实现，就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目标函数和政策工具的核心内容。
作为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背景基础上的理论主张，“露马模型”显然有着强烈的政策含义：对于那些加速开放的经济体而言，通过适度的国家金融控制，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促进金融效率并对开放进程进行适当把握和控制，不仅有助于金融效率的实现，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
注释：
①这意味着平均每个拉美国家人口欠着1 500美元的外债，同时也意味着拉美国家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将近1 5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年外贸收入的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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