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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艺术在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独特的魅力散发出璀璨耀眼的光芒。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与发展，书画艺术品不仅仅是人们生活中的精神食粮，也逐渐步入市场，成为可以买卖（或收藏）的商品，中国书画市场由此诞生了。
大约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早期商品形态就已经诞生。（注：见《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第3页。）中国书画作为商品，在汉代初见端倪，当时的书画买卖以“佣画”、“佣书”形式出现。按照汉俗在除夕，元旦之际，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请人画上辟邪消灾的虎，这种工作一般由职业画家胜任，完工后由主家付给工钱。这种“佣画”的经营形式是，画工自带工具、颜料去主家作画，收取包括材料费在内的工钱，（注：《潜夫论》记载：“或裁好缯，作为疏头，领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形成了画家与客户的商业劳务关系。《四体书势》中有一则故事，讲汉灵帝时风行楷书，师宜官最有名气。有时他不带钱去酒家，喝完酒以后，“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其书法作为支付手段并不是将书法作品直接交付酒家，而是通过一种间接的途径来完成，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书画所具有的商业意识和书画经营手段的多样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动乱年代。在战争纷纭的社会背景下，反而出现了中国法书市场，在众多书法家当中，首创之功当归王献之，在王献之的《自论书》中，以及《临池心解》、《南史》等史料中均可佐证，中国书画直接买卖的商业关系已经形成。
至唐代，公私典藏之盛，风靡朝野，杜甫诗句就有“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的描绘。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书中还记有“贞元初，有卖画人孙方颙，与余家买得真迹不少。”（注：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记载：“汉魏三国，若传授不昧，其物犹存，则为有国有家之重宝”，不可言价；“晋之顾（恺之）、宋之陆（探微）、梁之张（僧繇），首尾完全为稀世之珍，皆不可论价，如其偶荻方寸，使可椷持。比之书价，则顾、陆可同钟、张，僧繇可同逸少。”又说：“书则逸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这类人物，都是以经营书画为业的书画商人。而典藏家便是通过“求购”获得藏品，如张彦远本人，为了买进一件自己所喜爱的作品，不惜“货弊衣，减粝粮”以致之。足见当时书画交易的盛况。张怀瓘曾撰《书估》，即为古今的法书作估价，便是针对书画交易而发。（注：张怀瓘在《书估》中记载：“三估者，篆籀为上估，锺（繇）、张（芝）为中估，羲、献为下估。上估，上估但有其象，盖无其迹；中估乃旷世奇迹，可贵可重，有购求者，宜悬之千金。或时不尚书，薰莸同器，假如委诸衢路，犹可字价千金。”）他以王羲之为标准。“草书真字，一百（金）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书，偏帖则尔。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惟鉴别之精粗也。”当时书画的估价，一是看年代、名头，二是看作品本身的质量。张彦远也曾仿张怀瓘《书估》为名画估价，并说画价高于书价，也在情理之中。张彦远还以时代远近、名头大小、质量优劣为估价的依据。此时的书画交易多在酒楼菜肆，经营中国书画的传统书画店还不曾见，但其雏形已经形成。由此，可窥见书画市场的日趋成熟，其行情已逐步确立。
宋、元时代，可以称为中国书画市场发展的“成长期”。自宋始出现了书画买卖在街头、庙会、摊设点，在古玩店和工艺品店中进行洽谈的景象，并逐渐诞生了以经营书画为主的店、铺、行、斋、堂、馆等命名书画店。北宋京城汴梁市集、南宋临安勾栏瓦子，都有卖字画、年画的摊子。如“街北都亭驿，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东角楼街巷“以东街北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汴梁大相国寺，庙会是定期的集市，“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国画等”。南宋的京城临安也是如此，当时城内有四百十四行铺，其中就有“纸画儿”、“陈家画团扇铺”，还有专门绘制屏风、作画的市肆，经营书画的店铺遍及各处，可见当时书画买卖之盛。但这个时期，卖画者多以此谋生，达官富豪很少参与，若无名正言顾的借口，士大夫介入书画经营活动，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经营艺术品的人被称做“常卖”，此时，出现了书画经纪人，名曰“牙侩”，实际上是书画买卖中兼有鉴定、估价、促成生意数任的特殊中介人。另有所谓“鬻书者”，即书画市场中的商人。
