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思考（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目的论文,之二论文,现实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鲁迅在左翼阵营内部的斗争
与上述的一般分歧不同，在左联时期及左联解散后，鲁迅也与革命阵营内部一些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一类斗争以与周扬等人的矛盾最为主要。尽管这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但鲁迅却将这看作关系到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所以，他对周扬等人的斗争，是出于公心，而决非私怨。这里须要特别强调，鲁迅从未将他对这些人的憎恶，移向他们所属的左联和共产党组织，而只是把刀锋对准个人的思想和灵魂。因为在鲁迅看来，反映在这些人身上的问题，不是特定阶级的本质或哪个组织特有的局限，而是国民性的劣根性，或者说是人性的丑恶。鲁迅向来以人的思想、精神的光明与黑暗，向上与堕落来划分敌我、确定爱憎。批判人性的丑恶，不等于否定了人性；批判国民性的劣根性，不等于完全否定国民性。所以，批判革命阵营内部的坏现象，也不是否定革命的阶级、派别、团体。
在上海十年，鲁迅反复地讲说着他的这一思想，希望引起人们的警惕，即：正面的敌人不足惧，他们早已虚弱得很，内里的蛀虫却是可怕的，任何的革命无不是被它们吃完。鲁迅在革命阵营里的斗争，在他看来，就是与革命内部蛀虫的斗争。
这斗争，围绕着左联解散、文艺家协会成立、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而明朗化。过去，这斗争被解释为宗派、私人关系问题；口号的对错问题；王明路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能说不存在，但如此解释，却将深邃的思想政治化、表面化、甚至庸俗化。现在，人们又将这斗争解释为反专制；因厌恶左联的领导人而厌恶左联；甚至是与革命疏离，等等（注：见《读书》1998年第9期摘登关于《人间鲁迅》的讨论； 另见周葱秀《鲁迅与左联》，载《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这其实也与过去一样，用某种风靡一时的思想观念，来规范鲁迅的精神革命，从而掩盖了一个精神战士心灵的深邃与庄严。
鲁迅是从左联后期周扬等人在他身上的若干恶劣行径，以及围绕左联解散和文艺家协会成立的若干阴谋诡计，来摸索、觉察这批革命者的灵魂的。
把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斗争，理解为反对革命专制，说鲁迅感到周扬对他专制，或鲁迅以为他们是革命的专制，其实是抬举这些人。真正革命的专制，也该是鲁迅说的狮虎鹰隼。他说，他死后的身体情愿喂它们，“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在左联时期，周扬等人对鲁迅的暗箭中伤，他并不如今天人们想象的这般，认为是权力者对他的专制与压迫，因为他料定他们没这个胆量。鲁迅认为他们“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目的是一面讨好国民党，一面又可以向共产党表示其“革命”，一旦露了马脚，却绝不敢承认，除了百般抵赖，还必得表白他们对他如何热爱、尊敬，跟他“感情好极了”（注：鲁迅致胡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页。）。 这哪里有半点压制者的骨头？左联存在的几年里，鲁迅不愿公开自己对这些人的憎恶，是为了大局。左联解散后，鲁迅不断给他们以抨击，如《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等文，直至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后，他还准备身体略好到允许执笔时，再写五六万字，把自己这几年所受的怨气全说出来，“继续扫荡这些文坛的鬼蜮”，“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注：鲁迅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83页。）。然而， 他没有来得及留下这笔遗产就走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文艺界乃至文化史上的重大遗憾。鲁迅在左联后期已经从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革命文艺界的危险前途，所以，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这件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所谓革命阵营，长期以来竟将先觉者的警示，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个人恩怨，至多是认识分歧。这是建国以来文艺界悲剧的种子。也就是说，鲁迅在左联时期的个人遭遇，反映的是属于集团的整体素质问题，扩大地看，是整个国民素质问题，不单单是哪几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把鲁迅与左联某些人的矛盾，仅仅理解为他与革命或革命者的对立，那就是仍然在重复过去的错误，并将因此而重复过去的悲剧。
鲁迅反对周扬他们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由解散左联。在徐懋庸代表他们向鲁迅征求意见时，鲁迅就明确肯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但不同意为此解散左联。然而周扬等人三番五次找人做鲁迅的工作，而且变着法儿，非解散左联不可。最后，连他们答应鲁迅要发表的解散宣言，也以各种借口搪塞，终于不敢发表（注：徐懋庸《我和鲁迅关系的始末》，见《鲁迅回忆录》（散篇）第978—982页；林贤治《人间鲁迅》下卷。）。鲁迅从来是不看招牌看货色，中国人都把古圣先贤的仁义道德拿来作了“吃人”的招牌，他早看穿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抗日统一战线招牌，又能说明什么呢？那么，他看到在统一战线招牌下，究竟卖的是什么货色呢？
