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现代青少年道德教育宗旨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青少年论文,近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086-05
一、民族危机：近现代青少年道德教育宗旨变化的背景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遇到空前未有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们在反思落后就要挨打教训的同时，对包括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对国民素质及其教育开始了历史的审视和深深的反思，以探求改造中华的道路。因而在近现代以来的人才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从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到洋务派领袖，从改良主义思想家到启蒙学者，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和迫切，而认真从事这一工作的则是近代以来的维新派和启蒙学者、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
我国近现代关于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目标又可以分为近代与现代两个既相联系又显著区别的阶段，形成了各自的时代特色。
二、继承传统与变革开新：近代青少年道德教育宗旨的主调
这一时期关于国民德育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目标呈现的总特征是继承传统与变革开新并存，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保守与变革的矛盾交织特色。
近代史上的各派思想家、教育家的青少年德育主张，几乎都呈现出这一特色。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属于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之一，在青少年教育上他主张科举考试中要考西学一科，已经开始重视对西方教育思想的探索与借鉴，但本质上仍是高度重视传统道德教育；他虽主张女孩也应入学接受教育，但又主张这种教育中的道德教育仍然是封建伦理纲常的灌输。他说：“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不致虚糜坐食。愚贱皆知礼义，教化具有本原。此文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1]主张借鉴西方教育的方法，加强“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教育，以“久而化之”，养成知礼明义的道德观念。清朝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在1903年拟订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提出：“至于立学宗旨，均以忠孝为本……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在1904年制订的《学务纲要》中，张百熙等人也强调青少年教育中纲常礼教不可废。理由是“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3]。可见，保守与变革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交织在一起，道德养成教育宗旨在变革开新的同时，也留有长长的“卫道”尾巴。
太平天国运动中，在思想文化方面，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太平天国领导人倡导西方宗教，主张开设学生学堂，培养符合太平天国发展需要的一批人格开放、思想先进的有智、爱国的人才，但在他们身上也体现了保守与变革的矛盾。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和政策制订者洪仁玕，既积极向西方学习，但也没有抛开传统道德思维的影响。洪仁玕很重视儒学，只是反对以牲醴敬拜孔孟，对孔孟思想的核心——忠义孝悌等不仅不反对，而且号召人们学习与遵行，其维护纲常的思想正是为他的政治观服务的。[4]再如，太平天国虽然提倡男女平等的新道德，但同时又提倡三从四德。该时期编写的儿童蒙学读物《幼学诗》中详细地区分了不同身份的伦常要求，包括《母道》、《媳道》、《妻道》、《姊道》、《妹道》、《女道》等。其中《妻道》中规定“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天父诗》中也宣扬“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的愚忠观念。即便到了上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的新学制还保留了封建女德的规定，强调女童“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掌握“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2](385)。足见封建纲常教育影响之深！
洋务派代表人物亦然。他们主张中体西用，其思想中融入了对西学的重视和兴趣，但对传统的道德教育仍然给予肯定。例如张之洞认为，学生应该先从传统经史之书中读得圣人之心，学会行圣人之行，然后再借鉴西学有用之处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在《劝学篇》中说：“今日学者，比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言，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意而无其害。”在张之洞那里，青少年学生的道德教育基本上仍是“明纲”，即以“三纲”指导。在他看来，“三纲”的道德教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5]。1903年，由张之洞参与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制订了从蒙养院到大学各个阶段的学校章程，规定在小学、中学开设修身和读经讲经二科，强调“忠孝”依然是进行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宗旨。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在从事洋务事业的经历和体验过程中，看到了科举教育培养人才之模式无实用性，便首开中国自办新式大学教育、公立新式普通中学、新式小学之先河。但在青少年道德教育上却认为“西学”与我国的圣人之道有着较多的相通之处，主张还是要以传统孔孟之道作为道德教育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吸收利用“西学”来培养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人才，为统治阶级服务。同样大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派领袖曾国藩，亦然极力强调封建纲常，宣扬“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从”的陈腐道德观念[6]。即便是提出了“新民德”主张的启蒙学者严复，封建大家长作风和男尊女卑的纲常观念在他身上也是根深蒂固。辛亥革命后，他甚至倒退到主张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
