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领导人做翻译时的卡壳与疏通（上篇）
杨发金
1967年，周恩来接见外宾，左一为施燕华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大体上分为口译和笔译两种。卡壳是指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而使翻译中断的现象。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里的国家关系。翻译是两国领导人沟通的桥梁，没有翻译，外交活动无法开展。西方大国领导人一般都有自己的翻译，即中方翻译不用翻译外国领导人的讲话，只翻译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即可。有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本国翻译，中方翻译必须担负双向翻译的职责。由于中国语言文字与外国语言文字之间没有或极少有相同之处，无论中译外还是外译中的难度都比西方国家语言之间互译难度要大得多。因而有时出现卡壳，即停译、漏译、错译或不会译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而翻译不准确的事情，虽然极少，但仍有发生。本文只对给领导人当翻译卡壳的原因和如何疏通综述如下。
中文基础知识薄弱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会见外宾时，谈及越南问题，说美国政府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反对南越伪政权的斗争是徒劳的，他引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成语，表示美国吓不倒越南人民。当时翻译对这一成语的理解有误，翻译得不准确。周总理听出有问题，就给翻译解释成语的意思，让他又翻译了一遍。
程母那是感动的稀里哗啦，对着朝廷的言官大发感慨：“感谢大清，感谢老佛爷啊，我这老太婆活了一辈子，啥时候有这待遇？是老佛爷的英明领导，大清的盛世，才给了我这机会啊。”
1957年3月11日，周总理会见以著名导演牛原虚彦为团长的日本电影代表团时，介绍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红极一时的演员阮玲玉。年轻的翻译刘德有（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不知道阮玲玉是谁，卡了壳。正在着急时，周总理看出了刘德有的窘境，就在刘德有的笔记本上用铅笔迅速写下“阮玲玉”三个字，后又一笔一画地写了一遍。刘德有照汉字译出，牛原虚彦团长听后频频点头。刘德有把这个小本子一直珍藏在身边。
毛主席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一次交谈中，突然谈起遗传学来。毛主席说，有个大学问家叫摩尔根……时任翻译的张子凡一听“摩尔根”三个字，就卡壳了，只好说：“主席，遗传学我一窍不通，实在翻不了。”毛主席说：“是啊，遗传学并非尽人皆知，看来，我得先给你这位高翻（业内对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的人的尊称）‘扫扫盲’！你是学俄语的，知道米丘林、李森科。摩尔根是个美国人，你对他也许不太了解，此人在一百二三十年前，在遗传学领域屡有建树。”毛主席提出，翻译要多读书，古今中外的书，都要读一些。
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在阿尔巴尼亚国庆招待会前，周总理与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交谈，提及中国自然气候“每年有两股风”，一股是冬季来自戈壁、有时带着沙尘的西北风，另一股则是夏秋季的台风，它来自……这时周总理突然停住，把头转向翻译范承祚（后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问：“小范，台风来自哪里？”范承祚回答，台风来自台湾海峡。周总理对此回答颇不满意，把脸一沉，对客人说：“我们外交部的翻译啊，一不学历史，二不学地理。哪里有台风来自台湾海峡的呢？它是来自南海菲律宾的深海区域嘛！”范承祚一听答错了，有点紧张。周总理批评之后随即说：“范承祚，我对他是了解的。他是我的小老乡，平常工作积极负责，为人也比较诚实。”听了此种鼓励，范承祚不紧张了。
系统通过对农业生长环境各项数据指标监测，实时掌握土壤墒情、空气湿度和雨量等气象环境信息，经专家库数据综合分析，提出有效的节水灌溉方案并实施自动化灌溉，具备了对现代农业园区进行精准灌溉系统监测、控制、查询功能。系统还可通过布设在大棚的物联网环境监测设备将监测数据传输至监控指挥中心平台，环境参数发生异常时，系统提供界面报警、短信联动报警，管理人员用手机或计算机通过Internet远程实时了解监控现场数据。
