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下中美网络空间关系
王向阳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 100091）
【摘要】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美国要获得并维持网络空间霸权地位，必须遏制中国崛起。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的思想背离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却给我们分析中美网络关系开拓了新的分析途径。从进攻性现实主义角度分析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关系，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如何管理网络空间安全关系。进攻性现实主义过分强调进攻性战略，而忽视规范、制度和国际组织的作用，显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分析中美网络空间关系的不足。
【关键词】 进攻性现实主义；网络空间安全；网络空间治理
中美关系在网络空间中体现了双边关系的广泛性，拉近了军事竞争，贸易壁垒，情报活动以及长期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1]然而，网络空间安全仍然是一个新生的外交政策问题。国际关系中有关网络安全的现有文献大部分都是通过政策而不是理论来解决问题的。从进攻性视角分析中美网络空间关系，有助于理解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如何管理他们的网络空间安全关系，试图在理论层面有所突破。美国是目前的网络霸主，中国则是新兴的网络大国，试图在新兴的网络空间领域建立话语权。
如果你并不确定该用哪种预设，只要切换到实时取景模式然后在不同选项之间切换，通过显示屏查看每种预设的色彩效果就行了。看起来最自然，或者最接近你的肉眼所见的那种就是需要选择的预设。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中美网络空间关系
进攻性现实主义源自米尔斯海默2001年出版的《大权政治悲剧》一书。[2]它衍生于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是围绕人们对结构现实主义的诘难发展起来的。[3]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主义性质迫使各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世界权力中的份额，寻求权力优势，以使自己更加安全，从而提高生存概率。权力越强，国家越强，它就越不可能成为目标，因此每个主要力量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米尔斯海默明确表示“各国很快就会明白，确保他们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该系统中最强大的国家”。[4]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加上体系内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迫使大国在利益超过成本时采取竞争性、攻击性和扩张性政策。具体而言，由于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体系内所有主要大国都会通过扩张来增加其权力，从而导致国家间激烈的竞争。此外，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来说，进攻性行为通常会成功，征服往往会付出代价。[5]然而任何国家都无法取得全球霸权，大国追求地区或全球霸权，会引发持久的安全竞争与战争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政治悲剧”，即寻求安全的国家被迫参与冲突以确保其安全。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提出“走出去”战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奋进的五建开始了新的尝试。
现实主义有共同的理论假设：国家寻求权力最大化——国家是权力和影响力的无情追求者，但对权力的解释，又有明显的差别。古典现实主义主张，当相对权力增加时，国家将其政治利益扩展到国外。[6]汉斯·摩根索主义进一步说明国家要不断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冲突、侵略、扩张和战争的起因是人类对权力的欲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一国增加生存概率的最好方法是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大国追求权力的行为是为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这颠覆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观。[7]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迫使国家以生存为目标，生存的目标推动所有大国最大限度地发挥权力和影响力，而不是增加过多权力。过多的权力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联合对抗，守住而不是增加权力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8]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更具有“进攻性”——即国家不会满足于它现时所拥有的权力，它会不断争夺一切它所能取得的权力。权力——以整个体系的经济和军事能力的相对分布来衡量——是国家唯一的安全保证。
以已知K、Ca和Mg含量的样品为本底，在样品中准确加入一定浓度的标准溶液进行回收率试验。然后根据样品原含量、加标量和加标后样品含量计算回收率。结果表明，K、Ca和Mg的加标回收率分别为97.84%、95.43%、89.80%，能够满足分析要求。
