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变迁轨迹——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察者论文,参与者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在改革年代，他们对自己职业角色的定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日常新闻工作的方方面面，也从理论上呼吁学术界对“新闻工作者”这一社会角色做出解释。本文探讨我国新闻记者职业角色的变迁及其趋势，尝试着梳理新闻改革对个体工作者的影响，并在各种职业角色之间建立联系。本文认为，当下中国新闻界出现了四种职业角色：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第一种是我国新闻界主流传统对记者角色的规定，后三种都是在改革开放年代逐渐出现或重新出现的，四种角色并存，共同影响着中国新闻界的现状及未来走势。
文献综述
李金铨区分了20世纪中国记者的三种职业角色：儒家模式（1900-1940年代）、毛泽东模式（1949-今）、市场化模式（1980年代－今）①。他的区分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儒家传统理念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中国记者，无论是各大新闻奖的评选标准和名记者的采访札记，还是新闻教育理念，“社会责任”“以社会利益为重”这些观点都一再被强调，它们同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何其相似。第二，儒家模式和毛泽东模式不是绝对的更替关系，费正清说毛泽东是“披着列宁外衣的儒家”②，这一比喻提示我们，许多儒家传统被中国共产党吸收和改造，而不是彻底抛弃。在新闻界，至少这两种模式所隐含的精英倾向体现在记者的职业观念中。第三，市场化模式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李金铨认为《南方周末》和《财经》都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在我看来，这两份媒体的差异不逊于它们之间的相似，《南方周末》在受众观上跟《人民日报》是一致的。
职业角色的转变像是一条河流，不能够被割裂地看待，一个新职业角色不会完全取代旧职业角色，更准确地说，新旧角色并立，是转型期中国新闻界的现实情况。因此，陆晔和潘忠党③提出，当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具有三个源头：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议政传统（如梁启超“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说）、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党报传统、西方新闻理念的影响 （如“客观性”、“受众”、“传播”都是翻译自英文的概念）。这三个源头也可以看成是记者职业角色的三股思想来源，它们暗示着社会和政治变革对新闻界的影响，毫无疑问，政治和社会因素是出现记者职业角色变迁的背景。
宣传者
列宁的名言“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④准确地概括了党报传统对新闻工作者职业角色的定位，“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宣传干部”、“党的新闻工作者”、“思想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等等，这些说法都在强调作为宣传者的记者这一角色。
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里说到：“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在 1957-1977年“左”倾路线的年代，毛泽东讲话里所蕴含的单向信息流通受到重视，作为宣传者的记者忽视了受众的声音和意见，“文革”期间，党报甚至一度不刊登读者来信。
宣传意味着有目的的说服和引导，从这个角度来说，受众被视为受启蒙的大众（英文里“群众”和“大众”是同一个单词）。范长江定义新闻是读者“应知、未知而欲知”的事实，这一定义虽带有重视读者需求的意图，但是另一方面，当记者代替读者来确定什么是读者“应知而欲知”的新闻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了比读者更优越的位置上，只有老师才会告诉学生什么是学生“应知而欲知”的事实，学生不会反过来跟老师说这样的话。
当记者被定位为宣传者，体现在新闻报道里的特色之一，就是工作新闻和典型人物报道。党报里的典型人物是近乎完美的英雄和模范，值得注意的是，对理想人物的追求并非全然来自列宁和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儒家思想也颂扬道德楷模“圣人”，“圣人，人伦之至也”，因此，当下许多市场化报纸所塑造的“平民英雄”和“不普通的普通人”，跟党报“树典型”传统虽有分歧，却也有相同之处，即没有新闻由头时也要通过新闻策划形成报道强势。1995-2000年期间，《南方周末》报道版面最多的是“刘秋海事件”，共20多篇10多万字，塑造了不畏强权伸张正义的刘秋海的媒体形象，然而在司法界眼中，1995-2000年期间，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案件是“刘秋海事件”吗？
参与者