所谓抗日统一战线，如果一定要以解散左联为前提，那就不仅目的不在抗日，而且有向当权者献媚，或者竟是替国民党政府搞统一的嫌疑。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南京政府究竟充当着什么角色，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比鲁迅对他们揭露得更清楚了。鲁迅一再告诫国人，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灭亡于异族铁蹄之下的宋末和明末，亡国朝廷所作所为，与现在南京政府的只知道杀人、禁书、掳钱，何其相似之甚。南宋小朝廷是逃难逃到哪里，荒淫和气焰就带到哪里（注：《〈八月的乡村〉序》。）；明末的昏君奸臣，在满族侵略者步步进逼之际，却先把中国的好人都杀完，以给异族主子清道（注：鲁迅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55页。）。国民党政府也是这样。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屈膝投降， 这正是中国历代亡国政府必然具备的两面。只有被压迫的民众才是反抗外来侵略的力量，中国历史已经明白地昭示了。晚清就有“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说法。也就是说，只有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才会有民族的解放，因而，为阶级解放而斗争的力量，就是民族解放的力量。就当时文艺界的情形看，也是非常明白的：与官方一气的右派不必说了；无党派而有影响的几个文人，在大谈着闲适、幽默，麻醉自己不算，还在麻醉青年们的灵魂；只有左翼作家还在向邪恶战斗，并因此而在民众中有着很大影响。鲁迅当然知道左联存在问题：革命的优秀作家，不是被杀就是被关，剩下的人们，稍有名气者，心思在扩展个人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凡认真写作的青年，大都受着穷困疾病的折磨，而所有左联的人，目前又在内部或被人排挤倾轧或排挤倾轧别人。但即便如此，文艺界唯一一支能够为民族解放而战斗，还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也是左联。这就是黑暗中国文艺界可怜的现状。左联存在的问题，在自己这一面，从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尤其是“领导者”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千方百计毁掉这条战线，势必极大削弱文艺界的战斗力量。这样搞的抗日统一战线，还靠谁抗日？不正是替日本人和蒋介石缴械，做了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吗？
随后是他们一面散布关于鲁迅“破坏统一战线”，是“托派”、“汉奸”的谣言，以吓唬他和不打算加入他们包办的统一战线的别人，一面又拉他加入他们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这又打又拉，都是害人以谋私。鲁迅早在左联时期就领教过这类阴谋诡计。例如，对于《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的恶劣做法，借指责批判鲁迅不革命、“右倾”，来表示他们自己革命；又如化名绍伯、林默的“战友”在与权门关系密切的《大晚报》攻击污蔑鲁迅为“调和”、“买办”，既向国民党讨好，又向共产党表示革命。对其他革命青年，他们也在用一些卑劣手段，害人谋私。鲁迅认为，人类任何伟大事业的颓败，不是因为正面敌人的强大，而是内里蛀虫的破坏。佛教、基督教、儒教之所以败坏，都是被“吃教”的“吃”完了。吃革命饭的人对革命的破坏力，也是致命的。所以鲁迅说，“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注：鲁迅致萧军、萧红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52、116页。 ）在抗日这面大旗下，他们又是那种唯我是“统一战线”的骄横暴虐，“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实际上正是在削弱抗日的民族力量。
更有一面主张对压迫者宽容大度，一面实行着模模糊糊的“自我批判”，抹杀《八月的乡村》等真正反映抗日的好作品。鲁迅认为，“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注：《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而被“国防文学”的主张者树为模范的“国防文学”代表作《赛金花》，偏偏选中一个与侵略者有着见不得人的关系之人，作为民族救星来恭维：赛金花以身事敌，取悦于侵略者，而后就能赈济饥民、收复失地、罢兵修好；国人反而“误解冤枉”如此一番“救国救民的苦心”，“劳苦功高”者却招致举国唾骂。国防文学的作家和理论家，竭力把这样的角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注：《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这也是生活”》。），是在为谁歌功颂德、洗刷清白，能够令人联想到现代中国的哪种力量，就是明摆着的事了。如此一来，“国防文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就很清楚了。鲁迅看透了这些人的心肝，他们组织和把持的“统一战线”（文艺家协会），根本就不会有抗日的能力和打算，他当然不会加入。他这一时期反复提醒人们：“中国何尝有真正的党徒”，没有为他的首领拼命的人物，有的是“随风转舵”（注：鲁迅致郑振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2页。）。“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注：1934年12月6 日致萧军、萧红信。），它们能把所遇见的一切都吃光，“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所以，鲁迅要“扫荡他们”。