1.缺乏信任。信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和中心的概念。[24]信任对一国解释他国的行为，并决定他们自己的政策至关重要。相互不信任可能引发竞争态势的螺旋，这是相互误解对方意图的结果。同时，对一个不可信任的国家信任，可能会严重危害一个国家的安全。中美网络空间关系确有不确定性、恐惧和不信任的迹象，加上美国的网络空间情报活动和对华政治言论，同时对竞争优势的担忧日益加剧，加剧了这种不信任。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表明，多少国家的相互不信任，决定了其安全竞争的严重程度以及他们打一场战争的可能性。
这些理论假设导致了三种行为模式：自助、权力最大化和群体恐惧。[10]在自助的体系中，每个国家都具有潜在的危险性，无法预测别国的动机和意图，认为成为系统中最强大的国家是保证生存的最佳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具体而言，一个国家很难评估在其安全之前必须拥有多少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能力，并且很难确定未来有多少能力才足够。即使在没有特定或迫在眉睫的威胁情况下，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也认为国家将最大限度地发挥权力和影响力，因为各国无法确定何时何地会出现下一个威胁。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对错误估计的恐惧意味着各国总是在评估其他权力时做好最坏情况的准备。基于上述假定，米尔斯海默得出结论：确保大国生存的最佳途径是追求霸权，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11]尽管成为霸主是困难的，在全球范围内比区域性更加困难，米尔斯海默坚持认为权力最大化是确保国家生存的最佳途径。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互联网依赖度逐渐提高，网络空间成为各国优先争夺的重要战略空间。[18]在网络空间领域，中国正作为一个新兴网络强国而兴起，网络空间权力正向中国转移。[19]美国网络空间的优势面临着中国的挑战。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霸权国最大限度占有权力，防止别国称霸，中国在网络空间兴起，必然与美国争夺网络空间霸权和网络空间制度霸权。霸权国为确保其安全，打击中国维持网络霸权成为美国当务之急。中美开始就网络空间领域展开对话，双方认识到需要减少网络空间的不稳定性，在网络执法方面加强合作，但关于军事网络行动，所谈甚少。网络空间冲突没有明确的门槛，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缺乏信号传递机制或升级控制方法，因此网络空间冲突可能因误解或误判而迅速变为影响中美关系新的动力。
米尔斯海默认为，在各国之间产生最大恐惧和最大安全竞争的权力配置是一个多极系统，其中包含潜在的霸权或他称之为不平衡的多极系统（几个强大的力量和潜在的区域霸权）。[13]网络空间中的权力分配影响着网络空间系统的类型，网络空间是否存在安全竞争，存在什么样的安全竞争，有必要评估当前的权力分配。米尔斯海默认为，由于地理，特别是海洋的阻隔，导致权力投射困难，一个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大国。[14]然而网络空间的物理特性决定着网络不像现实世界易受地理位置的阻隔，地理边界不影响其权力在网络空间的投射。综合来说，目前网络空间可能存在几种霸权形式：网络空间单极霸权；两极趋势加强；多极趋势。美国可以说是网络空间中唯一的霸权国，中国是新兴的网络大国，正志向于取得网络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二、网络空间中的权力分配状态
米尔斯海默把国家间的关系定性为冲突，认为大国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分享世界力量来确保自己的安全，成为霸权主义者——霸主——是确保生存的最佳手段。对于中美关系，米尔斯海默认为：（1）没有办法准确预测中国目前或未来的意图；（2）不能确定中国军事实力仅仅是为了防御目的；（3）过去和现在的行为不能成为未来行为的可靠指标，这使得中国近几十年的和平行为无关紧要。因此，两国都会通过假设对方的意图最差而对这种相互不确定性做出反应。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都是理性的，都会试图收集权力，这会导致一场具有战争潜力的安全竞争。对于中美网络空间关系，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应该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削弱中国在网络空间中日益显现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对其进行简单的遏制。[12]进攻性的现实主义把中美网络空间关系普遍描述为冲突状态，从进攻性现实主义角度考察中美在网络空间中的关系，首先了解网络空间是否存在竞争，有必要对当前存在于网络空间的权力平衡进行评估。
网络空间权力分配存在其他权力分配形式。网络空间领域不是一个简单的两极系统，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还未形成真正的两极状态。在网络空间中，其他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俄罗斯被认为是网络空间中最有能力的行为者之一，据信已经部署了攻击性的网络能力来支持其更广泛的目标。日本也被认为是网络空间领域的强大竞争者之一，日本拥有亚洲唯一的根服务器。英国、瑞典在网络空间领域也具有强大的实力，对跟服务器的控制使他们对区域网络安全至关重要。网络空间由于门槛低、功能广泛，因此可以松散地表征为一个多极系统。
（一）网络空间单极霸权
互联网起源于美国，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美国主导其进程。美国占据互联网13台根域名服务器中的10台，独霸网络资源的分配能力；通过非政府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进一步强化网络的分配资源的分配能力；通过掌握大量关键技术，控制互联网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控制着互联网运转所需的软硬件。控制根服务器、ICANN和软硬件系统，使美国在网络空间领域拥有了绝对优势，这种优势转化成一种巨大的权力，就是网络霸权。[15]美国众多跨国网络公司掌握着网络关键技术和运营环节，为美国在网络空间提供源源不断的硬实力（技术、软硬件）和软实力（标准、网络文化、Twitter、Facebook），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网络空间霸权。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霸权，不受地理边界影响其权力投射，使美国很可能有机会主宰其他网络大国。
