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体制性失效及对中国经济的诊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世界经济论文,体制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8)10-0005-08
随着中国经济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活动融入全球化市场，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已经近20年没有发生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周期性通货膨胀了。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其特别廉价因而具有强烈阶段性(即不可持续性)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投入，包括劳动力、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土地使用，以及税收优惠、零利润出口创汇等政策，造成巨大的隐性成本或长期发展的代价，以极低的价格为世界市场提供制造品和服务，消化了大量的价格上涨因素，创造了被称为“价格魔术”的世界低通胀时代。然而，从近几年开始，为了着眼于长期性可持续发展，这些新兴国家逐步进行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大力调整，即开始以正常手段保护处于市场弱势的非熟练劳动力，允许社会中间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成长，在政策上征收环境污染税，调高自然资源定价，削减土地的无偿或低价使用，降低税收优惠和退税幅度，停止出口创汇鼓励政策等。看上去，这些让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成本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的措施，加上发达国家的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得世界物价水平开始上升。但是，这种物价上升因素所起作用是比较缓慢的，并且受到全球化的竞争激化格局、科技和管理水平的上升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因此，一方面，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正常通货膨胀周期机制正在逐步恢复。这方面可能有土地、能源的恢复性市场定价，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资、税收、利润上升等因素在起作用。但另一方面，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正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减速中反常地蔓延和加速。这种通胀就不是由新兴国家的发展方式调整所引起，而是由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刚性所造成的。在供给方面，受制于自然储量、生产条件下降、石油研发投资不足和技术滞后、油田国有化负面影响以及国际组织的限产控制，形成石油和粮食的“供给刚性”，即生产量难以较快扩大的刚性(例如，2007年石油产量增幅仅为1％)。在需求方面，受制于作为消费主体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阶层的生存消费刚性的粮食需求，加上受制于发达国家生产和生活方式习惯以及新兴国家发展经济需要的刚性石油需求，形成这些产品的“需求刚性”，即需求量扩大呈现难以减速的刚性。从理论上说，如果市场体制有效，那么在实体经济中构成真实需求和真实供给的行为均衡，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传导，就可以通过价格和数量调节达到总量均衡。即物价的上升可以通过刺激供给和抑制需求，使涨价因素自然消失。这时，即使出现物价的局部和短期上涨，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产生世界范围内的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上涨的通货膨胀。
但是，据IMF预测，2007年和2008年，全部新兴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将可能达到9.1％和7.4％，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会上升到3.4％和2.3％，其中，欧元区将可能达到4％，为欧元区成立以来最高水平的通胀率。中国面对的物价形势是，世界银行预测中国2008年的全年CPI为7％。包括东亚在内的全球经济都面临普遍的物价上涨。但是，当前的西方国家市场上又出现期货价格突然暴跌的现象，这些物价的涨落，其体制性原因何在？世界市场体系是否已经出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或者如西方学者所质疑的：一个排除金融市场的现存的经济理论模型是否仍适用于我们当下生存的21世纪？本文试图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性失效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经济过热的测度及通货膨胀
众所周知，前一阶段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双防”。但是，目前宏观调控目标改变为“一保一控”(保增长、控通胀)。这一宏观调控目标的变化，主要依据是增长速度过快(至2007年为止最近5年的GDP增长率在10％～12％之间)，以CPI为主的物价指数的上升，以及最近物价出现下降势头(截至2008年8月，最近8个月的CPI为7.1％，8.7％，8.3％，8.5％，7.7％，7.1％，6.3％，4.9％)。但最近4个月的PPI则上升到8.2％，8.8％，10％和10.1％。