元朝由于科举不行，文士无以进身，常有作画自娱、娱人者。山水画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杰出代表，因此朝野上下画风益盛。书画市场也因此比宋代有一定发展。成吉思汗带着蒙古草原的剽悍豪迈之风，一扫儒生斯文羸病之气，使人们价值观念为之一变。人们不再讥讽揶揄士人卖画，得画付钱成为上下通行的规范。元代公开卖画者，有身居一品高位的一代宗师赵孟頫，富甲一方的大画家倪瓒。另有一类依赖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和职业画工，是元代绘画市场的重要供画者。由于职业画家靠卖画收入来维持生活，非常重视书画的价格高低，这就导致了绘画价格在计量上出现了更加精细化的倾向，不仅普遍地考虑艺术水平、画家名望等质的因素，而且也引进了量的指标，即画幅面积。尽管当时有扬补之“身后寸纸千金”之说，但仍侧重于文学效果，在其交易实践中并无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元人是先行者。元末大画家王冕觉得既为糊口而卖画，哪怕斤斤计较也是无可厚非。如元代后期的人物肖像画家陈芝田，“京师三十年，画富贵人不知几辈，得金帛积之可大富”（《至正集》）。像陈芝田这样因卖画而致富的情况，在元朝并不鲜见。元朝书画交易市场相当活跃，远在宋之上。法书名迹常常辗转售卖，交易额也较大。由于书法碑帖有较大市场，商业上的伪作也时有发现，于是鉴定也成了重要的有利可图的职业，有名家鉴定认可，作品身价立时提高。因此，有些商人或收藏者为了抬高持有书法作品的价值，甚至不惜行贿获得鉴赏家的题款。元人卖字已成惯例，有人将其室名为“鬻字窝”，也许这并不真的是一爿卖字的作坊，但这俗而雅的室名中深深渗透着丰富的艺术经济内涵。（注：《山居新话》记载：“李和，钱塘贫士也。国初时，尚在。鬻故为业，尤精于碑刻，凡博古之家所藏，必使之过目。或有赝本，求一印识，虽邀之酒食，惠以钱物，则毅然却之。”）
明代，可以称为中国书画市场的“发展期”。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中叶，除一般的书画商人以外，在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南京等工商业发达、人文荟萃的城市出现了一些独立的书画经营商店。书画的交易方式体现了相对的正规性和固定性，并有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画店成为私家书画收藏者获得藏品的主要渠道。明代书画交易普遍由画商经手，市肆操作，价格层次清晰，书画价格上升趋势也较明显。
清朝时期，中国书画市场发展到了“成熟期”。在实现“明码标价”以后，其机制进一步完善，交易额也随之增大，书画名家的作品更是炙手可热。清初，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画店较之以前又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北京琉璃厂成为书画古玩业集中地，是从乾隆年代起逐步繁荣起来的，清初的笔记《过夏卒录》载：“正月朔至十七日，琉璃厂集市最盛，书画珍玩花木，俱在火神庙……游人骈集，毂击肩摩。”清吴长元《宸垣识略》也说：“厂前陈设杂技，钲鼓聒耳，游人杂沓。市肆玩好书画时果要具无不毕集，自正月处四五至十六七而罢，名曰逛厂。”从清代中叶的笔记看，琉璃厂的庙市中就有卖字画的摊点。就在逛厂期间，书画店坐商固然连市营业、行商摊贩也到火神庙、海王村一带摆设书画、古玩摊。其中大部分是隆福寺、鼓楼前等地书画摊临时到这里设摊的，叫做“赶庙”。这时书画摊及书画古玩店所经营的东西，大多是前朝各代名家字画和清初书画家作品，也有民间艺术品。又因清代著名汉人学者绝大部分住琉璃厂，明末清初《天府广记》和《春明梦余录》的作者、大收藏家孙承泽，清乾隆朝纪晓岚，著名诗人王士祯，乾隆时《四库全书》编修官程晋芳，著名学者孙星衍，康熙朝著名诗人朱彝尊，著名戏曲家李渔都居住在琉璃厂一带，成了琉璃厂书画店最经常的顾客。正是因为这些顾客，促进了琉璃厂书画店的繁荣和发展。在琉璃厂这条街上，曾经集散、保存、经营了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在清代无论北京或全国甚至世界上，凡是收藏中国书画、文物的收藏家，都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地和琉璃厂发生过关系。
清末，在北京出现了私人开设的文物出口公司，也经营名人书画。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洋行商会也做中国书画生意，除了书画店、古玩行、挂货铺外，实古字画的还有旧货店、摊。书画业都是私人经营，经营方式是“等主候客”、“提包送货”。货源来自本地、外省，有书画商外出收购或外地商贩送来的，也有行内交易、代销、合伙买货和收自旧货店、摊的。货品种类有古代传世书画、当代名人手迹。由于是私人买卖，利益攸关，所以从业者都有较深厚的文史修养。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能够得上鉴定专家。当他们为顾客介绍所经营的书画艺术品时，对书画年代及真伪的鉴别，怍品的出处，乃至作者的经历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有的甚至有专门著作传世。清朝后期是北京传统书画店的黄金时代。
