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重围的人文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科学论文,重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人文科学陷入危机，已是老生常谈，尤其是在英美学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刊物《代达罗斯》最近有一期专就美国人文科学的境况做出了估测，爱德华·L·艾尔斯在这一期中撰文简要地勾勒了这一旷日持久的危机(艾尔斯，2009)。文中顺便提及了J.H.普拉姆已经成书的研究(1964)、罗杰·盖格的文章(2006)以及《新文学史》2005年专辑。然而，当今的人文科学确实陷入了重围，而且在人文科学所谓的“故乡”欧洲，情况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糟。对于英文中通常比较狭义地定义的“人文科学”而言，情况尤其如此。英文中所说的“人文科学”大致相当于英美大学的人文学院所设置的学科，即历史学、艺术本身以及语言与文学。其最贴切的德译“Geiste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涵盖的学科范围稍大一些，包括哲学和神学。法文的“humanités”(人文科学)延展至“人的科学”(les sciences de l'homme)，并且包含诸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以及地理学等学科。不过，即便是在文科范围内，有些领域要比其他领域好得多，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的境况确实没有那么糟糕。我这里专指历史学、语言学以及诸如区域研究这样的混合体。而“余下的”学科，也即古典意义上的语言与文学系每况愈下的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在过去的大约25年期间，至少在某些国家，语言与文学系的学生数量一直在减少。在美国，语言与文学专业的学生人数在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急剧下降，尽管绝对数字大致持平。12种主要现代语言的注册学生人数均在上升，但是历史地来看，数字则反映了一个不同的情况：虽然现代语言注册学生的绝对人数由于高校大幅度扩招而有所增长，但是2006年主要语言的注册人数尚未达到1960年至1965年时的比例。自1960年至1965年的高峰以后，与高校不断扩大的招生总数相比，语言专业的注册学生所占比例大幅下降。因此，仅以注册人数的增长来描述发展趋势并不能说明某些变化之巨大(参见弗曼、戈德伯格和卢辛，2007：3-4)。但是，我还是想到了西欧，比如荷兰。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所谓的《博洛尼亚协定》实施之后，尤其是(几乎)在全欧洲大陆引入学硕连读模式以来，荷兰大学的语言与文学系的注册学生人数急剧下降。莱顿大学从1992年到2001年的一年级入学新生减少幅度如下：西班牙语70%、法语68%、斯拉夫语68%、德语61%、罗曼语49%、意大利语47%、荷兰语41%、英语39%。荷兰所有人文学院的学生人数减少了34.6%。荷兰主要大学的数字如下：乌德勒支大学51%、阿姆斯特丹大学50%、莱顿大学37.5%，格罗宁根大学28%、内伊梅根大学20.5%(参见“论坛”)。
这些趋势如果不是即刻那么势必会在多少是较长的时间内(比如3～5年)导致教职员的减少，从逻辑和数学上讲，这是学生与教职员比例所造成的。此外，即便是在把学生与教职员比例用做聘任教职人员的基础的地方，也往往要根据某一大学或某一国家所处的财政状况来“调整”比例。并不是所有地方都以学生与教职人员比例为基础，例如在比利时，任命教职人员教授某些课程并不考虑上这些课程的学生人数，结果一方面造成有些课程几乎没有学生报名，而另一方面有些课程的报名人数大大超出核定人数。
现代语言协会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一直在跟踪美国现代语言的职位空缺，发现相关就业市场的波动与影响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周期有着明显的关联。新近发生的金融危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2008年金融危机的苦果明显地反映在2008-2009年度现代语言协会的职位信息列表(JIL)上。按照职位信息列表所公布的职位数字，2003-2004年度至2007-2008年度之间呈上升走势，之后便开始下降，2007-2008年度至2008-2009年度英语的职位减少了446个(下降24.4%)，外语的职位减少了453个(下降27.0%)。在英语编辑方面，1202条广告公布了1380个职位；在外语编辑方面，1 106条广告公布了1227个职位(这些数字不包括各系后来标上“搜索删除”的广告)。无论是在数字上还是在百分比上，这一年度的下降幅度在职位信息列表所公布的34年的统计中都是单年下降幅度最大的(现代语言协会，2009)。
