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政以德”到以德治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先哲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著名观点，成为孔子以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核心。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江泽民提出了以德治国方略，强调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从“为政以德”到以德治国，历史的车轮从古代走到了今天，这里面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有什么规律性和启示性的东西可寻？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为政以德”：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和精髓
（一）“为政以德”就是仁政德治，它是传统德治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就是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也称之为儒家学派）。政治伦理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而儒家的政治伦理理想相应地成为中国政治伦理传统的主流。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德治学说。德治学说别具一格，内容丰富，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德治学说的基本精神和要义就是孔子反复坚持和倡导的“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注：《论语·为政》。）。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管理百姓，要采取德治的办法，采取道德教化的办法。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国君就会象北极星一样，安居于自己位置，臣民就会像众星一样环绕着他。这样，社会就表现为有序状态，国家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可见，“为政以德”浓缩了儒家德治学说的精华，是儒家德治思想因而也是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和精髓。
“为政以德”就是要实行仁政，或称之为德政。在孔子看来，实施仁政，统治者必须做到“爱人”（注：《论语·颜渊》。），必须做到“恭、宽、信、敏、惠”（注：《论语·阳货》。），必须做到宽民、惠民（富民）和教民。即统治者治民要“宽”，养民要“惠”，富民而后教。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强调施仁政就要“重民”，就要反对暴政。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从“重民”的思想出发，孟子猛烈抨击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暴君和暴政，他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注：《孟子·梁惠王下》。），认为杀死像独夫民贼纣王一类的暴君完全应该，不算“弑君”。在孟子看来，统治者施仁政就可以得民心，就能天下无敌，因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注：《孟子·公孙丑下》。）。
（二）“修身为本”，“德教为先”：实行仁政德治的两个前提条件
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把官吏的道德自觉和修身看成是实行仁政德治的首要前提。在他们看来，国家各级官吏品德的优劣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官德决定民德，官风决定民风，因为，“上者，民之表也”。据此，他们认为国家权力应该由品德高尚之人执掌。欲治国，欲施仁政，必先“正百官”、立官德。孔子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传统的德治思想历来重视告诫各级官吏如何修身正己，历来强调上行下效，强调为君者、为官者的榜样示范作用。
儒家认为“德教”即道德教化、道德教育，是实行仁政德治的另一基本前提。“德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系统的家庭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把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转换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道德良心，使人养成良好的个人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从而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正确处理和调整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儒家看来，“德教”无论是对官吏的修身正己，还是对百姓的学礼仪、讲道德、美风俗，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因而提出了“德教为先”的口号。
（三）德刑兼施，以刑辅德：仁政德治并不排斥刑（法）的作用
德与刑（法）、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是传统德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上述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儒家并不是“纯任德教”，绝对地排斥或否定刑罚，而是主张德刑兼施、以刑辅德。孔子明确指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即为德治，“猛”即为法治）。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因而要“霸王道杂之”即“德法兼治”。应该指出，传统德治思想虽主张德刑相辅、德法兼治，但并不是把德与刑置于同等的地位，而是始终认为德高于刑，德治比法治更重要。关于这一点，孔子论述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百姓，只能使百姓免于犯罪，而不能使他们以犯罪为羞耻；如果用伦理道理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约束百姓，就不仅能使百姓以犯罪为羞耻，而且还能使他们心甘情愿地遵守秩序、服从统治。这就是德高于刑、德治重于法治的原因所在。
（四）性善论：仁政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古代仁政德治思想的产生除了具有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原因外，还有其理论基础，这就是孔子所提出的人性论，特别是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孔子首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注：《论语·阳货》。）的人性论命题，孟子继承孔子，将孔子的思想发展为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所以是善的，就在于“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注：《孟子·告子上》。），并且“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注：《孟子·告子上》。）即是说，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注：《孟子·告子下》。）。一些人之所以不从善而为恶，是被物欲所蔽的结果。只要对他们进行道德教化，使其不断修身养性，他们的善性便可以得到恢复。由此不难发现，儒家的德治思想主要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理论基础的。