网络霸权是一种单纯的权力分配，是对网络权力的滥用；网络制度霸权是以制度规范的网络空间霸权，这是网络空间霸权争夺的新领域。美国是争夺网络制度霸权的先驱，通过国际规范建设，争夺网络制度霸权。美国掌握着网络世界的主动脉，通过控制互联网谋求现实世界霸权国身份在虚拟世界的扩展和延伸。根据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的规范理论的三个周期，首先引入新的规范，其次倡导者劝说其他加入，最后是规范内化。[16]美国的网络制度霸权是通过推广技术标准和网络国际制度而构建的。[17]通过制定规范和规则，从而发挥霸权领导者的作用，这些规范与规则将引导其他国家制定稳定和安全的网络空间。美国掌握着网络霸权，并追求网络制度霸权，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大国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分享世界力量来确保自己的安全，美国势必阻止其他国家争夺网络空间霸权。
（二）网络空间中的两极竞争
各个国家都希望利用各种“工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权力并改变权力平衡，即使这样做会使其他国家产生怀疑或敌意，基于恐惧各国仍不断加强权力。米尔斯海默认为实力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国家的意图是不确定的。如果能够帮助他们获得优势，国家就会撒谎、欺骗甚至使用武力。一切大国都会有霸权主义的倾向，直到达到霸权地位，这导致了不断的安全竞争。最后，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多极系统比两极系统更可能导致冲突，具有新兴霸权的多极系统——“不平衡的多极性”是最危险的。
2.相互恐惧。由于攻击性网络能力往往被高度隐藏，中美两国无法准确评估其相对的网络能力。因此，恐惧促使两国投入攻防能力，肆意歪曲他们的力量，也是一个诱因。所以权力的真正平衡是不明确的。这可能导致对统治地位的误解，特别是对“网络武器”的有效性了解甚少。但是，中美之间的网络空间的冲突极不可能。具有破坏性或有形后果的袭击事例虽然数量可能在增加，但仍然非常罕见。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和平时期仅发动了61次袭击，战时仅发生了24次，包括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袭击，以及臭名昭著的Stuxnet对伊朗核基础设施（通常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这远远低于现实冲突所引发的战争此书。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宣布过“网络战”。[25]这部分是因为要开发像Stuxnet这样复杂的网络攻击武器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高水平的技术研发。网络空间的归属是非常困难的，跟踪攻击也是非常困难的，国家可能使用代理或非国家行为者发动攻击，进一步混淆这个问题。由于对网络攻击的评判困难，直到今日，仍没有制定应对网络空间安全有效的威慑政策。
（三）网络空间多极性趋势
将中层和下层合并，统一用OBB包围盒处理，主要考虑OBB包围盒的方向任意性，能较为紧凑地包围被测物体。针对刚体模型，满足紧凑性要求，中层运算时，没有添加其他包围盒来加重计算量，便于计算运行，下层也使用同一种包围盒，便于层级间的访问情况，OBB包围盒作为整体的中坚力量，能够满足整体检测的稳定性要求。
三、中美网络空间冲突及症结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其他国家目的不明确性，迫使大国采取进攻性、扩张性政策。在无政府体系下，国家意图不明确，即使国家现在没有侵略意图，也无法保证他们将来不会产生这样的意图。[20]国家要保证生存，必须增强实力，结果是增加的实力既太多又太少：太多是因为国家增强的实力能够使他发起侵略；太少则是因为对方感到威胁，于是也就增强自己的实力，这样就削弱了别的国家的安全。[21]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中美两国网络空间存在冲突，双方都在增加权力，这产生了不信任螺旋。
（一）冲突根源：中美对网络空间看法不同
美国对跨境信息流动感兴趣，呼吁各国尊重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在外交方面，美国的目标是确保言论自由和跨越国界的数据自由流动。美国还认为，国际法，包括武装冲突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国家行为。对中国而言，平衡安全，国内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希望防止各种非法网络行为，这些行为损害了数字经济、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美国对互联网自由和网络威慑的呼吁被视为针对中国。中国寻求采取法律和行政措施，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改善其防御。在国际上，中国推动了网络主权的规范。具体而言美国重视网络空间行动自由、商业技术机密安全；而中国则重视社会政治稳定、网络信息和数据安全。[22]美国过分强调网络自由，肆意对别国的网络进行监控和渗透；中国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开放网络。美国以网络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进行审查，又迫使中国对其开放等。可以看到，美国网络安全利益的全球性和中国网络安全利益的自主性，导致中美在跨境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安全边界控制问题上存在着分歧。[23]中美之间因网络安全利益分歧而引发冲突。