同样比较合乎逻辑的是，这种削减首先影响的是临时教职员，往往是比较年青的，或至少是新近毕业的博士，他们的合同得不到续签。长远地来讲，当终身教职员退休并无人接替时，它影响终身教职员的数量。即便学生的绝对数量并未大幅度下降反而略有上升(即使与学生总数相比仍然相对靠后)，就如美国1995年至2005年的情况，削减也导致了终身与非终身教职员之间的关键性转变，前者与后者相比呈下降趋势。现代语言协会/英语系协会的报告《教职员人口统计：英语和外语统计描述》(劳伦斯，2008)指出：
从百分比数字来看，终身制和不升即离制岗位的教职员份额出现了大幅下降，达到了10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在整个高等教育界，终身制和不升即离制的百分比下降是因为非不升即离制岗位的上升而不是因为终身制或不升即离制职位绝对数字的减少(当然，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的数据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学科之间的变化情况，总体的概括掩盖了具体机构或部门的情况变化)。英语系协会关于学术劳动力的报告还提请人们注意学生注册人数自1975年以来，特别是从1995年到2005年一直在不断上升。随着学生注册人数的增长，不升即离制以外的教职员人数出现了大幅增长，而终身制和不升即离制教职员的规模基本保持不变。终身制教职员在教学机构中的减少并不是因为裁员，而是因为被淹没(劳伦斯，2008：1)。
换句话说，对于更年轻的一代博士学位获有者来说，获得终身职位的前景越来越渺茫。即便是在语言和文学系的学生数量保持不错的国家，比如比利时，也在削减教职员，这或者是由于裁减临时聘用人员，其中大多数为助理教授和研究职位，或者是由于整个职称类别的取消，比如“助教”(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同名职称，主要由在读的博士担任)。
其次，用于语言和文学学科教研的公共资金在不断地减少。同期《代达罗斯》刊登了哈里特·朱克曼和罗纳德·埃伦伯格的一篇文章，题目为《院校人文科学经费的最新走向及其意义》。他们在文章中将政府、基金会以及私人捐助者为人文科学提供的资助与约翰·达阿姆斯在其为阿尔文·克南主编的《人文科学怎么了？》一书撰写的文章中所做的估算做了比较(达阿姆斯，1997)，还与大学和学院自身对人文科学的投入做了比较。“院校人文科学”在朱克曼和埃伦伯格那里是指“被认定为人文科学系和班……所有正常组合在一起的学科领域，其中哲学博士为最高学位”。它们还包括历史(有时被列入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诸方面(朱克曼和埃伦伯格，第124页)。(埃德加·L·艾尔斯在同期《代达罗斯》的另一篇文章中对人文科学的界定是：“一般而言包括英语和英国文学、外语和外国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民族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区域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考古学、艺术史、音乐史以及戏剧和电影研究。政治学、行政管理、地理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与人文科学而非与各自学科较为定量的方面融合得更为紧密”。)朱克曼和埃伦伯格还注意到了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在这方面的差别。他们的结论是：至少在美国，人文科学的研究经费在过去几十年中已从来自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转为大学和学院自筹。在这些大学和学院内特别是在大学中，用于人文科学的经费所占比重(教职员薪水、研究经费、图书馆投资)在下降；而私立大学总的来讲在各方面仍旧比公立大学做得好。
当然，欧洲大学的教研经费几乎完全是由政府资助。在某些国家，如丹麦，人文科学教研拨款的减少与当前政府普遍削减高等教育与研究的预算是一体的。在另外一些国家，由于政府决策或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大学主管所做的决策，语言和文学领域的学者的经费越来越难以保证。例如，在我所执教的大学，对于个体教职员——大学常设职位的一部分——的所有拨款都被取消，代之以一种竞争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每一分钟科研时间都要与大学其他人员竞争才能获得。由于其他科学，特别是医学、应用科学、工程学等的需要和回报被认为远远大于人文科学，尤其是大于语言和文学研究，这样一种政策的最终结果不难想象。超国家资助机构的情况亦是如此，比如那些由欧盟主管的、依附于或以某种方式挂靠于欧盟的资助机构。以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为例，它有6个专项计划：合作计划、人力资源计划、原始创新计划、研究能力建设计划、联合技术创新计划以及公私合作伙伴计划。在合作计划中设有10个次项，实行“招标”，可提交研究方案。10个次项中，仅有1项提到了人文科学，而且还是与社会经济科学合为一项。原始创新计划下设4个项目，分别为物理学和工程学、生命科学以及还是合为一项的社会经济科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资助，其中一项是专门为年青研究人员设立的“启动”基金，另一项是“高级”基金。