总之，虽然近代以来降低封建传统教育的地位，抬高新式教育，但在未成年阶段的学生道德教育中，封建纲常礼教作为统治者维持统治的根本，改变不大，这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学部明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也不难看出。当然，从这一宗旨主张的尚武、尚实看，较前也有变化和进步。
第二，对封建纲常礼教目标及其养成教育方式的反思批判。
近代史上，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启蒙学者，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一次次地展开了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些批判将封建纲常礼教之网冲撞得千疮百孔，大大地启发了民众觉悟，对帮助他们认清封建伦理道德不合人类理性、不合时代要求的腐朽性质起了很大的作用。
维新运动领袖谭嗣同认为“君为臣纲”的说教是毫无根据的、本末倒置的愚民思想，他揭露封建纲常礼教对人民的束缚迫害，“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大声疾呼“冲决伦常之网罗”[7]。在洋务派中，对中国传统道德及其教育反思较为深刻的当数李鸿章。李鸿章的反思已经上升到寻找中国落后之精神源头的高度。比如，他在给侄子的信中就对作为封建纲常核心的“五伦”作了批判，认为它们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说：“吾国自古相传之伦理，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妇，曰兄弟，曰朋友。此五者之纲纪，在家族封建时代，似可通行，然已不甚适当。故三代盛时，孔子亦只谓小康。洎乎封建既破为郡县，此五者之伦理，更觉其不当。况乎大地交通，国家种族之竞争激烈，故吾之古伦理愈不适于世用。而吾国人犹泥之，此地方所以不发达，邦国之所以日受人侮也。”[8]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臣，李鸿章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批判，是大胆的，难能可贵的，其观点也是基本上正确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如此。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明确提出“三纲革命”，对封建道德予以深刻批判。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文中甚至断言：“无道德者不能革命”，认为“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积极倡导“革命之道德”[9]。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其名著《革命军》中猛烈地批判了统治者宣扬的君权“天予神授”论，指出这是一种“邪说”，是秦汉以来历代封建帝王“奴其民”的手段，因而，“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复我天赋之权利”。他大声疾呼“国民，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10]。
近代教育家还对传统蒙教的教育目标给予了严肃的批评。蔡元培指出：旧式的儿童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才为目的，教育者都是事先预定了目的，强制儿童顺从。这样，他们也就不问儿童性格上的好动好静或资禀上的锐顿，只用一种方法，就是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像处理无机物一样。[11]蔡元培还对古代一些不合理的儿童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给予了严肃的批判，对古代的那种被动式的、灌输式的、经常施以体罚的教学方法也进行了无情抨击。“他认为古代教育不考虑儿童的心理和性格特点，不顾儿童接受能力的强弱，也不注意对儿童进行象游戏、图画等启发性的教育，老师只是一味地向儿童盲目灌输古人的著述和先贤的教训，不允许儿童有丝毫的怀疑和非议，否则施以无情的鞭笞。”[12]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废除了封建教育的体罚制度。他说：“育才学校主张教训合一，同时育才学校坚决地反对体罚。体罚是权威制度的残余，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已成为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相反地，它是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育才教师最大的责任便是引起儿童对于纪律自觉地需要，自觉地遵守；引起儿童对于学习自觉地需要，自动地追求。”[13]陶行知先生对封建教育体罚制度的批判和废除影响甚广。
第三，更新民德以实现救国、强国和民族振兴。
如果说古代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忠君孝亲的忠臣孝子，培养知书达理、讲究礼仪的谦谦君子，那么近代以来的中国逐渐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变局，使得更新国民道德、培养适合时代和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素质，以实现救国、强国和民族振兴，成了国民教育特别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成了这一时期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旋律。太平天国借助宗教，一度批判封建旧道德，宣扬天赋道德观，吸收基督教教义，倡导“爱人如己”、“患难相救”的道德观和德育思想。一些洋务派和改良思想家提出加强青少年“富强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和革命家更是大声疾呼要“新民德”以振兴中华。1895年3月，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一文认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就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他断言国家的强弱存亡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众的力、智、德的水平。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忧，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也。”[14]为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以为社会进化就是人之自强，因而根本的问题是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兼具德、智、体三种特征的真国民。梁启超将严复排列的三者顺序调整为民德、民智、民力，将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列为一切素质的首位。他认为西方的制度之所以文明，在于“国民之文明程度高”，相反，“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也就在于“国民之文明程度低下”[15]。在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影响下，甚至于清政府的学部在1906年3月呈送朝廷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也将“中国今振兴国务”作为教育的目标加以强调。
