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散文文体家的郭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郭风是当代最有成就的散文诗作家之一。的确，似乎还没有别的作家像郭风那样坚持散文诗创作长达半个多世纪，像他那样创作过数量如此众多且风格独特的散文诗作品。但留意郭风近六十年的创作，细读他《开窗的人》、《叶笛集》、《你是普通的花》、《晴窗小札》等代表性著作，人们会发现，散文诗写作显然只是郭风文学写作的一个侧面，虽然是一个重要的侧面，然而郭风也同时是一个使用多种散文形式写作的作家，又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面对郭风形式多样、色彩斑斓的作品，或许只有散文这个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概念，更能概括郭风的创作面貌。当然，郭风绝不是当代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家，甚至不止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郭风的重要性在于，他不仅以自己众多的优秀作品，以自己个人风格的特殊魅力，而且以不受形式规范约束和多种散文形式的大胆尝试，体现了散文的本体精神与文体风貌。
边缘的散文家
文体即表达方式，它是作家语言的指纹，反映着作家个人气质、趣味、思想感情和潜意识结构，并在想象方式、意象选择、章法结构和话语风格上呈现出来。因此，一个作家亲近某种文体，与其说跟历史时代相关，不如说与个人的内在条件相近，它“只能是文学意向与作者躯体结构之间的方程”①。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郭风会在他的晚年，突然觉得自己八十年代的创作，与自己“四十年代在散文创作中所出现的现象，颇为近似，但又似乎有说不清的未必近似处。”②这种近似而又相异的现象，正标示出郭风散文的个人气质与他思想艺术发展的动态关系。
郭风三十年代末期就开始发表作品，是一个受过几年传统私塾教育，在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但郭风不同于二三十年代从农村进入都市的浪漫文人，不满三岁丧父的经历使他的心灵过于早熟并带上女性化的特点；他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从都市走向乡村投身于革命的作家，接受过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洗礼。他从未进入过现代都市生活与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甚至连他所喜欢的作家，也带有极大的边缘性③。这种地理上、意识上和文化来源上的边缘特征，决定了郭风看重个人选择和民间社会的写作意向，并使他始终坚持着“不图私利、不慕浮名，老老实实地为人，切切实实地工作和写作”④的人生姿态。事实上郭风是最固执地按照个人经验和心灵律令写作的作家之一，既不容易成为时代注目的中心，也较少受时尚的限制，随着风尚的转变而改变自己的写作主题和表现方式。因此，今天我们翻阅近六十年来郭风的作品，尽管时代有变迁，题材有变化，思想不断在发展，形式、技巧、语言不断有创新突破，但在基本文学母题、美学趣味、意象系统和语言结构等方面，都具有作为散文文体家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这种连贯性和完整性首先表现在郭风对自然题材的热爱上。他总是站在时代精神和重大生活题材的边缘，专注于自然事物和平凡生灵的美，专注于用自由灵活的散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思。或许这与郭风的气质更接近出世的文人传统有关，更喜欢自然意象，更重视情感意识表达的不拘一格，因而“对于自然美始终抱着一种信任的、崇仰的心绪来观察”⑤，但这对于郭风，并非是自发的。他曾借俄国散文作家普里什文的作品提问：“屠格涅夫在沉醉于诗的境界时看到少女。如果我在这种心情中看到花朵，那又有什么区别？”郭风认为，“当一位作家——诗人在沉醉于诗的境界时看到花朵，那是一种幸福，那是真正的一位诗人。”⑥因此，在他走上文学道路后，出现了逐渐向自然题材汇拢的现象，并逐渐放弃了小说、诗歌这类凝聚的、形式感较强的文学形式，在散文这种自由灵活的边缘文体上相对稳定下来。