脊髓保护区两个边界不同画法PTV适形度的指数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布野方式内PTV适形度的指数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1965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右一为冀朝铸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在会谈中说到中美关系时用了“parallel”一词，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中方翻译当时译为“平行的”。按翻译遵守的“忠、信、严”原则来说，此译没有错。但尼克松的翻译理查德·弗里曼提出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例如双杠（parallelbar）始终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这不是尼克松总统的原意。周总理问原意是什么，弗里曼说：“我认为应当译为‘殊途同归’。”中方翻译认为这种译法有些属于意译，周总理却说弗里曼的汉语底子很好。后来的一次宴会上，周总理又重提此事，问弗里曼在哪里学的汉语，回答是在台湾学的。周总理感叹说：“台湾对古典汉语比我们重视。”周总理显然欣赏“殊途同归”的译法。
1972年6月24日至7月5日，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时，表示自己的治国经验不足，希望周总理在这一方面给她出些主意。周总理说，我们会尽力帮助斯里兰卡，也愿意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但各国情况不同，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时任翻译的章含之（后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代表）不知道“越俎代庖”是什么意思，卡了壳。周总理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你看，我们这些年轻的翻译，古汉语知识太少。她的父亲很有学问，但她没有继承，我们的教育就有缺陷。”
外文词汇不足
水稻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水稻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影响本国的粮食安全，也关系到世界的粮食安全。近年来随着水稻产量的不断的提高，水稻生产环境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全球气候变暖，极端气候频繁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了水稻正常生产，今年三江地区气候属于倒春寒气候，水稻个别品种也出现了部分早穗现象，给水稻生产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本文针对早穗出现的症状，分析了其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一些预防措施，希望能为红卫农场水稻生产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20世纪50年代末，梁枫（后任中国驻塞内加尔、老挝、越南大使）给周总理当翻译。周总理讲到“唯物辩证法”。梁枫没有译过这个词，卡了壳。周总理见状，就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说：“唯物辩证法就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事物。”并且直接用法文向越南客人说出这个词，客人立刻听明白了。客人走后，周总理对梁枫说：“当翻译不要那么紧张，要沉住气。要刻苦学习，多掌握一些知识，多掌握一些词汇，以后才会有进步嘛！”周总理的话给了梁枫很大鼓励。关于日本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对于非日语的翻译来说，是个难题。日本人的名字用的是汉字，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但与中文发音、写法和读法完全不同，只能死记硬背，不少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的“高翻”都碰到过这个难题。梁枫也不例外。有一次，周总理讲到“太平洋战争”和“山本五十六”。梁枫怎么也译不出“山本五十六”这个人名，卡了壳，经周总理提示才得以解决。
1951年4月至1955年1月，张闻天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期间，时任交际组组长的荣植收到某国大使馆只请大使的请柬，而他却想当然地认为与往常一样请的是大使夫妇。于是他通知大使夫人刘英参加活动。到了现场，刘英刚跨进使馆大门，协助工作的苏联人员轻声提醒：“今天（招待会）没有邀请夫人。”刘英听后立刻返回使馆。事后，张闻天大使指示秘书转告荣植，今后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1962年，过家鼎（后任中国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给周总理当翻译。当周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时，他不知道“居士”一词的英文（应译为layBuddhist）怎么说，卡了壳。周总理专门解释了“居士”的意思，指僧人以外的在家修行而不出家的佛教信徒。周总理嘱咐过家鼎回去后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翻译“居士”一词。
