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佑及其《剪灯新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剪灯新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瞿佑及其《剪灯新话》，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国内通行的各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本、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本等都曾有所论述。然而，几年前我在翻阅一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增订本》(1949—1966)①时，发现以往人们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仅集中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几部名著以及“三言两拍”等少量的几部白话小说，而对文言小说，如《剪灯新话》等作品，竟然无一专题论文涉及。②记得明末文学家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说过：“国初钱塘一个有才的人，姓瞿名佑字宗吉，高才博学，风致俊朗，落笔千言，含珠吐玉，磊磊惊人。”③对照这一评价，应当说，我们对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研究，还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本文意在抛砖引玉，以期获得更多学人对此一问题的重视。
瞿佑其人
瞿佑(一作祐)，除《明史》外，其生平资料散见于各种文献。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④“瞿长右佑”条下说他“字宗吉，钱塘人”，自小聪颖无比，文名远播，深得当时著名文学家杨维祯和凌云翰等人的赏识，“洪武中，以荐历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升周府右长史。永乐间，下诏狱，谪戍保安十年。洪熙乙己，英国公奏请赦还，令主家塾三载，放归。”后告老还乡，共活了87年。他“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偎翠倚红之语，为时传颂。”其一生著述丰富，除《剪灯新话》外，还有著作数十种之多。⑤
在瞿佑的生平中，有两个问题尚须再加讨论。
其一是他的生年。
以前诸家大多认为瞿佑生于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如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周楞伽先生《<剪灯新话>校注本》等都持这一看法。其实，这是错误的。李庆先生在《瞿佑生平编年辑考》一文中考订甚详。⑥他认为，瞿佑的生年是在公元1347年(至正七年)，并列举如下三条理由以作佐证：
“第一，日本内阁文库藏朝鲜刊本《剪灯新话句解》有瞿佑的《重校剪灯新话后序》曰：‘永乐十九年，岁次辛丑，正月灯夕七十五岁翁钱塘瞿佑宗吉甫书于保安城南寓舍’。由此上推，生年当在是年。第二，内阁文库藏日本刊瞿佑《咏物新题诗集》有瞿佑《自序》曰：‘宣德己酉(1429)八月上瀚乐全叟书于郡痒之西楼。’可见此时仍在，如以1341年生的话，已不止八十七岁。第三，日本内阁文库藏抄本《乐全稿》，其中《乐全诗》有瞿佑《自序》，最后署‘宣德三年岁在戊申阳月吉八十二岁翁钱塘瞿佑宗吉书’。由此上推，其出生当在是年。”
此说不谬。
我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曾认真查检了瞿佑的《乐府遗音》一书，⑦获得意外的惊喜。此书其“跋”言之凿凿：“先生生于元至正七年丁亥七月十五日。”该“跋”还说，今存《乐府遗音》一卷，乃“传录”于“明影钞天顺七年刊本”。天顺七年，即公元1463年，其时距瞿佑去世(1433)不过三十年光景，应当说，这一记载还是相当可信的。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此书中有首《水调歌头》词云：
六十九年我，老作塞垣民，更无官守言责，依旧一闲身。试把光阴屈指，明日中元到也，不觉遇生辰。尊酒自相慰，谁主复谁宾?
对蓬荜，思往事，独伤神。遥知妻子垂念，坐久嚏声频。四度儒宫设讲，六载王门效职，贺客竞来亲。今日异前日，聊且认吾真。
此词瞿佑题作“乙未初度日自寿。”“乙未”，指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三年，其时，瞿佑已“六十九年。”由此上推，可知他确实生于公元1347年(至正七年)。从此词中“明日中元到，不觉遇生辰”一句，联系此书“跋”中所署时间，我们还可确切地知道，瞿佑的生日是元至正七年(1347年)的“中元”，即七月十五日。
其二是瞿佑遭朝廷放逐的时间和缘由。
有关瞿佑何时流放塞外的问题，前人对此言之不详。⑧李庆先生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瞿佑的《乐全稿·乐全诗集》之《至武定桥》一诗中的“自注”：“永乐六年四月，进周府表至京，拘留锦衣卫。自汴梁起取家小十二口至此，蒙拨房屋居住，至今二十一年矣”，从而认定为是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四月，可以信从。
