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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全球化问题成为世界性的热门学术话题，中国学者对之作了积极回应，既介评国外学者的全球化理论，也表述了中国学界的全球化观，既有综合论述，也有分门别类的专题研讨。可是，由于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理论界对它的理论把握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存有歧见。本文拟对中国学者的全球化问题研究加以综述。
一、关于全球化的概念
大多数全球化论者希望给全球化一个准确的定义。从所能见到的资料看，有些学者的全球化定义内容宽泛，如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过程。第二，全球化是统一和多样并存的过程。第三，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出现冲突的过程。（注：杨雪冬 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另有人认为，所谓“全球化”现象，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活动空间正日益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版图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全方位的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注：黄卫平：“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个跨学科问题，对其下定义时科际结合十分重要，目前似乎只能笼统地说，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各地域、各民族、各国家日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导致各地域、各民族、各国家间相互作用的加强，从而影响和改变着人类运动方式，特别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注：丁志刚：“如何理解全球化——与金重远教授商榷”，载《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2期。）有些学者的全球化定义相对窄些，其中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如叶江指出，全球化的实质在于全球的经济行为对世界政治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后者又反过来对前者发生巨大作用。目前的全球化，就本质而言，就是全球经济行为的增长已跨越了政治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的边界。（注：叶江：“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何方也将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一体化发展的较高阶段；全球化与区域化是互相补充、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与信息化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注：何方：“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载《世界经济》1998年第8期。）有些学者将全球化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探讨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远非经济全球化或信息全球化所能单独替代。广义的全球化是泛指人类从彼此分隔的多中心时代逐步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而狭义的全球化则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所揭示的是一个以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一种世界发展的整体化趋势，体现的是所有国家利益的时代。（注：文军*
“迈向全球化时代的十大发展趋势”，载《中国软科学》1997年第8期。）
除上述概念外，还有相当多的学者是从全球化的某一重要特征中把握全球化的。俞可平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概念，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即普遍性与特殊性（或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整合和破裂（或一体化与分裂化）的统一，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注：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罗燕明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特有现象。本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内涵不断丰富，表现为新兴产业的出现更叠以及从经济层面向政治文化层面的全面发展。同时现代化的外延也在扩大。这就是全球化过程，即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被卷入现代化。（注：罗燕明：“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学术讨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特有现象”，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2期。）孙津谈到，全球化这个说法不是什么新名词，它并不意味着全球范围的平等竞争，更不是什么世界大同或人类发展的趋同现象。事实正相反，全球化乃是一种权利的优劣势序列，甚至这种序列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全球化的特征一是经济和金融领域中资本的全球化运作方式；二是科技领域中快速更新的技术和产品在标准化方面的全球效应；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冲突表面化的全球规模。（注：孙津：“全球化与体制改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
二、关于全球化的起始及阶段划分
理论界在给全球化下定义的同时，论及了全球化的起始及阶段划分问题。杨雪冬认为，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的欧洲，此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世纪全球化进程源起到19世纪70年代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第二阶段从1880年一直到1972年美元本位的终止，经历了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的转变；第三阶段从70年代一直到现在，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注：杨雪冬 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王逸舟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一书中讲，尽管全球化问题刚刚提上议事日程，它事实上是一个长久历史进程的晚近形态。他还谈到李慎之先生的观点：全球化进程应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算起。在那一年，从两百万年前诞生以后就分散到世界各地、而且往往相互隔绝的人类实现了最后的会合，随之而来的是探险的热潮（地理大发现）与贸易的热潮（商业革命），终于导致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6页。）李慎之先生后来将1992年作为全球化下一个500年的开始，因为他认为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绝对优势。（注：李慎之：“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及其价值认同”，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与上述观点相比，张世鹏的全球化起始要晚得多。他认为，广义而言，全球化描述的是自70年代后期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新趋势，即80-90年代世界经济结构的一种新变化。（注：张世鹏：“论资本全球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2期。）另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大致包括两个趋向相同但形态不尽一致的阶段。全球化首先是指地球上彼此分立的民族、国家进行交往和形成世界概念的一体化过程，这是一个单向作用的过程，即早发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攫取资本、扩张领土、扩大市场为动力，将其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推向相对落后的美洲、非洲以至亚洲。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具有全方位、双向互动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来临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注：徐勇 曾峻：“全球化、契约与政治发展”，载《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2期。）还有学者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最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国际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第二次浪潮出现在五六十年代，这次浪潮在客观上的特征是以美国实力支撑的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在微观上则是跨国*
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活跃于世界经济舞台。从70年代后期起，开始有一些新的趋势渐渐涌动，八九十年代终于汇成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注：何帆：“经济全球化的三次浪潮”，载《世界知识》1998年第6期。）
三、关于全球化的动力
总的看，多数学者将全球化看作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认为技术革命、市场经济的世界化、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化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但在具体分析上又各有侧重。王逸舟指出，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是全球化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国际舞台上新的行为主体的形成或传统的行为主体被赋予的新角色，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化，是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新的重要动力之一。（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24-27页。）王列认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力量主要来自技术革命和世界市场的扩大。技术克服了空间的障碍，市场则为经济生活的扩大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二者还相辅相成，技术为市场的整合和深化提供了物质保障，而市场则为技术提供了需求动力。（注：杨雪冬 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蔡拓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交通与通讯手段的历史性突破，就是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扩张、辐射。前者为全球化创造了打破空间和时间障碍的物质手段，后者为全球化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内在驱动力。（注：蔡拓：“全球化与国际关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冯雷分析道，现代科学技术创造了全球化的物质手段，环境、能源、核武器构成了全球化的危机背景，经济活动推动着全球化运作，军事、政治派生出全球化的协调与平衡，文化更成为全球化的发酵剂。（注：冯雷：“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学术讨论：全球化不是谋求同质，而是争取共存”，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2期。）刘靖华指出，当代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革所导致的以全球为视野的发散性冲击力再加上市场观念和商业价值所合成的理性主义的扩张成为全球化趋势的最大推动力。（注：刘靖华：“全球化及冷战后民族主义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9期。）叶江认为，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全球化，其推动力主要在于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张，正是经济的全球化促使全世界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使之亦具全球化倾向。（注：叶江：“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张世鹏则认为，全球化最关键的是财政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而西方跨国公司，即庞大的、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资本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注：张世鹏：“论资本全球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2期。）