由于外国资本大量输入，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增长，清中叶，上海被辟为国际商港，并很快成为国际大都市。新的市民阶层，包括从事工商业发家致富的阶层、外国资本家代理人，以及寓于上海的一批富裕大户，其办公、生活场所需要名人书画装饰。特别是一批收藏家，经常选购有收藏价值的高水平的名人书画，于是吸引了上海本土的书画金石家和邻近省城的书画家，据《海上墨林》记载，晚清前后聚集到上海的书画家多达671人，同时出现了沟通书画卖方、买方的中间商，这就形成了上海的书画市场。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上海书画店业呈现出繁荣景象。据葛元熙《沪游杂记》载录，一些专门以兜售书画、古玩为职业的“掮客”活动十分频繁。与此同时，清代中后期的寓沪“海派”画家，先后组织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金石书画社团，从表面上看，这种由艺术家组成的社团，是一种学术性的团体，实际这些社团部有书画交易活动，大多社团在其章程中，都作出了有关会费、会员润格拟定、润笔所得上缴多少等规定。如宣统元年创建的豫园书画善会，在章程中详细地制定了会员作品润格，对于会员所得也作了“半归会中，半归作者”的规定。当然，这“半归会中，半归作者”的规定，是指会员在本会所售作品的分配办法。大多社团担当起了书画店的工作，成为当时书画家作品的推销场所。创立于光绪年间（1891年）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几乎每天晚上有掮客到馆里兜售书画或为买主向书画金石家预订作品。外地来沪卖字、画、印而未定居的金石书画家，一般由题襟馆代定润格和介绍作品销路。创立于同治年间的飞舟阁，是一书画家俱乐部性质的书画团体，是当时上海书画家必到的游憩之地。它设有书画买卖部，经营书画家作品，或替书画家代购收藏品。还设有书画家集会活动室以及专供书画家借宿的住宿部，外地书画家在未定居上海之前，便借宿于此，任伯年曾借宿此处。宣统二年（1910年）创立的上海书画研究会也曾经营书画家作品。由此可见，上海的书画社团实际是一种具有商业行会性质的结社组织。
大量经营书画笺扇买卖的笺扇庄的建立，使上海书画市场走上正规化的道路。（注：《沪游杂记》记载：“笺扇铺制备五色笺纸、楹联、各式时样纨折扇、颜料、耿绢、雕翎，代乞时人书画。洋场以古香室、缦云阁、丽华堂、锦润堂为最，城内以得月楼、飞云阁、老同椿为佳。”）这些笺扇庄经营方式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店家主动兜生意，觅揽大小书画家作品，张挂于店堂与橱窗，售后按十分之一收利。20世纪30年代，南京路上王星记扇庄，每天都由店里派专人外出与大小名头的书画家联络，兜揽书画件。另一种是店主雇用画家为其绘制笺扇作品，以谋取利润。任伯年初到沪时曾一度受雇于古香宝，虚谷亦曾专为九华堂画守笺扇。还有一种是书画掮客与笺扇庄之间的倒卖生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上海书画店、笺扇庄，大都集中在河南中路、福州路、山东路一带，先后出现有数十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朵云轩”。朵云轩与书画家、收藏家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经营古今书画买卖和鉴定古今字画真伪的业务。在上海广东路，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的古董铺，如珊瑚林、金才记、福源斋、诚昌祥等共百余家。
清代是上海书画市场发展的鼎盛时期，上海书画市场买方的主要对象是新兴市民阶层。上海书画市场所经营的书画艺术品也与北京有所不同，北京多数书画、文物店以经营前代传世名家书画为主，而上海书画市场则以经营当代名家作品为多。所以上海书画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培植了一大批以卖书画金石为职业的金石书画家，如汪洵、蒲华、黄山寿、倪墨耕、胡公寿、任伯年、吴昌硕等。晚清及民国间，上海成为国际开放城市，大量西洋文化东渐影响着书画买家的多元性审美取向。海上画派就是在这种书画市场买方特定要求背景下崛起，并形成了在传统基础上加以创新，雅俗共赏，风格多元化特色的。（注：参考《中国艺术市场源流考》李向民著。）
清代除北京、上海的书画市场崛起外，书画艺术品商店在天津、广州、苏州、湖州、武汉、南京等工商业发达、文人荟萃的地区正式兴起。书画市场的诸多要素，也就日趋完备了。
