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1815-194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民国时期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传媒的公共性，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体现出的一种属性。传媒公共性与公共领域密切相关，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核心理念，包括公开性、公益性和理性批判性等含义，公共领域则是公共性发挥的场域。传媒公共性就是传媒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要求展开其实践①。只有当公众在传媒公共领域中就普遍利益问题进行公开、平等和理性的协商，形成公共舆论，公共性才能实现。因此，传媒的公共性不是传媒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而是历史的、动态的存在，只有通过考察特定情境下的传媒实践，才能看清传媒公共性的“应然”与“实然”之间，或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发现公共性实践的机制和限制，机械地照搬照套哈贝马斯等人对于公共性的经典论述，脱离中国现实的制度环境和媒介环境去讨论这一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关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问题，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对立，前者以肖邦齐(R.Keitnscnoppa)、罗威廉(William T.Rowe)、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大卫·斯特朗(David Strand)、玛丽·兰金(Mary Rankin)、朱英、马敏、许纪霖等为代表，他们多以实证的方法，重点探讨了晚清民国时期以学校、商会、学会、通电、抗议游行、报刊书籍等为典型的公共领域或类似公共领域的存在形态，主张应用西方的公共领域理论解析中国社会。“否定说”以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孔斐力(Philip Kuhn)、黄忠智(Philip C.C.Huang)、夏维中、萧功秦、曹卫东等为代表，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使得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存在和建构西方模式的公共领域。不过，无论是持“肯定说”还是“否定说”观点的学者大都不否定公共领域理论的中国意义，只是在西方模式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否具有中国解释力方面存在争议。“肯定说”的学者往往简单套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式来分析中国历史，试图从中寻找“中国也有”的历史依据，“否定说”的学者则故步自封，根本否定公共领域在中国存在和建构的可能性，两派学者的共同之处则是认定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式为唯一判准，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公共领域本身存在多种模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t)、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罗尔斯(John Rawls)、汤普森(J.Thompson)等许多学者都曾提出过公共领域设想，哈贝马斯本人也至少在三种含义上使用过公共领域概念：一是指公共权威领域，二是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三是指多元的、宽泛的公共领域，我国论者多采用哈贝马斯狭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将其从特定的“资产阶级”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套用于中国情境。实际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代表的只是哈贝马斯的一种民主政治理想，就算在西方国家也从未真正实现过，但其蕴涵的平等开放、自由讨论、理性批判、关注普遍利益、达成共识等思想原则具有普世价值，并可被置于任一具体语境中进行探讨。所谓公共领域在中国建构的困难，实际指的是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中国建构的困难。中国的公共领域有自己的特点、产生机制和动力逻辑，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制度环境，将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视为价值规范和“应然”理想，同时采用哈贝马斯后期的多元公共领域模式来检视中国式公共领域的“实然”状态，分析两者的差距并探索从“实然”走向“应然”的现实路径，进而建构中国情境下的公共领域理论，如此方可提升中国公共领域研究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基于以上研究取向，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思路，结合晚清民国时期的传媒制度和有关史料，对我国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历程进行宏观描绘，探讨传媒公共性生成和演变的机制和逻辑，进而分析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特殊性和限度。
二、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报纸的国家，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报纸是唐朝开元年间出现的邸报，后来又出现民营小报和京报。不过，无论是邸报、小报还是京报，都与近代报刊有本质差别，其信息都比较单一，发行对象有限，内容都受到严格限制，无法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办报人也没有独自采访消息的自由。其“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②。因此，中国古代报纸谈不上公共性。
(一)早期近代报刊：公共性的萌芽(1815-1894)
