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弱民主”到“强民主”：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中乡村民主的崛起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乡村论文,视野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乡村社会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其治理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统治秩序及政权稳定性。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其目标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社会，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吉登斯，1998），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的整合秩序并维护国家政治统治的基层权威基础，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目标。然而，现代国家统治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严密行政控制，更具有法理型统治特点，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全体国民的心理认同，必须建立于政治权威的基础上。从世界范围来看，实现国家权威民主化已经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选择。当然，基于各国历史国情不同，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可能交互进行，并不一定同步进行。对于中国这类后发展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呈现非均衡性的特性，往往是先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然后再逐步推进民主—国家的建构、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徐勇，2003）。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实行的是高度控制的行政集权体制，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行政控制下的乡村治理体制趋于瓦解，乡村社会的草根民主随之得以崛起与发展。然而，从乡村民主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基于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构的逻辑，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现实与历史国情以及乡村社会基础等多重因素，中国乡村民主发展呈现出渐进式的发展路径，这是一个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博弈与互动的过程，在实践中乡村民主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历程。
一、弱民主：行政权控制下的民主自治
在中国视阈下，现代国家具有双重特性，即包含着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两重含义。相应地，现代国家的建构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建构的过程（黄辉祥，2008）。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国家可控性放权机制使广大农民的自治空间得以扩展，乡村民主机制在实践中得以孕育。然而，制度的实施离不开既有的社会环境与体制基础，乡村民主制度的实施离不开乡村社会内部基础及国家外部制度供给。乡村民主治理时代的到来并非意味着乡村民主治理机制的成熟运转，现代国家建构必须以维护国家政治统治稳定为前提，必须以国家对社会强有力的政治整合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国家建构的过程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既要实现国家政治稳定，又要推动民主化进程。在社会转型期，维护国家政权稳定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基于此，如图1所示，现代国家建构中乡村民主治理应该描述为行政权力控制下的民主自治更为恰当，乡村治理体制体现出“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倾向，在这种治理体制下，村庄公共权力是基层国家政权的下级单位，基层国家政权通过行政性指令方式控制乡村社会，导致乡村社会再行政化。在实践中，村庄公共权力并未因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而从国家政权的行政化控制中解脱出来。在运行中，村庄公共权力主体由于具有多重角色功能而产生了角色冲突。基于特定的制度、体制环境，民主制度在国家权力、村庄公共权力及原子化村民的相互博弈中逐渐被扭曲，基层民主发展体现出国家行政权力控制下的弱民主的特征。
图1 弱民主时期的乡村治理关系
1.民主行政化：国家政权的强力渗透。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不断向农村渗透的过程，现代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使现代国家权力对农村地区具有高效的监控手段，农村毫无疑问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行政权在运行中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这种权力行使的主体必须是依法设立的国家行政机关或它委托、派出的机关；二是这种权力的行使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三是这种权力行使的范围，是国家的公共事务”（潘嘉玮、周贤日，2004）。实践中，国家政权利用行政权的强大支配性对乡村社会进行严密控制。从形式上看，“乡政村治”模式使原有乡村治理体制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然而，从实践层面来看，税费体制的嵌入却不断销蚀着这种体制格局，维持国家政权稳定运转的强制性税费征收制度使乡村社会被牢固地置于国家政权控制之下，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仍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税费时代，基层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动员包括乡缴工作在内的镇站所、村组干部（甚至中小学校的教师）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村委会和镇站所的“内部化”、行政化过程，以及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导致了一些农村地区频频出现治理性危机（吴理财，2007）。为维护政治稳定，国家政权通过强大的行政权威对乡村实行可控性治理，乡镇政权成为唯一的治理主体，乡村民主治理体现出单一的治理模式，一切民主治理的运行都由国家政权自行决定。当然，在实践中，基层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更加具有隐蔽性，诚如基层乡村干部在村委会选举中所指出的，“对村委会的主要人选，应当说有意图，但我们没有直接提名，由镇上派下去的干部掌握，与居民的提名对对号，也算是一种磨合吧。大多数人选上下都一致，一个村就那么几个骨干嘛！少数也有提不出、不集中的，稍微说说，做做工作，也就明确了。要说乡镇直接提名，没有；全靠居民去一个一个随便提，机械地统计票数来确定候选人，也不完全是，现阶段农村基层只能是这样”。 乡村治理体制因特定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而逐步偏离民主自治之精神，乡村民主在运行中逐步演变成为国家政权严密控制下的“行政化民主”。
