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逻辑和哲学之间——访亨迪卡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教授论文,迪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雅各·亨迪卡(Jaakko Hintikka,1929—)，当代著名的旅美芬兰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先后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兼职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教授；曾任或正任美国符号逻辑学会副会长、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会长、美国哲学会太平洋分会会长、国际哲学会副会长以及国际哲学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其研究领域几乎涉及逻辑和哲学的所有领域。先后出版个人专著2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编辑著作20多种。他已成为当今第一流的分析哲学家，在国际哲学舞台上极为活跃且极富影响力。
1997年圣诞节前，亨迪卡回芬兰度假，在赫尔辛基大学哲学系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笔者采访。
问：您在国外哲学界特别是逻辑学界很有名，但中国一般读者对您和您的工作仍所知甚少。您能够谈一谈您的学术经历以及您的学术工作的特点吗？
答：当然可以。我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主修数学。由于受埃洛·凯拉(Eino kaila)的影响，决定以哲学作为辅修专业。在此期间，我听了冯·赖特教授的许多课，当时听课者只有几个人，所以有很多机会受他指导并与他讨论。甚至在他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期间，我还去那里拜访过他，并在那里见到了维特根斯坦。如果说凯拉给我提供了进入哲学领域的最初动力，那么冯·赖特则给了我在这个领域的绝大多数训练，并激发了我的独立思想。在他的指导下，我以有关一阶逻辑中分配范式的论文于195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我幸运地被选入哈佛大学著名的研究员学会(Society of Fellows)，任初级研究员，获得三年自由研究的机会。在此期间，我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国际哲学界领袖人物的同行，并实际上成为美国哲学界的一员。1959年，我被任命为赫尔辛基大学实践哲学教授；1964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兼职教授，直至1984年。1970年，任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这期间发生了某些严重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研究计划没有得到芬兰科学院足够强的支持，于是我于1978年移居美国，先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现任波士顿大学教授。总的说来，我很喜欢并适应我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长期以来，我总是奔走于芬兰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我的学术活动和时间也相应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分配。即使我定居美国之后，我仍保留着芬兰国籍，与我的芬兰同事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常在一起合作从事研究工作。这也是我的学术工作的特点之一。此外，我的学术活动受到两种不同力的牵引。一方面，从思想气质上说，我是一匹荒原狼，不得不独自寻找思想发展的道路。除早年受冯·赖特影响之外，塑造我思想的绝大多数哲学影响来自于阅读，而不是个人接触。在我逐渐熟识蒯因之前，我已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我从未见过贝思(E.W.Beth)，但他是另一个早年对我的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人。在卡尔纳普请我去讨论我的工作之前，我正忙于发展我自己的归纳逻辑思想。在我见到维特根斯坦时，我对他的工作并没有认真的兴趣。弗勒斯达尔(D.Follesdal)使我对当代哲学中的现象学传统感兴趣。如果要找什么线索的话，我的大多数思想源自于我试图发展我自己更早的思想。另一方面，外在的刺激，如对他人工作的报道与批评，偶尔也会成为我的思想的催化剂，但仅仅当时机成熟时它们才会对我起作用。
大约从50年代初开始，我逐渐意识到，我的才能在哲学中比在数学中更有用武之地，于是逐渐地把研究重心先是移向逻辑，后则转向哲学。大约在10年或15年以前，我对当时所做的许多哲学工作感到失望。我仍然认为分析传统是正确的，是有发展前途的；仍然认为西方学术传统是正确的，甚至它使用的传统工具逻辑也是正确的。但我对很多东西越来越不满意，例如由克里普克和马库斯等人所发展的新的指称理论；在维特根斯坦哲学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并未把握住维氏哲学的真正精髓，或者说并未使维特根斯坦哲学成为可理解的。我们需要重新研究某些基本的想法、意图、方案甚至逻辑语言体系。
问：据我所知，您是一位世界知名的逻辑学家，在数理逻辑、哲学逻辑、归纳逻辑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您能够谈一谈您的逻辑研究吗？比如说，您自己认为您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结果？
答：我在逻辑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是理论性和哲学性的，很难像在数学中那样谈所谓的“结果”。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这些：
一是一阶逻辑中的分配范式。我从冯·赖特的有关思想出发，通过量词的层层深入，得到了有穷一阶语言中的分配范式，建立了这种范式的基本性质。我使分配范式成为处理数理逻辑、哲学逻辑和哲学领域中许多不同问题的工具，其应用之一是导致我提出了可以为足道的（非重言的）逻辑推理所增加的演绎信息概念。后来我在《逻辑、语言游戏和信息》一书(1973)的几章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概念及其哲学意义，它的模型论基础为我和兰特拉(V.Rantala)所提出的瓮模型(urn model)所确保。
二是我在推广分配范式的语义基础上发展了模型集（现被称为“亨迪卡集”）技术。模型集是满足某些条件的一阶语言公式集，是对于世界的局部描述，可以用它证明一阶逻辑的完全性。我还把模型集用于研究模态逻辑，特别是道义逻辑和认知逻辑的语义学，以及它对于一系列内涵性概念如命题态度词和感知动词的应用。严格说来，一度流行的“克里普克语义学”说法从历史角度看是不公正的。它实际上是由几位逻辑学家，首先是由康格尔、蒙塔古和我本人，然后是由格劳姆(Guillaume)和贝思，然后才是克里普克独立发现的。