这斗争本身就是革命，而不是对革命的疏离。虽然有反专制的色彩和意义，但其根本着眼点是反抗比专制更为可怕、比专制这概念宽泛得多的人心的黑暗。是把改造国民灵魂这一繁难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推进到现实的革命进程中去，以挽救革命，挽救人心。
鲁迅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不是因在左联得到了加入组织的教训，而是由在左联时的一些事实的教训，知道一些挂革命招牌的人，怎样在巧妙地运用祖传的老谱，以革命的名义肥己营私。鲁迅认为，文艺家协会根本不能和左联相提并论。对左联，包括成立宣言在内的若干决议，他尽管从未全部赞同过，却仍然甘当人梯，因为左联毕竟是个向黑暗战斗的团体。而对文艺家协会，他是这样看的：“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变化的”（注：鲁迅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82—383页。）。他明白， 文艺家协会的组织者，并不打算与他一道尽力于抗日，他们只要他挂名，借他的声望使更多人信任并加入进来，以“给自己造地位”（注：鲁迅致王冶秋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426页。）。因而， 他若答应他们的要求，也不需要做什么工作，只签个名就会得到恭维和吹捧。但鲁迅认为，“挂名却无聊之至”（注：鲁迅致何家槐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3页。），“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 要弄得一团糟的。”（注：鲁迅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6页。 ）所以，任是什么身份的人以什么名义做工作，都不能使他改变原则：不加入！事实上，文艺家协会所干的最有名的事业，不是抗日，而是在左翼文化阵营展开的那场关于口号之争的“内战”，目的是维护“国防文学”这口号的正统地位，以及“国防文学”派独霸、包办统一战线的权威。正中了鲁迅的预言。在文艺家协会紧锣密鼓忙成立的同时，为了表明左翼作家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原则立场，鲁迅联合许多左翼作家签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声明他们仍将继续着左联的事业。鲁迅此时顶着各种压力，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对文化界、知识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正确的方向性引导，为民族解放做着独特的贡献。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文艺界同人负责，更是对民族负责。
鲁迅被看作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但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他批判“国防文学”口号提倡者的言行，并不是为了争口号。严格说来，鲁迅本人并没跟“国防文学”派展开过关于口号的论争。一篇阐释口号问题的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是冯雪峰的手笔；《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有关口号的解释，也基本是冯雪峰的意见。冯雪峰希望借重鲁迅的名望，宣传陕北共产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纠正因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影响而造成的“右”的偏颇，批评左翼阵营的宗派主义。鲁迅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个人在这个时期的意见，除明确表示自己坚持过去的立场，即左翼的立场外，着重阐明了真正有利于抗日的统一战线应该是怎样的，揭露革命队伍里个别“领导者”， 把统一战线作为他们谋取私利并掩盖其诈伪无耻行径的大旗。从而使愿为抗日尽力的人们明白，每个人都有可尽力之处，因而都是抗日的民族力量组成的一分子。最终使人认清了在抗日统一战线这面大旗下，各色人物的灵魂。
以鲁迅一向的观点看，只要大方向、大目标一致，单单是意见有分歧，用不着争论不休；但是，如果目的不纯正，无可挑剔的口号，反成为作恶的好招牌。他不会为涂饰招牌费笔墨，现代文化史上像中西文化的优劣、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与主义等等的那些大论战，他就不轻易参与。关于两个口号论争，鲁迅表达过这样的意见：尽管口号本身也不无可争之处，但关于口号论争时的一系列纠纷，其实质不是口号的对错问题，而是争论背后的人心问题。从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考察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关键在于搞清楚，鲁迅在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实质是什么。从本质上讲，鲁迅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在现实革命的意义上，是引导着文艺界为阶级和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正确方向，保护着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有生力量；在精神改造的意义上，是清理着民族精神中那些阴暗肮脏的角落，给子子孙孙以永远的警示。