联合技术创新计划和公私合作伙伴计划对人文科学只字未提。另外两个计划，即人力资源计划和研究能力建设计划分别在理论上为不分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这些计划所设定的主要条款却使人文科学特别是语言和文学领域的学者很难符合条件。欧洲科学基金主管的研究计划情况大致相同，其重大项目“欧洲合作研究计划”包含了这种合作研究项目，却未给人文科学留有余地；欧洲科学技术合作组织的情况亦是如此，其9个核心领域中仅有一个即“个人、社会、文化及健康”专门涉及人文科学，而且还是与其他学科混在一起，其他8个领域分别为“生物医学和分子生物科学”、“食品和农业”、“森林及其产品和服务”、“材料科学、物理科学和纳米科学”、“化学和分子科学技术”、“地球系统科学和环境管理”、“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运输和城市管理”。
现在我应对以上所说的稍做些提炼。有些语言教研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例如语言学，虽然在吸引学生方面，特别是高阶学位(硕士以上)学生肯定不如文学成功，但在获取政府和其他资助方面却相当成功。尤其是更侧重理论方面的语言学，显然因为它比其他形式的语言研究更“科学”而受到青睐。因此，语言学从学术研究普遍转型中能够获取的好处远远胜于文学。这种转型是从直接的与教职员或教师相关的研究，也即所谓“第一”资助渠道(通过这一渠道，每一位教职员都可获取一定数量的研究时间，如果不一定是物质资助的话)转向以项目为基础的研究，也即所谓“第二”资助渠道。此外，语言学还可以受益于所谓的“第三”资助渠道，也即合同研究，尤其是在偏重计算机的一端。在相反的一端，则认为语言掌握或培训作为一种目的本身要比许多地方传统的院校语言和文学课程所提供的语言培训更“有用”，这种认识致使从传统的语言和文学系砍去了语言培训部分，建立起语言服务中心，这些中心往往去迎合校外客户(由于有利可图，或许服务得全面周到)，更有甚者，它们通过在本校内为本系提供服务来创收。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非欧盟或非美国地区，但也在一些欧洲国家，我们还看到了新创立的私人资助的机构、大学或教学单位仅仅或主要将语言教学作为诸如商业、人际关系或其他某些更为赢利的课程的辅助课。结果造成专门用途的英语课程激增，其学术或研究兴趣不过是提高教学法，这也是其唯一的目的。可想而知，尤其是英语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远随其后的是某些其他广泛使用的语言，这取决于地域和相邻程度，或对于某些国家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相对重要性的不断变化的理解。例如，伊斯坦布尔的科克大学是一所非营利的私立教学机构，它在一位土耳其富商的支持下成立于1993年，致力于从事最优秀的教学与研究，主要提供商业、科学及工程学方面的课程，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也提供有四个选择的英语和比较文学的学士学位教育：世界文学与人文科学、英语文学、土耳其和奥斯曼文学以及电影和视觉文化。学士学位的理论依据是这样来描述的：“英语和比较文学专业以广博和适用为路径，为有志攻读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学生提供出色的准备。该专业还为想在私营信息经济部门获得成功的科克大学学生提供出色的培训，因为在这些部门，关键性的语言技巧越来越重要”。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香港城市大学。在整个欧洲南部，正在不断涌现出来的私立大学大多数都将语言教学视为向所有实用学科的毕业生提供的一种必需技巧，没有任何科研或学术趣味。如果语言是作为一种目的本身来教授，那么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不久前在英国或在英语术语中叫做理工学院的教学机构所提供的实际教学课程中，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的改革以来，它们现在全部摇身变为大学。由于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跟随英国，所以语言学术研究连同文学研究与非学术用途的语言实际掌握之间的分界线已经模糊不清。此外，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将以前更为常见的四年一贯制学习课程分为三年学士和一年或两年硕士连读，这往往把语言和文学课程中更为“学术的”、不大面向实践的部分转入硕士阶段。具体地讲，硕士阶段的语言和文学课程目前往往着重于语言掌握，与(以前的)理工学院历来总是更为面向实践的课程几乎没有什么区分，语言和文学的研习不过是以更为符合需要的装扮留到了硕士阶段。结果，学士一阶的文学教学内容基本上变成了重复性的概论课程。鉴于刚才所描述的情境，研习文学在经济上带来收益的可能性少之又少，人们因此而担心，长远地来看，攻读这一领域的高阶课程的学生肯定会寥寥无几，这必然会造成教职员的研究时间、人员数量以及研究经费等等的进一步减少。攻读语言学的学生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更少，但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语言学可以吸引更多的自由资助，以此来补偿其学生的缺失。