经济过热或过冷，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基本含义是经济中生产能力的使用过度或者不足。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生产能力可能因为政治运动的动员而出现使用过度，或者因为政治激励的失效而出现使用不足，那么，在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条件下，由于大多数人的理性行为和正常激励的作用，使得实体经济范围内的生产能力过度或不足使用的情况，在理论上是难以普遍存在的。然而，在虚拟经济或货币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的现实情况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运行机制常常出现脱节，市场经济中经常出现投资需求过度的“过热”或者有效需求不足的“过冷”，表现在生产能力的利用上就是生产要素的“过度运用”(overemployed)或者是生产要素运用不足。
因此，经济的过热或过冷虽然被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来描述，但是其实际情况只有在微观层面才能真正了解到。为了实际测量和掌握经济是否过热或过冷，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的统计部门，通常对企业的生产能力进行3个方面调查。一是企业当期的实际产出量；二是企业在完全开工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产出量；三是企业在面临如战争动员等特殊情况下的可能产出量。显然，如果第一种产量与第三种产量普遍比较接近或相等，就是出现了经济过热；如果第一种产量低于第二种产量的差距普遍过大，就是出现了经济过冷。
然而，在宏观经济理论上，对于经济冷热的判断总是想从宏观角度直接给出，因而在宏观上普遍使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判定方法。“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假定在国民经济的自然或正常状态下，经济的生产能力适度使用，既不“过热”，也不“过冷”。但问题在于，如何测量“潜在经济增长率”和怎么判定正确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是经济学家争执不休的理论难题。下面，笔者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几种主要计算方法进行分析。
1.总量趋势估计法。其最为简略的形式是以一定阶段的历史平均值表现的经济增长率。比如，人们一般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后变化很大，而且趋势是逐步提高。1953-1978年，1979-1990年，1991-2007年，这3个时段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1％，9.0％和10.3％。如果以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两个百分点以上定义为经济过热，那么，1978年、1984年、1987年和1992年4个波峰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7％，15.2％，11.6％和14.2％，分别高于潜在增长率5.6个百分点、6.2个百分点、2.6个百分点和3.9个百分点，都属于“经济过热”年。但是，这样计算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过于简单。于是，为了试图从历史因素中筛选出反映潜在增长率的真实因素，经济学家通过建立三种不同的趋势模型来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一种是结构式模型法，即把当前潜在增长率与历史实际增长率、政府支出、宏观形势变化联系起来。结构式模型法在运用中，其优点是在引入历史平均值以外，还把宏观经济冲击因素和政府政策作用考虑进来，其弱点是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结构式模型设定中，人们难以找到一个最优的结构式模型。另一种是线性统计模型法，包括HP滤波或称高通行滤波模型，BK和CF滤波也称带宽通行滤波模型。这类模型的优点是可以结合最新的变化及时估计出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其弱点是难以体现潜在增长率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如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性，因而在应用上受到较大限制。还有一种是综合式模型法，包括卡尔曼(Kalman)滤波模型和HPMV滤波模型。其优点是尽可能地总结其他计量模型的功能，也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和运用，但是它们仍然存在分析的平稳性、对称性、可操作性不够理想的弱点。
2.生产函数估计法。通过要素投入和产出增长及其余额(全要素生产率)来估计生产函数的潜在趋势，从而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该方法的优点是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建立在主流经济学增长分析的基础上，具有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但其缺点同样也来自于主流经济学，即对于要素贡献弹性和函数的稳定性要求高，对于历史数据的高质量和大规模也严重依赖。
3.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估计法。该方法的优点是，综合关于货币过多造成通胀和价格黏性造成通缩的观点，相比新古典经济学考虑了更为现实和复杂的经济因素，使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计更为可靠。但其缺点是，不得不保持一般均衡理论排除货币因素的理论基础，其分析结果也严重依赖于模型的假设条件和具体形式，需要很大的改进。