1963年，周总理接见拉美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汤铭新（后任中国驻乌拉圭、玻利维亚大使）任翻译。周总理介绍中国对日本与苏联关于北方四岛领土分歧的立场，逐一说出北方四岛的名字。汤铭新在译出择捉（Etorhu）、国后（Kunasiri）、色丹（Sikotan）三个岛名以后，怎么也想不起第四个齿舞诸岛的名字，卡了壳，只好告诉周总理。周总理严肃地说：“四个岛名要全部译出来，一个也不能少。你先把三个岛翻译出来，齿舞诸岛的名字查清楚后告诉客人。先把这段话翻译给外宾听。”回到单位后，汤铭新查到齿舞诸岛的译名为Habomai-Shotoo，马上告诉了外宾。外宾十分感动，称赞中国人办事认真无比。
20世纪60年代，马列（历任周总理的外事秘书、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国驻匈牙利大使）给周总理当翻译。周总理在交谈中说到“无神论者”这个词，马列一时想不起这个词怎么翻译，卡了壳，只好告诉周总理，希望周总理像往常一样用英文提示一下。没想到周总理这次也想不起来了。周总理说：“你就翻译成‘不信宗教的人’吧。”就这样，会见得以正常进行。
1971年，周总理会见朝鲜外宾时谈及日本问题，谈话中出现“佐藤”“名古屋”等人名和地名。时任翻译的张庭延（后任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不知道如何把中文里的日文名词翻成朝鲜文，卡了壳。周总理见状，立刻用日文告诉朝鲜客人，给张庭延解了围。此后，张庭延下功夫学习日语人名和地名的翻译知识，再未被难住。
粗心大意
经营管理机制。一是参照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在章程范围内，制定相关管理制度，三方共同管理,透明运行,引入第三方评估、审计，并把结果公布，接受社员监督；二是农村信用合作实行理事长负责制，原则上由村两委法人作为监事会主席，选举经济能人作为社员代表大会主席，两名社员代表参与理事会财务管理和日常经营工作，辅助理事长工作。在银行开专设账户，进行第三方监管、与银行达成监管协议，对村民进行借贷服务，资金的支取经理事长同意，报监事长备案，会同社员代表一起支取。
1952年8月15日至9月22日，周总理率团访问苏联。李越然（时任周总理的俄文翻译，后曾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马列和一位领导等三人草拟一个聘请苏联专家的名单，核对后报周总理审批。周总理看后，严肃地问：“马列、小李，我问你们，49加3等于多少？你们怎么算出53了呢？”三个人莫明其妙，拿回重新核对，果然名单里有一个人算重了。过了三道手都没算对，周总理一下就看出来了。周总理认真地说：“你们看，这个东西可是要给苏联政府送去的。别人看了会说，怎么中国代表团的人连数目字都不会数啊？”三个人无言以对。幸亏文件尚未发出，就被周总理发现了，否则会造成不良影响。
20世纪70年代，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宴请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时，阮大使说在越南有许多人喜欢中国唐诗，有的人还能背诵。韩副部长一听，高兴地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中国习惯把最伟大的诗人根据其诗风分别称为“诗仙”“诗圣”或“诗伯”。宋代有一个书生，一天晚上乘月色坐船游江，忽见前面有一条船，船上方悬挂一块写有“诗伯”的牌子。书生认为此人过于狂妄，即吟道：“谁人江上称诗伯，锦绣文章借一观。”话音刚落，船上人答：“夜静不堪题诗句，恐惊星斗落江塞。”书生大惊，欲靠过去求教，谁知那人划船靠岸，消失在夜色之中。书生认为是“诗仙”李白显灵了。时任翻译的李家忠（后任中国驻越南大使）虽听懂了故事，但对那四句诗，却闻所未闻，不知如何翻译，愣在那里。韩副部长见状，立刻把诗句写在纸上，让李家忠不要着急，慢慢地翻译。李家忠如释重负，把四句诗的意思准确译出，外宾听懂了。
1956年秋，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率团访华。在欢迎仪式上，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向外宾献旗、献礼。”时任随从翻译的冀朝铸（后任中国驻斐济、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不专心看和听，竟然没有翻译这句话。周总理问：“你怎么没有（把这句话）翻译给外宾听？”于是冀朝铸对尼泊尔首相说：“要向您献礼了。”周总理补充说：“还有献旗。”恰好此时彭真的翻译对着麦克风宣布：“现在向外宾献旗、献礼。”冀朝铸立刻说：“已经翻了。”过了一会儿，周总理严肃地说：“小冀，你没有说实话。”后来，周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为人一定要老实，特别是对待工作，绝对不能欺骗。如果欺骗，小则害自己，大则危害国家。”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的国宴上，临时安排冀朝铸当翻译，并把周总理讲话的英文稿给他，座位也从随从翻译坐的第五十桌提前到第一桌，坐在周总理身边。周总理在讲话时看到原稿上没有提在座的尼泊尔执政党领袖，随机脱稿加了几句称赞尼泊尔执政党的话。冀朝铸没有注意听周总理已经脱稿而讲，仍按原稿读。周总理立刻发觉，转过头很严肃地对冀朝铸说：“不对，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于是冀朝铸从第一桌回到第五十桌。