鲁迅以反抗黑暗为使命，他确信人心的堕落是人世间一切黑暗的源泉，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总根源。因此，他批判的锋芒一贯直指堕落的人心。他青年时代批判主张钩爪锯牙、制造商贾、立宪国会作为救国根本之图的志士们，是满口新名词、新学说，却满肚皮个人名利；新文化运动退潮后，他揭露那些主张尊孔读经者，只是在为谋取私利而玩把戏，其实他们最不相信尊孔读经能救国；“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时，撕下“正人君子”们“公理”、“正义”的画皮；1927年以后剥去国民党统治集团三民主义的伪装；三十年代戳穿胡适派自由主义的真面目；直至晚年暴露革命阵营内部“躲在黑暗里的一群”，借革命以营私，“于人心有害”（注：鲁迅致台静农信，《鲁迅全集》第13卷， 第447页。），都是放过其主义，而直指其不良居心。
鲁迅对人的丑恶灵魂的批判，既是精神革命，就必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已经有过的任何革命都不能彻底完成的，因为这是超越任何历史阶段的革命；但是，鲁迅的斗争从来是直接针对现实的，这又与任何历史阶段的革命要求是一致的。或者反过来说，任何社会革命与鲁迅的精神革命在变革现实的要求上都有一致性。正因如此，鲁迅才是中国唯一一个从近代到现代一直与革命者站在一起的人。他从青年到晚年都没有与革命疏离过，更没有也不可能与现代民众革命疏离。
今天，有的研究者把鲁迅不加入文艺家协会，理解为因厌恶左联的当权者而厌恶了左联，是他鉴于左联时期的教训，与革命组织疏远；或者以为是周扬等人的专制，使得鲁迅由此领略到了革命的专制，并预见到革命胜利后的专制，因而与革命疏离。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革命阵营内部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对鲁迅晚年的心境不能说毫无影响，但要说鲁迅因他们的专制预见到革命胜利后的专制而对革命的疏离，却不是。革命文艺界前途不容乐观是真，但即使专制，它之所以能生长，实在因有其适宜生长的土壤，不是几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阶级和集团的问题。况且，对专制与民主于中国的意义，鲁迅的见解并不像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那样简单天真：以为中国的问题只是传统的专制主义，而西方民主是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鲁迅认为，人类不幸的根源不在于社会制度，而在于人心败坏。对于民主，无论作为政治制度还是社会思潮，他在1907年就对其见之于西方社会的两面性有着深邃洞察，并准确地预言了民主在中国的命运；而实行专制制度的中国，之所以走向没落，根源在于民德堕落，即他认为中国人“深中了诈伪无耻猜疑相贼的毛病”。只要人心腐败，社会就无可救药，任凭什么制度或主义。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到北伐战争，鲁迅无不在革命进行之中，甚至之初，就预感到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但他从不因预感到反抗黑暗的革命胜利后，随之而来的也极可能仍是黑暗，就反对革命，就不支持革命，也不因此在革命的进行中有丝毫的退缩。他本来就不是攥住了最后胜利的包票才参加战斗的，哪里会仅仅因为预想革命胜利后的专制，就与正在进行着的流血牺牲疏远？
鲁迅之所以与无边的黑暗战斗，是要与黑暗捣乱，也是给苦难的人生以安慰。因为即使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也总不乏良心尚未泯灭的下层苦力，也有不顾身家性命、不计成败、拼命硬干的革命者，他们的精神，就增加鲁迅反抗黑暗的力量，使他对民族以至人类没有彻底丧失信心。譬如对陕北归来的冯雪峰的态度，就可见出此之一斑：鲁迅并不完全赞同冯雪峰的所有做法，却要尽其所能地满足他的若干要求，冯雪峰有时使他很为难，甚至有让他从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事情，他也表示理解与宽谅。尽管他抱怨“为雪峰做事很难”，却竭尽心力去做，这不因私人关系好，而是因为冯雪峰代表了陕北那些破衣烂衫而又百折不挠的共产党人。这些中国少有的失败的英雄，赢得了鲁迅的信赖。正是从他们身上，鲁迅终于看到了他企盼已久的那种磨不烂、摧不垮的坚韧精神。这种精神，体现着国民性的伟大，是他期待着复兴的中国人的真精神。也正因他对民族的未来还没彻底丧失信心，才能有鲁迅式的执著现实的终极关怀。
关于革命“同路人”问题