二、以德治国：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历史性超越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薪火相传，历经二千多年而不衰。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思想体系虽含有不合时宜、消极的东西，但更包含了不少合理的积极的因素。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的政治传统总是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并且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既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崭新的时代内涵，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创新和重大发展，是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性飞跃。
（一）剔除传统德治思想的糟粕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产生于封建社会，因而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封建社会的痕迹，不可避免地带有消极的、腐朽性的因素。这些糟粕性的东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的德治思想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封建统治者巩固其政权的一种手段，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传统德治思想虽强调“为政以德”，强调实施“仁政”，但这种“为政以德”和施“仁政”的思想在封建社会往往落实不了，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口号，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是背离和脱节的。这样，传统的德治思想就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第二，传统德治思想在内容上有许多封建性糟粕，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纲常。第三，传统德治思想是以人性论（性善论）为理论基础的，而这种人性论（性善论）在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是完全错误的。
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形成的德治理论的深刻总结和升华。以德治国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带有崭新的时代特点。因此，它在吸取传统德治思想合理因素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抛弃和剔除了传统德治思想中的消极成分和糟粕。
（二）吸收传统德治思想中的精华
传统德治思想虽含有糟粕，但更包含精华，是古代先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其不少思想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事实上，以德治国方略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内涵丰富，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传统德治思想中的精华和积极因素，可简要归纳概括如下：一是借鉴、吸收了古代儒家关于“爱民”、“重民”和“得民心”的思想；二是借鉴、吸收了古代儒家关于为官者要修身正己，品德高尚，堪为百姓表率的思想；三是借鉴、吸收了古代儒家重视“德教”，重视道德建设的思想；四是借鉴、吸收了古代儒家关于德刑相辅、德法合治的思想，等等。
（三）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创新与超越
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虽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但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和照抄照搬。以德治国思想是江泽民在充分借鉴和吸收传统德治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在深刻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过程中所得出的全新认识，是一种伟大的创新与创造，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第一，在德治目的问题上的超越。古今两种德治思想的根本目的和阶级本质是不同的。首先是“国”的含义不同。封建时代的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各级官吏是治人者，广大人民是被治者。今天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其次是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同。传统德治思想虽然主张“为政以德”，虽然强调“爱民”、“重民”，但根本目的是使百姓更驯服地接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非真心实意地为百姓谋幸福。所谓德治，说到底不过是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因此，这种德治带有很大的伪善性、欺骗性，德治的目的具有相当大的自私性和狭隘性。今天的以德治国则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根本宗旨，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准则，极其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德治。这种德治不是一种统治的手段，而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这种德治强调领导干部应该德才兼备，勤政廉政，乐于奉献；强调领导干部应该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强调领导干部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因此，这种德治具有最广的公正合理性和真实性，具有最大的目的崇高性，它是对古代德治传统中的自私性和虚伪性的否定，是对古代德治目的狭隘性的根本超越。
第二，在“德”的内涵问题上的创新。古代儒家所说的德是指道德，主要包括修身、为善和道德教化等含义。今天以德治国中的德增添了新的内容，富有时代气息，其内涵比过去宽广得多，丰富得多。这个德是指一种广泛的道义力量和精神力量，其中除了道德以外，还包括理想信念即信仰，包括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包括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包括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内容。这个德不再是狭义的，而是宽广的、系统的，是指一整套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思想道德规范体系。因此，这个德的提出，体现了一种概念内涵的创新，体现了一种制度创新、体制创新。
第三，在道德建设主体问题上的创新。古代儒家虽重视道德教育，但他们把群众看作是愚昧无知的“蚩蚩群氓”，把自己看作是聪明博学的先知先觉和社会道德建设主体。他们认为，群众要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和道德认识水平，不能靠自己，只能靠他们给予的道德教化，只能靠从上到下、从国到家的道德教化。就是说，他们是高高在上的施教者，群众则只能是被动的受教者，而不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主体。在实行以德治国的今天，这种认识被根本扭转过来。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在江泽民看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不仅需要对群众进行教育，而且更加需要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提高，需要充分发挥和调动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因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包括道德文明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绝不是“蚩蚩群氓”，而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体。无论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还是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和创造精神。这就是在道德建设主体认识问题上，当代德治思想的创新之处，超越古代之处。