从以上来看，在人文科学内，在语言和文学专业内，受伤尤其厉害的显然是文学这一部分。教职人员的减少，研究经费的缺失，加之受到政府发起的运动所支持的流行观念(比如，上世纪90年代在荷兰流行的观念认为学生甚至高中生应“选择精确”即选择精确科学，并且由此推导出人文科学不会带来高收入的就业，因此攻读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的高阶课程，比如硕士学位，得不到什么实惠)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正如已经提到的，在大学执教的文学学者越来越局限于教授年年如此的学士一阶的概论大课。甚至在硕士一阶，特别是更为通俗的课程，或者简明地说，在学生流动性越来越大的年代，由于明显的原因，更易理解的文学课程，例如英国文学，听课的学生趋之若鹜，乃至所谓的“专题讨论课”变成了讲座，而专题讨论课本来应该要求密集的师生互动，学生要承担相当程度的独立研究，并在班级展开讨论。例如，在我所执教的大学，英国或美国文学的硕士专题讨论课有八九十人乃至更多的学生到堂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么，由于教职员长年不足，而且除了英国文学之外的其他文学又需要达到最低限度的临界质量，所以将各种不同文学专业的学生合并在一起上联合课程越来越常见，授课或者用所涉及国家语言，或者越来越多地用英语。所以，这类课程的教材大部分都是通过翻译来阅读的。即便如此，这样做并不一定一无是处：上这些课程的学生即便是漫不经心或无所用心的，可以说是不得已而求其次，那么他们也可以从“欧洲”或“世界”视角来开阔视野，这是值得称道的。不过，这类课程的作用应该作为用相关外语讲授的民族文学课程的补充，而不应是强行替代它们。所有这一切的不幸结果是，院校的文学教学缺乏广度、深度及视野。更长远来看，文学研究也会如此，尤其是在诸如荷兰或比利时这样的国家，它们不像法国有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或挪威有英才中心，它们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或中心。那么，就文学专业而言，我们最好的学生越来越着眼于美国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们看上美国的一流研究生院是因为它们正宗的学术训练以及非常专门化的教研机构。如果我们诚心诚意地将他们的最大利益放在我们心目中的首位，那么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留学国不仅仅是美国，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也越来越多，而且很快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会成为欧洲极大的竞争对手，甚至在欧洲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方面。
除了对于我们这些以文学为“职业”者的明显威胁之外，这些发展意味着什么？首先来讲，一种批判的欧洲遗产有丧失的危险，而丧失的恰恰是历来与文学研究有着关联并且植根欧洲的“人文”或“人文主义”传统，而且丧失的也是作为欧洲“历史想象”的“文化遗产”。至少，这种想象有被扭曲的危险，而这种扭曲发生在欧洲的“他者”对想象的盗用，因而颠覆了欧洲中心主义——旧大陆太过经常地为此受到指责。并且欧洲在放弃它对其自己文化遗产(就此而言，文学遗产)的掌控的过程中自身变成了他者凝视的对象。或许这事实上就是欧洲的宿命，如果我们赞同鲁道夫·加谢的论点。他在《欧洲，或无限的任务》(加谢，2009)一书中指出，欧洲的哲学任务就是通过将自己的普遍主义基本原则变成世界资产而消融自身，“欧洲”因此而将自己去例外化。
现代大学中的文学研究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一个世纪前古典文学研究所发生的事情。古典文学研究是出现于早期现代性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化和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变化地延续着，当时在纽曼主教的影响下，古典文学研究被奉若神明，成为检验大学教育的试金石。不过，即便在纽曼主教的著述问世期间，马修·阿诺德也在主张古典文学至少辅以更为现代的文学(首先是英国文学)研究是不无益处的，尤其对社会中无特权阶级的教育而言。渐渐地，在20世纪前半期，欧洲特别是西欧的现代语言和文学研究开始取代古典文学成为正宗“通识”教育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古典文学学习的受重视程度，如果不是声誉的话，大为降低，其结果是古典文学系的教职人员等的裁减。在许多大学，古典文学甚至还是一门可以生存下去的学科就消失了。