在以上分析方法中，通货膨胀率本身也是用来测量经济是否“过热”的一个工具。健康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在3％～5％之间。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核心通货膨胀”理论，认为人们应该关心的不是整个通胀率，而应当是核心通胀率。所谓核心通胀率，是指扣除粮食和石油等波动性大的因素或经过短期价格波动的“滤波”调整之后的通胀指数。目前各国使用的各种综合物价指数，则属于非核心通胀率。核心通胀与非核心通胀的区分以及核心通胀具有存在意义的理论基础，是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影响的新式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不同于Neo-Keynesianism)。新式凯恩斯主义学说的核心就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不仅坚持传统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二分法，以假定市场体系具有充分的交易效率为基础，而且还使自己实际上成为当前西方各主要国家央行政策的主要分析工具。在这个模型中，货币、信贷、金融市场对于实体经济不直接发挥作用，并且从长远来看，金融市场对于实体经济不会产生任何经济后果。[1]这一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及其理论，虽然通过简化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分析，进而简化了中央银行的操作——只需要关注物价水平，而可以不顾那些结构性的所谓“非核心”因素。但是从实际结果来看，核心通货膨胀理论及其政策却使西方国家政府和央行放松了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也造成了金融市场上由于金融工具的“过度创新”而形成的风险泛滥，以至于造成目前如格林斯潘所称的“百年未遇”的世界实体经济面临的严重冲击。
那么，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冷热”问题呢？在经济全球化和日益一体化的趋势中，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状况，可能难以孤立地作出判断。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利益，我们需要特别防止所谓的“别人生病，我们吃药”的现象，即世界经济问题的原因出在别国经济，却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要中国出台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当然，从世界和谐的角度看，中国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世界经济扭曲格局的调整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中国经济的实力仍然不强，人均GDP排在世界百名之后。中国首先必须认真考虑自己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将对中国经济的需求和供给都构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如果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没有或来不及作出适当的调整，无论是供给方冲击还是需求方冲击，中国经济都将面临一定通货膨胀水平下更低的潜在增长率的后果。
所以，正如有分析指出的那样，从劳动、资本积累和资源利用效率三方面考虑，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正处于十字路口。从劳动和资本积累角度看，其较前一阶段会有轻微程度的向下调整。但是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看，目前中国(大陆)劳动和资本增长率都还不会对潜在的高增长率形成障碍。关键的问题在于资源使用效率。由于历史上一系列价格管制所造成的激励和信号扭曲，以及服务业众多关键部门的行政垄断，中国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垄断产业内的资源使用效率都面临严峻挑战。如果能够对汇率、能源和土地等资源的扭曲的价格进行纠正，对FDI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并且积极推进国有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资源效率上升还有较大空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继续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在较高水平。[2]因此，从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来看，我们目前的现实经济增长率并没有“超过”潜在增长率很多。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过热”的断语必须慎之又慎。
二、通货膨胀表象与经济“实热”、“虚热”
对于粮食和石油价格上升的原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相互指责对方的现象。美国总统布什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发展中国家的不断繁荣，促使人们“需求更多的营养、更好的食物”，因此导致了“需求的上升以及价格的上扬”。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强烈反应，它们指责美国人消费的东西要比印度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多得多。
针对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不断繁荣是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的观点，在最近一次G8峰会上，胡锦涛代表G5国家发言指出，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粮价上涨的最大受害者。虽然粮食价格的上涨给西方人的生活开支造成了压力，但在非洲和亚洲很多地区却意味着饥荒的危险。[3]
然而，作为经济分析者，我们首先不是要把自己划分在哪一边，而是要弄清楚造成这次油价和粮价上涨的客观原因。
首先，在实体经济因素方面。通货膨胀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实热”？一般认为，一些客观因素如全球气候变化、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上升、食品库存困难、土地从生产食品转向生产能源替代品(“食品换石油”)等，都造成了粮食生产增长的困难。俄罗斯的研究报告认为，过去10年(1997-2007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几乎翻番，而印度能源消费增长了1.5倍。在供给方面，有研究认为，石油价格上涨是因为石油产业长期投资不足所造成的。过去40年没有重大的石油勘探发现，油价也无法吸引人们进行勘探，而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还在增加，油价必须上涨才能达到供需平衡。[4]