这种题材和形式的边缘性选择，使郭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主体以外的承诺，从而把散文写作变成一种个人与世界的对话，一种表现情感、趣味、想象和智慧的语言形式。郭风四十年代的作品就已呈现如上特色，在那由花木与鸟禽，土地与河流，以及东南沿海村落的风物人情组成的散文世界里，在那以小花草、小生灵为题材的童话里，郭风的描写几乎让人们震惊：我们平常熟视无睹的村庄和土地，竟是那么有魅力，那么值得它的子民感恩。我们不会忘记“象天上的星一样，开花在农民的茅草屋旁边，开花在无比广阔的田亩上面”的《干草堆》；无法忘记“翻起一朵朵黑色的浪；还没有下种呢，土地却开了花”的《犁》。当然更不会忘记春天的第一阵《骤雨》，那些像嫩的花叶是怎样喜欢地承接着雨点的滴打呀，而且，“在泥土中间，我们看不见的深处，那些错综的根，正在匆忙地工作着。好象秋天时，人们把谷物繁忙地收进谷仓里一样。”
诚然，这里展现的与其说是自然本身的魅力，不如说是作家感觉、想象和语言的魅力。重要之点正在这里：郭风散文提供给我们的，不是纯自然的东西，而是心灵与自然邂逅所发生的奇迹；是为生动的细节所充实，真正个人化、生命化了，流动着美好情思的诗意情境。一切都发生在独特的个人感受与平凡普通事物的交感之间，仿佛一个无限天真、好奇的儿童（郭风事实上是一个童心永驻的作家），一朵花，一棵草，一片云，一颗星，都让他出神，唤起他的遐想，给人予本真纯朴的感动。这就是我以前在《散文诗六十年》中提及的郭风从乱石瓦砾中发掘美，用日常普通事物的伟大、圣洁、美好和庄严抗争黑暗的散文诗⑦。不过，那些散文诗写得比较单纯和浓缩，在早期作品中，或许后来结集的散文集《开窗的人》更富于感性和具体细节从容展开的魅力。尤其是1945年写的“致E,N”的一组随笔，据郭风晚年在文章中提及，是当年他写给暗自倾慕的女子的。在这最个人化的恋爱文体中，他青年时代的抒情冲动化作了和风细雨式的絮语，很能见出郭风以呈现个人趣味的方式让人们品味自然风韵的特点。谁能想象这18篇“情书”，除4篇谈读书外，其余14篇所谈论的全是自然！二三十年代作家的情书风行一时，它几乎成了浪漫文人情感解放、个性自由的证词，一些作家还由语言而行动，演化出文坛诸多的风流韵事。但郭风在“情书”中，倾慕从不向欲望转换，它至多内化为一种品味自然的心情，作用于面对事物的想象，并且始终限制在文学语言领域。或许有人会认为这里体现了郭风严格的道德自律，但我宁愿认为是一种真正的审美心态：欣赏、感动，而不是占有。于是，世俗的情欲被滤去，不为对象所知的倾慕活在百合、番莲、草莓等小植物和蜜蜂、黄莺、斑鸠等可爱小生灵的描写中。不用说，那里有作者的“移情”，但它的妙处是几乎让人觉得是一篇篇充满爱意和童真意趣的花鸟小品，给人予本真、亲切的感动。散文的根基原也便是一种品味人生与自然的心情，英国小品文家史密斯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散文类似抒情诗，因为是由某种中心心情范畴而成的——幻想的、严肃的、或者讥讽的。有了心情，散文从第一句到末一句便围着它长，正如茧之于蚕。”⑧郭风自然散文的突出特点，就在于他的作品始终渗透着一种本真、淳朴、纯美的心情。虽然这种未经世故的儿童般天真、纯洁的心情，在现代社会具有田园牧歌意味，但这之于郭风，却完全是个人天性的自然流露。以至到了晚年，面对《诗经·鹊巢》中“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的诗句，还会情不自禁地写出“我倒不见得是能够体会女子出嫁的喜悦”这样有儿童式情趣的话来（《喜鹊》）；在率团访港归来写的游记中，也率真地认为，象香港那样现代都市高层建筑上闪烁豪华的霓虹灯，“也许是对能源、电力之极大消耗、浪费。”面对商业社会那种巧取豪夺的竞争，他觉得颇不自在，“其中隐藏着现代社会的浮躁、自我炫耀、奢侈、傲慢以及角逐等使我难以忍受的意绪。”（《关于香港的自然界》）
郭风不是那种以思想的强力掘入生存黑洞的作家，他的写作也不象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喜爱意义和表达的复杂性。他是一个天生的散文家，具有质朴天然、童心不泯的气质和本真亲切的情趣。在外界充满变动与混乱，内心拥挤着矛盾与焦虑的现代生态中，郭风能留有这种从容、洒脱、优雅的散文心境，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在这个意义上，站立边缘的散文家郭风，是一个幸福的作家。