至于瞿佑被贬的缘由，事主讳莫如深，只是说：“向以洪熙乙己冬，蒙太师英国张公奏请，自关外召还，即留乐西府，今又三载，又蒙少师吏部尚书蹇公奏准，恩赐年老还乡。”⑨“自罹罪谪独处困厄中，与妻即睽隔逾十寒暑矣。尚书赵公，指挥高公，太守冯公，长司郑公及诸邻友怜其穷苦独居，皆劝以纳妾。”⑩言辞之间虽充满怨气，但对“罹罪”的真相却又不置一辞。而前人对此说法不一，较有代表性的是如下两种说法。一为郎瑛的《七修类稿》所云：“藩屏有过，先生以辅导失职，坐系锦衣卫。”(11)一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所云：“以诗祸编管保安。”(12)此外还有其它一些说法，与此大同小异而已。其实，这两种说法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今检瞿佑之《归田诗话》下卷“和狱中诗”条云：“永乐间，予闭锦衣卫狱，胡子昂亦以诗祸继至，同处囹圄中。子昂每诵东坡《系御史台狱》二诗索予和焉。予在困吝中，辞之不获，勉为用韵作二首。”(13)其中有两句诗说，“一落危途又几春，百状交集未亡身”，反映了瞿佑在狱中的真实心境。这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子昂亦以诗祸继至”一句。瞿佑在此明确无误地点明了自己罹罪的缘由是“诗祸”。倘我们联想到明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现实政治环境，瞿佑由诗而惹祸的命运，似乎也并不难以理解。问题在于：瞿佑是如何遭致“诗祸”的呢?有人怀疑他有反叛朝廷之意，似乎不确，从上引瞿佑的“自注”来看，他在“诏狱”期间，虽曾失去人身自由，但仍能“自汴梁起取家小十二口至此”，还“蒙拨房屋居住”，其物质待遇还算可以，与反叛朝廷的“政治犯”有显著的判别。看来，郎瑛的说法可为我们提供探究瞿佑遭致“诗祸”的线索：他仅仅是因为“辅导失职”而被“坐系锦衣卫”的。而这“辅导失职”，实也和周王朱
有关。检张益《咏物新题诗序》(14)得知，瞿佑在青年时期(元末明初)，因明经而被荐为训导，曾在仁和、临安、宜阳等地任职。大约在洪武十一年(1378)他三十二岁时，在仁和县结识了周王朱以后，两人交往比较密切。如朱编有《袖珍方》四卷，专录民间治病药方，而瞿佑也著有《俗事方》一书，专事辑录“民家必备”及“治生”之良方。此书今存，入藏日本东洋文库。据明正德刊本《袖珍方》之朱《序》云：“予当弱冠之年，每念医药可以救夭伤之命，尝令集《保生余录》、《普济》等方。”此“弱冠之年”，恰系他在杭州时和瞿佑相交之期。值得注意的是《千顷堂书目》卷十四著录了李恒的《袖珍方》四卷，其注云：“恒字伯常，合肥人。洪武初，周府良医，奉宪王(引者按：误，应为“定王”)命集。恒，永乐间致仕，王亲赋诗以饯，命长史瞿佑序其事。”可见瞿佑和朱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然而，这位周王朱不是个安分守己之人。据《明太宗(永乐)实录》记载，他曾因编《元宫词》忤触皇旨，并且因护卫“拘军民商旅之舟装运王府米麦”等事得罪权贵。《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八“永乐六年四月”条下说：“戊子，钦天监奏木星犯诸王星，上曰：‘前月木星犯诸王星，今复然。’天道不爽。遂悉赐诸王书，俾警省。有告言肃王木英听百户刘成言，辑罪平源卫军者，上曰：‘此下人所为，未必尽出王意。’敕王械成等送京师，因顾侍臣曰：‘王居深宫，岂得悉闻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于其所好恶者，造饰毁誉于王前。王与之狎昵有素，更不察其是非而一意从之。今过则皆于王矣。故谗佞，德之蠢也，林无虫有木，左右无谗佞有美德，不可不去。”(15)出于家属利益的考虑，永乐皇帝在表面上虽然维护了周王的威信，但他心里一定对朱极其不满：“今过则皆于王矣。”为此，他对当时的皇室以及诸王之侧作了一次严厉的整肃。根据明代的法律，凡诸王有失，其过则在长史。其时，以长史之职伺奉在周王朱左右的瞿佑以“辅导失职”之罪，而趁其“进周府表至京”之际，把他“拘留锦衣卫”，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综观瞿佑的一生，“诏狱”一事在他生命的历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的思想在“诏狱”前后明显表现出不同。这位从小就享有美名的“千里驹”，曾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加上杨维祯等前辈文人的提携，使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意气风发，幻想着“一言能得君王意”(16)，成就功名，荣宗耀祖，做名副其实的“传桂堂主人”。然而，在元末明初战乱频仍的年代，瞿佑的仕途很不平坦。他一生只做过训导、教谕、长史之类的小官，而且还在生命最宝贵的时期，遭致飞来横祸，在狱中度过了21年。后得太史英国张公保荐，才过上自由生活。此时的瞿佑已是一位耄耋老者，愤懑、怨恨、惆怅、失望……，激荡在心中，真是百感交集。(17)等他冷静下来，反思人生之路，又不禁悲从心来，万念俱灰。有首题为《除夕偶成》的《浪淘沙》词说，“试屈指从头数，便武似孙吴，文似燕许，事业声名总是一场虚语。何如醉饮花前酒，有清风明月分与，岂能重说兵机，讨论九天玄女”，相当真实地袒露了他晚年的心境。无疑，瞿佑的这一人生悲剧是时代所造成的，但它却为我们打开瞿佑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剪灯新话》的著作权和版本问题
在讨论《剪灯新话》的文本之前，有关此书是否瞿佑所作的问题，有必要说明一下。
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剪灯新话”条说：“《剪灯新话》故非可传之书，亦非瞿宗吉所作。廉夫杨先生，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不两宵而成。富内文忠之后也。后宗吉偶得其稿，窜入三篇，遂终窃其名。”(18)
都穆的《都公谈纂》一书也说：“予尝闻嘉兴周先生鼎云：‘新话’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郑公之后，家杭州吴山上。杨廉夫在杭，尝至其家，富生以他事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戏为作此，将以遗主人也。宗吉少时为富氏养婿，尝侍廉夫，得其稿，后遂掩为己作。唯《秋香亭记》一篇，乃其自笔。”(19)清人吴骞在批校《千顷堂书目》时，肯定《剪灯新话》乃瞿佑所著的观点后，也引用了上述都穆所说的来自周鼎口中“《新话》非宗吉所著”而是杨维祯撰写的传闻，(20)似乎对《剪灯新话》的著作权属于瞿佑持有审慎的保留态度。其实，瞿佑撰写《剪灯新话》的事实还是相当清楚的，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资证明。
