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学会语言逻辑与符号学年度综述_自然语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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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逻辑学会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和符号学专业委员会召开的1994年年会于10月18日至23日在广东省江门市举行。各地学者60余人与会,提交大会论文40余篇。

会上,苏州大学丁尔苏、广州市东山区行政学院汪文甫介绍了今年在美国伯克利召开的国际符号学会第五次大会的情况,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所邹崇理作了《现代逻辑与语言结合研究的概况》的专题报告。

王维贤以《再论语言逻辑学和逻辑语言学》为题,作了译文集《语用学与自然逻辑》的辅导报告。他指出,莱可夫·刘易斯和蒙塔古的古三篇论文,已经成了运用现代逻辑方法研究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经典著作。莱可夫的文章直接提出了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方向和目的。从整体上看,语言学家大多以形式语义学为工具研究语言学提出的问题,逻辑学家大多以形式语义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中同逻辑学有关的问题。前者的目的在于语言学,后者目的在于建立新的逻辑工具和逻辑系统。介于两者之间有一个宽阔的中间地带,语言中的推理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狭义的语言逻辑就是指这中间地带,广义的则包括所有三个领域。

陈宗明就周礼全先生《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一文作了专题发言。这篇文章原系周先生1978年的一次讲演,经李先焜、陈宗明整理成文,发表在《哲学研究》1993年第12期。文章在同形式逻辑的比较中谈到诸如陈述句与非陈述句、语境、预设、评价语句、意义理论、成功的交际等问题。这些虽然不必看作自然语言逻辑的完整体系,但是涉及自然语言逻辑一系列的重要内容,它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我国十几年来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同形式逻辑相比较,形式逻辑研究命题和命题之间的真假,研究正确的推理形式;而自然语言逻辑则不止这些,它还要研究丰富的自然语言中的逻辑要结合语法修辞,要研究交际。这也就是说,自然语言逻辑建立在现代形式逻辑基础之上,进而研究语言表达的逻辑形式,亦即推理形式。关于形式化问题,陈宗明认为,这是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方向。周礼全先生指导的邹崇理、蔡曙山两位博士,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有14位同志在大会上发言。陈道德的《言·象·意散论》把我国先哲们对思想史上三个重要范畴的论述加以梳理,并从现代符号的角度加以讨论,他认为,“言”、“象”是符号,“象”与icon相似,“言”与symbol相同,而“意”是信息。贝新祯在《汉字符号与隐喻思维》中指出,汉字的形式是一项伟大的符号工程,汉民族在规约汉字符号的过程中,意识指向不是语言的记录,而是所指的另一部分:对象与意义;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先辈们清醒地、有意识地、遵循着一定的思维方式从事符号的创造,隐喻思维是贯串汉字符号形成发展过程的基本思维方式,透过汉字生成的秘密,隐喻的多方面功能表现得非常突出。曹予生的《克里普克个体指称理论的疑难》一文认为,克里普克在关于专名是严格指示词,摹状词一般是非严格指示词的理论中,将不同世界个体专名进行的同一替换包含逻辑矛盾,是无效的。为了解决“共同专名”指称的含混性,要在专名前加上修饰语以示专名的不同涵义,这是一种内涵显示法。许艾琼认为,Semiology 与Semiotics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趋向的符号学:语言-艺术的,哲学-逻辑的。前者起源于索绪尔,研究对象是语言符号的二元关系(能指与所指),讨论语言的意指与交流,艺术符号的本文结构与深层结构,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后者起源于皮尔士,研究一切符号的三元关系(符号、对象与解释者),讨论符号的理论与元理论,主要采用形式化方法。樊明亚认为,自然语言逻辑包括交际逻辑,其基本类型有教学逻辑、谈判逻辑和论辩逻辑,基本原则是合作原则(起点及过程原则)和协调原则(终点原则)。孟自黄提出了《逻辑应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企业家思维》,他认为这种研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逻辑界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应用课题。

会上,两个专业委员会增选了4名委员,连同原通过选举产生的委员,两专业委员会各由11人组成。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沈剑英,副主任刘培育,秘书长孟自黄;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先焜,副主任陈宗明,秘书长贝新祯。

(《哲学动态》1995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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