第四，在德治与法治关系问题上的创新。上文提及，古代儒家虽主张德刑兼施、德法合治，但始终认为德处于中心地位，刑处于从属地位；德高于刑，德治比法治重要。即是说儒家有抬高德治地位、轻视法治作用的道德万能论倾向。而在江泽民看来，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而言，德治与法治不但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且两者的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切实做到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德治与法治并重，而不是抬一个、贬一个，重一个、轻一个。对此，江泽民有过精辟论述。他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注：《光明日报》2001年1月11日，A3版。）。从古代的德重法轻到今天的德法并重，这是江泽民在德法关系问题上所做出的创新和重大发展。
三、一个重要的启示：治国必须善于借鉴历史经验
国家治理得好不好，社会管理得妙不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从孔子的“为政以德”，到儒家德治思想的系统发展和在古代社会中的运用，再到江泽民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透过中国德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这就是：治国必须善于向前人学习，必须善于以历史为师，必须善于借鉴历史经验。
（一）向历史学习，古为今用
任何国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不是偶然“蹦”出来的。任何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都有其渊源上的承继关系。这种历史联系是不能割断的，割断历史，就无法形成正确认识，就必然导致工作与实践的失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时间上讲，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一种历史遗产，但它绝不仅仅属于过去，因为“传统”二字的含义就是指历史的延伸、延续，就是指社会发展的前后相继。所以，传统文明、传统文化既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又是现代社会继续发展、继续前进的起点和基础。对于这样的传统文明、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成分，我们应该持何种态度？是全盘否定、不屑一顾，还是向历史学习，以史为鉴？无数事实证明，对待历史的态度科学与否，直接制约着人们的认识正确与否，制约着人们的行动成功与否。这一点不仅可以在历史上所谓“打天下”成功者那里找到依据，而且还可以从所谓“坐天下”成功者即治国有方者那里得到印证。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这场革命所以取得胜利，根本的原因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中国革命的实际既是指当时革命的现实情况，又包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传统和历史特点。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智慧，做到古为今用，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说，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已敏锐地看到了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重要性。正如他自己所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44页（1991年6月版）。）。
“打天下”需要向历史学习，“坐天下”即治理国家更需要向历史学习。中国历史上大凡比较开明、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几乎都重视学习历史，善于从前朝灭亡的事实中吸取深刻教训，善于以史为师、以史为鉴，从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创造了所谓的太平盛世如汉唐盛世、康乾盛世等等。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就有这样的深刻体会，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此真乃治国的经验之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革命和建设中都重视并且善于从历史上吸取灵感和资源，从古代智慧中获得启迪。向历史学习，吸取前人一切有益的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贯坚持的工作方针。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就不能不向历史学习。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防止和反对全盘否定历史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二）推陈出新，大胆创造
治国必须学习历史，但是这种学习绝不是简单继承、照抄照搬，而应当是灵活的创造性的。善不善于学习，直接决定了学习效果并进而影响工作结果。而所谓善于学习，就在于对学习的东西能够做到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特别是能结合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加以大胆地创新。历史证明，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一点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将表现得尤为突出。崇尚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在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创新的知识，才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只有创新的理论，才是最有价值的理论；只有创新的文化，才是最有价值的文化。因此，在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的今天，只有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和治国方略的创新，才能在剧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实现民族昌盛、国家兴旺发达的发展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思创新的保守主义，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对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
江泽民说：“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应当说，江泽民的这段话既非常好地说明了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应采取的科学态度，又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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