1815年，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产生，早期的中文报刊大都是外国传教士办的，其直接目的是传教和宣传西方科技文化，虽然后期内容有了明显变化，“由天国降至世俗”，《万国公报》等报刊开始鼓吹维新变法，但外人在华报刊，总体上是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③。比如中国本土最早的近代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主持人郭士立就曾宣称：“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排外的观念。”“这个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民的利益而开办的。”④由此可见，外人在我国境内所办报刊大都服务于殖民者利益，充当殖民侵略的舆论工具，虽然有不少外人办的中文报刊为我国读者提供了各种信息，甚至也有报刊聘用中国人担任主笔或编辑的(如早期《申报》)，但其所有权均为外人占据，不太可能代表我国公众的利益，更不可能成为我国公众的舆论公器，而类似《申报》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外报，为了在清廷压迫下生存一般都持论保守，实行不偏不倚、轻言论重新闻的方针，不敢公开批评清廷当局。
在外报影响下，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国人自办报刊出现，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被认为是国人办报的开端。不过，早期近代报刊中，外人报刊占据绝对优势，据统计，从1815年到1894年，国内总计出版230余种报刊，其中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出版的中文报刊约有80多种，外文报刊约有130多种，而国人自办报刊只有约20种⑤。这些报刊刊登的大多为宗教性、商业性和文化科技方面的内容，关注社会生活实际、注重思想启蒙的近代报刊极少，敢于公开讥评时事、揭露弊政的报刊更是凤毛麟角。
不过，早期报刊中，公共性的实践还是零星存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该报也部分发行到内地，其宗旨是“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从其宣传内容来看，《循环日报》主要宣传变法维新，大量刊登政治评论是其特色，该报因此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政论报刊，王韬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政论家。《循环日报》的新闻和政论常涉及公共事务，对清廷政策也多有批评。“在中国近代新闻业初期，出版报纸仅是为了获利，很少对某问题表态或影响群众舆论。王韬的报纸却是少见的例外，经常刊登社论，且多出自王韬本人手笔。”⑥不过，由于该报地处香港，全国影响有限。
有人认为，“报纸和学会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政论性报刊的出现”。⑦从这一意义上看，《循环日报》是我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开端，可谓早期近代报刊公共性的代表。不过，《循环日报》之所以敢公开议论时政，与该报地处香港有很大关系，相比之下，内地媒体言论就要受很多限制，国人办报也未获得合法性，在封建统治者钳制舆论的高压政策下，当时不少国人办的报刊都生存艰难，有的挂靠在外人名下出版以躲避清廷迫害，有的被迫不断改名，容闳创办的上海第一份中文报刊《汇报》就曾经多次改名。
总之，从报刊性质、办报目的、报刊结构、报刊内容、言论环境等方面来看，早期报刊的公共性只是零星呈现。1815-1894年期间，我国近代报刊的公共性尚处萌芽状态。
(二)三次办报高潮：公共性的生长(1895-1926)
维新运动前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办报高潮，以《时务报》为代表，各类报刊纷纷创办。据统计，从1896年8月到1898年9月两年多时间内，全国创办报刊达70余种，而从1873-1895年二十余年内国人自办报刊不过30种⑧。第一次办报高潮以维新派政党机关报为主，还有各种行业报、专业报、白话报、官报和文艺报等等，报刊种类开始多样化，内容以政论为主，兼有新闻、文艺等等，报刊立场以宣传维新变法为主，也有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报刊，“开通民智”、“浚导文明”、“改良风俗”成为各类报刊的主流意识。“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之报。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⑨由于报刊性质、种类的多元化，不同性质的报刊往往就是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代表，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社会舆论因此更多元化。
从报刊结构来看，1895年以前，外报和官报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维新运动以后，民营报刊增长迅猛，逐渐占据主流。据统计，1905-1912年，全国发行报刊近六百种，其中大部分为民营报刊，清廷控制的不到10%⑩，作为当时全国报业中心的上海，据粗略估算，民营报刊在全部中文报刊中的比例不低于90%(11)。民营报刊大都从事商业经营，经济独立，使报刊从政治上、经济上与统治者拉开了距离，较能代表民间发声。此外，1895-1911年，全国出版白话报刊约160种(12)，白话报刊的大量出现，为报刊读者群的扩大创造了条件，报刊开始为普通市民阶层所接触。
维新报刊虽没有公开反对清廷统治，但其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的介绍启迪了国人的思想，对社会陋习和弊端的揭露可谓振聋发聩。最重要的是，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实现了两个突破：突破了外报和官报的垄断，突破了清廷的言禁。从梁启超主办《时务报》开始，一系列以维新宣传为主的报刊创办，从事实上打破了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实施的言论控制，最终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光绪皇帝下诏允许士民官绅办报，允许报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虽然变法失败后有关条例很快被废除，但国人办报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士民言论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为报刊公共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