1965年3月31日，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百万群众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中国，此后两国关系进入低潮。每遇群众集会，卡斯特罗必然指责中国。国内指示，当听到其讲话有反华内容时，中国大使必须退场，甚至可以当场表示抗议。如果古巴领导人说了反华的话，与会人员没有听出来或者听出来没有退场，就是犯了政治错误。因此，被邀请参加此种大型集会时，翻译要特别注意听是否有反华内容。有一次，使馆领导出席一次集会，古巴领导人提到“China（中国）”一词时，翻译由于过分紧张，认为古巴领导人“反华”了，于是告之，使馆领导立刻起身退场，以示抗议。事后得知，古巴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到了中国，但并没有反华内容。在不该退场时退场，被视为失礼。
毛泽东在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 上签字。中为李越然
1957年1月11日，周总理率团访问波兰，在波兰外交学院学习的刘彦顺（后任中国驻波兰大使）被调去做翻译，这是他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午餐时，周总理对刘彦顺说：“晚上我要说几句话，你帮我记录下来。”于是开始口述“……我们看问题要有一个长远的观点，要善于把眼前的利益与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口述完毕，周总理要求复述一遍，刘彦顺一句句地念，周总理仔细听，突然问道：“我说的是‘长久的利益’吗？我记得我说的是‘长远的利益’啊！”刘彦顺再看笔记，发现自己念错了，连忙对总理说：“我念错了，是‘长远的’。”周总理点点头，未表示任何责怪的意思。后来的一次翻译中，由于粗心，把“实用主义”说成“实践”，外宾迷惑不解。刘彦顺见状，马上纠正。周总理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刘彦顺回答：“翻译错了一个词，已经改正。”周总理看着刘彦顺，点了点头，露出赞许的目光。
1957年1月，周总理率团访问波兰，在弗罗茨瓦市体育馆群众大会上讲话，提到波兰西部边界，说：“以奥德河-尼斯河为线的波兰西部边界是和平的边界，友谊的边界。”周总理的表态是对波兰政府在波兰与德国边界分歧上的一种支持。但时任翻译的高佩玉不仅在校对稿件时没有发现漏译“和平的边界”，而且在群众大会上译念稿件时仍未发现。大会后，被一位同志发现，当即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批评高佩玉：“这是很重要的几个字，只是‘友谊的边界’还不完整，必须同时是‘和平的边界’。”由于译稿已发给波兰通讯社的记者，周总理指示，马上采取补救措施，让波兰方面加上这句话。第二天见报时，发现波方已加上了“和平的边界”，这才部分地弥补了这个失误。
1960年11月18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格瓦拉告诉周总理：“古巴大使正在来华途中。”时任翻译的刘习良（后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未加思索，顺口翻译成“古巴外长正在来华途中”。周总理面露诧异，马上问：“我怎么不知道？”刘习良立刻意识到翻错了，赶紧更正。周总理没有发火，只是说：“你也算老翻译了，怎么连大使和外长都分不清！”尽管周总理口气十分缓和，刘习良仍然觉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此后，他每次翻译都认真准备。
1963年，周总理接见拉美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讲到“十月革命以前的沙俄时代”等一连串长句子时，时任翻译的汤铭新，把“沙俄时代”翻译成“俄罗斯时代”，周总理立刻听出翻译有误，说：“我讲的是沙俄时代。”经周总理提醒，汤铭新马上向外宾解释并予以纠正。“沙俄”一词有其特定的政治意义，沙俄时代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时期，不能与统称的俄罗斯完全等同起来。此后，汤铭新给周总理当翻译，每一次都聚精会神，认真听，认真译，受到周总理赞许。
他不再考虑什么恶魔的种子，而是将思想重新集中在了女子的身上。他想起来，黑袍人的原话是“举起你的天葬刀，插入她的心脏”，并未明确表示这个“她”是活人还是死人。