据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可知，瞿佑和杨维祯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从小对杨维祯很崇拜，“见廉夫‘香奁’八题，即席倚和，俊语迭出。”而杨维祯——这位著名的文学家也很赏识瞿佑的杰出才华，盛赞他是一匹扬蹄疾飞的“千里驹”。这种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为传闻提供了想像的余地，却非事实。综观《剪灯新话》的全书，诚如吴骞所说“不类铁崖”，况且至今也未发现杨维祯创作的其他小说。所以把《剪灯新话》的著作权交给杨维祯，实在是一种误会。
有关瞿佑著述的记载，最早的要算是郎瑛的《七修类稿》一书了。他认为瞿佑“所著有《通鉴集览镌误》、《香台集》、《剪灯新话》、《乐府遗音》、《归田诗话》、《兴观诗》、《顺承稿》、《存斋遗稿》、《咏物诗》、《屏山佳趣》、《乐全稿》、《余清曲谱》，皆见存者……。”(21)郎瑛是杭州人，系瞿佑同乡，且为明成、弘、正、嘉间人，其出生距瞿佑去世仅五十余年。据史载，他在写作《七修类稿》时，曾经访问过瞿佑的后人，同时也对这位乡贤的著述和行迹作过一些调查，以上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剪灯新话》的著作权属于瞿佑的更为可行的证据乃是瞿佑本身的记载。今存日本内阁文库藏朝鲜版《剪灯新话句解》一书中有署名为瞿佑的《重校<剪灯新话>后序》。他在此“后序”中回顾自己的一生著述说：
少日读书之暇，性喜著述，萤窗雪案，手笔不辍，每为乡丈柘轩凌公所称许，不知者有玩物丧志之讥，而决意不回，殆忘寝食，久而长编巨册，积成部帙。治经则有《春秋贯珠》，《春秋捷音》、《正葩掇音》、《诚意斋课稿》；阅史则有《管见摘编》、《集览镌误》；作诗则有《鼓吹续音》、《风木遗音》、《乐府拟题》、《屏山佳趣》、《香台集》、《采芹稿》；攻文则有《名贤文粹》、《存斋类编》；填词则有《余清曲谱》、《天机云锦》；纂言纪事则有《游艺录》、《剪灯录》、《大藏搜奇》、《学海遗珠》等等。(22)
此“后序”撰写于“永乐十九年岁次辛丑正月灯夕”，也即1421年。其时瞿佑已七十五岁。以上所列的著述目录分门别类，序次清晰。作为“纂言纪事”的《剪灯录》赫然标列其中，可证其为瞿佑所撰确凿无疑。
我们从瞿佑自撰的《后序》中也可知道，《剪灯新话》原名《剪灯录》。这一点在朝鲜刊本《剪灯新话句解》所收《自序》中也可得到证明。瞿佑在此《自序》中说：“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另外，《自序》还署明《剪灯录》的编辑为“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六月朔日，山阳瞿佑书于吴山大隐堂。”可见它最初编定于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其时，瞿佑任职于仁和县为训导。在课学之余，“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也在数载，襞积于中，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以纪之。”凡四十卷。“书既成，又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然而，“客闻尔求观者众，不能尽却之”，(23)因此将其出版。这说明，《剪灯录》的成书，可能还在此以前，而初版则在瞿佑三十二岁时。
我国南宋至元的文坛，除《娇红记》等个别作品外，传奇小说基本上已销声匿迹。《剪灯录》的异军突起，为明初文坛吹进了一股久违的清新脱俗之风。因此深受社会的欢迎。两年后，也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就由书商将其再版。此时，由凌云翰写序、并取名为《剪灯新话》。凌氏在《序》中说：“昔陈鸿作《长恨传》，并《东城父老传》，时人称其史才，咸推许之。乃观牛僧孺之《幽怪录》，刘斧之《青琐集》，则又述奇纪异，其事之有无不必论，而其制作之体，则亦工矣。乡友瞿宗吉著《剪灯新话》，无乃类是乎!”他称赞“宗吉之志确而勤，故其学也博；其才充而敏，故其文也赡。”“矧夫造意之奇，措施之妙，灿然自成一家言，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者，盖也有之。”(24)凌云翰是瞿佑的同乡和“大父行”，可谓莫逆之交，两人多有唱和，所说诚非诳言。不过，今日之通行本《剪灯新话》辑录的凌《序》，皆署为“洪武三十年夏四月”。其实，这是错误的。“洪武三十年”应为“洪武十三年”，可能系后来书商之误刻。对此，日本学者秋吉久纪夫先生和李庆先生已有专文作了匡正(25)，此不赘。
李庆先生认为，《剪灯新话》的初刊在洪武十四年，也即1381年。其时，瞿佑三十五岁。其理由为严州吴植有《剪灯新话序》及严陵金冕之《剪灯新话跋》。后者今存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林信胜(罗山)校朝鲜刊本《剪灯新话句解》一书。前者署为“洪武十四年秋八月，吴植书于钱塘邑痒进德斋。”吴植认为瞿佑的《剪灯新话》“其词则传奇之流，其意则子氏之寓言也。”书中的小说“如开武库，如游宅坊，无非惊人之奇，希世之珍”，对其甚为推崇(26)。然而，此时书名已为《剪灯新话》，与凌序之本相同。看来，它的初刊大约在此之前的洪武十三年。七年后，瞿佑在杭州校官任上时，又刊行了《剪灯新话》一书。今有署名为“洪武己巳六月六日睦人桂衡书于紫薇深处”的《序》可证。桂衡在此《序》中，对“于文学而又有余力于他著者”的瞿佑十分钦敬，并写古体长诗一首附录《序》后，以志仰慕之情。(27)
以上对《剪灯新话》的早期刊布情形作了一点初步的说明。可惜囿于历史岁月的冲刷，诸本皆已不存。国内的通行本为四卷本，乃董康于1917年据日本庆长、元和活字本删去句解后辑入《诵芬室丛刊》而印行的。1931年有上海华通书局排印本。郑振铎先生在1935年把它收入上海生活书局《世界文库》，1957年和1981年，古典文学刊行社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了周楞伽先生校注的《剪灯新话》(包括《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一书。1961年，台湾启明书局将其列入《剪灯新话等九种》一书。实际上，它们都是《诵芬室丛刊》的翻刻本。