维新运动的领袖对于传媒的社会公器属性已经有所认识。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说“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并进而提出“设报达聪”的建议(13)；梁启超认为，报刊是舆论机关，而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报馆要造成健全的舆论必须具有五要素：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到，四曰公心，五曰节制。报刊的作用可以归纳为“去塞求通”，包括通上下，通中外。梁启超还指出，报刊有“两大天职”即“向导国民，监督政府”，较早提出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他还热情呼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14)；谭嗣同、吴恒炜等进而称报刊为“民口”、“万民之喉舌”，把报刊看成代民立言的工具(15)。
维新派办报有一个特点，就是办报与办学、办会三位一体，三者正是我国早期公共领域的主要形式。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也是我国政治家办报和政党报刊的开端，其报刊宣传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第一次办报高潮一度引发全国民众“人人谈时务，家家言西学”的局面，全国舆论渐明，风气日开，报刊的社会舆论工具作用得到发挥，并最终促成了变法的实现，中国传媒的公共性产生了。不过，公共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而且应对公众开放，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变法期间成为清廷要员，维新派报刊自然也要维护清廷的根本利益，削弱了其批判性，维新派大部分报刊的读者对象为政府官员、士绅和上层知识分子，其社会代表性仍然有限，因此传媒的公共性也有限。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颁布《临时约法》，明确宣布保障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同时，一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我国民族工业迎来短暂的春天，社会力量进一步壮大，实业救国、民主共和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在此背景下，中国迎来第二次办报高潮，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统计，1912年至1915年，全国共有500多种报刊出版(16)，报刊由沿海向内地延伸，报刊种类、内容日益多元化，政论、时评、消息都受到重视，报刊的读者对象逐渐下移，新式官报和政党报刊、商业报刊并存，革命派、改良派等不同政治立场的报刊相互论战，社会舆论空间更加开放、自由，传媒的公共性有较大生长。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的报刊占据优势地位，革命派除公开承认自己报刊的机关报性质，视报刊为政治斗争工具外，还把报纸看成“社会之公器”、“国民之代表”，特别是平民的代表，《民报》以及“竖三民”、“横三民”等一系列报刊都以“民”字命名，就有此含义。在革命派看来，新闻记者“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故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一纸既出，可以收全国之视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17)。因此，革命派既承认报刊的党派性，也认可报刊的社会公器属性。
“五四”时期我国第三次办报高潮出现，各种立场不同，内容、形式各异的报刊大量创办，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引领下，新闻界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尝试同人办报，由不同学者轮流主办，并与其它不同立场的报刊开展讨论，还开设《通信》和《读者论坛》，加强与读者联系。与此同时，我国新闻事业发生重大改革，商业报刊开始企业化运作，报刊开始提倡使用白话文、新式标点符号和横排，普通民众阅读起来更加便利，报刊开始走向现代化和大众化。“五四”前后，我国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启蒙运动兴起，思想界大解放，全国政治思想评论和学理自由讨论普遍开展。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职业教育开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产生，这使得传媒的社会公器属性成为新闻界的坚定信仰。从任白涛的绝对以公众为本位，到徐宝璜的公共性与报纸的公正、确实和诚信之关系，从戈公振的报纸之公告性、一般性，到邵飘萍的言论平等和独立，说法不一，内中传达出的精神却基本一致：报纸是社会的工具，公众的工具(18)，这也是我国新闻学界最早对传媒公共性的表述。
总体来看，1895-1926年期间，我国报刊数量、种类在不断上升，报刊内容、形式日益丰富，读者对象由社会上层向下层转移，言论空间相对开放，报刊批判功能得到一定程度发挥，传媒公共性在持续生长。
(三)三种报业并存：公共性的拓展(1927-1949)
国民党统治期间，形成国民党报业、革命报业和民间报业三足鼎立之势，国民党系统的中央社、《中央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等传媒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舆论工具，逐渐占据了国内媒体优势地位。共产党系统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等媒体除八年抗战期间与国民党传媒合作宣传抗战救国外，大部分时期处于针锋相对的立场。中国民间报业萌芽于19世纪后期，兴盛于民国年间，大都坚持“无偏无党”、“经济独立”的办报方针和“重新闻、轻言论”的编辑方针，以民间姿态，宣称代表普通民众利益，满足普通民众的信息需求。除以上三种主要传媒体系以外，还一度存在军阀系统、汪伪系统和外人报刊，各种系统媒体之间相互论辩，社会舆论更加多元化。国民党政府一方面镇压进步报刊，一方面为了笼络民心，又宣称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加上各种社会力量的壮大，社会舆论空间仍然存在。总体来看，国民党统治期间，新闻事业较为繁荣，报业更为大众化，党报、专业报、企业报并存，党报理念、专业理念和市场理念并存，政治家办报、文人办报和商人办报并存，传媒公共性有较大拓展，民间报业的公共性尤为突出。