在20世纪下半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即从长时期作为现代语言与文学研究主导形式、明显仿照古典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了批评，然后是“理论”，后两者成为语言与文学研究的主要进路。这种变化的先兆是新批评在美国和利维斯批评在英国的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0年中，这种变化带来了快速变化的更迭，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相继登场。与此并驾齐驱的是，这段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正在被关于更现代的或许是更相关的，而且无论如何是更通俗的媒体的研究所取代，无论媒体是电影、电视、视频、DVD，还是互联网以及最新出现的博客。实质上，这些媒体所提供的东西以及它们的提供方式相当于19世纪中叶构成“通俗”文化的查尔斯·狄更斯及其同辈的小说。我们如今将其视为英国文学的“经典”，因而视为我们认为值得捍卫的“高雅”文学的一部分。那么，现代语言与文学研究的近期未来或多少是更遥远的未来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会类似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这段近期历史：它将退居于学术界的一个小角落，但无疑是一个受人敬仰的角落，也是一个因其以往的重要核心地位可尽情享受的角落。在一个适应了其他价值观、其他利益的世界，这是一种奢华的享受。事实上它将成为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和物种的“保护区”，一种历史情境的标志或提示。
毕竟，以其自己选择的政府为形式并让政府来统治的各个社会有权选择把它们的财富投向何处，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不在它们的选择之中(参见2009年11月13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的斯蒂芬·科林尼的题为《对人文科学的影响》一文，这篇讽刺辛辣但不乏深刻的文章谈到英国大学的新研究资助体系不再只看科学家和学者的“可测量成果”，如出版物等，而是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看其研究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主要是根据经济效益划定的。)由于西方社会越来越受到正在进行中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效率和生产力的全球化的挑战，所以它们越来越被迫“减负”和“瘦身”，而文学研究恰恰可能被列入其中。正如朱克曼和埃伦伯格所指出，“基金会的经费现在越来越指向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创新举措，以及产生可测量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活动，结果造成人文科学可能不如以往那么受关注”(朱克曼和埃伦伯格，2009：130)，而且“相当数量的人对院校人文科学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没有充分的认识，因而无法相信今后的日子会好得多”(朱克曼和埃伦伯格，2009：146)。
然而，假如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文学研究近乎被遗忘，那么这会是一个遗憾，而且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显然出于个人私利为我现在正在攀登的学术职业而悲叹。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让文学研究健康地生存下去。首先，欧洲文学作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是有销路的商品，不仅在欧洲之内，在欧洲以外也同样有销路。不过，要开发这种潜力需要对欧洲文学研究进行投入，提升研究的地位而不是任其遭受伤筋动骨的滑落。具体而言，这要求对这一领域的硕士班和博士班投入充足的教职人员，以便不仅吸引更好的欧洲考生，还有那些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迅速扩张国家的考生。“金砖国家”这个重要缩略语不仅仅可以指一个日趋全球化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世界的“纯”经济状况，也可以指同样更具流动性的国际学术世界。