三是我进一步把分配范式用于研究归纳逻辑的概率测度问题，提出了归纳方法的二维连续统K维连续统、归纳接受理论和归纳语义信息理论。我的一些学生继续和发展了我在归纳逻辑及其延伸——科学哲学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所谓的“归纳逻辑的芬兰学派”。
四是在70年代中期，我开始进入逻辑、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之间的无人地带，对逻辑和语言学的语义学进行新探索，发展了“游戏论语义学”。在思考逻辑和语言作为描述世界的工具时，我遇到下述问题：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受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我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现在，游戏论语义学已在逻辑、哲学特别是语言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许多方法论考虑的基础。
五是关于问题、回答以及问答对话的理论，它是认知逻辑和游戏论语义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创立于70年代，近年来我已把它发展成为“探究的询问模型”(interrogative model of inquiry)。简单说来，这一模型可以看做是数学博奕论意义上的二人零和游戏，其中一人为“提问者”，他是主动的；另一方为“自然”或“信使”，只作为答案之源。自然所给出的答复又成为后来的探索可资利用的前提。最好的寻求信息的策略取决于所允许的问题的复杂度。询问游戏可以用贝思语义表列的变体来加以形式化。我认为，这一模型揭示了科学推理的真正逻辑，在许多领域得到重要应用。我已把它用于逻辑教学，1991年出版了与伯奇曼(J.Bachman)合著的逻辑教科书《假如……会怎么样？走向卓越的推理能力》，现在此书很受欢迎。
六是我近些年来发展和创立了“友好独立的一阶逻辑”(independence-friendly first-order logic)，简称“IF逻辑”。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将导致逻辑和数学基础研究中的一场革命。
问：您是一位非常活跃和兴趣广泛的哲学家。您能够谈一谈您的哲学研究吗？
答：一般说来，我的哲学探索所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和人的思想的结构以及逻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芬兰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生动的历史感和对哲学史以及一般的思想史的极其尊重。我也不例外，我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哲学史。我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论文也许是关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论证的，我提出，“我思故我在”并不是从“我思”到“我在”的推理，它的特点归结于企图思考“我不存在”的自我否定性，与断定“我不存在”的自我否定性相似。所以“我思”并不表示一个前提，而是指称某种行为，通过这种行为，某些思维—行为的自我否定或自我证实的特征显示出来了。
我发现，我的历史研究与我在某个专门课题上的建设性工作是相互促进的。新的理论或技术常常有助于揭示、显露某些历史理论隐含的预设，发现人们从未意识到的新方面或新特征，从而提高历史研究的精确性或质量。例如，假若没有数理逻辑方面最深奥的理论之一——关于无穷深度语言的理论，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另一方面，从历史研究中所获得的洞见又反过来启发或促进我在某个专门问题上的建设性工作，正如前面谈到的，正是从对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中，发展出了我自己的游戏语义学。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我的游戏语义学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是很不相同的，且非常重要，可以视为我在哲学方面的主要工作之一。
问：在您已出版的众多论著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答：我的下面这些书和文章是最重要的，我将简要解释一下它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1）《数学原理的重新考察》(1996)这本书主要探讨我新近创立的IF逻辑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书中，我批判了数学基础研究领域长期流行的一些错误观念，如认为逻辑的基本部分就是普通的一阶逻辑；真定义不能在同一层次的语言内给出，只能在更高层次的语言内给出；包括初等数论在内的足道的一阶数学理论必定是不完全的；数学思维必定涉及像集合、类、关系、函项、谓词这样的高阶实体；并批判了弗雷格的组合性原则，等等。我用IF逻辑证明：可以在一阶水平上表达等基性（基数相同）、无穷、同一语言中的真概念；在过去60年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由哥德尔、塔斯基所给出的那些不可能性结果，如不完全性定理、真的不可定义性定理等，并不像原来所认为的那样重要；所有普通的数学理论都可以建立在一阶层次上，并且免除了有关集合和高阶实体存在性的所有那些麻烦问题。我认为，我的IF逻辑及其造成的冲击将导致逻辑和数学基础研究中的一场革命，当然这是一场杰佛逊意义上的革命。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发展出上述思想太晚，失去了与希尔伯特、哥德尔、塔斯基、卡尔纳普等人切磋讨论的机会。
(2)《普遍语言和理性演算——20世纪哲学的终级预设》(1997)
这是我的两卷本哲学论文选集中的一本，另一本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此卷收集的论文探讨了关于语言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语言作为普遍的中介和语言作为演算。从比较的角度加以考察的哲学家包括皮尔士、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并对塔斯基关于真定义的结果作了评论，认为它是非结论性的。
(3)《真定义、斯柯伦函项和公理集合论》（论文，待发表）
(4)《对于辖域来说没有辖域？》（论文，1997）
(5)《逻辑学中的一场革命？》（与Gabriel Sandu合著，1996）
(6)《论知觉的逻辑》（论文，1969）