自洋务运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起，现代中国记者诞生于民族革命之中，内忧外患的现实，使得记者们以强烈的推动社会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向参与媒体工作，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每一次社会结构转折都伴随着国人办报的高潮，现代中国早期的著名记者——如王韬和梁启超——以政论而非消息报道著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定位为参与者的媒体角色的概括。
列宁名言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记者参与国家建设的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后，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可以看到记者的身影，宣传者和参与者这两种职业角色往往同时出现在记者身上。1997年，陈崇山和祝建华⑤对5800名中国记者进行调查，发现72%的受访者认为记者应该分析和解释跟公众有关的社会问题（参与者），同时64%的人认为记者应该传播和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宣传者）。
在改革年代，身为参与者的记者对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命运表现出了深切关注和责无旁贷的责任。1978年《光明日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1980年，《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报道“渤海二号”石油钻井平台特大事故；1987年《中国青年报》报道大兴安岭火灾；1992年《深圳特区报》报道邓小平南巡讲话等等，无不体现了这一职业角色。
李大同在《冰点故事》里的一段话为这种职业角色做了注解：“新闻如果不能影响‘今天’，那才是失职和对我们职业天条的亵渎。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当代而不是‘记录’当代。”2000年《南方周末》记者节特刊选择了六个关键词来表示记者的职业：使命、监督、现场、光荣、关怀、无畏。除了“现场”一词强调的是“报道事实”这一职业内涵之外，其余五个都强调记者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当记者作为参与者，就会珍惜自己的名声，杜绝有偿新闻和假新闻，追求新闻事件的真相，以热情洋溢的文字鼓动受众参与社会变革。但是，这一角色也隐藏着缺陷。第一，作为参与者的记者依然轻视受众。2000年11月 2日，《南方周末》在自己的形象广告中写道：“读者心中自有一盏灯。用我们的心，点燃启蒙的灯，科学、民主、法治，弘扬理性，润物细无声。”这是身为参与者的媒体对自己受众观的最佳概括：谁是启蒙者？记者；谁是被启蒙者？读者；启蒙的内容是什么？科学、民主、法治、理性。
跟上一点相联系的是，当记者强调自己承担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时，可能会过分重视自己的舆论监督职能，面临伦理指责和媒介审判的批评。《焦点访谈》制片人说：“隐性采访和偷拍是使报道更真实的两种特殊手段”⑥，而这两种手段目前还是法律的空白区。1997年《大河报》对张金柱一案的报道，是我国媒体发挥舆论监督职能的经典案例，该报社论说：“‘张金柱事件’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威力……在中国，舆论监督正式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许多学者批评该报有明显媒介审判痕迹。需要指出的是，只有作为参与者的记者才会面临这些指责，而承担其他三种职业角色的记者跟这些指责没什么联系。
营利者
无论是党报传统，还是儒家传统，都不重视媒体的营利职能。身为营利者的记者，是伴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而出现的，这种职业角色跟其他三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商业利润的渴望超过了承担社会责任的道德感，当二者冲突时，媒体选择商业利润而非社会责任。这一种角色的记者，目前在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和互联网三个领域内表现最突出。
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往往被看成是“软新闻”，从新闻价值角度来说，重视趣味性和人情味。1999年，我国最大的民营娱乐节目制作商光线传媒播出第一档节目，光线传媒的目标是“打造中国最有价值的娱乐品牌”，它所策划的活动以娱乐大众获取利润为目标，从来不会宣称自己也要承担社会责任。2001年，《体坛周报》看中竞争对手《足球》的记者李响能够获得独家消息，以百万高薪挖走她，如此高薪，自然要从发行和广告收入里得到回报。
目前我国有影响力的商业网站都是上市公司，网站的运营和发展方向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市场的左右，这一端倪，从2003年联想公司因新闻网站fm365亏损而关闭它这一行动中就可以看出。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里，网易、腾讯、分众传媒、百度和新浪分列前五位，其中只有新浪以新闻为主打产品。2005年年底，新浪市值只有网易的46%，股价是网易的1/4左右；跟“新贵”Tom.com相比，新浪市值是后者的1.4倍，净利润仅为后者的 80%。2006年5月，新浪再次更换首席执行官，很明显，其中缘由在于股票表现不佳和投资人迫切希望快速提高利润，网络游戏、无线增值业务、搜索引擎成为投资人追捧的对象，而硬新闻不受重视，全在于前者能够带来即时可见的商业利润。