大多数欧洲国家正在奋力通过削减公共资金同时增加私人资金的投入来减缓大众教育的负担。英国和荷兰不失为恰当的例子：英国的学费在过去的10年急剧上涨；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荷兰数所大学的学生正在占领和封锁学校大楼以抗议政府计划大幅削减2011年高等教育经费。这类措施不惜冒险扭转高等教育民主化的趋势——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这是至少60多年来的一个公开声明的目标，因而导致上述社会在人才方面的实际枯竭。也就是说，有潜力的人才难成正果。由于以上列举的原因，这些措施还有可能严厉地打击人文科学及其之内的语言与文学专业。其实，人文科学以及语言与文学专业属于那些实际上需要最小的额外投入却产生极大回报的学科。不同于精确和应用科学或医学中的许多学科，人文科学并不需要非常昂贵的实验室或机器。它们的基本营运资本是大部分欧洲大学，当然是其中的老牌大学，几百年来多少代人建立起来的图书馆。除此之外，它仅需要稍微在数字获取设施以及人力方面做一些投入，从而可以大幅度地增强图书馆的潜力。
如今，人文科学，首先是语言与文学专业，由于其准入门槛相对较低，所以一直是通往民主化和传播大众高等教育的捷径之一，尤其对没有特权背景的学生而言。如此，它们对西方社会较低阶层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提升也有促进作用。将这种潜在作用浪费掉是很可惜的。但是，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人文科学以及语言与文学专业还可以吸引欧洲以外的付费生，这样至少可以部分地抵消将相关学科的先进教研水平保持或提升到真正的国际水平所需要的额外支出。如果欧洲想实现里斯本战略或其后继者——目标是将欧洲变成世界上知识最密集型社会，那么至少在人文科学可以以相当小的投入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大部分以欧洲无价的图书馆和文化机构为形式的不可或缺资本已经是现成的，它需要的只是激活。换言之，大学的人文科学以及语言与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应该至少被视为与“文化产业”(哪怕是与某些部分)是互补的。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文化产业在西方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幸运的是，一些政府和组织已经开始认识到人文科学的危险处境。例如，荷兰宣布其国家科学基金会已经筹划一项对近期未来的人文科学的数额更大的预算。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发布了一份全国报告(参见《可持续人文科学规划》，2008)之后宣布，它要将人文科学博士研究经费的数额提高至5年1700万欧元(参见国家科学基金会2009年新闻发布)。欧洲科学院数年来一直设有一个欧洲社会高等教育和文化工作小组(HERXULES)，又正在组建一个人文科学工作小组。欧洲社会高等教育和文化工作小组的某些最新成果，参见《欧洲评论》2010年第18卷第2期增刊《高等教育与学术职业多样化》一文。作为一个初步考虑，欧洲科学院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即一些相关问题，比如说整个欧洲的一些高度专门化的人文学科(如古地理学)所受到的威胁，不应再在国家层面上来解决，而应在欧洲层面上来解决，即通过各政府之间就至少在一两所机构中保留这类学科达成的多边协定来解决。人文科学被列入欧盟的第六框架计划和第七框架计划，尽管与社会科学捆绑在一起(在我的经历中是迄今得到的最大一份资助)，而以前的框架计划从未将人文科学包括进去，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文科学的危险境地的另一种承认，并且也是承认至少要采取某些措施使人文科学生存下去。遗憾的是，在欧洲我们并不掌有一个像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人文科学指标”这样的综合工具。帕特里夏·M·斯帕克斯和莱斯利·波洛维茨在上文所提到的那期《代达罗斯》的开篇中对“人文科学指标”所做的描述是：“一种包含74个指标和200多个图表的线上资源，跟踪5个领域的发展趋势：中小学教育、本科与研究生教育、人文科学劳动人口、人文科学研究与经费以及美国生活中的人文科学”(斯帕克斯和波洛维茨，2009：5-7)。或许这是欧洲科学院、欧盟委员会的某个总局或某个这类组织，如欧洲科学基金会所要效仿的某种东西，以作为对欧洲人文科学状况做出正确诊疗的第一步。
最后，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学专业自身做些什么才能扭转或至少抑制这种颓势？首先，必须坚持这样一点，即语言与文学专业按照其“原始”天意是在特定时刻起到特定目的的作用，就像之前的古典文学那样。正如同以前的古典文学，这个历史时刻和目的如今已经成为过去。因此，坚持保护或恢复原初形式的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学专业是毫无意义的。反之，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研究需要从一种功能进路重新思考它们的地位：它们如今为了什么？它们能为什么目的服务？它们的“竞争锋芒”或“优势”是什么？它们应该教些什么？它们应该从事哪一类研究？