从心灵和美学出发
郭风的全部散文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温和、朴实、纯美的散文家形象。这是一个重自由轻承诺、重想象和表达的美感，轻事物的客观再现，追求个人感受和意识的自由表达的、超脱的散文家形象。他早年的童话诗集《木偶戏》不只是童心的写照，更是郭风注重艺术趣味、文学想象和表现力的有力例证。可以说这是一本没有“思想”，没有道德说教，只有美、情趣和想象的书。“太阳，好象一朵向日葵，而且，象爸爸一样，是会吸烟的。”它召唤孩子们去草径上，参加小野菊的茶会，绿桌布铺在草地上，上面缀满了鲜花的酒杯（《小野菊的茶会》）；小小的豌豆睡在绿水晶般的豆荚里，“铺着很柔软的天鹅绒，它的四周繁饰着许多绿叶”（《豌豆的三姐妹》）。郭风总有那一份超脱，那一份明澈，善于以单纯而丰富的想象处理笔下的题材，把自然转换为关于自然的审美、领悟与感恩。
在四十年代，郭风就是那个“开窗的人”，面对阳光和自然打开迎迓与梦想的窗子，看绿色的藤蔓从窗口垂挂下来，想象着小麻雀怎样踩着喇叭花的音符，和阳光谈话并且舞蹈。在五十年代，他就是“叶笛”，带着对于乡土深沉的眷恋，用两片绿叶吹出了故乡绿色平原上青草的香味，四月龙眼花的香味和太阳的光明。在七十年代，他就是那棵有着朴素的心的蒲公英，确认了自己喜欢淡黄的色彩，在野地里，服膺于自己的信念，始终如一地开放小小的、淡黄的花朵。这些作品，绝大部分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并无直接关系，它们不属于那种表现重大主题、反映时代精神的“大作品”，但它们显然属于一个更大的文学主题，这就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真正从个人气质、经验、趣味出发创造美的主题。因此，即使在五十年代那样热情奔放的国家话语化时代，郭风以《叶笛》、《风力水车》、《骤雨》、《榕树》、《木兰溪畔－村庄》为代表的作品，仍然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意象和想象风格；即使在七十年代末那样感伤与控诉的文学氛围里，回想起下放劳动时所接触到的自然景象，他也仍能感到“其地民情醇厚；其地山水甚美，雪甚美，花木树木甚美，雀鸟蝴蝶甚美”，并以《夜霜》、《夜雁》、《花卉·风景画自选》等组作品静穆、高贵、庄严的美，抒写自己的人格情怀与对光明的追求。
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说，郭风不只是个表现自然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明显唯美倾向的作家。这不仅表现在他很少写“重要事物”方面，而且鲜明地表现在他散文意象的非历史、非时代色彩方面。郭风散文中的意象具有突出的主观个人色调和自然特征，主要分为土地意象群系、天空意象群系两组。土地意象群系主要有田野、庭院、各种各样的花朵、树木、稻麦、牛羊、桥梁、河流、大海、礁石、船只，以及农人、鸟禽等，他最喜欢的是植物意象。天空意象群系主要有太阳、月亮、星辰、云朵等，最喜欢的是月亮意象。他是携着这些具有阳柔之美的意象建构他的散文世界的。
不仅如此，当作者把如上意象插入他散文的话语结构中去的时候，其修辞策略也基本不去外求历史、意识形态的换喻，而是在自己的两组意象群系间互相转换，导向个人情感意识的隐喻结构。例如，“太阳挂在空中，好象一朵发光的向日葵”（《四月》）。“月亮好象一枚冰冷的黄玫瑰”（《夜霜》），“枝柯和绿叶，交织在一起，好象一团团绿色的云朵”（《梦见我种的树》）。这种换喻是空间性而非时间性的，因而郭风的作品几乎没有社会、历史、时代的象喻性，只有个人面对题材产生的激情、想象和领悟，在风格突出的话语结构中闪光和流动。典型如《风力水车》，它是一支自然和人类智慧的赞歌，充满生动的情趣与想象魅力。这篇写于五十年代中期的散文诗，虽然也折射出那个时代和年轻郭风的热情与单纯，但它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从大到大（大题材、大主题、大结构、大时空）的流行表现风尚，而是有非常具体的情境和生动的个人感受，有童话般的情趣和诸如“象一个巨大的太阳，从空中降落在我们田野的林梢”这样气势不凡的艺术想象。当年多少轰动一时的作品，时过境迁后变得不忍卒读，但郭风《叶笛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今天读来依然让我们陶醉与感动。这，不能不说是自觉遵守艺术规律的回报，不能不以为是美的胜利。
