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无政府”构想及所受的质疑
文/杨念群
一
无政府主义进入历史舞台的时间颇为耐人寻味。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尽管起源颇早，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即已处于酝酿阶段，可是直至20世纪的头十年间，无政府主义的势力仍明显处于相对弱势的边缘状态，原因可谓不言自明。
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抉择是如何塑造一个新型的现代国家以摆脱晚清的专制统治，以及如何重构政治系统以便使大多数人有机会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进而通过政治参与扩大对国家的忠诚，其中自然还包括为国家力量的壮大建设一个富强的物质基础。这些目标与无政府主义企图消灭国家与权力之间的连带关系，取消民族国家的边界，以“社会”为改造出发点的策略取向迥然有别。
唐山的旅游资源丰富，市内有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地震遗址公园等，并在遵化有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皇家陵墓建筑群，并且已经在2000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丰润区的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滦州古城，唐津运河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乐亭的李大钊故居及纪念馆，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景忠山。唐山的旅游资源中有山、有水、有古城、有遗址、有皇家陵寝，可以打造一个丰富的旅游线路。
虽然该地区所有中俄边界都不存在争议，但俄国势力仍然在向该地区渗透。根据1862年《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的规定，俄国人进入唐努乌梁海进行掠夺性贸易活动并不断扩大贸易规模，当地居民反抗俄国掠夺者的斗争却被清政府镇压。由于清代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边防薄弱，俄国向中国边境非法移民，占据土地建立村镇等非法殖民活动愈演愈烈。1885年，建立图兰镇；1886年，建立乌辛斯克边务区。⑤ 杨闯.百年中俄关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60页。随着殖民规模越来越大，俄国政府开始图谋加速占领唐努乌梁海地区。
根据柔直功率圆图、柔直换流变档位和调制比约束，得到有功功率区间对应的无功功率区间为[-250 MVar,250 MVar]。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正是因为民众有可能过多地参与民主监督，所以最终会成为伪国家民主政治的牺牲品。社会中公共空间的构造不是为国家实现民主富强的目的服务，也不是为保存国族的国际化目标而设计，而是为人类实现普遍的平等状态而实施。基于此点，无政府主义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设计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先把“社会”范畴从“国家”的总体目标中剥离出来，确定其独立的存在与解释意义，从而把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加以审视。这一点与西方公共领域对国家政治的参与作用颇为不同。第二步，因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多是“大同主义”者，他们创设的社会公域不是私人化的，而是实行平等自由理想社会伦理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它又有超越“国家-社会”的二元对峙的倾向。
位一直走到窗户旁边，再走回来。我按他的话向前走，心里却十分尴尬。他斜靠在椅背上，手掌托着下巴，神情十分严肃。走完一个来回后，我又重新站到他的面前，然而他一句话也没说。为了掩饰我的窘态，我的眼睛一直没从放在那张空椅下的鞋子上移开。
对无政府主义者所谓“无限制自由”的言论，当时即有舆论加以反驳，如有人从是否应保留国家职务的角度介入讨论，发问道：“无政府主义之最高的目标，是自由，是不要国家干涉，但是有人侵犯他人的自由时，请问无政府主义者将怎样处理？假使侵犯他人自由的人，不予以相当的制裁，是不是受人侵犯的人，丧失了他的自由？如果侵犯他人自由的人，是应当予以制裁的，那么，在这个没有政治，没有法律，乃至没有权威之无政府的国家，谁可以制裁？谁可有方法制裁？”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提早意识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浪潮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性，从而既想超越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的阶段，批判以西方模式为榜样构造出的国家政体，同时又试图完全绕过国家的控制，寻求解决诸如个人平等、经济均分等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总体而论，他们不是从“中国”而是从“世界”意义上判定了现代化国家的普遍不合理，同时这种判定又是以对国家内部的不合理现象予以批评性认识为出发点的。
