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道统学统与政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统论文,之三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古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和未来的审视是与对自己的不断反省联系在一起的。近十年来，大陆知识分子前后发生了两次自我的反思。第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刚刚从社会的边缘重返中心的知识分子们在一场“文化热”中企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过去的形象决裂，重新担当起匡时济世、救国救心的使命。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经过一场剧烈的政治动荡，中国开始了急速的社会世俗化过程，知识分子好不容易刚刚确立的生存重心和理想信念被俗世无情地颠覆、嘲弄。他们所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顷刻之间失去了意义，令知识分子自己也惶惑起来，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从强调精英意识开始觉悟的，而到了九十年代，又恰恰是从追问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虚妄性重新自我定位。
陈：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惶恐，即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惶恐。文革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再起，是接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条血脉，但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却早已失去了，也就是知识分子重返庙堂的“道”没有了，只剩传统积淀下来的思维习惯，再要恢复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就变得很虚幻。文革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主要通过两种武器来阐发的。一是人道主义；一是自由思想。这两种武器在政治上导致民主平等意识的发展，在经济上导致计划体制的转换，像连环套一样连接成一个整体。但这种结果与知识分子自五十年代以来对国家计划体制的依附关系是冲突的，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所宣扬的理想，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摆脱他们现存的社会地位和扮演的社会角色。如果这一步不迈出，知识分子的惶恐永难消除。
蔡：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为天下师”的传统心态，说得明确点，就是企图以“道统”控驭“政统”。这样，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定位就不仅仅是文化的启蒙者，而且还是社会实践的主要策划者；他渴望重建的，不仅是社会的文化秩序，而且还有社会的政治秩序，因此而相应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力。
然而，这种话语权力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受到了政治的挑战并且最终被颠覆。知识分子统统被纳入国家行政体制的各个部门，并成为“国家干部”。这种身份的转换，意味着当代知识分子从“师”的角色中彻底退出（这种退出同时意味着知识分子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说权力的丧失），并且成为政治的改造对象。
文革以后，社会松动，刺激并复活了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背景，并要求重新进入“师”的角色，一种重返话语中心的企图由此产生。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大都是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五·四”新人文传统。
但是在思想上，知识分子已普遍走出传统的窠臼（这里可以作一个比较，就是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广场诗抄，当时对抗传统专制的，有许多是传统思想和传统形式），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被重新强调，保护私人性、自我指导、自由和解放……，这样，由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并投身其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支持并鼓励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发展，在经济上则开始消解传统的计划体制。这样，在客观上，它所可能导致的便是现代化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
新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精神的先锋作用。观念导引并启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由此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这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从社会实践，而是主要从自身的精神传统和知识系统去想像未来，在这种想像中，存有一种浓郁的乌托邦情绪。然而，经济一旦启动，便会产生许多属于自己的特点。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像，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曾经赋于理想激情的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现在得到了市民阶级的世俗性阐释，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得到实际的鼓励，灵—肉开始分离，残酷的竞争法则重新引入社会和人际关系，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一种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的确，某种思想运动如果不能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实践，那么它的现世意义就很值得怀疑。可是，一旦它转化成某种粗鄙化的社会实践，我们面对的就是一颗苦涩的果实。知识分子有关社会和个人的浪漫想像在现实的境遇中面目全非。大众为一种自发的经济兴趣所左右，追求着官能的满足，拒绝了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
我想，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是针对这种在思想解放和商品大潮中的困惑，以求重新获得信念的支持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在这中间，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我们重新思索的，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英思想（依存于“四民之首”的传统社会）是否本身就与现代社会有着某种潜在的对立。“启蒙”的活动方式被迫解构后，他们能否接受新的言说方式，比如对话的方式，独语的方式，等等。