当然散文从它自由的、个人的和内心生活的本质来看，不是实用的东西，不是物的生存状态，而是一种表面上无用的语言现实。散文的美，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精神企求，如同郭风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一种人类生活中的奢侈品而已”⑨，既不能给现实物质世界增添什么，也无法指望其成为强有力的权力话语，规范人们的行为。但美作为自由的象征，作为人类精神表白与自我超越的指向，作为完整个人感性与创造力的肯定，却是人类内在价值的本质体现。文学创作中的唯美倾向，不过是追求精神自由和重视艺术规律的象喻。即使十九世纪欧洲的唯美主义思潮，也只是以较极端的方式，反映了艺术家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时代，对物化倾向与权力意志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唯美倾向对作家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可以认为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没有一点唯美倾向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正是这一倾向使郭风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看待文学：不过分夸大它的社会作用与价值，不强求文学承担它所无法承担的东西，而是把它当作“一项精神劳动”，一项“给自己心灵以安宁和自由”、“不断充实自己的心灵，并走向自我人格的完成”的生命实践活动⑩。所以，郭风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个人气质的选择，把意识和审美表达看作是比写重大社会题材更重要的东西；固执地把谈论自然作为“毕生的事”，在心灵与自然的关系中，列示出自己作品的边缘并显示出它的深部：不是依靠所写对象的重要性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而是以自己的人格投入和美学追求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也许正因为郭风的唯美倾向，具有自我充实和自我超越的人格色彩，他在避开流行风尚、避开飓风巨浪的同时，也避开了十九世纪欧洲唯美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郭风的唯美倾向是一种基于个人气质，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相关，但又经过乡土、民间文化的朴素观念修正的东方式唯美思想，它超脱得不寻求对决，空灵而又质朴。虽然面对意识形态权威话语，面对日趋商业化的社会潮流，具有明显的抗争性，但这种抗争与其说是知性的、观念的、自觉的，不如说是生命的、气质的、性情的、情不自禁的，因而是更加深沉和不可动摇的，就象郭风笔下一再写到的石头：朴素、自然，单纯中寓有无限变化，人格上具有真正的独立性。我甚至以为郭风及其一些同类作家的散文写作（例如孙犁与汪曾祺），启示了一种从心灵和美学出发，摆脱“顺从——对抗”两极对立模式的写作道路：不是从简单的反抗或认同现实的激情中汲取动力，不是简单追求一种破坏与颠覆的力量，而是自觉从生命与心灵的律令出发，把感受与意识的运用当作文学的根本目的，追求个人感受与想象的自由展开，追求真正的独立性和散文的本体价值；从而使散文的写作，更自由、更广阔，更有情趣与智慧，更有审美性和超越性。这不是对当代诸多困扰写作因素的回避，甚至也不是执意为之的拒绝，而是淡于人生功利，钟情美的事业的诗化艺术家超越和自由的模式。这的确是一条自我实现，赢得自由、解放、超越的文学途径，不过不是寻求现实与行动的自由解放，而是赢得意识、情趣、想象、语言的自由与解放。尽管我并不认为这种追求人格与美学自我实现的写作，应该或者可能成为时代精神与主流文学的方向，但“时代”与“主流”若连主体的人格建构和文学写作的本体建构也不能兼容并包的话，那么这种“时代”与“主流”肯定是非正常的，压抑创作个性的。