但是，尽管有以上因素影响石油和粮食的供求，但有关总量数据则表明，目前全世界每天的石油需求大约是8 600万桶，而石油的生产供应是每天大约8 700万桶，供大于求100万桶。在粮食方面，玉米、稻米、大豆、小麦四大农产品目前的国际仓储量是每天可供应1.46亿吨，而每天消费量为1.32亿吨，储存供应量明显大于消费量，也是供大于求。[5]从实体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力量看，如果在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下，石油和粮食价格不仅不应当上升，而且必须下降。由此可见，当前的油价和粮价飞涨及其推动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已经不能从市场经济的实际供求关系中找原因，而必须从已经无法适应于实体经济而“自我膨胀”的虚拟经济中去寻找原因。但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运行了数百年的世界市场经济体制肯定是有效的，不可能成为近期出现的通胀和通缩的原因。
2008年6月前后，包括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内的各国媒体广泛报道，目前进入石油期货投机的资金为2 600亿美元左右，比5年前的2003年增长约20倍。美国众议院能源交易委员会当时也指出，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交易量的71％为“投机交易者”所持有。据公开的分析报告，目前对于粮食、石油、矿石等大宗商品交易的“投机交易者”，主要是高盛、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雷曼兄弟、美林、花旗银行这些大型投行或“金融大鳄”，加上约800支资源类投资基金或对冲基金以及大规模的退休基金和保险基金。它们构成了当今世界金融市场上可能与实体经济交易需要脱节的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异己力量”。
美国大宗商品市场主要监管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2008年9月中旬告诉美国国会，将对华尔街银行的交易“加强控制”，并迫使它们公布交易头寸。CFTC的这些举措将关注掉期交易(swap)。掉期交易市场大多不受监管，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将其称为投机者的漏洞，并将油价高企归咎于此。此外，掉期交易商不受适用于大宗商品市场其他投机者的投机头寸限制。因此，监管机构越来越关注金融投资者的大宗商品投资活动。[6]
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理论界和舆论界，人们听到更多的是肯定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有效，或者否定市场经济存在体制性失效的声音。
在否定世界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失效的观点当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巨额投机资金进入石油、粮食、矿石等大宗商品市场的投机活动，是在期货市场上，而期货市场被认为是能够“自我监管”而不需要政府规制介入的有效市场。这种观点还认为，期货市场的交易对象是期货合同，不是大宗商品本身。因此期货市场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导致商品价格本身的上涨。一种相似的观点认为，石油市场的市场机制失效，完全是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石油供给方(OPEC)垄断的结果。他们面对“投机者哄抬石油价格”指责的回答是，投机者不断增加的期货交易量，代表着实体经济的石油需求，任何一份石油远期买单必然对应着一份石油远期卖单。[7]也就是说，投机者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二传手”，对于油价的上涨没有最终责任。
其实，这种为期货投机者开脱责任的观点看似复杂，却并不能站住脚。在没有或很少投机者介入的早期期货市场中，生产者通过卖出期货来稳定企业资金流和调整生产量；购买者(通常不是最终需求者)通过买入期货承担市场风险和获得风险收益。合同到期时，通常按照到期价格以期货实物进行交割。这时，期货购买者只能按照市场风险的平均溢价来获得平均报酬，而不能靠操纵市场来获得垄断性收益。现在，巨额投机资金之所以能够在期货市场获得高额收益，一方面是由于期货市场上投机因素大为增强，市场交易的主要对象已经不是期货实物，而是期货合同，而期货合同往往在到期之前就“平仓”，很少进行期货的实际交割；换言之，期货市场的操纵已经可以脱离期货实物，使期货合同自我升值。另一方面，尽管石油或粮食等期货卖单最终来自实际产品产量，而期货买单最终归于实际需求，但是在预期石油或粮食供给呈现明显刚性限制而石油或粮食需求呈现巨额增长的情况下，投机者大量地买入期货和哄抬期货价格，总会有人(目前预期的就是以G5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接盘”而使投机者获得暴利。因此，巨额投机资金的获利，是建立在期货市场体制和机制的失灵，以及该市场又缺乏相应的有效监管或规制的基础之上的。
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影响机制，除了期货价格能够引导现货的生产和供给行为以外，在如石油一类在生产上具有明显垄断性特征的大宗商品世界市场上，投机资金行为与大型石油生产公司的行为之间，还存在某种或明或暗的利益联动和默契。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来看，期货交易的最终基础必须是现货交易。但是，为了达到投机资金和石油公司双方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石油期货合同供给方的石油公司，往往并不是在期货合同到期时马上交割，而是购买更高价格的期货合同进行平仓，从而人为地造成石油供给减少，推动石油的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走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巨额资金进入大宗商品交易，并不是投机资金的炒作，而是世界投资者行为的一种稳定和长期的改变，即投资者对于自己的资产组合(portfolio)的调整，把大宗商品或其期货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提高了。[8]短期来看，原油价格可能在投机交易的推动下大幅上升，但长期来看，价格总要回归到由供需主导。这种观点是典型的混淆短期性和长期性问题，以长期性药物来治疗短期性疾病的模糊观点。
