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希腊罗马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罗马论文,学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分析的科学性，正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承认和重视。但是，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是西方最为古老、也是最为保守的学科之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多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持冷漠甚至敌视态度。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古史学者也不得不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19世纪末起，西方学者中便有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古代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并最终在西方古史学中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由于资料的限制，国内目前对这一学派的了解不多。笔者撰写此文，意欲对该学派的情况及其学术成就稍作评介。不当之处，请学者们不吝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主义古史学的起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形成于19世纪中期，但对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发生影响则始自19世纪末。当时，德国古史学家迈耶尔、贝洛赫、布佐尔特等人，从其保守的历史观出发，以循环论的世界观为基础，对古代历史作出现代化的解释，宣称古代希腊象近代西欧一样，经历过它的黑暗时代，早期近代和工业化，最后复归于农奴制，奴隶制的作用被无限地降低，奴隶的地位被理想化。针对这种思潮，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萨尔维奥利、基科提等起而反击。在其1899年出版的《古代世界奴隶制的衰落》中，基科提指出，要历史地考察奴隶制的作用，必须把奴隶制置于罗马经济发展的背景中，把奴隶当作生产中一般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来研究其作用的变化。罗马经济的发展，不但减少了对奴隶的需求，而且逐步显示出奴隶制在经济上的弊端，由此导致了奴隶制的衰落。萨尔维奥利指出，在古代世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此，奴隶和无产阶级在生产中互相竞争、互抢饭碗的事，纯属现代化派的捏造。此外，有些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如韦伯等，也对迈耶尔等人的现代化派观点进行了批评，并给萨尔维奥利与基科提的著作以好评。（注：转引自芬利：《古代奴隶制和近现代意识形态》，伦敦，1981，第41-50页；加兰：《古代希腊的奴隶制》，伦敦，1988，第7-8页。）可是，当时以迈耶尔为代表的现代化派势力太大了，萨尔维奥利等的观点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结果，现代化派的观点在20世纪上半期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20世纪上半期的古史研究中，现代化派固然占有绝对优势，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仍然给古史研究以一定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柴尔德、汤姆逊、法林顿等马克思主义的古史学家。柴尔德广泛运用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近东和欧洲史前史，第一个为欧洲史前史建立起完整的框架。他的一系列著作影响了考古学上的几代人，至今也未失去其史学价值。他所提出的农业革命、城市革命等概念，今天已为历史和考古学界普遍接受，因而有人形象地把柴尔德的贡献称为“考古学的革命”。在1992年召开的纪念柴尔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虽然认为他的许多观点已被放弃，但都承认在20世纪成长起来的考古学家中，几乎没有不受其影响的，从而充分肯定了他在考古领域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注：特里格尔：《戈登·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伦敦，1980；哈里斯编：《柴尔德的考古学》，伦敦，1994。）
法林顿和汤姆逊是20世纪上半期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他们试图借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来解释古代历史。法林顿着重研究古代科学的发展，强调只有实验科学，在古代实际上是希波克拉底派和原子论派，是真正的科学，代表着社会上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随着所谓理论科学的产生，贵族文化逐步取得统治地位，扼杀了古代的科学。（注：法林顿：《古代世界的科学与政治》，伦敦，1939；法林顿：《古代的科学》，牛津，1969。）汤姆逊两卷的《古代社会研究》在西方颇具影响。它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原始社会、奴隶制的理论解释古代希腊历史，涉及母权制、父权制、私有制的兴起等许多理论问题。他批评法林顿未能说明埃及、西亚等没有产生哲学的原因，主张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揭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创造出哲学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在他看来，是在希腊人中产生了一个依赖奴隶劳动、富有而又强大的商人阶级，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这个阶级要求与思想的反映。（注：汤姆逊：《古代希腊社会研究》，两卷，伦敦，1949-1955。）无论是观点还是方法，二者显然都存在严重的不足。法林顿把实验科学和理论科学完全对立起来，并为它们贴上阶级的标签，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根本解释不了历史。当时尚属年青一代的意大利古史学家莫米利亚诺轻而易举地证明，近代的科学家如刻普勒、伽利略等都自称柏拉图派，而卢克来修所代表的原子论派在古代也不都是民主派。（注：莫米利亚诺：《古典历史研究论文集第二集》，罗马，1960，第375-376页。）