无政府主义“自由观”的自我矛盾之处是：“若是受人犯侵的人出来制裁，那末起初侵犯人家的人，此刻就是受人犯侵的人了。况且‘自由’这件东西，人们的运用是没有明定的界限，所谓侵犯他人自由，只不过是他把自己固有的自由权，扩张到某种程度罢了，假使没有国家来行使职务，在这个互欲扩张其自由于固定限度时，社会上不是立刻发生冲突了吗？”无政府主义者最难以解决的困境就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克服人类固有的“通性”造成的“恶”的一面，这些“通性”包括“自私心”“自利心”“嫉妒心”“爱权心”等等。因为“这种通性不是完全由于现在社会组织之不良，和国家行使其职务的结果。假使国家社会能有善良的制裁，换句话说，就是行使其正当的职务，亦未始不能比无政府来得好。固然，一种制裁，难免罪恶的措施，但无论如何，终有禁止别种罪恶的能力，而且没有国家的制裁，各人的自由难免互相冲突”。
该文对胡家庄碳酸岩型稀土矿流体包裹体开展了初步研究，对成矿流体温度、密度及盐度进行了测定，并采用等容线相交法估算压力，从而揭示胡家庄稀土矿的成矿条件[1-3]。
“算一算你从出生到大学、花了我多少钱？算一算我怀你十月、受了多少罪？算一算我给你奶到三岁，你喝了我多少血？算一算……”
无政府主义的真正崛起是在一战爆发至结束这段时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时间也有重叠的地方。一战在中国知识界引起的震动在于，原来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偶像和榜样的欧洲内部突然发生了剧烈冲突，从而使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民主“国家”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产生了严重怀疑，原来以反抗清朝、建立民主国家为目标的一些人本来就对民国初建时的乱象深感不满，现在又遭逢对西方现代民主体制的梦想趋于幻灭的特殊历史境遇，自然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出路选择。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批探索者的先驱，他们首先营造了一个舆论氛围，认定“国家”是中国未来进步和发展的敌人，不遗余力地破除国人认为“国富兵强”即可提高人民福祉的神话。受到欧洲大战扩充军事力量给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灾难的教训，无政府主义者把增强军事实力看作少数强权者奴役人民的一个阴谋。其实在一战爆发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营造出一个对立公式，作为阐述自己批判立场的理论依据。这个公式大体可以做如下表述，见图1：
图1 “无政府”构想公式
这幅图示内涵的意义在于，那时候虽然清朝尚未灭亡，但无政府主义者已提前预测到了世界格局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即未来世界不是封建君主制与人民之间的对抗，而是现代民主制度下资本势力和广大民众的对抗。下面这段议论说得很明白：“立宪国，亦何独不然？公共事业，虽不置之罔闻，然军备则出全力以修之，争战则乱掷国债券以成之。又恐人民之疑之也，故托言以掩饰之，曰‘对于国之义务’，又以激励之曰‘兵强则国盛，兵弱则国衰，盛则荣而存，衰则辱而亡，亡则我等为他国奴隶而困苦不堪矣’。……殊不知此为少数独据强权者之自为计也。”同时又说：“今之大资本家，实凶悍之大盗也。借钱势以示威福，纵奢侈。……呜呼！财产不废，则贫富之悬隔日距。忍令少数资本家之安于逸乐，而大多数平民之终于困苦乎！则反对财产，实为锄资本家之横暴，而救平民之困苦也。财产废而为公共，无食人与食于人之分，而贫富之别，饥寒之忧绝矣。”
这段话有相当强烈的预测性，其精要之处是提前把“立宪国”的国民当作受压迫者，同时试图区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尝试用“社会革命”的方式解决“立宪国”面临的诸多难题。下面这段文字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更加明确：“社会革命为二十世纪之革命，为全世界之革命。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不能并立者也。国家主义主自利，社会主义主至公。盖国家主义其根性来自帝王，而社会主义来自平民。帝王与国家主义尚专制，尚自私；平民与社会主义尚自由，尚平等。故帝王之言曰保国，国家主义亦曰保国。由是而知此二者之性质同。……故帝王主义与国家主义二者名异而实同。至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自由、平等、博爱、大同。欲致此，必去强权（无政府），必去国界（去兵），此之谓社会革命。此二十世纪之革命，此全世界之革命。质言之，国家主义保少数人之利益，社会主义保众人之幸福。”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旧有的革命党通过革命方式建立的民国难以实现平民的愿望，所以必须再来一场迥异于“国家革命”的“社会革命”，这就等于重新定义了“革命”的内涵，也为知识阶层的奋斗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
于是，在民初的知识界中，“社会”渐渐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招牌和口头禅，只要一谈到排斥政府，倡导社会改革，几乎都被视为染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言论。无政府主义者也确实以此自居自傲。张继就说过：“无政府党以万事之责归于社会，盖社会之成立，为一切人，一切人之所欲者，社会有使其充足之责。”