许：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传统：道统、政统和学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道统是最高的。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诚意正心修身是灵魂，是道统，不仅政统（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受此制约，而且学统（格物致知）也是为道统而存在的。三统分别体现了体（道统）、用（政统）和文（学统）的等级关系。以这样一种理解来看问题，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发展出具有责任伦理精神的独立政治传统，也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学者那样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的独立学统。政治道德化与学术道德化成为普遍的现象。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孜孜追求的就是那个天地万物无所逃避于其间的“道”。他们希望建立一种统驭一切的道统来安邦治国，而学术只不过是求道的工具或通道而已。这样的道统，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别的什么人无论你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还是握有大权的帝王，都没有资格领受。这就成为精英意识的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八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也是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自己的社会使命的。林毓生教授在其名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提出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以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倾向，过去大陆学界包括我自己对之多有误解，林实际上指的也是这种一元化的道统意识。有趣的是，当八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强调自己的精英地位时，多少是不自觉地继承了前人的这种心态。虽然他们以一种比五四知识分子更激进的态度激烈反传统，但在建立道统的方式或进路上依然是“传统”的。最近金观涛、刘青峰在香港出版的新著《开放的变迁》一书对这一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重建意识形态一体化结构，虽然意识形态即“道”的内容改变了，但那种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变，仍然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来重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反思仍未突破这个传统的格局。当一场文化热过去以后，当知识分子们发现除了留下一大堆崭新的理念之外，在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积淀时，便开始重视学统自身的独立性，开始注意承接前人留下的学术传统。一旦意识形态化的道统意识淡化，学统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了，而政统也开始世俗化，以责任伦理的方式重新建构。道统意识消解了，但道统的意义反而更纯正了，它不再自命不凡，越界筑路去干预知识或政治，而是严守形而上领域，为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提供超越性的精神和道德资源。
郜：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是否把自己的理想具体化为某种社会实践，而在于他总能够从自身传统中提出一系列指向社会实践的理想，并以此坚持自己独立不迁的价值立场。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不能无距离地将自己胶合在某种单一的现实愿望上面，而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和热情致力于自身传统的建构，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自身所持的价值标尺的反思。九十年代的社会运作很多方面确实逸出了知识分子原有的人文构想，社会文化的无序性和随意性特征愈益明显，人文传统积贫积弱，大众消费文化和燃烧的物欲席卷一切，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更应该义无返顾地为自己的学术和知识传统做点原始积累工作。中国人向来强调以学养思、以学促思、思融于学，学统也是思统。因此，提倡建构学统，并不等于标榜死学问。相反，只有身在一种学统之中，知识分子做学问才能汲取到更充沛的生气，也才能更有效地批评种种社会现象。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从从容容地“积学”。如果不能积学，知识分子谈论一切问题都没有他自身的根据。积学是知识分子维系自身价值立场的切实道路。只有在毕生积学的过程中，他才有可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再也不能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再也不能“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了。几十年来，知识分子悖离自己的传统实在太久了；在无家可归的人文荒原上流浪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应该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去，这不是说说而已的事。这个问题牵涉到人文学者整个的生活世界，牵涉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大修复，光靠说不一定解决问题，要靠我们身体力行，一点一点去做。
陈：知识分子的岗位也就是他的精神家园。学统是它的表现形态而不是根本依托，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道统与学统分离以后仍然会有他的安身立命之处。我策划《世纪回眸》丛书就是有感于这样一段历史：在上个世纪末道统崩溃时，虽然也有像王国维那样的知识分子“梦中恐怖诸天堕”，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为之惊慌失措，他们中有的转向教育领域，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北大提倡新文化；也有的转向出版行业，疏通了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渠道。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开创了许多现代人文学科。他们为什么没有像我们今天那样面对社会变革、道统崩坏的现实惊恐万状？我想就是因为他们那时精神上的岗位并没有消失，所以他们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他们从传统道统中迈出一步去，真是天地宽得很。而文革后的知识分子也面临了从意识形态的政统中一步迈出去，可是迈来迈去还是在政治圈里踏步；甚至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怀念起计划体制下的安全感来。我想这种怀旧情绪正是来自人格的萎缩，而人格的萎缩正是来自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岗位。