金融市场操纵实体经济信号的现象，还反映在美元汇率与石油价格的关系上。本来美元的供求关系与石油的供求关系没有太大关联，20世纪90年代，美元与油价的相关性仅仅是-12％。但是，这种相关性在目前阶段已经上升到了-98％，也就是说，只要美元跌一点，那么油价就肯定会涨一点。尽管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于美国经济也有负面影响，美国政府也一再对外声称要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但是相比美元贬值带来的巨大利益而言，美国可能仍然倾向于美元贬值的长期政策。以相对于中国为例，2001年中国官方外汇储备达2 000亿美元，国际石油价格在每桶25美元左右，中国可以购买80亿桶石油；2008年7月，中国官方外汇储备达到1.8万亿美元，以石油价格140美元计算，中国可以购买约129亿桶。换言之，虽然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了8倍，但以石油交易量计算的真实购买力只是比原来增长了0.6倍。这就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所拥有的巨额美元债券贬值的风险。相反，美国方面减轻了贸易赤字和还债负担的风险。
有人怀疑投机资本对于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破坏作用。他们认为，投机行为不可能做到既有利可图，又破坏稳定性。有利可图的投机行为要求对于价格是低买高卖，其客观后果是稳定价格水平，与宏观调控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同。破坏稳定性的投机行为做法则相反：在谷底卖空股票，从而造成股票继续下跌，并押注于充满泡沫的股票，使泡沫变得更丰富。换句话说，破坏稳定性的投机行为意味着低卖高买。所以，除非投机者判断失误，否则不可能造成价格的更大波动。[9]其实，这种观点除了具有为投机资本辩护的明显倾向外，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投机资本本身对于市场造成的额外冲击效应。通过一定规模投机资本制造的“虚拟的”需求和供给，投机者既可以制造谷底之下的“人造谷底”，又可以制造泡沫顶之上的“人造繁荣”，从而可以到“谷底”以下去“接盘”，又可以到“峰顶”以上去“抛盘”。其结果，市场价格出现额外的巨大波动，同时投机资本获得巨额的投机利润。
还有人认为，投机资本就是钱的本性，把钱划分为投机资本或“热钱”与实业资本或“冷钱”是不对的。钱就是钱，有钱就会投机，无所谓“冷热”。哪里的经济环境好，大家都想到哪里去，以便让钱升值；经济环境不好，大家都想走或另寻高就。对于此种观点，我们需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是由实体面和虚拟面构成的，经济的实体面是经济的基本面，而虚拟经济作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核心功能，是属于经济的非基本面。我们虽然不能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去谴责如“量子基金”一类的典型投机资本，同时仅仅赞扬从事实业和科技创新的产业资本，而必须从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上找到形成两类资本“生态环境”的制度和机制原因。但是，从经济学理论上对于“实业资本”和“投机资本”加以区分，分析二者不同的运行背景和运行条件以及二者可能带来的不同利弊，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如果实体经济虚弱，虚拟经济中的“病毒”就会对实体经济进行冲击；再假如实体经济还缺乏抵抗虚拟经济病毒攻击的基本的免疫力，那么实体经济在冲击面前，往往是崩溃和倒退。因此，当主流经济学家指出在“赚钱”或“获得利润”的动机上，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者与虚拟经济中的投机者没有什么区别，甚至“生产者就是投机者”时，这其实是混淆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或者说，混淆了生产活动和投机活动。如果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制度环境和运行机制的充分支持而正常发展，虚拟经济反而获得不适当或畸形的发展条件，那么虚拟经济会把大量的经济行为主体从生产领域拉到投机领域。
三、当前通货膨胀治理中的“正治”与“辅治”
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似乎正在“走钢丝”：一边是经济增长放缓，另一边是通胀上升。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国内两种力量正在展开较量：代表金融部门的央行行长表示将采取“有力”的反通胀政策，而代表实体经济部门的出口企业则抱怨许多工厂倒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7月表示，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可能“严重削弱”多达75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其中，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前苏联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中美洲国家所受的冲击最大。联合国的世界粮农组织指出，近年来的粮价上涨已导致海地、埃及和孟加拉国等国出现民众暴动。
虽然目前通胀上涨的大致原因在全球是相同的，即高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但中国在个别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第一，与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的基础营养或食品支出在国内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而一般物价水平更容易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第二，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一系列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短期供给能力的自然灾害。第三，中国出口商品以纺织、机械制造和电子产品等制造业贸易品为主，中国经济将面临由此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