汤姆逊把工商业的发展当作古代哲学兴起的基础，却没有说明古代以商业闻名的腓尼基人未能创造出哲学的原因。因此，他们的史学没能给古史研究以更大的推动和影响，反而使人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对古代历史作现代化的解释。（注：参看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伦敦，1981，第41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繁荣，西方社会显得生机勃勃。同时，由于美苏冷战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西方不太受欢迎。在古代史领域，只有联邦德国的学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从事奴隶制研究。在英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完全被古史学家忽视；在欧洲大陆的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马克思主义虽保持一定影响，但马克思主义的古史学家并未取得足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成就。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经济繁荣的结束，各种社会矛盾的显露，传统人文科学的弊端也逐渐暴露，马克思主义又重新得到学者们的重视。首先是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们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接着，古史学家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古代社会。在这方面，法国学者走在前面。原因是法国共产党曾对纳粹进行过顽强的抵抗，在战后一度相当强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相对雄厚。就研究领域来说，法国学者较为关心奴隶制、阶级斗争、古代人的思想等。其代表人物有维尔南、加兰、布里昂、维达尔—内维特等。他们以贝藏松大学的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为主要阵地，举行了古代社会史、古代奴隶制、古代社会中的依附劳动等专题学术讨论会。从1974年开始，法国古史学家出版《古代史学家的对话》，并在贝藏松大学出版古代史丛书，成为法国古史研究中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一个学派，且在欧洲和北美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不少著作都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英美古史学家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产生相对较晚。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另一些人则借口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份已被西方思想家们吸收，没必要去研究马克思的原著；（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第19-20页。）还有一些人干脆宣称马克思剖析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古史学家，因此他的理论不适用于古史研究。然而，随着古史研究的深入和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对古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终于得到人们的承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古代史方面，英国古史学家德圣克罗阿功不可没。早在1954年，他就在联邦德国的《历史》杂志上发表了《雅典帝国的特点》的长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虽未公开宣布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古代历史，但在具体论证中，他特别注意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雅典帝国得到普通劳动者的支持，因为雅典所推行的民主政治保护他们免受贵族的压迫。而在盟邦中挑起反叛的，大都是对民主政治不满的贵族寡头分子。所以，围绕雅典帝国所出现的斗争，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注：德圣克罗阿：《雅典帝国的特点》，载（联邦德国）《历史》，1954，第1-41页。）此后，他又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他的看法。1973年，美国语文学协会召开了一次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古典古代”的学术讨论会。在这次大会上，德圣克罗阿、卡特里奇、康斯坦、帕度奇等就马克思主义对古典古代的意义进行了热烈讨论。1975年，美国颇有影响的古典学杂志《阿瑞图萨》出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与古典学》的专号，发表了上述几位学者的文章，大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古史学家中的影响。1979年，卡特里奇的《斯巴达与拉哥尼亚》出版；两年后，德圣克罗阿的《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与读者见面；1987年，卡特里奇的《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问世。与此同时，英国的《过去与现在》等杂志也不断发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的文章。一些原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开始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终于使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英美古史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战前意大利饱受法西斯统治，其古史科学也受到严重影响。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势力强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而对古史研究发生影响的时间也较早。