从个人的向度展开
当然，自觉从人格建构和美学建构出发的写作，是一种不断把自己的人生感受、生存领悟投射到散文文本之中的写作，它的特点不仅在于作家重视个人气质和艺术指令，坚守应该坚守的东西，更在于它能在生命艺术化的追求中，不断寻求展开与超越。事实上郭风不只是一个勤奋多产、甘于寂寞的作家，更是一个能从发展的人格中提取激情与智慧，不断给读者带来新的惊喜与展望的作家。对他来说，人格建构与文本建构，既是一个可以交换的概念，又是一个持续运动的概念，“一个贯穿一生，以终老为终极的过程”(11)。因此，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随着情感的凝定和向智慧转化，以及艺术实践经验的积累，郭风在他的晚年，展示出最瑰丽多姿的散文风景，是顺理成章的。
我觉得应该特别重视郭风晚年的散文，虽然在这之前的作品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他的散文风格和基本读者，是中年的《叶笛集》所奠定的，晚年在文体上也与早年互相映照，具有开放性。但在五六十年代那样强调两极对抗，思想与行动整一化的文化语境中，很少有作家能够完整无损地展开自己的内心意识和艺术趣味。郭风也只在一定范畴、一定程度上有效悬置了非艺术规律的指令与流行风尚，表现出来的只是与时代相容的热情的一面，并未进入个我心灵的深层结构。
真正体现出个人意识与散文本体精神的作品，是郭风晚年的散文，特别是以《晴窗小札》集为代表的作品，它以心灵和文体的自由展开为特点，具有人生感悟意味和归真返朴的品格。郭风从七十年代末写作《山中叶笛》、《松坊随录》，以及《花卉·风景画自选》为总题的作品开始，一直到现在，自然题材仍然是他关心的重点。但与过去不同，郭风已不那么重视自然事物的美感和想象、抒情的魅力了，他已更看重人与自然邂逅、交流中所产生的内心启示和瞬间感悟，更重视面对自然时自我意识的省察与情绪流动的回旋，艺术风格也更自然冲淡。郭风散文的诗意已从表面进入肌理，激扬的热情和灿烂的想象凝为本真生命的自然流露，化作品味式的心情，从容不迫的叙写，以及无所不适、不拘一格的结构。较早收在《你是普通的花》第五辑中的作品是为许多人所推崇的：那些由雪、霜、暗绿的山影、光秃的枝桠、端庄的百合、清冷的月色、倔强的小花小草等自然意象构成的小小散文世界，曾让我们看到一个在世界的混乱和内心的孤独焦虑中，追求心灵的安宁和完整人格的郭风，一个把自然景象的描绘出神入化般引向内心气象的郭风。那时文革的灾难刚刚过去，郭风的写作还带着特定生活时期的心灵动荡与挣扎，比较重视社会人格内涵的渗透，表现上也较注意象征手法的运用。而后来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更深憬悟，他发现了自然世界自在自为的本质与“智者”特征，更自觉也更虔诚地走近与聆听，承接它对人生与心灵的启迪，于是便有了《晴窗小札》这样一本充满自由心态与朴素智慧的散文集。在这本具有心灵与文体双重觉悟的散文集中，郭风放弃了象征与抒情的运用，让我们真正感受到澄明面对和自我放松的魅力：那是真正的信手拈来、迁想妙得，真正的随心所欲、自成法度。更重要的，是有握到人生内蕴的感悟：有时是一句哲理，一种新的意识，一个清明的判断；有时是一种心境的转变，刹那间明白了一个多年纠缠的问题或有了自己的内心决断。也许有些领悟由于表面十分本真质朴，不易为习惯欣赏“深刻意义”的现代读者激赏，但循着生命指令发现生存本相，引导人们注意本真道理，却是一个作家真正成熟的标志。
晚年郭风散文的本真性和朴素的智慧，在作品意象色彩的变化上得到突出显示：不像早年喜欢象征生命繁茂旺盛的绿色，也不像中年那样爱用绿色与红色表现个人和时代的热情；晚年的郭风喜欢黄色，而且设色较淡，主要是淡黄，柠檬黄和橙黄，因而显得高贵而又淡雅，与他本真的心情和朴素的智慧互为表里。它们是人生阅历和艺术实践水到渠成的产物。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切都是获得自由展开的生命中自呈的东西，不是聪明人逻辑思考和苦苦算计的结果。郭风晚年散文的境界完全是精神放松的产物：不仅在自然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出执著的个人自我意识，而且意识的表达直接伸展到人生的广阔领域：哲学、历史、文学、宗教、伦理，几乎无所不谈。特别是，对个人生命历程的省思与展望，成了《晴窗小札》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部分。