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3-0019-07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来说，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不仅要“破旧”，更重要的是“立新”，即创立富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从而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哲学基础。
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我们不赞成搞简单化的大批判，而主张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其二重性。客观地说，它反映了那个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的需要，也适应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需要，就哲学内涵而言，它主要反映了一般唯物主义的共同特征。然而它却未能及时反映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以及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特点、新形势，未能充分吸收当代科技革命和世界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就哲学观而言，也未能充分展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深层底蕴和独特内涵。因而，它既不能适应当今时代与新型体制的需要，也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教条化的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破旧”与“立新”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破旧”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如今很少有人还坚持原有的哲学教科书僵化体系，而创立一个真正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实质、立足于时代特点和本国实践、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已经成为学界的重要共识和奋斗目标。“立新”的工作，即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在老一辈学者的努力推动下，已取得了积极进展，完成了一些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但总体来看，这项工作远未完成，还存在着不少尚未合理解决的问题，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学界还存在很大争论。目前来看，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工作推向新阶段、新水平，除了对遗留问题做进一步深入探讨、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研究外，四个首要的突破口和生长点是：第一，对时代精神、时代课题做出新的哲学探讨；第二，对现代科技革命做出新的哲学概括；第三，借鉴和汲取东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做出进一步的科学规定。只有将这四个方面的具体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建构一个真正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充分反映当代科学、哲学发展水平的，现代化、系统化、中国化的，完整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为人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方面，黄楠森教授无疑是最早的探索者和创新者之一。他从1964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读列宁论辩证法十六要素》一文开始，就着手探讨如何突破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问题，堪称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不是解决了哪个具体问题，或提出了哪个具体观点，而是提出了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奠基意义、长远意义的关于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基本构想[1]。
这一见解独到的新体系的基本构想，包括以下四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四大前提。这些前提是：真正承认哲学是一门学科；哲学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哲学应当有许多经过实践检验而成立的原理；这些原理构成一个前后一贯的完整严密的体系。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三大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第二个层次是人类社会，又可分为社会和人；第三个层次是人的精神领域，主要是认识、价值、方法。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有六个组成部分：宇宙观或世界观、历史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最后三个部分也可合称为“意识论”或“精神论”。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是宇宙观或世界观，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是历史观、人学、意识论最根本的理论前提。
三是新体系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中，哲学原理应该分层次，并根据相应层次的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带有一般性的科学原理，概括出每个部门中一般性的哲学原理。既要充分利用过去已经形成的哲学原理，还要特别关注新的原理。目前，学界在世界观、历史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以及文化学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新成果，总结出了一些新原理，现在已经到了从建构新体系的高度把这些原理进一步加以概括、筛选的时候了。
四是关于哲学原理如何构成体系的问题。应当按照“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基本原则，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这里所说的“历史”，首先是客观历史，其次是认识的历史，或者说科学的历史。“逻辑与历史一致”，首先指的是与客观的历史一致，如果有些东西没有客观的历史可言，那就要与认识的历史一致。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再加以通俗的、简单的概括，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这个原则出发，还可以引申出许多更加具体的原则，譬如先讲静止、后讲运动的原则；先讲客观、后讲主观的原则；先讲感性、后讲理性的原则，等等。
这些关于构建哲学新体系的思想，虽然还远未彻底解决与新体系建构相关的种种复杂问题，在某些具体观点、具体提法上也还存在着可商榷之处，但在一些基本方面，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正确继承和发展，其中包含不少真知灼见，对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新形态，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
第一，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既要对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做出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借鉴其合理因素，更要立足于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充分反映现代科学的新成就、世界哲学的新进展及人类实践活动的新成果。
第二，新体系必须包括世界观、存在论，这是哲学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赖以成立的本体论、存在论前提，也是历史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的基本理论前提，这是不应否认的。
第三，应当承认实践是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离开实践就难以完整理解现实世界，但不应因此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则。
第四，新体系必须加强或补充在旧体系中被根本忽视或尚存在空白的内容，主要包括人的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方法论问题等。