韩国学者闵宽东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一书中说，关于《剪灯新话》的版本，目前“在中国至少有明朝合刊足本二种以上。”其一为《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四卷、附录一卷、《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灯新话大全》四卷，乃杨氏清江堂于明正德六年(1511)所刊印；其二为《剪灯新话》四卷、附录一卷，乃杨氏清江堂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印。此外，在朝鲜还发现了《剪灯新话句解》本以及它的翻刻本。(28)闵宽东先生还说，“此《剪灯新话句解》本，在朝鲜中期壬辰倭乱时(1592—1597)传入日本，日本又据之出现了庆长(1597—1614)、元和(1615—1623)间的活字翻排本《剪灯新话句解》及庆安元年(1648)林正五郎翻排本《剪灯新话》与朝鲜本《剪灯新话》”。为了说明问题，他还把明万历本《剪灯新话》与朝鲜本《剪灯新话》逐一对勘，发现两书不仅版本不同，目录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其编排次序不同，文字也有许多不同，从而认定“朝鲜的《剪灯新话句解》本应是接近于原本《剪灯新话》的”。此本乃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由七十五岁的瞿佑对其作了校订后刊行。日本内阁文库藏朝鲜版《剪灯新话句解》一书有瞿佑自撰的《重校剪灯新话后序》一文，末署“永乐十九年岁次辛丑正月灯夕，七十五岁翁钱塘瞿佑宗吉书于保安城南寓舍。”(29)
晚年的瞿佑对《剪灯新话》作了哪些校订呢?囿于资料的匮乏，此一问题至今无人涉及，因而情况不明。笔者在阅读《剪灯新话》时，曾将书中出现的每一首词，逐一和瞿佑词集《乐府遗音》中的作品进行比勘，发现卷二《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之“座上自制《木兰花慢》一阕”，也出现《乐府遗音》中。请看以下的比较：
《剪灯新话》 《乐府遗音》
记前朝旧事， 记前朝旧事，
曾此地， 曾此地，
会神仙。 会神仙。
向月地云阶， 向
鹊桥头，
重携翠袖，花迎风辇，
来拾花钿。浪捧拢船。
繁华总随流水，繁华已成尘土，
叹一场春梦杳难圆。但一池秋水浸长天。
废港芙蕖滴露，白鹭曾窥舞扇，
断堤杨柳垂烟。青鸾惯递吟笺。
两峰南北只依然， 多情唯有旧时莲，
辇路草芊芊。 照影夕阳边。
怅别馆离宫， 甚冷艳幽香，
烟销凤盖，浓涵晚露，
波浸龙船。澹抹昏烟。
平时玉屏金屋，堪嗟后庭玉树，
对漆灯无夜如年。 共幽兰远向汝南迁。
落日牛羊垅上，留得宫墙杨柳，
西风燕雀林边。一般憔悴风前。
这两首《木兰花慢》词，尽管文字出入较大，但系同一人之作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上阕中头三句一字不差，完全相同，第四句“向”字领起，也如同一辙，第七、八句的文字也基本相同。若非同一人之作，岂会如此相似?前已说过瞿佑的词集刊印于明天顺七年(1463)，在《剪灯新话》中出现与《乐府遗音》中的词基本相同的作品，不仅带来了瞿佑撰著《剪灯新话》的新证据，而且也为我们探索他在晚年校订《剪灯新话》的劳作提供了新线索。
《剪灯新话》的主旨：对战乱的抨击
“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30)，《剪灯新话》的主旨是对战乱的抨击。正是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对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同时为瞿佑的创作也带来了亮色。
《剪灯新话》的21则小说中，除卷二《令孤生冥梦录》外，皆表明纪年。小说所表现的时代生活，迄自元大德间至明洪武七年，而以元末明初为主。这一时期，正是政权嬗变前后的社会剧烈大动荡年代，瞿佑把自己的体验用如椽之笔作了忠实的记录。
我们先从附录的《秋香亭记》说起。
这则小说乃瞿佑所作。就连否定瞿佑撰写《剪灯新话》的都穆等人对此也不否认。小说叙述了一则凄艳动人的爱情悲剧：商生与表妹杨采采自幼青梅竹马，得家人默契而联姻。他们长大后，因受礼教束缚，虽近在咫尺，也无缘谋面，只能通过诗笺唱和来传递彼此的心迹。战乱使他们各随家人南北避难，失散十年。等到重新见面时，杨采采早已嫁夫生子。面对此一残酷的事实，商生唯有以泪洗面。一对有情人终于未能成为眷属。
李庆先生认为，《秋香亭记》所说之事，当是瞿佑自身的经历，在描叙中，作者采用了一种障眼法。“第一，所谓杨氏(杨载)之妇，为‘生之祖姑’，与前面所引《归田诗话》中所述瞿佑的情况正相合，第二，考《记》中所载，‘三吴扰乱，生父挈家南归临安，辗转会稽、四明以避乱’等，与瞿佑生平情况也正相合。第三，《乐全诗集》中有《过苏州三首》，其二云‘桂老花残岁月催，秋香无复旧亭台，伤心乌鹊桥头水，犹往阊门北岸来’，这里所见的‘秋香亭’、‘乌鹊桥’等与《秋香亭记》中所叙完全一致，如非出自于己，安能有如此的一段悲怆和感慨。可知商生即瞿佑自身写照”(31)。其中以信从。瞿佑在《归田诗话》“宗阳玩宫月”条提到“夫人瞿氏，予祖姑也”和《秋香亭记》所说：“商氏，即生之祖姑也”并非偶然，它点明了作者易“瞿”为“商”的良苦用心。所以我们读《秋香亭记》，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瞿佑的自传来看。