这是郭风在生之迟暮和晚晴时节对人生经历的追忆：他谈论自己的《暮年》；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怀着“平和而又不安静”的心情扪心自问（《六十九岁生辰》）；面对“自我人格的完成”，意识到“成熟”的虚设性（《成熟》）。郭风的这些散文，不只鲜明呈现出自己心灵和意识的发展过程，主题与材料也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其中最典型的，当然是《致亡妇》以及《婚礼及其它》、《体验及其它》等组散文中叙写个人感情经历的篇章：前者是一篇近万言的祭文，写的是他听从父母之命，凭着良知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的婚姻，流露出良善凡人的真挚情意和内心感激。后两者许多篇章，写的是作者结婚后产生过的对另一个女子的倾慕，那无法尘封土埋的情感，至今仍象“一朵明亮的日影出现于向晚的树林中间”，使自己一生充满情感克制与矛盾。充满人生的自慰与忧伤。这类作品接触到郭风生活最隐秘的领域，深入到从未示人的心灵记忆和潜意识世界，无疑是最个人性的，但它显然优于过去那些意识明确、单纯抒情的早、中期作品：不只意味着“以自己的方式”写作，而且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与把握了自我读解的意义，“为了满足人的天性：创造和对于人类社会的奉献”(12)。
值得注意的是，郭风越来越坚定的个人化、心灵化的写作立场，并不像我们习惯担忧的那样，导向题材、主题、表现的狭隘化。相反，它推动郭风从生命化的向度重新认识了自然，觉得“要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谈论自然。这就不仅仅是谈论自然，必然要触及进入文明年代后人类的愚昧和贪婪”(13)；从而引发出郭风关于人性、文明史和人类进化史的诸多话题，写出了《十二属相及其它》、《座位及其它》、《画像》、《论历史》等许多随感式散文。它们以极强的现实人生感与形而上意味，显示出老年郭风对人类某些根本问题的敏识与洞察，不动声色的讽喻，以及多样化的散文技巧。这时候，我们看到：晚年的郭风已经跨出了自然作家的边界，超越了唯美倾向，淡化了抒情性而更注意意识的运用和细节自呈的魅力。晚年郭风的散文具有兴之所至，随心所欲的特点，他已经真正自由了，无所顾忌了。
这是从个人体察出发建构的散文世界。只有心灵、意识的解放和自觉，才会有这样写作的解放与自由。它标志着郭风从一个热爱自然的风格作家，到一个自由散文家的发展。
赢得自由的文体家
郭风的发展，即体现在个人意识的自由表达和美感面貌的归真返朴方面，也在散文本体精神的自觉意识和文体丰富多样的追求上，表现出一个真正散文文体家的风貌。
郭风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最早发表的作品是散文，谈得最多的是散文的形式问题。他几乎一生都在反省、检讨个人气质与散文写作的关系。尽管他具有诗人的敏感和丰富的想象力，喜爱那些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但他始终觉得，“与其写一些貌似格律化的诗歌，写些矫揉造作地押韵的诗歌，毋宁写些短小的散文，写些富于音乐美的散文。”(14)因此，在他形成风格的《叶笛集》中，出现了这样的写作奇观：“写作时，有的作品不知怎的我起初把它写成‘诗’——说得明白一点，起初是分行写的；看看实在不象诗，索性把句子连起来，按文意分段，成为散文。”(15)这说明散文自由自在的本性，更契合郭风的个人气质。事实上，郭风散文的魅力正根源于写作中对个人气质的遵从，以至直到晚年，他考虑的仍然是“散文艺术的性格中之潜在的、无拘无束的气质，自在活泼的气质”(16)，以及这种形式“气质”与写作者个人气质的关系，他认为，“散文艺术在极大程度上受作家个人气质的约束，散文作家需要适应自己的气质，否则所作也许不会有什么生命力”(17)。这种认识具有散文本体精神的洞见：散文作为自由思想着的人格表现的文体，包含着对个人意识、情感、趣味的肯定，包含着个人话语权利对权力话语和习惯法则的反抗，同时也蕴含着作家拥有发展与更新个人散文话语系统的权力，拥有冲破风格硬化症的动力。