2.给予式自治：弱化的村庄公共权力。在转型期，实现强有力的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稳定仍然是民主国家建构的重要任务。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依赖于国家行政权的作用，通过行政权向社会的渗透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徐勇，2007），由此而产生的民主治理定位致使乡村治理中行政权高于自治权。以1984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为标志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乡村治理格局，村民自治没有切实有效的法律保护。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制度缺乏必要的村庄内部基础及外部制度支持。理论层面上，村庄公共权力的权威性必须建立在全体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实践层面上，村庄公共权力的产生仍然由国家政权一手操办，国家政权控制乡村命脉的重要手段仍然存在，维持村庄共同体公共事务的各项经费必须从村庄内部提取。同时，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成为国家政权的行政化机构便具有了对村庄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权力后盾以及提取村庄资源的合法化渠道，这进一步促使村庄公共权力自愿趋向行政化，致使村庄公共权力成为基层国家政权的一条“腿”。国家政权对税费征收的默认使各级政府部门都参与乡村社会资源的分割，村庄公共权力成为国家政权各项税费征收的重要工具。同时，中国基层民主建设是国家自上而下主导的结果，属于“给予式民主”，新型乡村治理体制缺乏制度运行的村庄内部基础，致使基层国家政权可以通过法律意义上的指导关系，利用行政手段甚至暴力威慑工具严密控制乡村社会，使村庄公共权力在博弈中无力与之抗衡，村庄公共权力在实践运行中趋于衰微。
3.依附、庇护关系：被“束缚”的农民。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使广大农民从社队集体（化）时代中解放出来，与其说这种解放是自由的解放，不如说是生产自主性的解放。从现实来看，公社制度的解体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然而，获得生产自主性的广大农民仍然生活在原有的村庄地域范围内，农村社会依旧是一个封闭性的社会共同体，农村社区人员的同质性比较高，公社制度的解体使身份特征从本质上没有得到明显改变的广大农民，进入了泛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时代。长期受人民公社制度潜移默化影响的广大农民在长期的实践训练中已经形成了对国家权威的心理认同，特别是新的乡村治理体制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因此，自身对新型国家政权具有强烈的依赖感。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村庄公共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形成了默契的依附、庇护关系，村庄公共权力成为国家政权税费征收的主要工具，村庄公共权力在征税及代理各项事务中所体现出的国家权力形象对广大原子化的村民也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同时，村庄公共权力利用国家权力赋予村级公共权力维持自身运转的经费收取许可，以及掌握村庄资源支配权这一重要手段，使广大农民对其形成依附关系，思想、行动受到严重束缚的广大村民为避免与国家政权直接接触，从心理上也趋向于对村庄公共组织形成依附、庇护关系，以获取村庄公共权力的保护。广大农民在现有体制下受基层国家权力及村庄公共权力的双重束缚，缺乏自我保护机制及利益诉求机制。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建构过程是保持政权稳定与有序扩展民众参与相结合的过程，诚如亨廷顿(1996)所指出的，“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与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协调”，而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路径选择以“维护国家政权稳定为核心、政治参与渐次扩大次之”的目标选择，政治参与总体上处于滞后状态，广大农民无法通过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及利益表达机制来表达自身利益，特有的制度环境使民主发展内生基础不足，外部制度供给缺失。
二、民主崛起：政治权威民主化所演绎的乡村民主逻辑
以税费改革为特征的国家制度变迁使乡村关系得到进一步理清。农业税的取消，其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它所引发的是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从“形式化”阶段迈向“实体化”阶段，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乡村公共财政体制以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变革（徐勇，2000）。税费改革导致国家、村庄与农民之间关系重新调整，乡村治理体制趋于明朗，乡村关系趋于明晰，如图2所示，法律精神得到较好体现，基层国家政权与村庄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法制化，村庄公共权力与村民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正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及乡村关系理清，乡村民主发展的内部基础得以巩固，农民民主意识得以觉醒。同时，取消农业税后，通过新的治理体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也成为国家政权建设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而村民自治制度无疑成为推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在实践中，村庄自治权力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乡村民主治理由于税费的取消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前景。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席卷全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使实现政治权威民主化日益成国家政治统治合法化的重要手段。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也顺应了当前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在现实中进一步演绎出了新时期乡村民主的逻辑。