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意大利学者更为重视罗马史，注意研究古代世界的经济结构、奴隶制等问题，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奴隶制、依附劳动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论文集。在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者中，影响较大的有德马丁诺、卡兰第尼、吉亚迪那等。德马丁诺主要研究的是罗马宪法、经济和社会，其6卷的《罗马宪法史》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关于罗马经济的著作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卡兰第尼现为罗马大学教授，正主持对罗马古代城市的发掘，著有《意大利的奴隶制》等，也是一位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人物。在他影响下，意大利学者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后期的奴隶制及经济进行了广泛探索，提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看法，积极推动了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二、对古代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探讨
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看来，对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来说，重要的不是马克思等人所提出的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所提供的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分析古代社会的阶级结构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马克思的阶级定义视为基础。维尔南把希腊城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他认为，公元前5世纪以前，城邦实行的是公私并存的双重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与公民的政治权利紧密结合，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低下且多在外邦人手中，富裕公民所获利润以公益捐献形式消耗在城邦公民身上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就其主要社会矛盾来说，城邦形成初期体现为城乡对立，富有贵族住在城市中，剥削广大的农村居民。后来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城乡在城邦中合为一体，公民、士兵、土地所有者三位一体是古典城邦的基本特征。从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伴随着战争的职业化、经济的理性化、奴隶制的发展，城邦内部出现了富有与贫穷公民之间严重对立的情形。穷人力图运用现存的城邦结构从富人手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富人则拼死抵抗，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城邦瓦解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维尔南承认，促使这一冲突发生的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由于城邦独具的特点，物质利益冲突必须经过政治权利这个中间层次表现，所以社会政治意义上的阶级冲突主要发生在公民的两个阶层之间。至于奴隶，从未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提出他们的要求，在城邦的社会政治冲突中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因为除了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外，奴隶的实际地位存在很大的差别，使他们无法组成一个统一、独立的阶级提出自己的要求。此外，奴隶并非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奴隶在古代社会的发展中未起关键作用。相反，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技术的落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当时只有通过奴隶制的推广来实现。当奴隶数量扩大到极限时，主奴之间的冲突变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奴隶通过各种形式与主人展开斗争，尽管这种斗争最终未能表现在社会政治层次上，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注：维尔南：《阶级斗争》，收入其论文集《古代希腊的神话与社会》，苏萨克斯，1980，第1-18页。）
加兰的看法与维尔南稍有不同。他认为阶级在马克思那里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社会经济意义的阶级只存在于近代，广义的阶级类似于等级。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奴隶可称为阶级。但与维尔南不同的是，加兰承认奴隶主对奴隶怀有极大的恐惧。他援引色诺芬等提供的史料，证明在古代希腊社会，奴隶并不象某些西方学者所说，满足于自己悲惨的处境，他们以逃亡、破坏工具、甚至杀死主人等各种形式与奴隶主展开斗争。（注：加兰：《古代希腊的奴隶制》，第191-200页。）
德圣克罗阿反对法国学者不把奴隶视为一个阶级的观点。他认为阶级是一种关系，一种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古代世界，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和非自由劳动。有产者正是通过控制土地和非自由劳动来剥削奴隶、依附者和其他自由民，所以阶级斗争便是有产者对其他劳动者的剥削及被剥削者的反抗，它并不要求某一阶级的成员具有特定的阶级意识，也勿需某一阶级集体的政治行动，只要存在剥削及其对剥削的反抗，便存在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普遍存在于从古代到当代所有的阶级社会中。在古代，阶级斗争不仅普遍存在于主人和奴隶之间，而且发生于有产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因此，奴隶不仅是一个阶级，而且是古代希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级。他援引色诺芬和柏拉图所提供的史料，证明奴隶主对奴隶的恐惧始终存在。