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清晰地界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但其提出的各类设想很像是一些激励人心的政治口号，对“什么是社会”这个问题的描述也多限于“大同” “全世界”等新旧词汇，给人的印象是“社会”好像漫无边际，没有一定的范围，对“社会”的内涵也缺乏细致具体的说明。不像其他政党对国家政府的职能和运作有十分清楚的界定。他们在许多地方只会笼统地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尊卑，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模糊，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具体行动步骤如何展开实施等议题则很少有人认真讨论。这些言论给人感觉读起来慷慨激昂、痛快淋漓，却始终处于“破”大于“立”的摇摆状态。
尽管如此，如果仔细耙梳无政府主义者的相关言论，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关“社会”观念的来源和实际功用的讨论，他们也慢慢意识到，如果不给予“社会”这个关键词一个严格确切的边界和定义，就很难真正传播和推广无政府主义思想，因为思想界有关现代国家民主体制的讨论数不胜数，要与之抗衡，就必须具备相当的理论诠释实力。可是从现实来看，无政府主义者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他们所仰慕的一些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社会变革方案，无法与中国的现实语境合理对接，进而成功地转化为自身的实际经验。与之相反，早期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却频繁地从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中获取了不少灵感。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在刘师培与何震的早期文字中就已开始论证中国社会是一种“放任主义”。他们直接挑明“中国自三代以后，名曰专制政体，实则与无政府略同”。而在对社会治理层面的设计过程中也多采取回归传统乡村治理的策略。
二
无政府主义社会观所出现的这一矛盾现象和区别于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观的特征，与20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态势紧密相关。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所谓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于16世纪的西欧，出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这一体系自出现以后就开始了向全球的地理扩张和经济掠夺。到19世纪末，西欧殖民体系建立以后，才完成了现代世界体系向全球的扩展过程。沃勒斯坦认为，在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未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及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融入”和“边缘化”的关系。被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就会不断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商品链”之中。
无政府主义者构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模式是中国特殊语境下的产物，故而与欧洲式“市民社会”的产生历史迥然有别。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变革景况不同于欧洲之处乃是在于，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在近代的变化是与资产阶级创构出“公共领域”，从而使公众有机会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监督和实际参与的历史现象直接相关的，是内发型的自然历史过程；另一方面，社会构成了一个与国家相对立的私人领域，它既明确地与国家相区别，又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对象。
无政府主义一直急于重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个人在社会而不是国家中的位置，这与辛亥革命以来把个人与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建设目标相勾连的国家主义策略相违背。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包括资本家、政治家的“强权”，也包括劳动者的“强权”。他们坚信只要有“组织”就有“强权”，“强权就是政府，强权本没有自性，不过隐伏在组织里面……组织是由无数原子集成的，这无数原子，所以能够集成的，就因为有‘力’的连合，那连合组织的‘力’，就是强权。因为‘力’就是强权，可以晓得有组织就有强权；所以要根本上废绝强权，就不可不根本上推翻组织。若只反对有政府之组织，不反对无政府之组织，一方面把旧有的社会组织推翻，他方面复向新社会之组织进行，这样变形的伎俩，殊难令人满意”。