《剪灯新话》卷一《联芳楼记》末云：“是时生年二十有二，长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吴下人多知之，或传之为掌记云。”卷三《翠翠传》末也云：“至今过者，指为金、翠墓云。”在这类作品中，瞿佑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其小说内容的素材来源，它绝非作家头脑中的凭空臆想，而是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系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之事。他在小说中一一注明故事发生的纪年，其意也在于此。这固然可以说明：《剪灯新话》的创作受到我国传统史学以及宋元部分小说“实录其事”的影响，同时也为我们探究其文本价值提供了新思路。换言之，我们不能把《剪灯新话》仅仅视作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应该把它当作是一扇窥探元末明初社会生活的“窗口”。透过这一“窗口”，读者不仅可以透视剧烈动荡的社会战乱给民众带来的种种人生悲剧，而且还能够触摸到作家真实的心灵世界。
翻开《剪灯新话》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社会动乱后的一幅幅真实画面。已有学者注意及此。(32)然而仔细阅读小说，我们就会发现，瞿佑反复描绘的社会动乱，重点乃在表现它对广大民众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即如商生和杨采采的爱情悲剧而言，他多次提到其根源实为战乱。小说描写杨采采在给商生的信中为她另适他人之事作解释时说：“天不成全，事多间阻。盖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伤小亡，弱肉强食，荐遭祸乱，十载于此，偶获生存，一身非故，东奔西窜，左右逃逋；祖母辞堂，先君捐馆。避终风之狂暴，虑行露之沾濡。”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她才被迫“委身从人”，但心中却一直惦念着商生，最后发出“好姻缘是恶姻缘，只怨干戈不怨天”的控诉，直接把抨击的矛头指向社会的战乱。
“干戈”四起，三吴扰乱，元末明初的社会剧变，给多少无辜的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风华正茂的瞿佑也在战乱中失去了爱情，所以他的描写战乱，笔墨间始终饱醮着血泪：“漠漠荒郊鸟乱飞，人民城廓叹都非。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麦饭无人作寒食，得袍有泪哭斜晖。”“几年兵火接天涯，白骨丛中度年华。杜宇有冤能泣血，邓攸无子可传家。”卷一《华亭逢故人记》中的这两首诗，对战乱作了无情的鞭笞。在瞿佑的笔下，社会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田园荒凉，惨不忍睹。他描绘“有古之近村，时兵燹之后，荡无人居，黄沙白骨，一望极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云四起，既无旅店，何以安泊。道旁有一柏林，即投身而入，倚树少憩。鸺鹠鸣其前，豺狐嗥其后。顷之，有群鸦接翅而下，或跂一足而啼，或鼓双翼而舞，叫噪怪恶，循环作阵。复有八九死尸，僵卧左右，阴风飒飒，飞雨骤至，疾雷一声，群尸环起……”简直阴森、恐怖到了极点。类似的描写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如《爱卿传》叙赵子由太仓登岸，径回嘉兴，见到战乱后的家园“荒废无人居，但见鼠窜于梁，鸮鸣于树，苍苔碧草，掩映阶庭而已。求其母妻，不知去向，惟中堂岿然独存，乃洒扫而息焉”。这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是如何造成的呢?瞿佑在卷三《富贵发迹司志》中对此说得非常清楚：“盖至正辛卯之后，张氏起兵淮东，国朝创业淮西，攻斗争夺，干戈相寻，沿淮诸郡，多被其祸，死于兵者何止三十万焉。”在这里，他把“国朝”和“张工”——张士诚的战争视为争权地利，其锋芒所向，已指向当政者。倘联系他对“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称治”的赞颂(33)，对此已可看得很清楚。
“瞿君有子早能诗，风采英英兰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种，定应高折广寒枝”，(34)早年的瞿佑，生活在鲜花和掌声中。要不是社会战乱，必会飞黄腾达，高跳龙门。卷一《水宫庆会录》描述的潮州士人余善文的生活道路，就是他理想中的幸福憧憬。而《华亭逢故人记》中贾生诗中所说“四海干戈未息肩，书生岂合老林泉源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天”，就是他的非凡抱负。然而，连年不断的战乱，彻底摧毁了这一切，也堵塞了瞿佑的仕途，不禁使他感慨万分。卷二《天台访隐录》相当细致地描述了他的心路历程作品中的一阕《金缕词》，实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流露：“梦觉黄粱熟。怪人间，曲吹别调，棋翻新局。一片残山并剩水，风度英雄争鹿!算到了谁荣谁辱?白发书生差耐久，向林间啸傲山间宿。耕绿野，饭黄犊。市朝迁变成陵谷。向东风，旧家燕子，飞归谁屋?前度刘郎今尚在，不带看花之福，但燕麦兔葵盈目。羊胛光阴容易过，叹浮生待足何时足?樽有酒，且相属。”在这则小说中。他感叹“时移事变太匆忙，物是人非愈怊怅”，在社会的大动荡中，“我辈非仙亦非鬼”，明显地表露了对战乱的不满和愤慨。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剪灯新话》“相当集中地、且真实而细腻地表现了士人阶层在战乱期间的经历遭遇、价值取向、心态情绪乃至他们的感情生活，而在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士人对于动荡社会的许多方面的感受，其实也与广大百姓十分相近。”(35)从这一意义上说，瞿佑表达了民众的心声。