（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第31-68、283-300页。）他的学生卡特里奇是一位斯巴达史专家，也主张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斯巴达历史上的许多现象。他强调斯巴达制度的根本是黑劳士制度，黑劳士与斯巴达公民之间的矛盾及斗争是理解斯巴达历史的关键。在他看来，镇压黑劳士的反抗和维持公民内部不平等的双重需要产生了斯巴达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教育体制。（注：卡特里奇：《试论斯巴达革命》，载（美国）《阿瑞图萨》，1975；并参看卡特里奇：《斯巴达与拉哥尼亚》，伦敦，1979。）针对多数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地降低奴隶制作用的企图，卡特里奇指出，希腊人的所谓自由，恰是以奴隶的不自由为前提的。他借用美国学者日内瓦斯有关奴隶起义的理论，深入研究了古代希腊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强调古代希腊无奴隶起义，并不意味着奴隶满足于可悲的命运，而是奴隶主们长期不懈地、有意地坚持压制奴隶反抗的斗争，事实说明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对抗长期存在。（注：参看卡特里奇和哈维主编：《关键问题》，苏塞克斯，1986年版中卡特里奇的文章。）这些看法较德圣克罗阿的观点更为深入细致，也更具说服力。
在罗马史领域，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十分活跃。德圣克罗阿对古代罗马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在关于晚期罗马共和国社会冲突的论述中，他承认那些参与争夺政权的领袖人物都出身贵族，而且都有个人的目的。但他同时指出，对历史学家来说，弄清这些领袖的家庭背景及其参与动机固然重要，但我们应该看到他们采取的实际措施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事实上，就参与斗争的社会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改善自己的处境。所以，共和国末期的政治斗争，乃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罗马帝国所以灭亡，主要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建立后，有产阶级日益在政治和社会上取得优势。他们利用政权的力量，剥削广大的社会生产者，使他们完全丧失了对罗马帝国的信心，而宁愿与蛮族入侵者合作。因此，应对古典文明的毁灭负责的不是社会大众，而是那些只顾自己享乐的有产阶级。（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第409-487页。）另一学者汤普逊也指出，帝国只有在相当一部分人想让它灭亡时才会走向末日，在研究罗马帝国衰亡时不考虑这一点是令人奇怪的。汤普逊认为，有关晚期罗马帝国人民起义和反抗斗争的可靠记载确实很少，但这些记载的广泛流行和当时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津津乐道就耐人寻味。虽然巴高达运动或其他类似的人民运动并未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变社会结构，但运动的经久不止说明罗马帝国的人们已不再愿意接受罗马帝国的统治。蛮族入侵所以成功，正应从这一角度理解。巴高达运动和蛮族入侵的意义在于它们改变了统治阶级的成份，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转型。（注：汤普逊：《晚期罗马高卢与西班牙的农民起义》，载芬利主编：《古代社会研究》，伦敦，1972，第304-320页。）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在阶级定义的使用上更为灵活。德马丁诺认为，在早期罗马共和国，正是平民与贵族及其依附者的斗争才促使其政治体制向民主方向转变；在晚期罗马共和国，即使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所谓的人民领袖也大多是些失意的贵族，其目的不过是想借平民的力量取得政治上的升迁，但运动仍有自己的阶级基础，人民的目标是推翻元老贵族的统治。晚期罗马帝国所以灭亡，也是由于统治阶级对占社会多数的劳动者压迫过重，使后者不堪忍受而造成的。（注：德马丁诺：《罗马宪法史》，5卷，那不勒斯，1972-1990。）配雷里的观点更为激进，他声称共和国晚期的人民运动有其政治目的，而人民领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试图把人民从贵
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注：配雷里：《晚期罗马共和国的人民运动》，都灵，1982。）不过，我们很难相信在晚期罗马共和国存在现代意义的政党和政治纲领。配雷里的这种解释，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现代化式的，至少过于拔高了运动参加者的政治觉悟。
三、奴隶制与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
对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奴隶制始终是古典文明中一个令他们多少感到有些难堪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古典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样板，而奴隶制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最不人道的制度之一。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确不太容易让人接受。于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想把奴隶制与古典文明分离出来。18到19世纪，奴隶制被与基督教联系在了一起。基督教的信徒们力图证明，奴隶制是异教徒创造出来的。只是在基督教产生后，天下皆兄弟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它才被废止，因此，基督教是奴隶制被废除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19世纪中期法国的瓦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方学者出于冷战的政治需要，极力贬低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的地位。还有一些人试图从伦理而不是历史的角度研究奴隶制，说什么为了古典文化的繁荣，民主政治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奴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注：有关情况请参看芬利：《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伦敦，1983，第1章。）