基于此点认识，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反对俄国革命带来的劳动者专政，判定其仍是一种“强迫主义”，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将土地收归国有，不顾农民生计，干涉婚姻、教育和言论出版，束缚人民自由。有人说得更加直接：“马氏主义是中央集权，故我不信其能实行。如果要把彼实行起来，我敢武断地料想，其结果一定与现在的共和政治一样，招牌尽管挂上，中国还是依然旧时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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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声白的这套构想明显带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色彩，它的实施是建立在假想人人自觉守信的基础之上的，也只有在每个人都严格恪守“信约”的基础上，法律才可能变得多余和无用。可是在一个社会中是否人人都会变得善良根本无法预期，即使人人都已达到严苛的善良标准，他们是否就能自觉遵守契约也无法得到证明。区声白的目的是想打消人们对“法律万能”的迷信，却有可能打着自由契约的旗号，步入另一种强行规训的社会控制格局。陈独秀就认为，谁也无法预料盲目的群众心理支撑着那随时变更的公意，一旦替代法律以后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社会。“公意”也可能被少数人所垄断，变成压制自由的借口。
区声白在回应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时就设想用“公意”代替“法律”。他这样解释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一种公意，凡事皆由公众会议解决，公意是因事实之不同，而可随时变更的，不象法律是铜板铁铸的，由几个人订定，不管他人如何一定要他人遵守的。且订法律的时候也没有得遵守法律之人的同意。”
他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维持社会秩序最好的东西“信权”，而不是“法权”。“信约”（或自由契约）和法律完全不同，断难混合为一。信约的英文是“contract”，区声白的定义是“两人或多数人的合意”；法律的英文是“law”，意思是“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的行为规律”。所以信约一定要经过守约人的同意，法律是没有经过守法人同意的。因为有一部分人能够愿意牺牲自己的意思迁就他人，不用武力，也不用法律，这是自由的同意。他最后说：“我主张固定的事，就用一种自由契约来维持；一时的事，就由公众的意见来解决。法律是死板板的，不能更改的，如果随时都可以由人民自己修改，这就成为一种公意，不是法律了。”
从一战爆发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直竭尽全力地想抵抗这种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他们提出了种种五光十色的设想，力图规避迈入资本主义体系必须要经过的规范路线图，比如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或者加入全球化范围的“商品链”。
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改造目标也与立宪派及革命党人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施路径相抵触。有趣的是，不像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那样对欧美宪政国家推崇有加，无政府主义者把主要目光投向了以专制著称的俄罗斯帝国。他们认为20世纪之曙光必出现于俄国，因为俄国虚无党实行社会革命的决绝精神，乃是源于专制制度的压迫过甚。俄国并未经过欧美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阶段则恰恰是幸事，理由是俄国人民“亡国之观念无有也”，由此可以超越国家主义的崇拜时期，直接进入社会革命的境界。
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主义的激情潮流仍主导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策略走向的20世纪最初十年，无政府主义舆论无疑只能居于相当边缘的状态。
有的人就直接质疑无政府主义放弃“政治”的想法是把“到达点”当作“出发点”。如果各人自己都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政治自然就没有什么用了，可见，“自己拘束自己，是做人的出发点，达到无政府状态，是人类最后的到达点。无政府主义把到达点拿来做出发点，是他最大的错误。现在人类还没达到不用政治的时期，病既没好，医生就不能不请，所以政治依然需要。政治与道德是有密切关联的，道德是个人的政治，政治是团体的道德，无政府主义否认政治，难道也否认人生相处的道德吗？”
20世纪20年代以后，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渐行渐远。其重要分歧即在于是否承认应该在新型政权的主导之下实施社会变革。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最让人诟病的地方是其思想的不切实际与行动力的阙失。一位国民党人就批评无政府主义者说：“实现民权主义的手段是夺取政权，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手段是废止政府。其实无政府主义并无所谓手段，不过一个空洞的理想而已，废止政府说是他们的手段也好，说是他们的目的也好，因为这‘无政府’本身就分辩不清是目的还是手段。大凡一种主义，必有一种实行的方法，但无政府主义却不。”