郜：人文学者的命运，系于他和“道”的联结。十九世纪人文传统和二十世纪人文联向之间发生的道的历史性转型，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学人的文化命运和现实处境。西方人文传统所依之“道”，比如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等，也许在当代确实遇到了困难或是发生了某种断裂，但西方学人的学统并未因此而被抛弃，反而在不断反传统的呼声中更趋稳固。旧的“道”容或改易，但有了稳固的学统，又会演出新的“道”来，这或许正是西方学者最值得我们羡慕的地方。荒原、荒诞、虚无主义、解构，都是他们喊出来的，但也正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充当了西方传统合法的阐释者和促使旧道向新道演化的发明家。西方人文之道千变万化，但总有稳固的学统和思统作为学人的精神家园和意义王国。相比之下，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人文之道历经改易，同时一整套学统和思统也跟着面目全非。现代中国几乎任何一门人文学科都在无可逃避的中西古今之辩中经历着一场自我消耗性的学术挣扎，这个事实如果不是道统丧亡的表征，也足以证明整个人文学科系统所面临的学统破碎。学统不存，遑论道统。一时代道统哪怕全然崩坏了，只要学统还在，学者终还有望通过处身这个学统之中的著述显明他的道统。乾嘉学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纪霖刚才说知识分子有三统，道统，学统和政统，我认为对当代中国学人的处境来说，学统大概是最重要、最贴近的。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到谈“道”议“政”的水平。陈思和曾说过知识分子要有岗位意识，我的理解就是先要强化我们的学统。
蔡：人文精神的沦丧，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生存环境有着内在的关联。现代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许多自由职业（民间化的）来发展自己的思想或者你们所说的“学统”，但是这种生存环境在四九年以后就不存在了，大家统统被纳入到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体制内。我读杨绛的《洗澡》，感触就很深。知识分子成为“国家干部”，每人按月从财务科领取一份工资，并经受思想改造的痛苦（“洗澡”）。慢慢地，知识分子习惯了，并渐渐蜕变化成依附于这个体制的“寄生物”。现在，尽管有一些知识分子游离出这个体制（所谓“下海”），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仍然栖身于这个体制内。我看很多的问题实际上就产生在这里。支持体制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失去它的理想激情和乌托邦魅力，而当代知识分子的许多潜在理想又是与之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表层的（知识性）理论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潜在的也是根本的生命态度。现在的知识分子有着一种被“抽空”的思想感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从未扮演过“民间”的角色，体制内生，体制内长，他的思想就必然与这个体制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瓜葛。现在是逼使每个人袒露出自我的时候。无可掩饰也无可回避。
现在的问题是，体制内同样弥漫着商业性气氛，对私利的角逐局限在体制内，便会演化成权力的争夺。体制外呢？市场社会的商业性倾向同样使知识分子感到厌烦，那里只追求官能满足，而不需要价值关怀，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被重新证实。而且知识分子在体制内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性，也已经使他丧失了“出走”的勇气和能力。这样，不管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知识分子都感到找不到出路，甚至某种程度的绝望。许多的痛苦和困惑都由此产生。尽管一部分学者进入书斋，但我想说，其中仍潜藏着无奈与被动的选择。
今天我们强调重建人文精神，不仅是对抗商业社会的平庸与粗鄙，同时亦是一种超越体制的努力，起码在精神上，我们应站在民间社会的视角，重新反思清理我们的思想和传统。不然的话，因为对商业社会的恐惧、更因为我们与这个体制的依附关系，“人文精神”的倡导反而可能激活某种激进主义的情感情绪或者干脆转向一种保守主义的道德立场。
陈：我觉得无论原来的计划体制是否瓦解，知识分子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当然作为个人而言，你做一个文化部长或者修钟表同样不妨碍你坚持人文精神，但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应该在民间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通过自己的渠道来传达人文理想的声音。人文精神并不是知识分子赖以自慰的阿Q主义，不是提倡“任凭你腰缠万贯，我自有人文精神”的消极防御。人文精神是一种入世态度，是知识分子对世界对社会独特的理解方式和介入方式，是知识分子的学统从政统中分离出来后建立起来的一种自我表达机制。将来的知识越来越普及，可能经商的、当官的以及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都有较高的学历，但对于世界的人文关怀不是人人能做的，这就会构成将来社会中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特殊的地位。
许：关于体制与人文精神的问题，我想即使计划体制消亡了，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比较起前现代社会，现代化社会中的体制力量不是变弱了，而是日趋强化。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和政治领域的科层化管理一旦替代大一统的计划体制，同样会对人文精神构成威胁。这一现象在发达工业国家已经十分明显，在大陆也初露端倪。市场经济和科层制度分别是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沟通媒介的，除了金钱和权力这两种价值之外，按照其本性是拒绝其它价值的。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世界（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的上述逻辑在现代社会不断地向生活世界扩张，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合理的沟通，只剩下交换和控制的关系。在这种逻辑导向下，知识分子工作的超越性价值社会拒绝承认，使得知识分子自身也失去了价值的依傍，被迫以市场流行的价值来衡量自己。过去人们为政治激情驱使而写作，如今为商业激情（名利欲望）驱使而生产文字，这岂不是一种更严重的人文精神失落！