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意识形态的色彩不是那么浓厚，但把眼光仅盯在数量上，强调奴隶在古代世界的人口和生产中从未占多数，在整个经济中不起主要作用，进而否认奴隶制对古代社会的意义。（注：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斯特尔曼和英国的琼斯，请参看威斯特尔曼：《希腊罗马古典古代奴隶制》，费城，1955；琼斯：《古代世界的奴隶制》，观点与争论丛书，1960，第1-16页。）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奴隶制才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独特的剥削制度，其历史作用也得到应有的重视。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奴隶制及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前苏联的学者在这方面虽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那僵化的理论体系、无限拔高奴隶阶级觉悟及奴隶斗争意义的极左观点，与历史实际存在很大的差距，很难让人接受。只是在本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后，一方面，前苏联的学者逐步解放思想，对有关问题采取了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并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承认，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继续研究奴隶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取得某些突破，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
最早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奴隶制作用的是意大利的萨尔维奥利和基科提。他们在当时古史现代化思潮方兴未艾之时，主张把奴隶制放在罗马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确定其在罗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但因遇到迈耶尔等人的反对，他们的观点没有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因此，真正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奴隶制的是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法国、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者联合一些虽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对奴隶制有兴趣的学者连续召开了几次关于奴隶制和依附劳动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大批著作。与此同时，英、美等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积极参与，就古代社会的性质、奴隶制的地位展开讨论，从而大大推动了奴隶制研究的发展。
一般来说，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奴隶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奴隶制的作用、奴隶的地位、主奴关系等相对具体的层面，而对古代社会的性质这类比较抽象的问题不是特别关心。加兰《古代希腊的奴隶制》一书搜集了有关古代希腊奴隶制各方面的材料，十分深入地讨论了奴隶的来源、奴隶的再生产、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奴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等，但并未由此深入一步，探讨古代希腊社会的性质。英国和意大利的学者稍有不同。德圣克罗阿在《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中，不仅讨论了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而且用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希腊社会的性质。他强调说，要判定一个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奴隶的数字并不具有决定性，一是古代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准确的统计数字足以让我们作出此类结论；一是在古代，主要财产是土地和非自由劳动，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既不剥削别人、又不受人剥削的小农和小所有者，奴隶从未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历史学家来说，数字有时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最重要的是看这个社会的有产阶级从什么人那里获得生活资料以使自己摆脱生产劳动而成为有闲阶级。他争辩说，在古代希腊，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当然是广大的小农，雇佣劳动的作用微乎其微，统治阶级赖以为生的，准确地说是统治阶级借以摆脱生产而使自己成为有闲阶级的，是由奴隶和其他依附劳动者所提供的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对一个社会的性质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统治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希腊社会可以被称为奴隶社会。（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第133-204页。）较之前人的论述，德圣克罗阿的观点显然有一定的说服力。它把学者们从数字争辩的游戏中解放出来，割断了奴隶制与基督教伦理的联系，奴隶制因此被真正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而人们的注意力也脱离了具体问题的纠缠，被引向更为本质的剩余产品问题，有利于对整个社会性质的把握，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总体结论如果没有可靠的具体研究作支撑，仍然不足以说服大多数人。德圣克罗阿的结论恰恰是依靠古代文献所提供的一般印象作出的。就古代希腊的社会性质来说，如果奴隶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我们怎么也不能想象有产阶级是靠奴隶劳动而使自己免除生产活动的。