将媒体当成营利工具，将记者看成营利者，积极后果是记者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再轻视受众，受众的选择——体现在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率上——能够影响媒体，消极后果是新闻低俗化和假新闻泛滥。2002年世界杯期间，《体坛周报》编造对葡萄牙球星菲戈的专访，引起葡萄牙足协抗议。2003年9月，搜狐网推出“总编在线体育周”，《青年体育》、《足球》、《球报》、《南方体育》等报纸的总编都被网友问到了“怎么看待假新闻”同一个问题，而各位总编都不能保证“我们报纸没有假新闻”，说明假新闻已经成为体育新闻界的常见现象。
观察者
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中国受众越来越成熟和理性，他们需要深度报道而非肤浅信息，需要事实而非观点，需要自己形成判断而非接受被灌输的结论。与这种需求相对应，一些记者学习西方的客观报道手法，扮演观察者角色，重视时效性，事实与评论严格分离，以提供事实为首要目标，文字冷静理性，标题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以《财经》2006年第3期关于哈尔滨天价医药费的报道为例，长达1万余字92段的主文里，记者自己的采访共占据了76段，对事件的概述和背景占了5段，引用其他媒体的报道有4段，对哈尔滨当地和医院的场景描写占了1段，对当事人转科时的豪华场面的描写占了5段，记者自己的评论只有1段15个字：“既然是一场必输的仗，为什么还要打？”这篇文章里，所涉及的每一个事实都能够经得起核查，比如某个观点和事实是哪个人说的、某个场面是哪个人亲眼见到并回忆的、某份文字材料是哪个人提供的等等，这些都在文章里有着或明或暗的交代。
当记者只讲述事实不发表评论的时候，积极后果就是经过反复核查的事实减少了新闻侵权官司和政治压力，从而减少麻烦，使得新闻生产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当报道冲突性事件时，记者尤其需要这样做。《财经》文章里有时会出现类似的话：“对于这个说法，《财经》无从核实”，这不能被理解成为记者的采访不细致，而应该看成是记者对事实准确性的苛求。
但是，当记者承担观察者这一职能时，也会面临职业伦理的困境。2000年，湖南经济电视台拍摄了嘉禾县高考舞弊案，2005年5月，厦门某记者“守株待兔”式地拍了一位骑车人在雨中碰到路面水坑而摔倒的照片。这两件事情引起了职业伦理争议：碰到这种情况，记者是应该干预事件、履行作为一个高素质公民的职责，还是应该继续观察和采访、让事件按照本来轨迹发展下去？支持者认为记者很敬业，拍到了有价值的新闻，如实暴露了社会问题；反对者则认为记者为了获得独家新闻而失去公德心和同情心，听任悲剧发生。
总结
本文目的在于勾勒当下我国记者的四种职业角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挂一漏万的情况。而且，有些职业角色共享相同的思想资源，过于简化的描述可能会抹杀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职业角色更应该被看成纠缠在一起，而不是彼此孤立、毫无联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以上四种职业角色共存于当下我国的新闻界里，甚至共存于同一家媒体里，比如1996年以来各地成立的报业集团和广电集团同时综合了宣传者、参与者和营利者这三种角色。
第二，这些职业角色灵活变动，同一家媒体的记者会依据形势而调整自己。比如1978年《光明日报》更多表现出了参与者角色，而21世纪以来，它更像宣传者。
第三，目前新闻教科书对记者职业的描述以宣传者和参与者为主，对营利者和观察者关注不多。有些文章提出，记者应该报道事实，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引导受众，但是，当这两种职能冲突的时候，记者怎么办？本文正是在冲突的立场上概括各种职业角色的特征。也正是如此，虽然目前各家媒体都面临着经营压力，但是本文将“营利者”单列，以强调某些记者和媒体以商业利润优先、放弃社会责任的做法。
第四，从出现时间上来看，参与者和宣传者出现最早，解放前某些商业报纸也曾以营利为首要目标，而作为观察者的记者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出现的职业角色，没有成熟而理性的受众，记者对重大严肃新闻事件的陈述（不是评论和观点）给谁看呢？
第五，记者职业角色跟受众观是一致的，记者怎样定位自己，就怎样定位受众。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营利者和观察者的记者所隐含的受众观，也许，现代中国媒体的变迁轨迹之一就是发现受众的潜力。
［收稿日期］2006-09-10
注释：
①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②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③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台北）《新闻学研究》，第71期，第17-59页。
④列宁《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2版，第5卷第8页。
⑤Chen Chongshan and Zhu Jianhua (1998) The Chinese Journalists',in David H.Weaver(ed.) the Global Journalist:Studies of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New Jersey:Hampton Press,pp.24-39.
⑥李东生、孙玉胜主编《焦点访谈精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标签：财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