鲁迅应该可以称为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家，但其精神革命的永恒性超越了他所参与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现实目标。所以，鲁迅虽为左联名副其实的一员，但其思想境界自始至终就超越了左联。研究者如果不看到这点，就只能将鲁迅仅仅看作一个革命的追随者。这里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冯雪峰先生的观点。冯雪峰对鲁迅研究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但他对鲁迅与左联以及鲁迅与革命关系的理解，可以说典型地代表着那个时代革命的鲁迅研究专家的局限。冯雪峰在二十年代认鲁迅为革命“同路人”的文章，鲁迅读后就看作“大抵创造社一派”。就认识水平讲，是这样的。他们都以为自己从苏联学得的那点马列主义理论是人世间最了不得的理论，实则将共产党领导的那个时代的民众革命，看成唯一、最后的革命。总以为从那时的敌人手里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最终胜利，而没有认识到，那才“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所谓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被他们真正理解，即使过了二十年后，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虽然不像二十年代末那样断定鲁迅只是革命的“同路人”，但他那关于鲁迅思想的转变、发展、再发展，终于把鲁迅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之内的理论；所谓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说；还有以鲁迅对那时革命发展的过程及对革命政党相应政策和策略的理解并赞成与否，来衡量鲁迅思想发展阶段的高低，就像在宣传鲁迅是被共产党一步步领上了革命道路。所以，冯雪峰将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作为对鲁迅最高的推崇，骨子里还是“同路人”的见识。然而，所谓革命的“同路人”，是指在革命的行进中暂时拥护或参加革命，但不能革命到底的人。如果以是否具有革命的彻底性来规定谁是“同路人”，那么，事实上的革命“同路人”，并不是鲁迅，而恰恰是那些以鲁迅为“同路人”的革命者。正是这些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就停留在那“万里长征第一步”的层面上。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不是革命的“同路人”，更不是左联的革命“同路人”。相反，左联只不过是鲁迅的一个革命“同路人”群体。
鲁迅曾向他同时代那些对革命抱着罗曼蒂克幻想的知识分子，进行过革命辩证法的启蒙教育：“革命有污秽和血，但也有婴孩”。今天的一些研究者，由反思现代中国革命而对过去的若干幻想豁然醒悟，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看到了革命有污秽和血，却又走向了另一面，以为革命只有污秽和血。因此甚至怀疑鲁迅是否对现代民众革命存有“二心”，其实也等于从相反的价值指向，认定他是革命的“同路人”，或者竟是革命的局外人。但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就在于他永远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用一支笔替被压迫者讲话。不支持不参加被压迫的民众革命，就不是鲁迅。鲁迅是一个坚定而真诚的人，他不但从未否定左联和革命，而且时刻在关心支持着左联和革命。如果没有鲁迅，就几乎没有左联已成的业绩，也当然不会有它的现实声望和历史地位。我们没法否认，左联的灵魂就是鲁迅。
鲁迅之所以肯定左联，不是因为他曾经虚幻这个团体多么伟大正确，而只是因为左联受压迫并能真与黑暗战斗。探讨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应以此为立脚点。鲁迅的超人之处就在于，他从未相信种种关于未来黄金世界的预约，却仍然要为了未来而战斗，这就比所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头脑更清醒，思虑更深远。因而战斗意志坚韧不拔，气概雄沉悲壮。在革命的征途上是只有奋然前行、义无反顾，每迈出一步都坚实有力，不会有一般革命者的后悔。不是鲁迅天生不愿后悔，而是他原本就只能如此选择，也就不存在悔不悔的问题。这就不必劳驾今天的我辈去对他“反思”、为他惋惜、甚至替他后悔。任何以鲁迅印证自己某些观念的研究，都只能将鲁迅限定在研究者个人思想的框框里，与冯雪峰式的“抬举”陷入同一误区。
鲁迅研究之所以如盲人摸象，往往是因为研究者误以为时代发展了，自己掌握的理论就是最先进的了，因而作为后人的自己就比前人明白，就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鲁迅，借衡量鲁迅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从对鲁迅的毁誉可以发现，尽管结论可能截然相反，但人们对鲁迅的态度六十年来并无多大差别。也就是中国人多少年来对待孔夫子的态度：维护他的就代圣贤立言，反对他的就超越、终结。两千年来尊孔和“五四”以来批孔的人们，几乎都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褒贬古人。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研究，也大致如此，尽管多数研究者的用心是好的。鲁迅研究，首先应该是对一个伟大灵魂的感悟，对鲁迅的智慧、情操的领悟，而不是将鲁迅塞入某个思想范式去解释说明甚至规范。
其实，鲁迅之所以令人无法忘掉，是因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超人的智慧，即因他伟大而不朽的精神力量，令人心生感动。他凭个人对人生的参悟，确认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魔鬼惑乱人间的时代，不是用暴力，而是用代表人类精神文明的一支笔，是以人的智慧和理性，剥下披在群魔身上的人皮，以真的人的精神显示于非人间。在对邪恶的神圣憎恨中倾注了对人间博大的爱。这是鲁迅光彩照人的原因，也是他最个性化的地方。还没有一个现代人能够达到鲁迅的精神境界，哪能奢言超越。