（二）中美网络空间的症结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通过五个基本假设来界定。（1）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性国际体系会奖励能够确保并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国家。（2）大国都具备一定的攻击性军事能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军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武力来展示国家的力量，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威胁。（3）各国意图的不确定性。进攻性现实主义指出，不信任普遍存在，恒久不变。（4）大国高度关注生存目标。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对征服感兴趣，而生存的最佳方式是展示其力量并阻止其他国家获得类似的权力。（5）国家是理性的行动者。这意味着他们考虑他们行为的直接和长期后果。[9]
中国网络安全面临诸多挑战：美国主导的网络空间军备升级威胁中国网络安全；西方主导网络话语权，渲染中国“网络威胁论”等，这对中国在网络空间崛起产生阻碍作用。面对挑战，中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建设，维护和调整现有网络空间秩序，争取网络空间话语权。中国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新的外交政策领域，也是新的冲突领域，需要新的规则。中国强调推进全球网络空间规则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该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既要推动联合国框架内的网络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作用。但是，美国认为中国在网络空间里的各种作为是对美国网络霸权的挑战。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两极竞争在所难免。
四、进攻性的现实主义的局限性
进攻性现实主义在理论方面忽视了制度和组织的作用。大国之间可能通过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及时了解对方意图，消除误解，将冲突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相互性依赖日渐加强的今日，战争带来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这也将促使大国在发动战争时更加谨慎。虽然进攻性现实主义可以帮助描绘中美之间的网络安全竞争，但是它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一系列相关的网络安全问题。考虑网络安全的关键挑战之一是这个概念包含了广泛的重叠问题，不仅包括安全问题，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因此，需要多个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整个美中网络安全关系。如，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因此这种关系的贸易要素不容忽视，承认国内政治因素在确定国家的国际行为中的重要性以及机构在制定国家行为规则方面的作用等，需要引进自由主义的思想。
操作上，笔者建议的是采取逢低分批买入的策略，不建议大家总是试图想着一笔买在最低点，一笔卖在最高点。建议逢急跌、分批次、每次一点点的加仓建仓。同时，在介入前必须要做好相应的策略应对。每笔介入前，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进攻性现实主义忽略了国内政治对一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影响，因此在解释一些国家行为的时候略显勉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的增长及反华势力通过对网络的渗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网络作为传播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平台，中国必须加强对网络的治理。政治干预和颠覆的风险意味着中国对其国内互联网（包括“防火墙”）采取高度监管的方式。因此，美国在技术威胁方面对网络安全进行界定的同时，也包含了意识形态威胁和信息内容控制。中国加强国家在网络空间控制方面的作用，如果不考虑国内的担忧，是不能理解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对规范和制度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是非常怀疑的——这些被视为强权利的工具。合作也是有限的，因为各国不谋求相互的安全。但是，中美关系中有明显的合作例子，包括通过制度合作。中美都有一个正式立场，即网络安全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例如，两国都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中致力于建立区域网络建立信任措施。中国和美国也一致努力，帮助制定网络行为规范，特别是通过2010年启动的联合国政府专家组（GGE）进程和2015年中美签署网络安全协议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进步。防御性现实主义可以提供更加细致的合作图景，但是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在这方面可能有更大的解释力。
五、结论
网络空间的首要特征是其复杂性。网络安全包含了一系列相关的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等。因此，专注于网络空间凸显了中美之间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对安全问题的竞争和缺乏信任。进攻性现实主义为考虑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竞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并且说明了当前的安全竞争。然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没能捕捉到影响网络安全关系的所有问题。引入其他方法也将是必要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方面可以帮助解释诸如国内政策的影响等因素；网络空间的参与本质以及网络空间本身的构建也适用于建构主义分析。因此，要全面了解中美网络空间安全关系，可能需要对国际关系理论采取分析性的折中方法。对于两国决策者来说，折衷方法也可能是最有用的，他们试图了解国家行为将如何被“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结构的激励以及相互依赖的网络的经济潜力”。
