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郭沫若的“弃医从文”，早已是一个学界的常识。人们还习惯于把郭沫若的“弃医从文”与更早成为常识的鲁迅“弃医从文”相提并论。然而，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有理有据的学术回答。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前人对郭沫若“弃医从文”的研究，笔者检索研究论文，结果如下： 1、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以“篇名”搜索“弃医从文”并含“郭沫若”，只检索到一篇：《变革时代的文化选择——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比较论》，作者张万仪，载《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3期。 2、查《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①。在“第一部分研究论文资料索引·家世、生平、社会活动·青年时期(1914-1927)”一栏，检索到有关文章两篇：《郭沫若为什么弃医从文》，作者陈辛，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弃医从文的郭沫若》，作者刘展，载《中学语文教学》2006年第10期。 那么，这些数量极少的“专论”是如何解说郭沫若“弃医从文”的呢？ 先说张万仪的《变革时代的文化选择——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比较论》。该文主要是比较了鲁迅和郭沫若的一些相同与不同。文章第一部分比较了二人不同的家庭文化影响及其形成不同的文化个性，没有涉及“弃医从文”。第二部分谈论二人对中国精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也没有涉及“弃医从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终于谈到“弃医从文”了，主要观点是：鲁迅与郭沫若“他们都从以身许国的同一价值标准出发，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先后选择了医学……因为医学并不能解救民族的危机……鲁迅和郭沫若……通过痛苦的文化反省，在对中外文化的吸取、筛选、整合中，从不同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视角，先后作出弃医从文的文化选择”。对于他们二人为什么“弃医从文”，这篇论文是这样归纳的：“首先，日本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给鲁迅、郭沫若文化意识的转换提供了必备的文化条件”；“其次，鲁迅、郭沫若置身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日本，在学习医学的道路上，以高于同辈人的接受视界摄取西方文化，并有效地通过文化反省，做出文化选择。”②这两个结论都很难让人信服。难道鲁迅和郭沫若之所以选择“弃医从文”就是因为到日本留学吗？ 再说《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中提到的两篇“专论”文章。这两篇文章都不是学术论文。《弃医从文的郭沫若》一文只有300多字。此文的观点只能算是高度压缩版的老生常谈。《郭沫若为什么弃医从文》一文也不过600多字。其文献依据是郭沫若1946年4月29日出席重庆社会大学一个座谈会上演讲(没有文字稿)的消息。《郭沫若为什么弃医从文》的作者将这则新闻报道转化成了历史现场的叙述。消息中说郭沫若在演讲中谈到自己因耳聋而苦闷，而补救，最后“把力量用到文学上去，用到古代文化上去”③。于是郭沫若这次演讲的消息被文章作者加工成一篇回答郭沫若“弃医从文”原因的“史料文章”。可惜，这篇短文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史料，文章作者又加了一些主观发挥，更重要的是没有介绍资料来源。所以，它不仅不是研究郭沫若“弃医从文”的新史料，而且都无法用作旁证材料。 其他有关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说法，主要集中在一些郭沫若的传记类书籍中。这些书籍的基本观点全都是一样的，即：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历了从立志学医到“弃医从文”的转变。几十年来，这样的观点从未受到质疑。在这些书籍中，虽然表述文字有些许差异，但主要观点基本相同，而且所使用的论据极为相似——都是引用郭沫若自己的回忆性文字。 综上，郭沫若“弃医从文”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前人并没有进行真正有理有据的学术探究。已发表的论文类成果极为罕见，著作类成果也多是陈陈相因。这些有限成果的观点和论据大都来自郭沫若的自述。而郭沫若的自述中有许多学术“陷阱”。一是因为郭沫若对许多问题的记忆常常有误；二是因为郭沫若总是修改自己的回忆文字，但从不注明做过修改；三是郭沫若的自述经常带有情绪化色彩，并不是冷静的字斟句酌。有鉴于此，本文对郭沫若“弃医从文”的学术质疑，将从对郭沫若有关自述的学术检讨开始，因为一旦论据不可靠，其论点的可靠性是很难保证的。 二、对郭沫若有关自述的梳理和辨析 笔者质疑郭沫若的“弃医从文”，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在“医”与“文”之间的选择，不是简单的“弃”与“从”的选择，而是“医”与“文”交织在一起的此起彼伏的复杂纠缠。所以，只有对这一复杂纠缠做认真的梳理和辨析，才能真实地还原郭沫若在“医”与“文”之间选择的真实镜像。郭沫若在“医”与“文”之间选择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在郭沫若出国留学前后。1913年“夏，天津军医学校向各省招生”，郭沫若“投考获取”④。这时，郭沫若算是与学医发生了联系。