当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建构，还存在着许多尚未合理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做出更深入、更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比如以下几个问题。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究竟是怎样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是历史观、认识论的首要、基本范畴，但不能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首要、基本范畴，尤其不能说是世界观、存在论的首要、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基本范畴应是物质范畴；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实践不仅是历史观、认识论的首要、基本范畴，同时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世界观、存在论的首要、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实践为核心观点的“实践唯物主义”，有的学者进一步强调实践的本体论、世界观意义，提出“实践本体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本体论”；还有一种观点，则把实践视为一种思维方式，即一种根本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思维方式、先验思维方式的现代思维方式，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唯物论、唯心论关于物质、意识“第一性之辨”的“实践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和主体部分究竟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核心对象是世界，即把整个世界作为整体来研究”[2]；宇宙观、世界观、存在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部分，是哲学体系三个理论层次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层次。有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对象不是“整个世界”，而是客观世界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即“人类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历史观。还有的学者则根本否定以“整个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可行性，认为这样的研究任务是任何哲学都无法胜任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恰当称谓和精神实质是什么？一种观点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三个理论层次中，世界观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人学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人学，意识论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论，所以“辩证唯物主义”是它们的总的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科学名称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少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质上是以实践为首要、核心观点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实践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科学称谓。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当然，对于真正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而言，以上只是三个最为基础性的问题，还有不少相关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我们认为，当前要把哲学体系创新的工作推向深入并取得实质性成果，除了进一步探讨和解决上述遗留问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研究外，应重点从前面提到的四个突破口入手，即对时代精神、时代课题做出新的哲学探讨；对现代科技革命做出新的哲学概括；借鉴和汲取东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做出进一步的科学规定。
(一)对时代精神、时代课题的新的哲学探讨
今天，我们正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历史起点上。从20世纪上半期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到20世纪中后期乃至世纪之交、新世纪起点，这半个多世纪内，的确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新变化、新走向，有着许多不同于旧时代的新特点、新情况。
一是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转向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这一转变十分艰难曲折复杂，呼唤着新的哲学理念，特别是新的价值观念、价值理性。
二是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充分发展，标志着当代世界历史已经走向了全球化的新阶段。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应当有新发展。
三是世界社会主义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心移向东方发展中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体制也经历了深刻变革，从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这既要求我们从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做出哲学反思，也要求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立足于新体制、新形势，做出与时俱进的重大哲学创新。
四是现代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并迎来真正高潮。这深刻改变着人们眼中的世界图景和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并引起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需要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及时做出哲学概括、哲学探讨，并借鉴和利用现代科技革命最新成果，丰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
五是当代世界的社会思潮、哲学形态都有重大变化，有许多不同于以往旧时代的新特点、新动向。跟踪和研究当代社会思潮、哲学形态，进行学术对话，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汲取各种社会思潮、哲学形态的合理成果，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
当前，至少有六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尤其需要我们从哲学高度做出回答：一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这三大时代潮头并存、交织带来的新问题；二是以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当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新问题；三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因受到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双重威胁而出现的新问题；四是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的深刻根源、探寻走出低谷的新道路；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等形形色色社会思潮提出的新问题；六是中国如何既融入全球化时代大潮、把握住战略机遇期，又保持住民族主体性的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正是在分析和解决时代最重大的现实课题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发展自己、创新自己的。在21世纪起点上，我们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第四个五十年”，时代精神、时代课题的变化发展，呼唤着我们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体系、新形态，其典型特征就是“现代化、系统化、中国化”。
(二)对现代科技革命做新的哲学概括
恩格斯在反思19世纪哲学发展历程时，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作出这样一个著名论断：“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短短的100多年里，科学技术发展却经历了两次大潮——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现代科技革命初潮和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现代科技革命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科技革命初潮，其主要潮头和带头学科是物理学革命；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现代科技革命高潮，则有相互联系的两大潮头和带头学科：一是现代信息系统科学，二是现代生命科学。而在世纪之交，特别是在人类基因组的系统工程中，这两大潮头大有综合起来、合二而一之势：运用现代信息系统的最新技术，重点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遗传基因的传递与重组。将来还可能出现这两大潮头的一个新的交汇点：更高级的电脑将更多地模拟人脑的生物化学功能。