鲁迅留给后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一个觉悟了的个人的智慧和精神。他的伟大和不朽，就在于他完全属于个人的心灵的力量，以人的心灵之光照出社会生活的神髓。所以，拿任何一种理论框定鲁迅都是办不到的。一个理论体系再完备，也只能解决这一体系之内的问题，超出其体系就无能为力。思想如果丢掉了其活的灵魂，只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那就是历史上的陈迹，是最容易超越的东西，离开了产生它的社会生活，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我们尽可以说鲁迅是个人主义者，是人道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也许都不能算错。但是，如果说鲁迅只是其中之一种主义者，否认有几种主义可以在他那里达到有机地统一，就可能是错的了。因为所谓主义，是不能把人框住的。任何主义都是人对世界的把握，而杰出的人对世界的把握是不会完全一致的。所以，将鲁迅看成中国的尼采、中国的托尔斯泰、中国的马克思都是可笑的。对世界的认识把握如果完全等同于别人，也就失去了不同的思想家存在的意义。从鲁迅左联时期的战斗，我们同时看到了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共产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光辉。其实，又何止这三家。从鲁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多种主义的闪光，也许世间有多少有益于人的主义，就可以给他贴上多少标签。所谓的不相容，多是研究者的框框造成的。例如，鲁迅一生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为的是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似佛家的大慈大悲；似耶酥的牺牲自我为人赎罪；似墨家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似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现世关怀……。关于鲁迅的创作艺术，可以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等等。他同情和支持被压迫者，就容易被说成人道主义；相信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是历史的公道，就符合马克思主义；完全基于独立的个人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自觉参与对现实的变革，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这就可能被认为是个性主义。其实，这几种主义不是水火不容。例如，现代中国民众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乍一看似乎与人道主义相矛盾，但革命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就因这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对现代中国人有着最起码、最广泛的人道关怀，否则就不可能全民动员。那些能够清醒体察到现代历史必然走向而参加革命的革命者，在革命中起着任何一个普通战士不能够替代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因而，革命本不是要完全吞没个人，相反，革命最需要的是鲁迅这样觉悟的个人。
鲁迅的革命早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之前就在进行着，不管是早年赞同个性主义，还是晚年赞同共产主义，改造人的灵魂是其不变的精神。在现代中国特定的历史阶段，民众革命与鲁迅的精神革命的一致之处在于：由最先觉悟的个人唤起多人的觉悟，即由少数人的觉醒唤起社会改造的要求，在进行社会的物质改造的同时，完成着社会的精神改造，由个人觉悟达到群体觉悟，只有每个人都成为“真的人”，现在的非人间才可变成人间。鲁迅思想深处的矛盾，也反映着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矛盾。所谓现实行进，就鲁迅生活的时代而言，可以指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具体到鲁迅本人，指他这一特定的个人，对发展到现阶段的民族历史必然走向的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只强调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实则否定了人类精神中对理想人生追求的共同性。这就涉及终极目的问题。其实，人类真正的终极，不是人能够预先知道的；对人生的目的，各人也有各人的理解。鲁迅就说过，“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注：鲁迅致唐英伟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63页。）。但是，人类的结局不会与人类的行为无关。 正如人的肉体生命的终极是死亡，但健康长寿与否却在人的衣食住行等等之间一样。因而，所谓终极关怀，也只能体现于历史行进的具体过程中。
鲁迅晚年站在左翼阵营，与正面的敌人及内里的蛀虫斗争，就现实行进的层面而言，不但与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众翻身解放事业没有对立，而且正是一切有关中国改革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鲁迅在关心社会的物质改造的同时，一直更关心社会的精神改造。因为如果人的精神不健全，连民众的现实利益在内的所有一切都是泡影。争取被压迫阶级权利的革命，是为着理想社会而奋斗的必然步骤。终极目的不是凝固的，而是在现实变革过程中逐步实现着的。鲁迅的现实关怀贯彻着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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