在前三篇论文中，或证明了IF逻辑的各种重要结果，如可在IF一阶语言内给出它的真定义；或探讨了它在逻辑学、语言学、数学基础等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第四篇论文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讨论知觉，把知觉现象归属于关于知识和信念的一般模态逻辑的一个特殊分支的对象。这篇论文对关于知觉的哲学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问：您教育和培养了正在活跃的这一代芬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您还是国际知名的编辑，主编着著名的《综合》杂志和《综合系列丛书》。我想知道，您的教学和编辑生涯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答：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多么好的教师和编辑，因为我接触并熟识一些非常好的教师如塔斯基和冯、赖特。但我喜欢教学和编辑，把它们视为使我的思想保持活跃和新鲜的手段。我清楚地记得，正是1991年我在波士顿大学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我忽然领悟到完全可以在同一个语言内定义它的真谓词。从去年开始，我对教学的方法和原理很感兴趣，在思考如何教授逻辑以及更一般的哲学之类的问题，也许由此会产生你前面问到的我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问：您近些年主要在研究些什么课题？
答：现在？我的兴趣很广泛，喜欢同时在几个不同的领域或课题上工作，我常常发现这些工作是相互启发和相互促进的。近年内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游戏论语义学，我试图把它向各个方面推广。实际上，我的IF逻辑就是我的游戏论语义学的扩展和延伸之一。二是数学基础问题，我越来越理解了由20世纪数学基础研究的经典大师如希尔伯特、塔斯基、卡尔纳普和哥德尔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重要性，尽管我常常与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致，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比近些年一直在争论的那些问题重要得多，值得经常回到他们那里去寻求灵感。三是我对语言理论感兴趣，特别是自然语言的逻辑、语义学和方法论。1991年，我与我的学生桑朵(Gabriel Sandu)出版了一本书：《论语言学的方法论》，主要是把我的游戏论语义学与乔姆斯基的管制约束理论加以比较。我也继续对维特根斯坦、亚里士多德、皮尔士等人的思想感兴趣，并在这些方面作一些研究工作。我喜欢这种研究方式，让自己的思想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课题上转来转去。
问：在您的学术研究中，逻辑与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您的哲学研究使您觉得有必要创立某些新的逻辑工具，然后您又把这些工具应用于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请您谈一谈逻辑和哲学的关系是再合适不过了。
答：我所用的逻辑工具在技术上是新的，在观念上却是旧的。例如，我的基于游戏论语义学的IF逻辑就是试图清楚地揭示数学家们一直在进行着的思考方式；我近年所发展的“探究的询问模型”也是试图发展哲学中相当古老的观念。正如有人开玩笑说的，我的询问模型只不过是苏格拉底的设问法加上现代逻辑的包装。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有些中学老师相当好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他们的教学非常成功。
关于逻辑和哲学的关系，我只想简单地指出，几乎没有什么逻辑分支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意蕴，而关于我们概念的逻辑或逻辑分析几乎都与许多哲学研究有某种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相信有可能把纯粹的逻辑洞见与哲学省思完全区分开来，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是如此，在哲学史上也是如此。例如，有什么东西比传统的范畴理论在哲学上更重要？而对它的评价反过来又与自然语言的逻辑与语义学密切关联着。在每一个主要方向上，我在逻辑方面的工作都开辟了逻辑分析的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分析反过来又导致对确定无疑的哲学问题的新见解，甚至导致对哲学史的新看法。
关于逻辑，我想再说几句话：康德曾经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已趋于完善，在两千多年时间内没有任何发展，并且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但此后不久数理逻辑的兴起与繁盛完全证伪了康德的断言。但是当代有些哲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对于弗雷格、罗素所创立的逻辑，亦称一阶逻辑、量化理论，低阶谓词演算，又持有与康德类似的观点。但我想强调指出，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逻辑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我的IF逻辑就为逻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前景，它甚至将导致逻辑和数学基础领域内的一场革命。
亨迪卡教授在谈话中提到的他的最好的书和论文的英文名称及出处： (1)Theprinciples ofMathematicsRevisit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Lingua Universalis is Calculus Rationator,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Dodrecht,1996.
(3)"Truth Definition,Skolem Function,and Axiomatic Set Theory",forthcoming.
(4)"No scope for scope?",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1997.
(5)(With Gabriel Sandu)"A Revolution in Logic?" Nordic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vol.1,No.2,1996.
(6)"On the logic of Perception",in Perception andPersonal Identity,eds.by NormanS.Care and Robert H.Grimm,Case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Press,Cleveland,Oh.,PP.14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