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初期的奴隶制及罗马经济史给予极大的关注。但他们的观点与目前正在英、美等国流行的芬利派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们对商品经济给罗马经济、特别是奴隶制的发展的影响比较重视，把它看作是奴隶制发展的基本条件。卡兰第尼深入研究过罗马的经济。他指出，在公元前后各两个世纪中，意大利中西部的农业是由精耕细作的大地产控制的。在主人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下，尽管生产力水平低下，奴隶劳动仍然创造了高效率的农业，并使意大利农业的商品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手工业也繁荣起来。这是罗马经济史上的大变革，是真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但它的繁荣是以罗马对西部行省市场的控制为条件的。元首制建立后，伴随着西部地中海区经济的发展，意大利的葡萄酒、橄榄油等逐渐失去了市场，奴隶制的商品生产随之衰落。（注：卡兰第尼：《意大利的奴隶制》，罗马，1988。）在卡兰第尼的影响下，意大利学者广泛开展了对共和国后期以来罗马经济史的研究，在1981年和1986年出版的有关罗马经济史的论文集中，意大利奴隶制的兴起、对外贸易类型、生产组织、奴隶制的衰落、雇佣劳动等，都得到较深入的探讨。他们的研究表明，奴隶制同样可以在农业中得到广泛推行，并能创造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古代城市并非都是消费性城市，有些是以手工业或商业为经济基础的。他们试图证明，在古代罗马，确实存在过奴隶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而奴隶制所以能取得统治地位，获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因为奴隶主对奴隶的严格控制。（注：吉亚迪那主编：《罗马社会和奴隶制生产》，罗马和巴里，1981；吉亚迪那主编：《罗马社会与晚期帝国》，罗马与巴里，1986。）这些观点，似乎与马克思本人的有关论述相吻合，因为马克思曾把古代经济划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奴隶制的发展程度有限，商品生产不够发达。但在第二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奴隶制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以获得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占了统治地位，小农经济陷于破产，大地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注：参看库济辛：《卡·马克思论古代经济》（原苏联）《古史通报》，1983年第2期，第3-38页。）但是，意大利学者没有能够成功地解释这种高效率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为什么竟然竞争不过劳动生产率低下的西部行省的自由劳动，从而导致意大利奴隶制的衰落问题。此外，对于奴隶制兴起前后罗马社会的性质，他们也没有给予适当的说明。* 在这方面，德圣克罗阿的看法不无参考价值。他认为，由于奴隶来源的短缺，奴隶主们不得不依靠家生奴。为了给奴隶抚养子女一定的时间，奴隶主只得降低对奴隶的剥削。为了在奴隶来源减少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生活的高水平，奴隶主们转而努力扩大剥削对象，进攻中小农民，甚至奴隶主的中下层，把他们变成农奴，造成奴隶和一般自由民地位的日趋接近。结果，奴隶制衰落了，自由民的地位却下降了，古典文明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奴隶制最终被封建制代替。（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第483-503页。）
小结
从20世纪初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从小到大、从点到面、从个别问题到综合研究的发展历程。如果说在20世纪初它还仅仅是星星之火，现在则已成燎原之势。事实上，除了本文所提到的几个方面外，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古代的战争、古代思想及评价历史人物方面，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注：如加兰：《古代世界的战争：一部社会史》，伦敦，1975；布里昂：《亚力山大大帝》，商务印书馆，1996等。）在今天的西方古史学界，任何人都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古史学的成就。同时，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具体社会历史问题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他们不再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广泛借用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古代历史各个方面的问题。至于观点，更是百花齐放。在当代西方的古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古史学无疑已成为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即使是素称保守的联邦德国，也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因此，对中国的古史学家来说，如欲尽快提高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水平，就必须认真研究、积极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古史学的优秀成果，并对其加以适当的改造和发展。此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他们的历史观点也与其总体社会历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全面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历史研究也不能不有所了解。（注：国内近年来翻译出版了一些这一方面的著作，如三联书店出版了维尔南的《古代希腊思想的起源》，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布里昂的《亚力山大大帝》，但都不是从介绍马克思主义古史学，而是从介绍法国学术思想的角度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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