图2 民主崛起时期的乡村治理关系
1.政治统治合法化：客观环境推动的民主。税费改革削弱了基层政权从农村提取资源的合法化手段，基层国家政权不断膨胀的权力得到了有力遏制，乡村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有效缓解。由于失去税费征收的制度依靠，基层国家政权对村庄公共权力行政指令性控制的模式逐步失去根基，税费时代的终结使基层国家政权的角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现实的社会环境致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职能。然而，税费时代终结所留下的是债台高筑、经济资源匮乏的乡村“烂摊子”，被解放的广大农民对税费改革后村庄经济发展滞后、债务等遗留问题产生了强烈不满。体制改革后，随着农村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广大农民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强，诚如亨廷顿(1996)所指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处于特定体制转轨期，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资源有限及分配不合理，广大农民必然通过非常规利益表达方式来表达自身利益，这极易导致秩序混乱，滋生社会动荡。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中，维护社会稳定成为体制转轨期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任务，而在现实环境中，经济发展致使农村社会利益分化不断加剧，广大农民参与意识及参与能力得到明显提高，通过民主机制整合乡村社会已经成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增强国家权威性基础以及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政权合法化的重要途径。国家在乡村民主建设中进一步扩展农民的自治权，“有效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提升了国家在广大村民中的权威形象及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的能力，重新获得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服从与忠诚，从而为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未来的善治提供了重要保证”（包先康等，2007），在实践中，国家政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了乡村民主建设的进程。
2.契约性授权：村庄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在“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社会管理中事实上存在着由乡镇政权行使的行政权和由村民自治组织行使的自治权这样的二元权力格局。这两种权力作用于乡村社会时，由于诸多原因往往会产生一定的矛盾甚至冲突，由此而形成了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乡村关系”问题（黄辉祥，2008）。乡村治理变迁进一步理顺了乡村关系，村庄公共权力逐步从基层国家政权的行政化控制中摆脱出来，然而，债务问题成为税费改革后村庄发展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化解债务、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成为税费改革后乡村发展的重要任务，实现村庄内资源的整合与优化、确立村庄公共权力的权威性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基础。在村民自治的体制框架内，法律精神在现实环境中得到有效落实，村民与村庄公共权力之间的“契约授权”关系逐步形成，村庄公共权力来源回归权力本质，广大村民的集体授权成为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村庄公共权力通过广大村民集体的认同及民主参与获得合法性支持。契约性授权进一步推动村庄内部各项秩序的重新建构，村庄民主治理的机制进一步建立，在村庄民主治理中村民与村庄公共权力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村庄内各项事务逐步实现了民主化机制，村内兴办集体事业和公益事业，遵循“量力而行、群众受益、民主决定、上限控制”的原则，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在国家外部政治民主权威化的有力推动下，村庄内部民主机制在实践中逐步得以有效运转，乡村草根民主逻辑在实践中逐步形成。
3.民主意识的觉醒：现时代的理性农民。乡村治理体制变迁使乡村社会获得了空前自由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现代文化进一步培育了广大农民的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新经济体制及现代社会环境使广大农民在行为方式上更加趋于理性化。实际上，正是基于获取自身利益的动机，广大原子化的村民积极参与村庄的各项治理活动，在互动中相互博弈，从而最终达成共识，进一步推动乡村民主治理的进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广大劳动人民实际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力，这与要求他们在最大范围内、在最高程度上参与政治生活，应该是一致的（杨礼宾，2005）。村庄公共权力对村庄集体资源具有重要的分配权，集体经济利益将广大农民与村庄公共权力有力地联系了起来，广大农民只有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才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也使他们逐步意识到的，基于经济利益动机推动的治理参与进一步推动着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在国家层面上，国家权力民主化日益成为权威合法化的重要基础，国家民主化利益诉求及整合机制也为农民表达自身利益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为广大农民民主意识及参与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恰如某基层党支部书记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农民民主意识特别强，人人心中有杆秤，不公道的事是无论如何也瞒不住的，与其躲躲闪闪，不如彻底公开，取信于民”。特别是有了经济利益的刺激，广大农民的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博弈技巧也逐渐娴熟，在实践中能够通过有效的博弈方式维护自身利益。而在群体参与的博弈中，广大农民逐步建立了互惠、互利与互信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新型社会资本的形成。现代理性农民的产生，其意义不仅在于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与手段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政治权威民主化的外部制度供给下，理性农民能够按照乡村社会内部运行机制及其发展逻辑从乡村社会内部推动民主发展，从而形成乡村社会内部自发推动与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动相结合的乡村民主之路。