1970年11月10日至1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每张桌子上摆放着包括冷盘、热菜、甜点名称的英文菜单。服务员按顺序把一道道菜摆到客人面前。有一道菜叫“罐焖鸭子”，装在小砂锅里，外宾对这道菜很感兴趣，拿起菜单对照菜名，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把菜单展示给身边的冀朝铸看，两个人都笑了。坐在对面的施燕华（后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是菜单的打印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冀朝铸举起菜单对施燕华说：“小施啊，罐焖鸭子怎么受伤了？”施燕华低头一看自己面前的菜单：坏了，自己把罐焖鸭子的焖“braised”打成了“bruised”，一个字母之差成了宴会上的笑话。施燕华涨红了脸，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羞愧。
2.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几何知识的现实意义。“几何”的原意是“测量土地的技术”，可通过资料让学生了解几何在古代的一些作用。在生产实践和建设现代化祖国的过程中，几何这门科学也有广泛的应用。教师可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的图形，并提出一些启发思索的问题，如怎样画美丽的图形，怎样测量建筑物的高度等，使学生感知到几何知识无处不在，几何原理无处不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审美情趣。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先生的名言经常被人津津乐道，只是纸上谈兵容易，而所谓直面，所谓正视，都只能在承受过后。一切真正的“好”，必是在经历过种种“不好”，并努力改变、超越之后才得以成就；真正的快乐，也只能源于深谙人生悲喜滋味之后的坚强而宁静的灵魂。当巴尔扎克写完近百卷人间的悲剧、闹剧、滑稽剧之后，他才终于可以泰然将自己的小说总集命名为：人间喜剧。
为了打造精品工程，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史上唯一一个同时开工建设改造13座泵站的水利工程，该项目由专家考评团队把关，实行大标段整体招标方式，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机制，最大限度地选择实力强、水平高的85家施工、监理及设备材料供应等单位。在施工单位质量保证、监理单位质量控制的基础上，借助第三方检测和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的力量，对工程实体质量实行了全过程、全方位的技术跟踪及审核结算，为建设优质工程、控制成本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971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外交部的翻译把周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稿中“美国客人们”习惯地译成“美国朋友们”（那时常常称外宾为朋友）。周总理审阅英文稿时发现并改正。周总理说：“我们才打破封锁，开始与美国交往。他们是客人，还称不上是中国的朋友。虽然只是一个称呼，但要有分寸。分寸中体现了政治原则，不能马虎。”
1972年2月27日，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举行答谢宴会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短，才1.7万英里。”英文数字中没有“万”这个单位，1.7万在英语里表达是17个千。时任翻译的章含之一时糊涂，译成1700英里。周总理一听，就知道译错了，说：“含之，没有这么近吧，才1700英里呀。”章含之立刻意识到翻译错了，赶紧改正过来。
195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后，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波兰进行正式访问。为表示对波兰的尊重，在一些公开场合，周总理要求把讲话翻译成波兰语。刚学习波兰语才一年的高佩玉（后任中国驻波兰使馆参赞）被指定为翻译。有一次宾主在交谈中提到“变压器”这个词，高佩玉不知道用波兰语怎么说。周总理看出问题，就用英文的“transformer”提示，波方很快理解。由于周总理的鼓励和帮助，高佩玉的波语翻译能力发挥得很好，双方交流顺利进行。
有一次，马列给周总理当翻译，由于粗心，把“美帝国主义”译成“美国人”，周总理一下子就听出来了，立刻指示其改正。经此一事，马列在以后翻译时，再也不敢顺口翻译了，再未发生过类似现象。
一次，周总理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管经济和计划的副总理亨利希·劳，梅兆荣（后任中国驻德国大使）做翻译。双方都讲了许多经济数字。周总理体贴翻译的难处与中国度量衡习惯，总是事先把中文的市斤、亩等数据折合成公制的公斤、吨和公顷。梅兆荣由于心情紧张，没有注意听周总理已经折合成公制，而是习惯地把周总理已经折合的数字译成了市斤。梅兆荣刚译完，周总理马上听出来了，批评说：“我已经替你折合成公斤了，你怎么又翻译成市斤了？”梅兆荣马上改译回去。他对周总理如此细心地为翻译着想十分感动。