与以前主要表现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忠贞不同，《剪灯新话》中的爱情小说也大多以社会动乱作背景，叙写社会上发生的各种真实的婚姻悲剧。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小说是《翠翠传》。它描写淮安民女刘翠翠与男青年金定冲破各种旧观念的后结为夫妇。新婚燕尔，生活甜蜜。谁知好景不长，张士诚起兵高邮，活活地拆散了这对恩爱夫妻。翠翠被李将军所掳，而金定则辞别父母，费尽周折，七年后，终于在湖州得到爱妻音讯，但他不敢直接相认，巧妙地谎称寻妹，和她见了一面。后来，他们只能以诗传情。金定因思念翠翠，忧郁过度，一病不起。过了两个月，翠翠也病逝异乡，只落得荒烟野草间的两座孤坟。这则小说把爱情和战乱紧紧地连在一起，并把翠翠和金定的婚姻在战前的幸福美满和战乱带给他们的悲剧对照着写，极具震憾力。《爱卿传》也是此类小说。“色艺才貌，独步一时”的爱爱，和家资巨万的赵子的婚姻本很美满。唯因求取功名之事，赵子进京。不料恰遇战乱，乱军“不戢军士，大掠居民。赵子之居，为刘万户者所据，见爱卿之姿色，欲逼纳之。爱卿以甘言绐之，沐浴入，以罗贴自缢而亡。”小说如此描写，意在昭示世人：是战乱制造了这一婚姻悲剧。
不仅是爱情小说，瞿佑在《剪灯新话》其他题材的小说中，也把抨击战乱作为主要题旨。如《华亭逢故人记》中，“富有文学”的松江士人全、贾两人，在战前“豪放自得，嗜酒落魄，不拘小节，每以游侠自任”，而战乱一来，他们陷身于中，“参其谋议”，失败后，双双“赴水而死”。如果社会安定，政治清明，这两个读书人凭藉杰出的才华，定能大展宏图，做一番轰轰烈的事业，以实现他们的远大抱负，而如今只能在死后叹“唯恨平生壮志违”。他们是战乱中士人悲剧的典型，瞿佑凄恻写来，感人至深。同时，战乱也可扭曲人性，使良知泯灭。小说《三山福地志》借助缪君借钱不还的无赖嘴脸，揭露了人情浇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瞿佑把此故事同样置身于元末的社会大动荡中来描写，其抨击战乱之意昭然若揭。
综上所述，《剪灯新话》的主旨是对社会战乱的抨击和声讨。瞿佑在小说中忠实地记录了元末明初时期各阶层民众在社会战乱中的种种痛苦和灾难，无疑是为了揭露和批判人类摧残社会文明的罪行，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抓住这一点，就等于抓住了探解《剪灯新话》的“牛鼻子”。
《剪灯新话》的深远影响
“四海相传《新话》工”。(36)《剪灯新话》的影响遍及四海。
在国内，瞿佑的盛名照耀着明代文坛。(37)在他生前，人们四处奔走，多次刊印《剪灯新话》。因为书中所言“皆新奇希罕之事，人多喜传而乐道之，由是其说盛行于世”，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八年(1420)，广西布政使李昌祺就仿照《剪灯新话》的体例，撰写了一部《剪灯余话》，为瞿佑张目。以后，社会上又陆续出现了仿作《觅灯因话》、《剪灯奇录》、《挑灯集异》、《剪灯纪训》、《剪灯续录》等书。诚然，由于《剪灯新话》的内容“中于人心士习，祸且不可言”，(38)也遭到了明英宗的查禁。但在民间，它却非常流行，甚至被编入启蒙读本而家喻户晓。(39)
研究者已经指出，《六十家小说》中的《风月相思》与《剪灯新话》相类，凌濛初创作的“两拍”，从《剪灯新话》汲取了《金凤钗记》、《翠翠传》、《三山福地志》的素材，而改编成脍人口的拟话本小说《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庵内看恶鬼善神，井口谈前因后果》。后世的不少杂剧、传奇更是从《剪灯新话》中获得了改编的素材。如杂剧《人鬼夫妻》、传奇《坠钗记》(又名《一种情》)、《金凤钗》等，都是根据《剪灯新话》中的小说《金凤钗记》创作的。戏文《兰蕙联芳楼》乃据《剪灯新话》之小说《联芒楼记》创作，两者从题目到内容都很相似。而小说《渭塘奇遇记》则被改编成杂剧《渭塘梦》和《王文秀渭塘奇遇记》、传奇《异梦记》等，《翠翠传》则成为杂剧《金翠寒衣传》和传奇《领头书》所本，《绿衣人传》也被改编成著名的传奇《红梅记》等等。(40)
笔者在这里无意一一具体探讨《剪灯新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因为这类例证实在太多。它为何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我想探明的问题。
在中国小说史上，传奇小说在唐代最为著名。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至今仍为读者津津乐道。瞿佑的《剪灯新话》，无疑也受到了它的影响。鲁迅先生曾提到过这一点，说：“《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41)日本学者近藤春雄先生为此作过专门的、细致的比较，(42)凌云翰氏的《剪灯新话·序》也列举《长恨传》、《东城父老传》、《幽怪录》等唐代传奇小说和《青琐高议》等书，认为《剪灯新话》“无乃类是乎?”对此，瞿佑也不否认。《归田诗话》“莺莺传”条下说：元微之“其人《莺莺传》盖托名张生。复制《会真诗》三十韵，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谓诚有是人者，殆痴人前说梦也。唐人叙述奇遇，如《后土传》托名韦郎，《无双传》托名仙客，往往皆然。惟沈亚之《槖泉梦记》、牛僧孺《周秦行记》乃自引归其身，不复隐讳。然《周秦行记》与僧孺所著《幽怪录》，文体绝不相类，或谓乃李德裕门下士所作，以暴僧孺之犯上无礼，有僭逆意，盖嫁祸云尔。理或然也。”(43)他十分推崇唐传奇，尤其是对《莺莺传》，不仅娴熟于心，而且在小说创作中有意作了模仿。在《渭塘奇遇记》中特意交待：“王先效元稹体，赋《会真诗》三十韵”。然而，传奇小说在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逐渐走向沉寂。其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话本小说的崛起，使原先光芒四射的传奇小说日趋暗淡无光。二是理学的占据正统地位，使相当部分的作家走上崇实求理之路，兼以与传统史学观的融合，逐步窒息了充满艺术生命活力的传奇小说的发展。元代异族铁蹄的践踏，于瞬间中断了中华文明，也使传奇小说的创作陷入困境。直至元末，《娇红记》的横空出世，在呼唤着人们对传奇小说创作的恢复。《剪灯新话》的创作，出现于百废待兴之时，延续了昔日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小说中“可喜可悲、可惊可怪”(44)的各类人和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唐人小说单本，至明什九散亡；宋修《太平广记》成，又置不颁布，绝少流传，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则大耸异，以为奇绝矣。”(45)其受人推崇是很必然的。