1914年3月他刚到日本不久，在致父母家书中已表明：“男来东留学，志向在实业和医学两途”⑤。过了半年他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设置的医科预备班，即正式确定学医。他在1914年9月6日致父母家书中说：“男现立志学医，于复他顾。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⑥。从郭沫若的自述来看，这时期郭沫若选择“医学”只是一种“学业”的选择。虽然他“立志学医”，但没有流露过要排斥自己文学喜好的意思。 第二阶段是他在“一高”预科时期。郭沫若对这时期的有关回忆较多，主要有以下几处(以发表先后为序)： 1、《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我既晓得我自己性格的偏颇，意志的薄弱，但是我也很想从事于纠正与锻炼。我对于我不甚嗜好的科学也从事研究，我更决意把医学一门作为我毕生研究的对象。我研究科学正想养成我一种缜密的客观性，使我的意志力渐渐坚强起去。我研究医学也更想对于人类社会直接尽效我点对于悲苦的人生之爱恋。⑦ 2、《〈新时代〉序》 我同时认识了这两位姑娘——科学姑娘和文学姑娘——实在是陷到了叫我左右做人难的苦境，她们两位东拉西扯地牵着我，这几年来叫我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渡来渡去。文学搅厌倦了，又想去亲近一下医学，医学刚好达到了一个接吻的目的，又要被文学拖回来了。⑧ 3、《创造十年》 在国内的中学校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得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的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在那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所谓“富国强兵”，凡是少有志趣的人，谁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的人，虽是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然而存心地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学的原因。⑨ 4、《我的作诗的经过》 但在我们的那个时代是鄙弃文学的时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成为了一般智识阶级的口头禅。凡是稍微有点资质的人都有倾向于科学或实业的志愿，虽然当时的教育在这一方面却并不能满足得那样的要求。就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像我这样本是倾向文学的人，对于文学也一样的轻视。虽然诗的真面目偶尔向自己的悟性把面罩解开了来，但也拒绝了她……离开四川是一本文学的书也没有带的。离开中国时，只带着一部在北平偶尔买来消遣的《昭明文选》，但这部书到了日本以后也是许久没有翻阅过的。⑩ 5、《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 民国三年我到了日本，曾决心抛弃文艺，专心致志于科学。当时的号召是富国强兵，总想学些实际的东西来达到这层目的，因此选了医学。我在留学的初期，态度是很坚决的，所有的新旧文艺书籍我都一概摈弃了。(11) 从以上回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郭沫若把“医学”不仅当做学业，更当成自己科学“事业”的梦想，而且已经与自己的“文学”梦想发生了冲突。二者的纠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当年郭沫若选择学医，是当时一代有志青年的共同追求，是时代风气影响所致，而非个人意志；(二)这时期郭沫若怀揣着“科学”和“文学”两个梦想，选择一个，难舍另一个；(三)郭沫若当时选择医学的个人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自己文学性格的缺欠；(四)当他的“医学梦”与“文学梦”冲突的时候，这时期他不是选择“弃医从文”，而是选择了抑制自己的文学爱好。 第三个阶段是他在“六高”和进入九州帝国大学初期。这时期的郭沫若对医学的兴趣逐渐下降，对文学的兴趣日益增强。这主要是以下三种力量助推的结果： 打破郭沫若“学医梦”的首先是他的一场大病。他在1924年回忆道： 我竟得了剧度的神经衰弱症。心悸亢进，缓步徐行时，胸部也震荡作痛，几乎不能容忍。睡眠不安，一夜只能睡三四小时，睡中犹终始为恶梦所苦。记忆力几乎全盘消失了。读书时读到第二页已忘却了前页，甚至读到第二行已忘却了前行。头脑昏聩得不堪，沉重得不堪，炽灼得如象火炉一样。我因此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有想自杀的时候。临到这样对于精神修养的必要的呼声，才从我灵魂深处呼喊了初来。民国四年的九月中旬，我在坊间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来诵读，不久又才萌起了静坐的念头，又在坊间买了一本《冈田式静坐法》来开始静坐。我每天清晨起来静坐三十分，每晚临睡时也静坐三十分，每日必读《王文成公全集》十页，如此以为常，不及两礼拜功夫，我的睡眠时间渐渐延长了，梦也减少了，心疾也渐渐平复，竟能骑马竞漕了——这是在我身体上显著的功效。而在我的精神上更使我彻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从前在我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画，到这时候才活了起来，才成了立体，我能看得它如象水晶石一样彻底玲珑。我素来喜欢读《庄子》，但我只是玩赏他的文辞，我闲却了他的意义，我也不能了解他的意义，到这时候，我看透他了，我知道“道”是甚么，“化”是甚么了。