2009年4月2日，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座谈会上，朱炳仁委托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主席高美斯转交给圆明园鼠首、兔首持有者皮埃尔·贝尔热一封信，承诺若对方将鼠首、兔首归还中国，他将制作一对完全意义上的复制品赠与法国友人。
笼统地指责无政府主义者们一点不具行动力或只会坐而论道确实有些冤枉，他们也一直尝试在农村建立起改革的实验基地，并为此做一些类似“社会调查”的准备。如有人就主张，在都市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详细调查并知晓：哪几个都市工人最多？属于哪个产业？哪几个产业是外国人经营的？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数目是多少？女工、童工的比例占多大？工人个人的住房饮食状况如何？有过几次罢工，罢工的原因和结果是什么？自由劳动者和失业工人的比例是多少？产业每年的出品和资本家的工资也在调查之列。论者声称这些调查的目的是为发动工人运动提供参考。无政府主义者也估计到中国的农民多半受政治和宗教的支配，特别提醒对中国农民生活中的多神教“决不能用迷信二字轻轻抹杀”，应该具体考察其对农民生活到底有多大影响。
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社会革命胜利后的财富分配问题也没有进行过富有成效的讨论，故有人就特别指出，革命胜利后，对财富必须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没收，如果没有国家和法律做保障，这种暴力的没收过程就会失去控制，如果没有一个中心对无数自由构成的团体加以协调，财富的分配就会陷于失序的混乱状态。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普遍心理，人们往往都会渴求“最丰饶的土地，最完备的工场，最舒适的卫生住宅”，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自由选择职业，这必然造成那些音乐艺术休闲类的快乐行业人满为患，那些疏通运河倾倒垃圾以及工业蓝领工人从事的脏活累活却无人问津，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开始幻想未来用更好的机械代替人工服务，但在人工劳动仍占主导地位的过渡阶段，职业选择确有轻松与劳累、洁净与污秽之别，这些差别也的确影响着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可能采取的道德取向。
还有些信仰“民权主义”宗旨的人以为，“无政府主义者除以自由集合的小团体为理想外，就没有具体的方法。而民权主义就有直接民权的方法，由人民直接的行使选举、创制、复决、罢免的四种政权，以管理国家”。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要求废除国家权力，同时各人又能保持自治状态，却始终停留在口头要求的阶段，民权主义则有满足这个要求的方法，这是民权主义不同于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人干脆说无政府主义者只是一些在心坎上描绘出“一幅乌托邦的图样”的空想家。他们“没有实现大同的步骤和方法，他们过于把社会看成一种单纯的组织，而忘记社会是个复杂的结合”。他们主张把资本收归国有，以免资本和威权合并成一体形成新的压迫势力，却把国家和政府混作一团一笔勾销，而不谋救济的方法，这真是大错特错。
不过，无政府主义者率先发现现代国家在进行民主制度建设时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端和问题，并构想了一系列的举措加以弥补，他们把眼光投入基层社会，试图通过厘定“社会”的内涵界线，构造新的基层组织，努力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依赖“国家”建制以达改革目标的新路。“五四”前后，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纷纷脱离书斋走向工厂和农村，尝试推行各种改造底层的计划，这些人都不同程度上受到无政府主义“社会改造”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早期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构想出的变革蓝图大多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作为一个新兴派别也缺乏具体的实践步骤和行动能力，但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作为20世纪初改革历程中的过渡性团体，在建立近代中国的“社会”观念体系方面做出的贡献是难以磨灭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竞技体育事业亦朝着全球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为体现竞技体育的宗旨“更高、更快、更强”，各项目的市场化、商业化趋势明显，逐渐形成单项目、高质量、高强度的比赛模式，学习美国的NBA、MLB以及各项目的世锦赛和职业联赛等竞赛模式。竞技体育职业化也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部分项目的改革颇见成效，比如：足球的中超、篮球的“CBA”,网球“单飞”模式都是新举国体制的表现，也是职业化转变的典型体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摘自《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摘自《“无政府”构想——“五四”前后“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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