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了人类认识的两大航程：一个是离人越来越远的航程，即日益突破人的日常生活、中观世界，向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进军。在微观世界的认识上，已经突破“分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等几个层次。而在走向宇观世界方面，1961年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驾驶东方一号载人飞船首飞上天，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实现登月飞行，2004年人类发射的飞行器已经抵达火星，人类的射电望远镜也已发现了100多亿光年以外的天体。另一个是向人自身回归的航程，即更加关注人自身的奥秘，通过破解人类基因的深层奥秘，认识人自己，达到人的自我意识，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更高基础上，向古代哲学箴言回归，“人，认识你自己”。
现代科技革命浪潮，深刻地改变着当今世界和人们眼中的世界图景，改变着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强烈呼唤我们在继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反映现代科技水平的重大哲学创新。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对劳动社会化趋势的哲学沉思，对现代科技革命的根本大势做出了极为精辟的科学预见，这在今天的科技革命中得到了生动验证，并为我们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洞见现代科技革命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特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石。这些科学预见包括五个方面：未来社会生产将向自控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科学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社会生产过程将受人的智力支配；人的直接劳动日益让位于监督劳动；人将驾驶自然和掌握自己，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主体；财富将不取决于劳动时间而取决于人的智力开发和自由全面发展。当然，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不可能预先设想到20世纪科技革命的具体内容，他的许多个别结论和历史预言已被历史过程扬弃，因此我们决不应奢望到《资本论》中去寻找现代科技革命的现成答案。《资本论》科学观的永久生命力，不在于其中的个别结论、个别原理，而在于贯穿其中的方法论。掌握了这种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会成为落在历史车轮后面蹒跚而行的“事后诸葛”，而是走在时代车轮的前面，成为科技革命时代的超前反映，并且能够向前探出去很远很远。
在如何看待现代科技革命这一重大变革的实质、特征问题上，当代东西方学者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经验描述和理论解释，主要有：(1)“后工业化社会”理论；(2)“第三次浪潮”理论；(3)“新的工业革命理论”；(4)“信息社会理论”；(5)科技革命理论；(6)“生产力的第四次革命”理论。
今天，我们应该立足当代现实，对马克思的哲学预见和现代学者的经验描述、理论分析做出新的综合，对现代科学革命这股潮流的精神实质、基本特征，做出创造性的、独立的哲学概括。
就基本内容而言，现代科技革命实际上是由四大历史环节构成的统一的历史链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社会变革”。科学革命指的不是科学知识数量的一般增长和科学理论的一般发展，而是指科学概念、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质变和明显的断裂，传统知识、理论、方法发生了重大危机，一系列学科的重大发现导致了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的建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就经历着这种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就是指人的劳动工具、工艺、能源、管理技巧上发生了重大质变，使人们改造自然的手段、方法、能力产生了重大飞跃。20世纪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是代表信息业的电子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型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的网络化，还有生物基因技术。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技术群：原子能技术、宇宙空间技术、光导纤维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生物遗传工程、人工智能技术。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地引起生产力的根本变革，而生产力的革命又势必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过去人们往往抓住这个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片面地称之为“信息革命”、“智能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等。而我们则应当坚持唯物史观的系统原则、整体原则，抓住这个链条上所有环节的总和，从哲学思维高度，揭示这一变革的深刻性、全面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现代科技革命的精神实质、基本特征、发展趋势等问题。
(三)对东西方哲学优秀成果的借鉴和汲取
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我们不仅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原有的科学原理、科学思想，还应当充分借鉴和汲取东西方哲学优秀成果，用其来补充、丰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使之成为融会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的“大成智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建构，应当遵循中、西、马哲学综合创新的原则，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好东西、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东西、中国哲学中的活东西，三者熔为一炉，相互补充、有机综合，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反映人类优秀哲学遗产和现代哲学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
首先，深入发掘中华民族传统哲学中的活智慧、闪光点，把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遗产综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中去。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也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民族智慧。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态度，从中区分出代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活东西和代表自然经济、封建专制、封建迷信的死东西；对于前者要积极加以利用和改造，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体系中去，对于后者则必须坚决摒弃，绝不能兼收并蓄。事实上，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封建死东西占上风只有宋代以后数百年，不占主流。中国古典哲学，本质上是具有永久魅力的民族智慧、民族瑰宝，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其中至少有十个方面的闪光思想，值得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借鉴和汲取：(1)实事求是的唯物论；(2)阴阳交合的辩证法；(3)以和为贵的价值观；(4)天人合一的宇宙观；(5)知行合一的实践观；(6)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7)生生不息的持续发展观；(8)兼爱非攻的永久和平观；(9)注重综合的系统整体观；(10)协和万邦的天下大同观。当然，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这些思想，也要做出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扬弃其历史局限，赋予其现代生命，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开掘民族传统的源头活水。