随着企业内的业务系统开始向云(尤其是私有云)中迁移，提供基于私有云的工作流引擎成为必然。在私有云中，可提供基于云的流程建模、流程执行、流程监控分析、流程管理和业务调用。基于REST的工作流引擎在云中具有一定的优势，通过对云中的服务进行编制或编排，满足企业内各业务协作的需要。
参考文献：
[1]James A.Lewis,“Cyber War and Competition in the China-U.S.relationship.”Remarks delivered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y 13 2010,http://csis.org/publication/cyber-war-andcompetition-china-us-relationship.(visited 5 May.2018).
[2]王力军,丁肇卫:略论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J].太平洋学报,2010,8:22.
[3]Lobell,S.(2017-12-22).Structural Realism/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alism.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trieved 17 Apr.2018,from http://internationalstudies.oxfordre.com/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01.0001/acrefore-9780190846626-e-304.
[4]Mearsheimer,J.J.(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p.33.
[5]Lobell,S.(2017,December 22).Structural Realism/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alism.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Ed.Retrieved 5 Sep.2018,from http://internationalstudies.oxfordre.com/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01.0001/acrefore-9780190846626-e-304.
[6]Zakaria,F.(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9.
[7]贾海涛:现实主义权力观的历史演变及现实影响[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6.
[8][9][10][14]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15-18,16-17,16.
[11][12]乔纳森·科什纳: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古典现实主义与中国崛起[J].国外理论动态,2013,4:62-64.
[13]Lobell,S.(2017,December 22).Structural Realism/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alism.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Ed.Retrieved 5 Sep.2018,from http://internationalstudies.oxfordre.com/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01.0001/acrefore-9780190846626-e-304.
[15]沈逸:“棱镜”折射出的背离、虚伪和霸权[N].文汇报,2013-6-19:006.
[16]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895-896.
[17]杜雁芸:美国网络霸权实现的路径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6(24)2:68.
[18]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London:Blackwell Ltd.1991.p127.
[19]方兴东:网络空间趋势与研究创新[EB/OL].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1-22[2018-09-06].http://www.cssn.cn/zx/bwyc/201501/t20150122_1487721_1.shtml.
[20][21]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6,67-68.
[22]任琳,龚伟岸: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J].国际安全研究,2015,5:41-42.
[23]周琪,汪晓风:网络安全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J].当代世界,2013,11:30.
[24]Steve Chan:Trust and Distrus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Challenge and,Cambria Press,August 8,2017.
[25]Robert Morgus,“Rules of Cyber Engagement,”Slate.com,March 10 2016,accessed March 10 2018.
作者简介： 王向阳，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方向：网络安全，一带一路。
责任编辑/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