三、强民主：民主存量所引发的增量式民主
民主国家的建构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自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来，乡村治理体制不断走向民主化，国家政权稳定性逐步提高。从总体来看，20多年的基层民主实践之路使民主制度在农村地区日益扎根，民主制度的运行使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有力的保障，民主制度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公正与公平等价值理念逐渐渗透到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基层民主生活作为培育民主意识和实践民主能力的“练兵场”，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轮驱动”，显著改变了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与参与精神，在国家政治权威民主化过程中，基层民主成为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建设的重要动力。从实践来看，由国家制度供给与乡村社会内部互动所推动的乡村民主建设使民主发展的存量已相当丰富，乡村民主发展逐步走向新型民主发展阶段，即增量式民主发展阶段，这是一种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共赢的民主治理方式。这种民主形式有利于在不损害农民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的经济政治利益，从而实现大多数农民利益的集约型增长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发展（裴泽庆，2007）。如图3所示，从理论分析和实践角度来看，乡村增量式民主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构成要素：国家政权、运行机制、乡村社会内部基础。其中，国家政权是推动乡村增量式民主发展的外部动力，乡村社会资本是推动乡村增量式民主发展的内部基础，而运行机制则是推动乡村增量式民主发展的运行规则及制度保障。从乡村民主发展实际来看，乡村社会内外环境和制度条件为推进增量式民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进一步推进乡村民主的深化与创新。
图3 乡村增量式民主的构成要素
1.乡村社会资本的积累为增量式民主发展提供了内部基础。社会资本对推动民主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的存量，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帕特南，1992），因此，在传统社会，家族、宗族及民间团体所衍生出来的比较丰厚的乡村社会资本使传统农村社区共同体内聚力比较强，认同感比较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强力渗入农村，集体化改造致使乡村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村庄内部基础被瓦解，乡村社会资本存量锐减。人民公社解体后，乡村社会资本积淀较少，村民自治制度由于缺乏相应的内部社会资本而不能形成高认同感的共同体，凝聚力不强，在面对国家政权行政干涉时显得无能为力。然而，税费改革的启动使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乡村社会的公共场域进一步扩展，乡村社会宗族、家族组织日益复兴，虽然一定程度上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家族、宗族组织的兴起使传统乡村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传统社会资本逐步复归，对推动乡村民主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近几年来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催生出一类新型社会资本，即乡村社会组织资本。随着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在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过程中，基于共同利益需求的广大农民纷纷自发结合，形成了各类经济组织，以公益服务及公共事业为目的的各类公益性组织也如同雨后春笋，各类乡村社会组织的存在为乡村民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间组织能使公民与政府之间更好地沟通、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信任感，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许多矛盾，促进政府由治理走向善治（郑传贵，2007）。各类社会组织成员在互动中逐步形成互惠互利机制及较高的认同感，他们参与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在熟人、半熟人社会，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在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机制的推动下进一步加深了彼此间的信任与利益协商机制，村庄内部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资本网络，形成了较强的利益整合及表达机制。正如梁漱溟(1990)所指出的：“农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养起农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质，而作用的显现要在组织。”乡村社会治理变迁所产生的以传统宗族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使村庄内部分散化的利益能够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得以整合与表达，从而最终能够达成利益均衡状态。同时，各种社会组织对村庄公共权力运行及国家权力运行形成强有力的制衡与监督作用，以集体的力量自发形成维护村庄整体利益的动力。乡村社会资本的发展使民主发展的内部基础得以巩固，并进一步推动着乡村增量式民主的发展。