《剪灯新话》中，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故事都羼杂了诗词歌赋，对这一鲜明的艺术特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说：全书“所记唱答，诗词动盈篇幅，颇为猥杂，非传奇正格。”(46)鲁迅先生也指斥瞿佑“文笔殊冗，弱不相副”，是唐传奇的末流。(47)其实，他们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诚如孙楷第先生所说：“此等作法，为前此所无。其精神面目，既异于唐人之传奇；而以文缀诗，形式上反与宋金诸宫调及小令之以词为主附以说白者有相似之处；然彼以歌唱为主，故说白不占重要地位，此则只供阅览；则性质亦不相侔。余尝考此等格范，盖由瞿佑、李昌祺启之。”(48)后来，不少文人转相仿效，纷纷把诗词歌赋嵌入小说，组成中国小说的一幅亮丽的风景画。孙氏把此取名为“诗文小说”。明末清初文坛上涌现的大量“才子+佳人”的小说，都可归入这类“诗文小说”。毫无疑问，“诗文小说”的出现，与文人的自炫有关。他们把小说创作视为夸耀学问、争胜同侪的载体，自有其负面影响。但正如孙氏所说，“与宋金诸宫调及小令之以词为主附以说白者有相似之处”，作家们善于汲取话本等说唱文学的说、唱相间，以唱代说的艺术形式。在当时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艺术的创新呢?我们在审视这一问题时，应该把它融入社会特定的文学发展环境。正是《剪灯新话》，开创了后世“诗文小说”创作的先河，所以它深得后人的青睐。
在《剪灯新话》之后，效颦者逐渐把传奇小说由单篇发展成中篇，至明代中、后期已基本上形成创作的高潮。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钟情丽集》、《怀春雅集》、《天缘奇遇》、《花神三妙传》、《刘生觅莲记》、《兰会龙池录》、《双卿笔记》等等，它们基本上是在《剪灯新话》的影响下产生的。这类小说以前的研究者不太重视。自台湾学者陈益源先生的《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一书问世后，才在人们面前又拓展出它的新视野。至于《聊斋志异》与《剪灯新话》的关系，叶德均先生考证甚详。(49)尽管其说尚有不够慎密之处，但两者兼具“传奇”和“志怪”，而以“传奇”为主的文体特征则是相通的。《剪灯新话》可说是《聊斋志异》的前茅。正是《剪灯新话》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明清传奇小说的发展，在中国传奇小说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深远的影响，十分引人瞩目。
在国外，《剪灯新话》的影响巨大。尤其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国，都有它的大量读者和研究者。以韩国为例，早在15世纪中叶，《剪灯新话》就已传入并且很快风行社会。不久，即由金时习的仿作《金鳌新话》面世，成为韩国小说的滥觞。16世纪中叶，由宋粪排印、沧州(尹春年)订正、垂胡子(林芑)集释的《剪灯新话句解》出版，成为《剪灯新话》研究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直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剪灯新话》仍然深为韩国读者喜爱。李圭景的《五州衍文长笺散稿》说：“今闾巷辈所专习者，有《剪灯新话》一书，以为读此则娴于吏文云”等，(50)都可作为佐证。在日本，《剪灯新话》的流传更为广泛。尤其是德川幕府时期，《剪灯新话》的版本“镌刻尤多，俨如中学校之课本”。(51)更为甚者，他们把书中的故事改编成电影，使其深入市井闾里。我们只要读一下村上知行先生的话就可知道，日本读者对《剪灯新话》是何等的喜爱：“《剪灯新话》，辉耀着东洋古典世界的天空，它是颗怪异而又美丽的星，它有着宝玉般的润亮辉煌，有着美女洁白手足般的艳丽。有着织绵般的巧致，有着古骨般的苍涩，此外，它还有午夜的寂静、水渊的深邃、噤口的慨叹……。”(52)至于越南，则在16世纪初就已传入了《剪灯新话》，阮屿深受其影响，撰写了仿作《传奇漫录》，成为越南小说的佼佼者。(53)有关《剪灯新话》的研究，也在海外热烈地进行着，尤其是日、韩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反观国内，对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研究薄弱，至今仍未引起人们的更多注意。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作为一位古代小说的研究者，对此颇感惭愧和汗颜。谨以此文志之。愿为促进对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研究而努力。
①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增订本》(1949—1966.6)北京：中华书局，增订第二版。
②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了些改观。如陈大康先生的《明代文学史》在论述“明初的小说创作”时，专立“《剪灯新话》中的战乱图景”一节，就是一个明证。但总体来说，对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研究仍很薄弱。陈先生的《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③周清原：《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本。
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⑤李庆《瞿佑著作考》。由此作者以复印件见赠，未标明出版单位及日期。也有可能是未刊之手稿。因作者在日本任教，未及当面请教，请谅。