四、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
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分歧较大。一部分学者持乐观看法，认为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赶超发达国家的唯一的所能选择的必由之路。（注：刘力：“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载《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11期。）另一部分学者持谨慎以至悲观的看法。江继龙认为，从实际情况看，目前的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远远大于机遇。原因有三：一是全球化的主角是少数发达国家；二是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和经营战略的调整和变革方面占有优势；三是从根本上讲，由于国际经济新秩序还未建立，而旧秩序仍然存在，这样，全球化必然受到旧秩序的影响，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遭受沉重压力。（注：江继龙：“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几个问题”，载《和平与发展》1998年第2期。）高德步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本身竞争力较弱，经济全球化意味着风险的加大。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全是福音，它更意味着风险和挑战，而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能是祸水。（注：高德步：“21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战”，载《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5.5.⑦。）周光春更进一步地指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以资金、技术为武器，打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源，高价出售它们的产品和过时的技术，是新殖民主义。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垄断化，由于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工人失业，市场疲软，产品积压，可能导致全球危机化。（注：周光春：“‘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评析”，载《当代思潮》1998年第2期。）
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经济进程，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最终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良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经济安全及民族工业受到挑战，一旦不慎，将会为全球化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些学者还就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作了论述。如王逸舟就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影响的角度，通过透视亚洲金融危机，分析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他认为此次经济危机不过是当代全球化过程之深远影响及其表现的一部分，是全球化“双刃剑效应”的负作用。他指出，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下确保本国的安全，不管是经济持续、社会安宁或政治稳定，需要的是长远目标、好的战略、大胆改革，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位一体”的统筹与协调，是本国体制、政策和领导方式与全球时代进步性的吻合。（注：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经济、政治与安全”，载《世界经济》1998年第8期。）
五、全球化与社会主义
关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也是学者们论述较多的一个话题。李惠斌对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全球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马克思把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条件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高度发展。全球化的现实可以说正是这两个条件发展的结果。（注：李惠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学术讨论：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2期。）刘靖华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理想、一个过程，是人类的一个阶段性归宿。全球化的最高形态与马克思的学说是相吻合的。（注：刘靖华：“全球化及冷战后民族主义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9期。）俞可平结合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者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大讨论，就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重要目标，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更宏观、更富哲理、更具发展意识的思考。（注：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在杨雪冬看来，全球化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思考框架，应该把社会主义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和理解。社会主义从其出现之日起就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和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纠正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清肃。它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提供了思想斗争的武器，并且在一些国家完成了从思想、价值观念向制度实现的转变，从而改变了由西方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一元化格局。至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悲哀，而是社会主义的万幸。它不仅解放了社会主义，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对社会主义进行不断改革、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有助于全球化进程向多元化、多维度方向发展，有助于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更加平等的参与关系和对话关系，防止“中心论”的扩展。（注：杨雪冬 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
六、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
在谈论全球化问题时，学者们不同程度地探讨了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杨雪冬指出，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全过程。19世纪4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由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心被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强行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从1949年到1978年是共产党人以苏联为模本的探索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共产党人进行的探索脱离了并抵抗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从1978年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中国主动地、深入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的各个领域之中。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确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后来者”的位置，以此为制订全球战略的前提，同时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制度改革和创新；其次要认清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要奢谈自己的强大，夸耀自己的实力；最后，中国是一个不断改革和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不要妄自菲薄，要坚信自己的能力。至于中国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一是不要对经济全球化抱太多的幻想，要认识到现有的全球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经济全球化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二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要注意时序问题，即要根据自身的适应力、应变力和生存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注：杨雪冬 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王逸舟在《全球化过程与中国的机遇》一文中，结合亚洲金融危机对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认真思考。他首先指出，中国目前虽然没有遭遇东南亚一些国家经历的金融危机，并不等于中国没有问题。在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未来道路上，中国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仍然要经历很多风险。只有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保障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标本兼治之策。他进一步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学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既要择善固执，又要从善如流。另外，为适应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社会稳定的需要，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要讲究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战略和战术设计。（注：王逸舟：“全球化过程与中国的机遇”，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
还有一些学者从某一个侧面探讨了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改革问题。黄卫平论述了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认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全球化的现实特征和发展趋向，积极主动地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机遇，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全球化问题，认真研究，理性抉择，冷静应对。其中，深刻理解党的十五大对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全面贯彻九届人大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改革举措。（注：黄卫平：“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孙津认为，中国改革由以往的功能性改革向结构性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全球化具有显见而复杂的参照意义。他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注：孙津：“全球化与体制改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穆光宗则从经济全球化角度讨论了中国人口问题，认为全球化对我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国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成为真正的赢家，就是努力实现知识资本、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加强人口质量投资和科技投资，努力改善基础性产业的弱质性。特别要培养既富竞争性又有合作精神的新型劳动者队伍，开展素质教育和通才教育。（注：穆光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总的看，全球化已成为中国学者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分重要的视角，面对全球化，年青一代的中国学者充满了革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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