辛亥革命前后，一些遗老、官僚、军阀，或附庸风雅，或仍然把住旧的“国粹”不放，大量收藏文物、字画，北京琉璃厂先后开设了一百一十多家书画店、古玩店。这便促进了琉璃厂书画业再度繁荣，书画商又开始分赴各地大量收购。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琉璃厂的书画店和文物店也开始做一些“对外业务”。日、美、法、俄在侵华战争中除直接抢掠外，还从琉璃厂的书画店、文物店买走大量中国传世书画及文物。从清末起，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每年都到琉璃厂购买旧书、字画、碑帖。美国布伦戴奇之流从琉璃厂购去大量字画、文物、古玩。堪萨斯州纳尔逊艺术馆还勾结琉璃厂古玩商岳彬“买”走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国”，凿成碎块运到美国拼凑成形。此外，琉璃厂的一些书画奸商勾结智化寺僧人，将正殿藻井盗卖给美国。更骇人听闻的是商人勾结清代理王后人，将理王府的正殿整个拆下来偷卖给美国。至于传世书画经琉璃厂书画店流到外国去的不可胜计。欧战之后，帝国主义侵略变本加厉，全国的书画店、古玩店又开始每况愈下，至日本侵华期间，已经气息奄奄。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资业稍微薄弱一些的店铺陆续倒闭。到解放前，琉璃厂连同装裱、文物、古玩、纸店等加在一起只剩了五六十家。其中陆续兴替者占大多数。画店的不稳定，也反映了中国旧社会的动荡。社会秩序极不安定，书画文物价值一落千丈，书画店受到很大影响，这是我国书画市场的萧条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建国初期的5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和海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加上国内各方面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国家拿不出钱来投资书画市场，因此，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书画店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运行，如原有的画店、笺扇庄、古玩市场，或歇业，或转业，或合并，只有北京的荣宝斋、上海的朵云轩等主要画店保留，继公私合营后改为国营。60年代初，几个主要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成立了国营文物店，也经营书画。国内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也只能依靠民间收藏家的无偿捐赠来增加自己的藏品。
由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加上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人们思想行为更为极端化，中国传统字画艺术品、工艺品当做“封资修”的产物被扫入垃圾箱，我国书画市场受到圾大冲击和影响。60年代初，国家对文物店的业务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传世书画及当代著名书画家作品均由文物店经营，有计划、有选择地供应国内需要和适当地组织出口。当时除文物店外，外贸部门的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也组织书画出口。70年代初，国家又加强了文物商业管理，规定从属外贸部门的文物、书画店一律移交文化部门，外贸部门出口的文物、书画资源一律由文物店供应，并只能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口岸出口。此后，国家又规定，文物、书画经营权一律归文物店，外贸部门也不许经营。在计划经济环境中，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国民收入改善不了，温饱尚有忧虑，何来余钱消闲？玩书画是旧社会有钱有闲者之事，而这个阶级被打倒以后，近代洋人可以自由进出国境，文化人竟被排在工农兵的对立面，他们懂书画，懂艺术，但没有钱，买不起。原先中外人士都可以自由进出文物店，而“文革”时期就只准外宾进入，中国人不许进。市画上基本见不到书画作品。为此，国内一些人只能偷偷将书画艺术品流入海外，造成了大量艺术珍品的流失，从而使中国书画市场在近20年间一直处于裹足不前的停滞状态。
在近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书画市场历尽坎坷，艰难前行，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明媚的春天。人们需要书画，书画家和全社会也需要书画市场的繁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外资的不断涌入和民间资本的快速增强，新的书画市场和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文化市场上百处，十几个艺术品博览会每年在全国举办，书画店已逾万家。在北京除传统名店荣宝斋外，异军突起的有春夏翰墨画廊、可创艺苑等一批画廊面市。上海的多伦路和绍兴路、天津的文化街和鼓楼、广州德文德路等地书画店云集，北京琉璃厂等多家书画市场也纳入政府的改造扩建计划中，书画市场再次辉煌的日子即将来临。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下，中国书画市场大有可为，并将由书画经纪人、书画家、收藏家、书画消费者等一道续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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