⑥(31)李庆：《瞿佑生平编年辑考》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四卷第二期《文哲论坛》。
⑦《乐府遗音》一书，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明词汇刊》曾辑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⑧瞿佑因“诗祸”而下狱，见《万历杭州府志》、《归田诗话》等处记载多次，但其具体时间，却无一确指。
⑨《乐全诗序》，见《乐全稿》，明宣德三年刊本，今存日本内阁文库。
⑩《乐府遗音》(注⑦[千秋岁·辞谢赵尚书等]自注。
(11)(21)郎瑛：《七修类稿》，台湾世界书局出版。
(12)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万历刊本，今藏台北“中央图书馆”。
(13)(16)(33)(34)(43)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下)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4)此文见《咏物诗》(又名《咏物新题诗集》)一书，今藏日本内阁文库，题为“正统九年甲子夏四月望日，赐进士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姑苏张益”。另，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钱塘丁氏重梓”的于“光绪丙申秋月”刊印的《咏物诗》，题作“武进庄淦书”。
(15)《明太宗实录》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17)今存《乐全稿》、《乐府遗音》等瞿佑晚年的诗、词作品，充满着一种感慨时事，怀才不遇，甚至有点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如《千秋岁》词云：“夕阳衰草，相对光阴老，谋事拙，抽身早，床头唯酒饔，案上皆诗稿，形影在底，须添个闲烦恼。……”《南皈留别金台诸亲友》诗云：“解却尘缨挂却冠，存斋今喜一身闲……”此类作品比比皆是，真实地反映了他晚年的复杂心境。
(18)(32)(35)转引自陈大康《明代小说史》，见注②。
(19)(20)(40)(46)(50)转引自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22)此书今存日本内阁文库，由于种种原因，笔者无缘得见该书。撰写本文时，多谢友李庆先生厚爱，不仅告知了该书的详情，而且还复印了若干资料。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23)(24)(26)(44)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外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5)秋吉久纪夫：《明代初期の文人瞿佑考》日本福冈女子大学国文学会编《香椎》第二十三号，1997年刊。李庆《瞿佑生平编年辑考》见注⑥。
(27)见注(23)，又见《归寺话》卷下。
(28)(29)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第四章《韩国收藏中国稀见小说之探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30)瞿佑：《剪灯新话》卷三《翠翠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周楞伽校注本。以下引用《剪灯新话》的原文，皆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36)张光启：《剪灯余话?序》，同(23)(24)(26)。
(37)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二“乃今瞿(宗吉)、马(浩澜)之名，照耀文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38)《赖古堂尺牍新钞》，台湾：中华书局出版。
(39)曹安：《谰言长语》卷上云：“今《剪灯新话》、《余话》等一切鬼话，启蒙故事收之。”卷下也说：“景泰中，予家食。偶得启蒙故事玩之。多取《剪灯新话》事。”台湾：中华书局出版。
(41)(45)(4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济南：齐鲁书社出版。
(42)近藤春雄：《剪灯新话と唐代小说》，载日本《爱知县立大学说林》第二十三号，后收入《唐代小说の研究》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笠间书院出版。
(48)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上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49)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之《聊斋志异的本事》，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51)董康：《书舶庸谈》卷一下，世界书局影印诵芬室重校定本。
(52)乔炳南：《剪灯新话》对日本江户文学的影响一文，收入《古典文学第七集》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转引自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见注(19)。
(53)有关《<剪灯新话>在国外的影响》一文，曾参照陈益源之《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特此说明并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