通胀治理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币的稳定，防止因为币值的巨大波动而引起市场上的信用关系紊乱，以及消费、投资、贸易行为的异常。治理通货膨胀特别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速有所减慢。但是，治理通胀不能损害经济的基本面，即不能损害国民经济基本的生产能力。到目前为止，建立在技术和管理水平进步基础上的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仍然发挥着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比如2008年1—5月，在其他方面的物品价格仍然以30％～40％的速度上涨时，衣着、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的价格反而分别下降了1.5％，1.5％和0.8％。如果我们不注意宏观经济的总体状况，不恰当地实行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就可能通过信贷条件的收缩效应和财税支持的降低效应，恶化企业的正常投资和创新环境，从而损害生产能力的基本面。
在世界范围内，应当采取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来对抗全球能源、食品和水资源的风险；应当鼓励增产石油和增加在石油领域的投资；应当解除导致全球价格进一步高企的出口禁令。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估计，要帮助解决全球粮食危机，富国必须将农业援助增加10倍，至每年300亿美元。应当建立一个类似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全面协调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全球能源组织”，通过各国政府间的协调，解决那些不能完全由市场力量解决的问题，如新能源技术的开发，核能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方法。应当将目前分散而不完整的能源数据纳入统一口径，制定全球性危急情况下的能源供应机制，帮助各国管理其能源服务，甚至在发生战争或自然灾害后暂时代为管理，以及协调和资助各类能源研发活动等。
为了防止通胀预期及其行为反应方式的形成，需要将银行利率、货币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还需要发行通胀指数挂钩债券。目前，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和韩国发行过通胀挂钩债券，尽管这种债券在拉美、美国及英国都已十分普遍。因此，亚洲这种债券的匮乏可能会加剧通胀，因为，如果价格看起来可能失控，投资者容易仓促买进大宗商品的期货或基金。
尽管为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中国需要消费一定量的资源和能源。但是中国需要适当缩减高耗能产业，特别是那些目的在于扩大出口而国内其他产业对其依赖性不大的高耗能产业。这些需要适当压缩的高耗能产业包括：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低效水泥和钢铁等。
近一个月，世界通货膨胀局面似乎发生大逆转。2008年9月16日，国内商品期货暴跌，10个主要品种全线跌停。稍早时候，反映国际市场全球商品价格波动的CRB指数继续走弱，下跌至348.26点，当日下挫3.26％。事实上，CRB指数从2008年7月的最高点473.97点一路下滑，已累计下跌125.71点，跌幅高达26.3％。
世界前5名投行的危机，包括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由于受次贷危机拖累而相继倒闭，以及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被迫由商业银行控股而转型为传统银行公司，引发了人们的极度恐慌，除了在股票市场大量抛售美股外，恐惧也蔓延到商品期货市场。从短期来看，这两家投行所持有的期货仓单必须立刻清仓离场，这会为期货市场带来较大的抛售压力；从长期来看，金融业的震荡将严重打击美国经济，这会导致美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少，因此CRB指数的继续走低也是完全可能的。
同期的石油价格已下挫逾三成，作为CRB指数中的核心商品，石油还能引领其他品种的下跌。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10月轻质原油期货9月16日7个月以来首次跌破了100美元，报收于95.71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三月铜期货也大跌了192美元，回到7 000美元以下，报收于6 930美元。在国内方面，上海、大连、郑州等地期货交易所的铜、大豆、玉米和白糖等期货产品也全部暴跌。但是，9月22日石油期货又单日上升约40％，达到120美元。
在世界市场经济存在体制性失效的背景下，石油和粮食等资源性价格会因为投机性的活动而迅速上涨和迅速跌落。因此，当前应当着手的不是供求双方相互指责，也不仅仅是调节实体经济的供求，而是为如何克服世界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失效，克服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而利用这种体制性失效，放任美元市场、借贷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虚拟经济部门中垄断力量的盲目扩张和操纵市场造成的困难，从而为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世界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方面的努力，才是解决当前世界经济中资源和资产价格通胀和通缩异常波动的“正治”和“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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