蔡：许纪霖说的“商业激情”，事实上也侵入到文学之中。文学与商业化的结合，便是它的媚俗倾向。艺术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独创性，纯粹精神性的写作已经很少。写作者企图通过艺术来过一种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因此重新强调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起码在目前还是非常需要，尤其是写作者的精神境界和人格操守普遍平庸和匮乏的今天。
郜：其实小说也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重要表达渠道，但目前来看，小说家还处于对以往意识形态化的精神体系作反抗的水平，还达不到正面描写知识者的处境及其自我超越的可能。这些作家本身就是一群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即使想表述某个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的生存问题，也不愿意或无力把叙述主体写成一个知识分子。这也许说明知识分子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充当小说的主要说话人的程度，即使不算“缺席者”，也未能进入小说的话语中心和意识中心。
陈：当我们讨论“人文精神何以成为可能”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当代的意义。这个命题的前提是当代人文学科所面临的危机不仅威胁了人文学者在当前的处境，而且更深刻地威胁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前景。由于问题的出发点是人文学者的实际处境，因此讨论本身更带有知识分子自省的意味，即人文学科何以在当前的社会机制变革中处于被动的局面。再进一步说，即当代的人文学科究意成其为人文学科吗？当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哪个文化层面上履行了知识分子的职责？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就大议特议人文学科的危机和知识分子的困境，就容易被一种虚妾的失败主义所笼罩，问题也谈不到深处，更无法来谈当代社会变革的前景中究竟需要怎样一种人文精神来给以制约。自五十年代以来，人文学科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计划体制，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部门。作为它的科学属性需要它通过不断的自我证伪来开拓新的领域和提出新的问题，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服从整个计划体制的制约，与所谓求真的科学属性构成了不可解脱的一对矛盾。那个时代编成的一批概论式、史论式的教科书后来都进入了教育领域，成为规定的教材。以后的受教育者，包括我们这一代和再后面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基本上接受的就是这一类教科书的传统。我自己是研究文学的，我最清楚当代的文学史、文学概论一类教科书究竟在多少程度上体现了这门学科应该含有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这是当代知识分子与教育传统的关系的一面；再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一面：五十年代知识分子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作人员，享受的是国家干部待遇，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都要高于一般人，这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工作人员的职责与知识分子从本能上激发出来的重返庙堂的精英意识不能不相抵触，这就导致了五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其结果是凡能生存下来的工作人员，只能是在人文精神方面实行过自我阉割的人。当然我这里没有把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成果和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中的积极影响包括进去，但就一般状况而言，在当前商品经济引起的金钱拜物教泛滥中，最感惶恐的就是这一类依附在意识形态的计划体制内的所谓人文学科，以及在近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影响下逐渐从这个计划体制下游离出来、但在学术传统方面依然延续了原有形态的人文学科。因此在我们谈论人文学科危机时，首先要区分清楚，这些人文学科本身还是否具有人文精神。否则，很容易得出消极的结论，认为人文精神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失落的。其实，人文精神的命题虽然是面对了今天，但这个命题本身是早已存在于整个当代史之中了。
许：今天我们的对话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追问起，辨析了中国文化中的三种传统：学统、道统和政统。我们的话题集中于在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学统和人文关怀是如何失落的。我们都同意为了建立学术的独立性和重构人文精神必须首先解构传统的道统中心，让学术从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人文精神具有超越政治功用的独立意义。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学统、道统和政统尽管在结构上分殊了，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彼此之间就毫无联系。多元不是一盘散沙，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而是在新的理解之中的重新整合。也就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精神这一命题具备了重建的合法性前提。我们可以将人文精神理解为一种新的“道”，这种“道”不再期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学术和政治“统”起来，它只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意义系统和沟通规则。这种新“道统”与学统和政统的关系是平等的、积极的、互动的。人文精神为系统世界提供终极性的合法性资源，而后者又以制度化、体制化的形式保证人文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有条件的实现。人文精神同样促使学者在学术工作中不致堕入纯粹的技术主义，在知识关怀的同时依然保持人文关怀，而学术工作又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充足的知识资源，如此等等。至于个人的人文精神落实在何处，选择什么样的信仰，那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要有信仰。有所信，有所追求，有所敬畏。如此才能相互沟通、对话、交流，建立对话和交往的游戏规则。如此才不致使体制里面的逻辑替代生活世界自身的逻辑。我们方可以在金钱和权力的控制之外，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一个非物化的、真正属人的生活世界——里为人文价值建立起不亚于钱、权的第三种尊严。
整理者：刘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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