其次，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学术对话，充分借鉴、汲取西方近现代哲学发展成果，将其综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中去。一方面，我们必须超越封闭状态，采取开放态势，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学术交流、学术对话，借鉴和吸纳其合理内核、最新成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世界文明、世界哲学的发展大道。另一方面，在与西方哲学的学术互动中，应当保持开放性与主体性的统一，而不是随波逐流，亦步亦趋，机械照搬，也就是说，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具体分析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二重性，既汲取它们反映科技革命、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精神的思想成果，又扬弃它们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上的根本局限。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从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嬗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七大转向，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第一，主体性转向；第二，科技革命转向；第三，日常生活转向；第四，语言符号转向；第五，交往活动转向；第六，价值观转向；第七，融会东西转向。我们应该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将现代西方哲学的这七大转向中蕴含的合理思想、最新成果，及时吸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中来，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西方近现代哲学在四个核心观念上有根本局限，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一是片面狭隘的哲学观，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思潮，一度都曾否定哲学首先是世界观、本体论，当然也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二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三是单纯功利主义乃至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四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观、政治观、国家观。
(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做出进一步的科学规定
对新体系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做出进一步的科学规定，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不可回避的实质性、基础性工作之一。如前所述，以黄楠森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已经对新体系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提出了一个初步构想，这些构想对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是有启发意义和奠基意义的，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建构的总体方向、基本原则。现在的问题是，要建构一个完整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从粗线条上勾勒出哲学体系的几个基本层次，或确认某些理论层次(譬如世界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在新体系中存在的必要性，或宣布建构哲学原理体系的基本原则，还是远远不够的，尚有大量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如果把新体系划分为几个不同层次、不同部分，分别加以叙述，那么，就有可能面对如何处理各组成部分在内容上的重叠性、关联性问题，以及如何克服在内容划分上的“机械论”倾向的问题。举例来说，如果将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其从广义的历史观中区分出来单独加以叙述，那么在阐述人学问题时，必然要涉及历史观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因为现实的人决不是与社会、历史相割裂的孤立的人、静止的人，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的人，这样，人学观与狭义历史观必然要在内容上有大量重复，并存在逻辑上的内在关联性。如果简单地将人学与历史观截然分开加以孤立叙述，不考虑二者的内在联系，就必然要陷入机械论、形而上学。再如，如果将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哲学体系中分别加以叙述，也必然面临二者在内容上的重叠性、关联性问题，因为自从人类产生以后，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谈论自然时往往要考虑人的活动及其影响，考察历史时也不能抛开自然物质前提。
如果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三个基本层次(整个世界、人类社会、精神领域)，那么该如何进一步安排这些基本层次下属的亚层次？如何安排某些重要的亚层次在哲学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这些问题同样是我们建构新哲学体系时必须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比如，如何进一步确定宇宙观、历史观、人学体系的理论层次？或者说，它们应当由哪些基本部分构成？而对于一些特殊的理论层次，譬如实践观、方法论等等，究竟应当将其归入哲学体系中的哪一基本层次？特别是实践观的具体定位问题，学界还存在着很大争论。实践观究竟是历史观的组成部分，还是意识论、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个相对独立于世界观、历史观、意识论的理论层次？再如方法论问题，将其归入哲学体系第三大层次(人的精神领域)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没有完全脱离对象和问题域的纯粹抽象方法，只有结合相应的对象、问题域，才能对方法问题做出有实质性意义的理论规定。因此，恰当的做法应是将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与对具体研究领域(如历史观、世界观、意识论等)的探讨结合起来，譬如联系历史观问题来谈历史方法论，联系认识论问题来谈认识方法论等等。如果完全撇开这些具体研究领域，抽象、一般、单独地谈论“什么是方法”、“有多少种方法”、“方法的作用”等问题，其内容必然是十分抽象、贫乏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中各理论层次、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比如具体地说，如果把新体系分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人学、意识论三个基本层次，那么这三个层次之间究竟是等量齐观、平行并列的地位平等关系，还是说三者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其中某一层次处于核心地位，或构成了该体系的主体部分？我们在上文中就曾谈到，关于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和主体部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学界还存在很大分歧。要探索新体系，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目前学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核心范畴究竟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是实践观点，有学者认为是物质观点(或许还有其他说法)，究竟孰是孰非，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学理性探讨。同样，在哲学体系某一基本层次内部，还存在着如何确定各亚层次之间关系的问题。比如在历史观层次内部，各亚层次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历史观体系中是否存在一个核心观点、核心范畴？各部分之间究竟是怎样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的？
还有，要构成一个哲学科学体系，必须要以不同理论层次的大量哲学原理的存在为前提。那么，如何概括、提炼出各相应层次的哲学原理呢？黄先生的构想中提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根据相应层次的现代科学提供的具有一般性的科学原理，概括出每个部门中一般性的哲学原理。当然，这就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长期性任务，即不断关注现代科学进展状况，不断根据其最新科学成就，概括、提炼出我们所需要的哲学原理。而对于新概括、提炼出来的哲学原理，如何合理安排其在哲学体系中的具体位置、具体地位及新原理之间的逻辑联系，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综上所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既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中国学者做出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但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足于时代精神、现代科技成就和人类哲学、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脚踏实地进行哲学体系建设，一个现代化、系统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是完全有望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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