基于一种纯思辨的和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我们与其继续坚持强调文学的“独一”或“不同凡响”的地位及其在文化领域相应的“显赫”地位，不如开始将文学视为一种产品，视为一种经济和文化制品，甚或视为一种商品。换言之，我们应该开始将文学置于一个媒体和传播手段的连续体之中。这意味着要更加关注书籍史，关注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及其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的经济意义。当然，这种关注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显露，罗歇·沙尔捷、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罗伯特·达恩顿、安东尼·格拉夫顿、阿尔韦托·曼格尔以及其他人进行了各不相同的研究，最终以《布莱克威尔书籍史指南》(埃利奥特和罗斯主编，2009)和两卷本《牛津书籍指南》(苏亚雷斯和伍德豪森主编，2010)的问世而达到顶峰。再如爱丁堡大学1995年成立的书籍史中心也值得注意。
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如语文学时代在50多年前一去不复返，理论时代如今也在走向尽头。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21世纪初给予“理论”的独特关注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中的另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若是转向诸如社会学、经济学甚或生命科学这些学科去寻找适用于研究我们的课题的概念、工具甚或只是隐喻，反倒会做得更好，这恰恰也是弗朗哥·莫雷蒂所主张和实施的(莫雷蒂，2005)。不过，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有需要人文科学担当的合适角色，并且是重要的角色。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的是，唯独人文科学以及其中的文学能够从人类感受、情感及兴趣的整个历史的视角去反思人类针对所有其他学科研究的问题所持的立场。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在刊登于《新文学史》2005年1期的一篇题为《“人文科学危机”的背后与之外》的文章中指出：
当前时刻最值得关注的特征之一，是汇集于人文与非人文科学交汇点的新的紧迫性，因为这些学科所面对的不仅是诸如遗传工程学、环境创伤以及动物或机器的认知能力这类新的课题，而且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诸如语言的本性以及尤其为人类所独有的特征这类传统课题。仅凭一门学科不可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其中任何一个课题，但是所有这些课题都关涉有关人类的根本问题。以意义、历史及价值问题为其专门领域的人文科学，现在必须将自身重新设想为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讨论和论争的天然主办者。这些论争所产生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将会威胁到参与交战的学科，因为每个学科的主导权或充分性都将会受到其他学科的质疑。但是，知识真正进步的前景以及伴随这些进步而来的学科重振完全抵消了这种威胁(哈珀姆，2005：35)。
美国梅隆基金会主席、芝加哥大学前校长(2000~2006)及康奈尔大学前院长和教务长唐·迈克尔·兰德尔在上文所说的那期《代达罗斯》中做了如下阐述：
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从所有层面强化科学与数学的教学与研究。但是研究什么使这些事业成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支持知识生产及知识在社会中的正确应用的价值观，研究、深思及探索做人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和如何应该围绕着全球组织我们相互关联的生活：这些都属于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所言和有所为，仿佛我们真正相信人文科学和艺术关涉和奠基了一个民主社会的最深层基础。思考这些事情实际上花费不了很多钱，所需要的是为它们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创造空间，然后尽力依赖我们在那里所发现的东西去生活，无论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的方法和规模如何。
换言之，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坚持保卫文学使之脱离或高高在上于日常现实世界，然后在此基础上索求我们在学术界以及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而应以更好地“推销”自己为目标，无论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还是字面意义上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