成语、歇后语、方言较难准确翻译
任何一种语言，都与中文一样，有古代、近代与当代之分，而且都有自己的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古诗词。如果领导人在讲话时喜欢用上述词语，这对翻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各种语言之间有差异，很难百分之百地对上。在这种情况下，意译为首选，如果强行按字面直译，会造成己方白说和对方不理解的结果。
1961年9月，毛主席对访华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人人喊我“万岁”，但人是活不到一万岁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时任翻译知道，这句话在国内尽人皆知，但如果直译，外宾肯定会一头雾水，于是将这句话的意思翻译出来，取得了效果。
1964年秋，罗马尼亚几位领导人专程来华，劝毛主席停止与赫鲁晓夫公开争论。毛主席不大高兴，说：“不行，要和好，他们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指作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在他们。”后又轻描淡写地说：“这种公开论战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死不了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常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李景贤（后任中国驻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问过“高翻”罗文，这一连串五个具体“形象”，当时是如何译出的。罗文说，这五句话讲得很短，但极形象，一个接一个连在一起，画面感极强，要及时准确、一口气生动地译出来，难度极大，只翻译了大概意思，罗马尼亚贵宾基本上听懂了：争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国与苏联就边界问题在北京进行第一次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苏联代表团团长是苏联边防军司令帕·伊·基里亚诺夫上将。中方在发言中使用“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等成语指责苏方，苏方人员勃然大怒，斥责中方把苏联比作“虫子”，是对苏联的极大诬蔑，说苏联从未对中国的甘肃和四川两个省提出“领土要求”，中方发言是无稽之谈。中国代表团成员哭笑不得。1969年开始第二次边界谈判，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过分反应”，中方翻译将其译为“病态反应”。中方团长火冒三丈，斥责苏方理屈词穷，竟然对中方进行人身攻击。苏联代表团成员听后莫明其妙，表情诧异。
毛主席的湖南口音不太好懂，但他讲话，很照顾翻译。一般情况下，不是大段大段地讲，而是一句一句地慢慢讲，即使翻译没有听懂个别词，在陪见人的帮助下，也易解决。有一次在接待外宾时，毛主席说：“美国的灰（飞）机到处灰（飞）。”一位老翻译怎么也听不懂，卡在那里。后来经陪见人解释，才听懂并翻译成外文。1965年2月，毛主席接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幽默地讲反话：“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当时翻译犹豫了一下：此话是指“名誉不好”，还是“命运不好”？联系到毛主席还讲到别人骂他“民族主义、教条主义……”随即也就理解了，他讲的是“名誉不好”。问题就迎刃而解。
邓小平的四川普通话相对好懂，但也有难点。例如四川话中“四”和“十”发音一样。给他做翻译10年之久的施燕华积累了一些经验，除尽力听和尽力猜译之外，还用手势比画给邓小平看。施燕华回忆说：“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手指头。如果对了，邓小平就认可。如果不对，他会说‘不对，是十’。”
存储在机构知识库中的数字信息资源是它的核心所在。如何高效准确地获取信息资源，并且保持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是制约机构库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机构知识库建设的最重要的工作。机构库信息资源获取困难制约和阻碍了机构库建设和发展。根据美国网络信息联盟发布的调查报告可以知道，制约高校机构知识库发展的关键因素是高校的教职工和科研人员无法及时向机构库提交信息，困难重重[7]。
1966年6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霍查到机场迎接。右二为范承祚