我从此更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象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唯心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皮诺若(spinoza)。我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12) 郭沫若在《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写于1923年10月)一文中说： 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我得读太戈儿的《曷檀迦里》《园丁集》《暗室王》《伽毗百吟》等书的时候，也就在这个时候了。 我记得大约是民国五年的秋天，我在冈山图书馆中突然寻出了他这几本书时，我真好象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13) 郭沫若的以上文字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这场疾病非常严重，到了要自杀的程度；二是本来应该靠“医”治的病却在“文”里得到拯救。这是郭沫若这时期医学兴趣逐渐下降，文学兴趣增强的根本原因。因为“医”解决不了的问题，“文”能解决。从郭沫若自我选择的意义上说，上帝为他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而从这扇“文”的“窗”里看到了更高的人生价值。“医”只是形而下之“器”，“文”中才有“道”，并且是有可能汇聚古今中外人生秘密的形而上之“道”。于是，郭沫若已经压抑下去的对“文”的兴趣升华了。 助推郭沫若靠近文学的第二个力量是他在高等学校期间的外语学习。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多次谈到，他当时表面是学“医”，实际是学“文”： 日本的高等学校的功课，有一半乃至以上便是学外国语言，有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甚至像我们学医的人在第一的德语，第二的英语之外，还有第三种的拉丁语。一个礼拜的外国语时间在二十二三个钟头以上。加之日本人教授外国语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他们是特别注重读。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学士，本来并不是语学专家，又于学生们所志愿的科学是没有涉历的，他们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来做读本。(14) 我们准备学医学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的名著，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本事”(Dichtung unda Whrheit)，梅里克(
)的小说“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 nach Prague)。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得以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诗歌接近了的，便是在这个时期。(15) 1948年8月郭沫若在《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一文中回忆道： 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统，凡学医的必须学习德文。在高等学校(略等于高中)的三年间，德文的功课极多，此外还有第二外国语的英文及初步的拉丁文。日本人教外国文的宗旨是注重在读，用以接近参考书，写和说话是他们所不注重的。教授方法极其蛮干，略通发音和文法，便拿很高级的文字来做读物。我学德文时，主要就是读的歌德的作品。这是很不合理的教授法。但这种教授法，对于我却发生了一个与目的相反的影响。这把我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16) 助推郭沫若靠近文学的第三个力量是他和安那的恋爱。 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指安那——引者注)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17)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也提到了他在恋爱中献诗给安那之事(18)。他《五十简谱》中“民五年(一九一六年)”这样概括“暑假中在东京与安那相识，发生恋爱。作长期之日文通信并开始写新诗。”这时期的郭沫若不是一般的对文学发生了兴趣，而是进入诗的觉醒期。这时期，“文学”对于他具有了生命存在方式和人生选择的意义。这也是他“思想风暴”的形成期。对此，可参见拙文《泰戈尔究竟怎样影响了郭沫若》(19)，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阶段是进入九州帝国大学之后。 这时期的郭沫若越发痴迷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很少关注医学学业。其原因，郭沫若的自述都归于他严重的耳疾。耳疾在郭沫若的自述中，成了最终决定他“医学”与“文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影响到他此后的人生之路。有关自述主要有： 1、《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 就是这两耳的失聪，也就规范了我今后的一些生活路向。它使我没有可能把我所治的医学搞好。(20) 2、《我的学生时代》 我的一生便受了这一次重症的极大地影响，我的学医终竟没有学成，就因为有了这生理上的限制。 两耳重听，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21) 3、《答青年问》 本来对医学还是很感兴趣的，但学到后两年临床裸程的时候，由于听觉不灵，不能掌握听诊的微妙的基本医术。