2.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治理为增量式民主发展提供了动力。乡村治理变迁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必然结果，在乡村治理互动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边界日益明确，分工日益明晰，乡村社会自治功能在国家政权的认同下逐步得到提升。通过民主化机制维护国家政权稳定与推动政治发展已经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不再是政府一手操办的结果，乡村社会内部发展逻辑及国家政权建设外部要求促使乡村治理必须建立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合作的基础上，这无疑是一种制度化、持续而稳定的整合和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机制中，国家通过制度化分权原则实现乡村社会多元治理模式。这一新的合作机制表明，政府与社会不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时兴和，1996）。国家政治统治合法化客观上要求以民主机制获取乡村社会的认同，乡村社会民主发育不仅需要乡村内生基础，也离不开国家政权的认同及相应的制度支持，因此，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机制，充分整合各种资源，实现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双赢（机制），是乡村社会民主治理的客观要求。在合作治理实践中，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信任、互惠机制慢慢形成，乡村社会民主的兴起与发展又将进一步强化政府与乡村社会未来合作治理的民主化路径，在双方相互合作中广大农民的公民身份将逐步得到提升，基于公民身份所拥有的各项权利逐步得到保障，国家政权合法性也在互动中进一步得到加强。基于此，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合作治理也将进一步扩展，并将以一种稳固的形式为推动增量式民主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逐步健全的运行机制为增量式民主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政治民主的建设必须把政治民主的原则落实为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否则，政治民主的原则就会成为空谈（王浦劬，2005）。以体现公正、公平、自由、权利为核心价值的乡村民主建设必须建立保障其有效运转的制度化机制。随着乡村民主建设的不断完善，推动民主进程的各种制度规范逐步建立，广大农民通过制度化的民主治理机制积极参与乡村民主治理，并在实践中逐步创新民主形式，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巨大进步。国家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措施逐步提升农民的公民待遇，通过乡村内部微观组织的再造深化乡村民主建设，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政权通过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进一步扩展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与范围，逐步形成了广大农民与国家政权之间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及协商机制，广大农民的各项合法利益及合法权利通过逐步扩展的制度化渠道得到了强有力的维护与保障；同时，切实体现政治民主要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外延进一步扩大。逐步完善的乡村民主运行机制及制度已经使乡村民主发展取得了显著绩效，它也必将为增量式民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余论
乡村民主的生成及其发展逻辑与现代国家建构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选择决定着民主运转机制。国家政权建设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及历史国情决定了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构中民主—国家建构必然滞后于民族—国家建构，而民主—国家建构又是以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为前提的。因此，作为国家政治民主重要内容的乡村民主建设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必然脱离不了国家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涉，而从现实来看，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乡村社会形成了自身的运行逻辑与发展路径。乡村体制的变迁及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将乡村发展引向民主化进程，这种乡村民主化进程是基于乡村社会内部发育与外部社会环境共同推动的具有乡村内在发展逻辑的乡村民主之路，这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主之路与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全面推动的民主化路径并不十分吻合。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崛起与发展，乡村社会民主之势日益强大，在遵循乡村民主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民主化建设便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最好选择，因此，乡村民主发展在实践中体现出弱民主、民主崛起、强民主三个发展阶段，是乡村内部发展逻辑与外部国家政权干预的必然结果。无论从世界范围的政治发展来看，还是从当前历史国情考察，民主机制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统治合法化的必由之路，实现政治权威民主化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选择。当然，基于现实的国情，中国乡村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必须在遵循乡村民主发展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建立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更体现出双方利益的共赢局面，这也预示着增量式民主时代的到来。当然，基于不同地区的社会差异，乡村社会民主发展形式各具特色，增量式民主发展在乡村社会中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形式和运行机制，还必须回归乡村社会进行深入的实证考察。总之，民族—国家构建的逐步完成，预示着以民主—国家构建为核心的新时代的来临，民主建设已逐步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民主必将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有机互动中发生质的飞跃，民主精神也将在实践中不断渗透进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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