作为形成个人风格的标志，作为个人气质在形式、结构、语言中的沉淀，《叶笛集》中风格鲜明的文体感，正是郭风内心渴望对散文本体精神的回应。这种被称为“郭风体”的散文小品，实际上是一篇篇短小隽永的散文诗。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某些特点，以诗歌的抒情技巧组织、联缀了众多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自然细节，生成牧歌式的抒情境界。这种散文诗，注重自然和生活细节的提取，注重个人感觉、想象的作用，同时接纳了童话、寓言和早期现代派直觉等文学构成手段，感情清新而又纯净。它突出表现了一个自觉站立边缘的作家，在极端意识形态化时代，依照个人气质和艺术规律坚持面向个人经验和美感世界的立场。
《叶笛集》不受诗歌形式约束和时风左右的写作姿态，表明郭风对文体的理解是个性主义的（即他反复提及的“个人气质”）。的确，郭风从未在公认的文体规则下就范过，也从不把自己获得成功的风格当作不可变易的模式。因此，在散文诗写作中，他敢于让现代解放的自由诗进一步散文化，“索性把句子连起来，按文意分段”，创建个人的风格文体。在七十年代末《你是普通的花》第五辑中，为了适应个人经验与感觉的复杂化，又将自己比较单纯、外向的风格文体，进行内在化的改造，变成一种回忆式独语文体，让主体人格趣味得到充分展开。而到了八十年代，则更进一步，憬悟到“散文诗的形式具有一种善于流动的性质，好象云，好象水或其它液体一样，在本质上，没有定式，没有稳定的、规范的形式”(18)；主张把握其变异和流动的规律。这样，在郭风散文诗近作中，譬如在《十二属相》、《木乃伊》、《梨的形式及其它》等作品中，他超越了表面形式和技巧特征，放弃了人们熟悉的郭风体抒情结构，甚至不使用明显的象征和比喻，而靠情境本身的矛盾动态关系形成张力，用内在动静与自然韵律推动章法结构，抵达心理真实和事物本质的瞬间敞明。这种具体题材的个性化处理，所体现的文体真义就不再是已成的风格模式，而是每个创作机遇中具体文学话语秩序的创建。唯其格式无定，才更逼近如同云雾中山水的内心感受，更接近散文诗的自由美学精神，更符合波德莱尔所提出的理想：“……创造一个奇迹——写一篇充满诗意的、乐曲般的、没有节律没有韵脚的散文：几分柔和，几分坚硬，正谐和于心灵的激情、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厥。”(19)
郭风散文诗体是随着作家个人经验和意识的发展而变化的，最终趋近的是根本艺术哲学精神和本体性。这就是，充分意识到它是心灵极深的内省形式，更适合表现内心世界的张力和戏剧性的情绪感受，须在有那种高峰体验和内心需要时才去写它。所以，郭风最后认为：“散文诗在文学诸体裁中，是最为严肃的文体，……具有特殊的严格要求，严肃的散文诗作家对之格外虔诚。大约基于以上若干认识，曾经为我视为最亲切的这一文体，近来写得极少。”(20)他近年少作散文诗，多写散文，既是对散文诗格外虔诚的表现，更是正视经验意识变化与文体要求相谐所作的自我调整：它是郭风阅历丰富、感情凝定、自我放松、意识自由的必然选择。当然，更重要的是，郭风晚年的散文，同样表现出对散文本体精神的高度自明，具有意识与文体双重觉悟的特征，认为“散文最能自由自在地表达作家个人的见解以及抒发情感”(21)。他的晚年代表作《晴窗小札》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覆盖了十分广阔的题材领域，形式上则有一般散文作家所不具备的丰富性：除一般散文体式外，还包括散文诗、小品、随笔、日记、读书札记、论文、游记、书简及祭文等。它们突出体现了一个成熟散文家擅于调动多种体式写作，不受形式规范限制，却篇篇显示出独特风格的特点。读《晴窗小札》，谁都会对形式与技巧的大胆尝试留下深刻印象，正是丰富的散文体式与打破习俗规范的勇气，支持了郭风晚年写作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流动性，使他能够根据气质和自我意识的发展，灵活而及时地提取、组织丰富人生经历中沉淀下来的生活感受和生存领悟。