学医的兴趣便逐渐淡薄起来，对学医的前途感到暗淡茫然。另一方面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先生在台上讲课，我便在台下看小说。有时灵感一来，我便动笔写诗。(22) 4、《创造十年》 自己本是倾向文学的人，受着时潮影响，反乎本性地到日本来学习医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针采取的是灌注主义，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学识灌进学生的脑里，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在高等学校的时候倒还没感觉着什么，因为那儿的工课一半以上是语学，也可以说就是文学。进了大学，情形便迥然不同了…… 在我自己还有一种身体上缺陷，是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得过一次重症的伤寒，两只耳朵是得了中耳加达儿的。这种疾患的症候是耳鸣重听，原因是由高热的关系使鼓膜凹陷了，在传播声音的机构上生出了障碍……进了大学，特别是医科，每班的人数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讲义都是口授笔记。因此自己的不健全的听力便感受着没大的障碍。 就这样，在身心两方都感受着痛苦。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一九一九年的暑假中，我早就有想改入文科的心事，但反对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的。她认定医学可以作为将来的生活的保障。而我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她又并没有身受。象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痛苦，你就诉说出来，别人也只把你当成神经过敏。因为有了她的反对，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且唾弃一切的科学。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便是在这个时候。(23) 最后这段文字，我之所以引用的如此多，一是因为与以上其他回忆相比，郭沫若谈得多、谈得细。二是因为这段回忆相对可靠。此文1932年发表，发表时间比《我的学生时代》(1942年)、《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1948年)和《答青年问》(1959年)都要早，更接近他对当时历史情境的记忆。三、最重要的是，郭沫若这段文字揭示了他在这一时期远离“医学”、靠近“文学”的更复杂的深层原因。 郭沫若其他的回忆主要强调耳疾，而这段文字主要强调他当时来自“身”与“心”的“双重痛苦”。这双重痛苦，“身”的痛苦是耳疾；“心”的痛苦是厌学。旁证还有以下文字： 我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便零碎地在开始作浮士德的翻译，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的浮士德咒骂学问一段独白，就好像出自我自己的心境一样。我翻译它时，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24) 就这样，来自身心两方面的痛苦折磨着郭沫若。这是他生命历程中又一次难以克服的精神危机。前一次精神危机(有自杀倾向)，是“文”(王阳明学说、泰戈尔的诗和思想、泛神论)拯救了他；这一次还是“文”使他的痛苦得以化解，心灵获得救赎——他“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25)。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明确表达了“弃医”而转“文”的念头——1920年3月3日郭沫若致宗白华的信中说：“白华兄，我还要谈一句我心坎中的话，我很想弃了医学，专究文学，你可赞成我么？”(26)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自述材料。 不过，不能因为郭沫若说过“很想弃了医学，专究文学”的话，就以为他真的“弃医从文”了。他“弃医从文”的念头早就有过，而且持续了很多年，但他很少付诸行动。即使他有过少量实际的行动(如他在1921年1月18日写给田汉的信中说“我在二月间拟往京都”，“便是想改进那儿的文科大学”(27))，并没有真正“弃医”。后来，他只是“打消了转学向京大的念头……连学堂也不愿意进了，一天到晚据在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籍……愈和这些书接近，便愈见厌弃医学”(28)。虽然郭沫若留日后期“弃医从文”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但只是念头而已。最后的结果是：郭沫若直到留学结束都没有放弃他的医学学业，毕业时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 还应该注意的是，1923年4月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后回国，但他依然没有忘情于医学。1924年4月，距离他毕业整整一年，郭沫若再次回到日本，准备进“大学院”研究生理学，师从他母校的石原教授。他说“我自己早就有志研究生理学，很想以石原博士为师，把自己的一生作为对于自然科学的奉仕。”(29)1924年8月9日他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说：(1924年4月)“我来日本的原因：第一是想写出我计画着的《洁光》，第二是来探望我的妻儿，第三是还想再研究些学问。我最初的志愿是想把《洁光》写成后便进此地的生理学研究室里去埋头作终身的研究。我以为这是我们最理想的生活。