周总理会见日本关西经济代表团时，说：“东南亚人一谈起日本，就‘tan hushibian’。”周总理说的是“谈虎色变”，由于他把“色”读作“shi”，所以时任翻译的刘德有首先想到的是“事变”，但从语境看，又不像是“事变”，于是不敢往下翻译，卡了壳。周总理敏锐地察觉到出了小问题，问刘德有：“怎么？日本没有老虎，没有‘tanhushibian’这个成语吗？”刘德有立刻明白了，赶紧译成日语。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地接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进行了5个小时。斯诺提到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呢！你们的国都就叫“华盛顿”。在中国，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一点个人崇拜，崇拜过分了，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要降温了。斯诺问，搞个人崇拜的人是不是真心？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毛主席问斯诺：“柯弗兰、艾德勒（在中国的美国专家）跟你说过这些吗？”斯诺回答，说过一些，但是他们的谈话不像毛主席这样坦率。毛主席说：“就是，他们有点迷信，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毛主席说的这个歇后语，中国人一听都明白，不过怎么译成英文，让斯诺完全明白，就比较难了。时任翻译的唐闻生（后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直译为“我是一个和尚，打着一把伞，在世界上到处走”，后又专门向斯诺解释“无法无天”的意思是“无所畏惧”。1971年4月30日，斯诺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同毛泽东的一次长谈》的文章。由伍协力翻译的中文版说：“他说，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实在是很简单的。他不过是一个带着一把伞的云游世界的孤僧罢了。”从伍协力译出的中文看，斯诺对这个歇后语有误解。社会上还有译为“一个和尚打着一把破伞，在雨中行走”“我就像一个苦行僧，独自走在旷野之中而感到苦闷”等传言。
1988年1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右三为傅莹
意外效果
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7月，第二次中苏边界会谈在北京持续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韩念龙、余湛。苏方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副部长瓦·瓦·库兹涅佐夫、副部长列·费·伊利切夫。中方团长在一次大会发言中，为加重语气，一连用了五个“应当”，要求对方“应当”如何做，两国关系才能改善。喜欢咬文嚼字的伊利切夫沉不住气，激动地问：“中方团长讲了苏联五个‘должен’（应当），我们苏联到底欠你们中国什么了？在两国政府谈判中，你们为什么使用这种命令式的语言？”在场的翻译周晓沛（后任中国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苏方会有如此反应。会谈后请教老“高翻”，才明白伊利切夫大动肝火，是因为俄文должен的词根是долг，意为“欠债”，这个词在俄文中分量很重。中方的原意是“苏方应该怎么做”，苏方理解成“（苏联）欠中国债务”。
王成家（后任中国驻智利、古巴大使）在中国驻古巴使馆工作期间（1970—1976年），按写在黑板上的活动日程，陪同张德群大使到古巴邮电部参加活动。到达活动地点后，见与会人员很多，连走廊都站满了人。邮电部领导见中国大使到场，立刻起立表示欢迎，说：“很荣幸，中国大使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张大使感到奇怪：为什么使团成员一个也没来呢？既然到了，只好坐下听发言。发言人很多，一个接一个念稿，没完没了。而邀请张大使的交通部会场正等着张大使，说好要参加会议，时间到了却不见客人来。于是向中国大使馆问讯，使馆礼宾秘书告知大使已经出发多时。古巴方面立刻意识到中国大使可能去了邮电部，于是派人火速把张大使接到交通部，会议才开始。原来是礼宾秘书搞错了，把“交通部”翻译成“邮电部”了。
1988年1月20日，84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来访的48岁的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外交部副部长周南陪同会见。傅莹（后任中国驻英国、澳大利亚大使）任英语翻译。会见开始，邓小平谈到自己的年龄，说：“我今年84岁了，该退休了。”傅莹一时粗心，将84岁译成48岁。周南副外长听出这一错误，当即告诉邓小平。邓小平听后开怀大笑，幽默地说：“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像这样粗心造成的效果百年不遇，英文中的84与48相差很大，不易弄混，估计傅莹看了背景材料，记住客人年龄48岁，当邓小平说到年龄时，就把她储存在脑子里的客人年龄激活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