不用说，在使用散文这种个人经验的简短形式中，在自由行进与兴之所至的即兴式写作中，郭风散文的文体与话语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不仅格言，随想式文体常被使用，不仅语言由热情清新转向质朴澄净，而且行文中出现了联想的突兀、意识的惊厥、个别感悟性表达不够明晰或缺乏客观性等现象。然而，这正是郭风追求散文话语的凝练和简洁性，用空白和真理的情境性、个人性，寻求对话、寻求补充偏正的晚年文体特征之一。这是自然与生命的本真感悟，是语言与体式的不拘一格，是意识与言说的和谐。郭风《夏历九月笔录》中二十几篇日记式随笔，大多不合写作教程中启承转合的文章规范，乍读之下，一般也无法意会作者何以常用不作答的提问、没下文的联想、欠完整的议论，中断优雅生动的叙述流；此外，某些支撑主题的感悟式诤言，表面上也不过是一些“天真的思想”。然而，这里有童真气质与老年智慧的奇妙结合，在交织着感知与品味、反刍与醒悟、迟疑与决断的风格语言的从容展开中，纯真的感觉推动灵感的瞬间爆发。它是靠生命与表达的默契，自然涌现的东西，最能体现散文的自由、情趣与智慧。这是郭风最经得起品味、揣摹的晚年作品之一。
散文是一种自由思想着的人格表现的形式，往往体现着文学自由、民主精神的极致，最能表现鲜活的个人感受和艺术趣味。作为一个从狭隘走向自由的散文文体家，郭风的重要性，当然首先是他在近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创造了充满童真和诗趣的“郭风体”散文和散文诗。但不止于此。郭风对散文本体精神的意识，对动态的个人气质、经验、意识与散文艺术要求之间复杂方程的解答，给当代散文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只有心灵与文体的双重觉悟，真正从个人气质出发建构散文的艺术世界，从不为外力所左右，才有独特的风格和文体，才能到达自由自在的创作境界。
注释：
①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见《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11月出版。
②(16)(20)(21)郭风：《有关散文的独白》，见《中国当代散文英华》，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③郭风所提及的作家不下百人，但他喜爱并专门谈论过的，却大多是文学主流之外边缘的和有唯美倾向的作家。如西班牙的散文家阿左林、巴罗哈；法国象征派诗人果尔蒙、凡尔哈仑和散文家蒙田；美国散文家棱罗；俄国散文家普里什文、巴乌托夫斯基以及晚年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等。有意思的是，在他所痴情的中国传统诗文中，喜爱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远胜于《桃花源记》；喜爱苏东坡的《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远胜于《赤壁赋》。
④郭风：《致亡妇》，见《晴窗小札》，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
⑤⑥郭风：《在放生池前》（文艺札记），载《文学月报》1986年第2期。
⑦参见拙著《散文诗的世界》（修订本）第11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⑧转引自《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18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
⑨郭风：《文学》，见《晴窗小札》第38页。这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观点出自温厚平和的郭风之手有点出人意外，但它反映了郭风最基本的文学见解：对美的感知与渴望，就是内心对于光明的追求。
⑩(12)郭风：《自我表现》，见《晴窗小札》第33页。
(11)郭风：《成熟》，见《晴窗小札》第6页。
(13)郭风：《自然》，见《晴窗小札》第96页。
(14)郭风：《关于凡尔哈仑》，见《你是普通的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
(15)郭风：《叶笛集·后记》，作家出版社1959、3版。
(17)王光明、郭风：《关于散文的对话》，载《作家报》1994年9月10日。
(18)郭风：《散文诗琐论》，《当代作家评论》1989、6期。
(19)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献辞》，亚丁译，漓江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