我们把纯粹的自然科学的真理作为研究的对象，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扰乱纷繁，我们的天地是另外的一种净化了的天地。我以为我们有多少友人都是应该走上这条路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真理的探求，我们于自然科学上必能有所贡献……”(30)虽然郭沫若最终没有做生理学研究，但这至少说明，在郭沫若结束医学学业后一年的时间里，他还没有放弃心中的“科学”梦想。 三、对郭沫若“医”与“文”选择的几点思考 根据以上梳理和辨析，对郭沫若“弃医从文”这一“常识”就不能不让我们重新思考了。 1、“弃医从文”？还是“亦医亦文”？ 首先要质疑的是，鲁迅的“弃医从文”与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可以类比吗？本文前面的考证已经充分说明：留日时期郭沫若在“医”与“文”之间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亦彼亦此”的选择。与其说郭沫若在这一时期是“弃医从文”，不如说他是“亦医亦文”。这与鲁迅当年的“弃医从文”有着根本的不同。鲁迅是先“弃医”后“从文”，郭沫若则是“从文”而不“弃医”。熟悉郭沫若生平的人都知道：他在出版了“开一代诗风”的《女神》若干年之后、在推出了“狂飙突进”的《创造》季刊若干年之后、在组建了“异军突起”的创造社若干年之后，也就是在他缔造了自己纯文学事业最辉煌的成就若干年之后，郭沫若都没有“弃医”。这之后他非但没有真正放弃医学，反而是完成了自己的医学学业。显然，不仅用鲁迅的“弃医从文”比附郭沫若是不恰当的，而且郭沫若“弃医从文”这种说法本身都是难以成立的。问题的关键是：在郭沫若“亦医亦文”选择的背后，是他内心深处始终并存着“文学”和“科学”两个梦想。他1930年代的考古学研究和《生命的科学》等自然科学的翻译都在延续着他的“科学”梦想，建国以后他领导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期间依然延续着这个梦想，在他告别人世前呼唤“科学的春天”的时候依然没有放弃这个梦想。 2、何时算是“弃医”？什么叫做“从文”？ 假如要证明郭沫若的确是“弃医从文”，那首先要弄清楚：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大约在何时？从他有关“医”与“文”抉择的自述来看，应该是指1913-1924年间。事实上也只有这一阶段的郭沫若存在“医”与“文”的人生抉择。但是，只要把郭沫若的“弃医从文”限制在这一时期，那么“弃医从文”的说法就更值得怀疑了：因为这期间郭沫若虽然想“弃医”却始终没有“弃医”。如果把郭沫若“弃医”的时间后延到1924年以后，那么，虽然他的“弃医”之说可以成立，但他的“从文”之说又变得十分牵强了，因为1925年以后的郭沫若越来越对政治、军事等“文”以外的事业更感兴趣。在“北伐”时期，他是“从文”？还是“从戎”？“从政”呢？ 当然，“北伐”以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好像是更专心于“文”了。但这就算是“从文”了吗？前人所说郭沫若“弃医从文”，都是说他放弃医学从事文学。虽然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确有不少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但这一阶段的郭沫若投入最多、兴致最高、成就最大的事业是学术。他这时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古文字研究、考古学研究、古器物研究能算是“文学”吗？即使把郭沫若“北伐”时期“从戎”和“从政”的人生选择忽略掉，那么郭沫若“弃医”后究竟是“从文”，还是“从学”呢？ 3、郭沫若“弃医从文”之说简化了什么？ 笔者对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质疑，绝不是对用语是否恰当的挑剔，而是因为这一说法大大简化了我们对这一时期郭沫若复杂性的认识。 留学日本时期郭沫若在“医”与“文”之间的选择，从一开始就不是两个行当之间的选择，而是包含着他不断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的选择，更是他不断认识自我的选择。郭沫若最初选择医学是洋务运动以来形成的国家主义、崇尚科学、崇尚实业等新的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这是他当时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认识的体现。但他在日本留学的过程，也是他自我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期间他心理上越来越靠近文学，也认识到自己生理上学医的障碍。对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让他立志学医，是要圆他的“科学梦”和“救国梦”，所以他难以放弃；对自我认识的深化，让他“文学梦”和“天才梦”难以遏制，但在他的“文学”梦想里，从一开始就不限于狭义的文学创作。留学日本的十年是郭沫若自我寻找的十年，是他多元化自我选择的开始。而“弃医从文”之说，掩盖了郭沫若作为“球形天才”多方位自我追求的丰富性。 留日时期郭沫若在“医”与“文”之间的选择，不是单向的必然关系，而是混杂着学业、职业、爱好、事业等多向维度的或然关系。他当年选择学医，既是学业的选择也是职业的选择。后来他靠近文学，起初仅是爱好而已，没有想以此为事业，更没想以此为职业，与他的医学学业也不冲突。后来，他越来越难以忍受学业给予他的“身心双重痛苦”，于是有了改换学业的念头。虽然学业没有改，但他不断增长着对文学的事业追求，后来又产生了以文学为职业的想法和行动。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混杂在“医”和“文”之间的学业、职业、爱好、事业等多向选择，不是简单的“弃”与“从”的关系，而常常是交织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和人生选择的“N”种可能性。