资产阶级革命家认为，改造和更新国民道德是革命成败、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孙中山先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就强调指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16]他甚至专门写了一篇《国民应以人格救国》的文章，阐述道德人格对社会进步的重大推动作用。文章说：“最重要的，是要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的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17]孙中山主张的道德教育主要是“天下为公”、“为国奋斗”、“做救国救民的事业”的爱国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公民意识和道德情操；具有时代特征的传统美德教育等。
三、德育为先、诸育协调与人才强国：现代青少年道德教育宗旨的转化
1919年前后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新文化的领袖们从辛亥革命及以后几次政治革命的失败中，痛切地意识到改造和更新国民道德素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甚至将国民道德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来认识。陈独秀认为，政治腐败、生灵涂炭的根源就是封建伦理道德对民众的禁锢，就是因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中国的危机在于我们的“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18]。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进行道德革命。李大钊也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民德衰，民力薄，要想“再造中国”，就必须使国民都能“革我之面，洗我之心”[19]。吴虞更是将斗争矛头直指孔子，认为要改革社会，必须开新民众的思想道德。他甚至极端地强调要非儒、非孝、非礼。
鲁迅深受其老师章太炎“革命道德论”的影响，主张强国须从改造国民性做起，从改造更新国民的道德素质入手。他认为国民“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弱点，是道德上的缺陷。那些“刀兵盗贼水旱饥荒”，那些“丧尽天良的事”，甚至于“国将不国”的现状，其原因就在于“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20]这种观点自然有夸大道德作用、主张“道德万能论”的色彩，但鲁迅的基本意思还是为了强调清除数千年来封建传统道德的紧迫性。他认为封建专制制度的高压和封建道德的精神麻痹，紧紧地禁锢了国民的思想，这是形成愚弱的国民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要改造、更新国民性，就必须从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做起。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在青少年的教育培养上，呈现出提倡德育为先、各育协调、人才强国的明显变化，从而使得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总体看来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实践探索更加切合实际，更富成效，为我们今天研究青少年公民的道德教育提供了更多可贵经验。
实际上，德育为先、各育协调的青少年教育方针，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有思想家、教育家积极倡导。例如维新领袖康有为办学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运用于教学实践中。他既将德育作为学生素质培养之先，同时也注意学生的智育和体育。据其学生梁启超记载，“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皆重焉”[21]。再如，1912年1月开始，国民政府废止清朝教科书和德育等课程设置，在《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中，强调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22]。强调道德教育在青少年培养中的首要地位，同时也注重新型人才各方面素质的培养。这在教育制度上是一个重要变化，但遗憾的是因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及此后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实施得很不得力。
五四运动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青少年道德教育方针上基本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重新阐释的八大德目作为基本内容。192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废止“党化教育”代以“三民主义教育”的议案》中，对教育宗旨的表述按照“三民主义”的要求，更强调培养国民道德：“我们全部的教育，应该发扬民族精神，提倡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以达到民族的自由平等；应该养成服从法律的习惯，训练团体协作和使用政权的能力，以导人民权的正轨。”[23]后来的民国政府在教育方针的规定中，更加强调以孙中山先生重新阐释、改造的八大德目作为青少年国民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指出“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24]。“八德”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倡导。
一般认为，在中国教育史上，国学大师王国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四育并举、全面发展的学者。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多方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教育应以道德为中心。做过民国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提出了新的儿童教育目标，这就是：新教育要培养儿童自立、自动的精神，促使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协调和平衡[12](126)。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先生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做人”教育，他说对青少年所进行的道德教育就是让他们知道该如何去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强调做人的核心是养成“真、善、美”的道德人格。
总之，近代以来继承传统与变革开新并存、保守与变革的矛盾交织，使得青少年道德教育宗旨呈现出该时代的鲜明特色，正是在对封建纲常礼教目标及养成教育方式的反思批判中，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宗旨发生了更新民德、实现救国强国和民族振兴的新变化，并由此逐渐实现了向德育为先、诸育协调与人才强国转化的嬗变，掀开了中国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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