如果说郭沫若学医结束就算“弃医从文”了，那么他毕业回国就接受了上海学艺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职，尤其是在广东大学的任教，这难道能算是他“弃医从教”吗？ 郭沫若有关“弃医从文”的自述，前后不太一样，尤其是后来做过一些文字上的刻意修改。那些不同时期表述的前后修正和补充，那些同一篇文章不同版本的微妙修改，逐渐地、层累地、越来越清晰地指向郭沫若是“弃医从文”的。再加上这是对鲁迅“弃医从文”一语的借鉴，不加深究很容易被人接受。而后人一旦接受了这个结论，对五四时期郭沫若复杂的思想构成和多向度人生选择，就被简化了。在这个结论里，郭沫若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危机被淡化了，他人生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被淡化了，对安那的爱与迁怒、对医学的厌弃与不舍、对文学的追求和追求本身的茫然、对人生多元的选择兴趣和选择本身的焦虑等等都被淡化了……唯一被强化的是郭沫若如何被融入大时代的进程中。这也许是最值得质疑的郭沫若“弃医从文”之处。 ①杨胜宽、蔡震主编：《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该丛书《附卷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于天乐、秦红主编)是迄今为止收录郭沫若研究成果最多的目录索引。 ②张万仪：《变革时代的文化选择——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比较论》，《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 ③陈辛：《郭沫若为什么弃医从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④郭沫若：《五十年简谱》，1941年11月重庆《中苏文化》半月刊九卷二、三期合刊。 ⑤⑥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下同)，第185、194页。 ⑦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1922年8月4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⑧郭沫若：《〈新时代〉序》，《新时代》，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⑨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74-75页。 ⑩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1936年11月上海《质文》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11)郭沫若：《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1948年8月《文艺生活》(香港版)第6期。 (12)郭沫若：《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黄淳浩校：《〈文艺论集〉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第55-56页，。 (13)黄淳浩校：《〈文艺论集〉汇校本》，第185-186页，。 (14)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50页。 (15)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76页。 (16)郭沫若：《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1948年8月《文艺生活》(香港版)第6期。 (17)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1936年11月上海《质文》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18)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74-75页。 (19)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20)郭沫若：《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1948年8月《文艺生活》(香港版)第6期。 (21)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2)郭沫若：《答青年问》，《文学知识》1959年5月号。 (23)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85-87页。 (24)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87页。 (25)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73-74页。 (26)田汉、郭沫若、宗白华：《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三版，第165-166页。 (27)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101页，。 (28)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105页，。 (29)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204页，。 (30)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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