这一时期在公共性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报刊当数新记公司的《大公报》，该报1902年6月由英敛之首创，以敢言、严肃、非牟利和“敢于替劳苦大众说话”相标榜，宣传改良思想，敢于揭露官场弊政，曾在报上公开点名批评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因此社会影响日渐扩大，后一度沦为亲日报纸，1926年由新记公司主办，在吴鼎昌、张季鸾和胡政之“三驾马车”主持下，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与“文人论政”的传统，“登载确实的新闻，发表负责的评论”，“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19)该报以民间身份，坚持民间立场和言论独立，以捍卫国家利益为使命，坚持抗战爱国立场，对国内各政治派系持论公允，对国共两党都有过批评，尤其关注民间疾苦，其《星期论文》专栏在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参与下，针对公共事务广发议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很大。新记《大公报》堪称中国近代报刊发挥公共性的典型。
抗战结束后，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是近代报刊发挥公共性的又一高峰。该刊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基本立场，宣传走“第三条道路”，敏锐观察时事政治，思考国家民族前途。《观察》周刊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写道：“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民众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20)。《观察》作为一份同人刊物，坚持“议政而不参政”的原则，作者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主，内容以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事务为主，时刻保持着对权力机关的批评，在储安平“不求同”的编辑思想下，形成热烈而又充满理性的讨论氛围。从公共性的三层含义：公开性、公益性和理性批判性来看，《观察》周刊在发挥公共性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成舍我的世界报系、《民生报》和《立报》也坚持宣传抗日救国，提倡政治民主，反映群众呼声，其办报理想是：“第一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第二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21)，其办报宗旨是：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灵确；邹韬奋的《生活》系列坚持走大众化路线，重视刊登小言论，尤其重视读者意见，为读者释疑解惑；《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在黎烈文主持下锐意改革，声称将“牢牢站定进步的和现代的立足点”，“议长论短，妄谈大事”(22)，该刊宣扬民主、科学，反对专制、黑暗，刊登了鲁迅和茅盾等人的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社会影响很大。上述报刊都体现出较强的公共性。
三、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评析
晚清民国时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长期处于分裂、动荡之中，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为了救亡图存，许多仁人志士开始利用近代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批判社会现实，中国传媒的公共性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国传媒公共性的产生，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与晚清民国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中国近代的传媒公共领域，既有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的一些普遍性(共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一)传媒公共性的生成机制和推动力量
首先，传媒公共性的产生，同晚清民国时期的内外危机密切相关，也深受我国古代文人崇尚清谈的传统和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近代报刊的文人论政传统，实际是古代文人清谈传统的延续，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向来有着强烈的国家观念，崇尚清谈，关心国家大事和民间疾苦。从东汉的太学到明末的东林书院，形成了中国士大夫独特的清议传统。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也一直影响到近代。随着1906年科举考试正式废除，不少晚清文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转而通过办报来谋生和实现政治抱负。文人办报深深影响到报刊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由于国家面临危机，文人自然通过报刊来议论国事，探寻出路，在民本主义思想影响下，报人也把报刊看成社会的舆论公器，国民的代表，把办报当成为民代言，为民请命的一种途径，进而产生了我国报刊特有的公共性。
推动传媒发挥公共性的主要力量是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其社会责任和公共意识往往决定传媒公共性的强弱。由于缺少民主传统，国民的参与意识有限，加上报刊大都由知识分子主办，我国近代传媒公共性的发挥主要依赖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推动，由于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和文人论政的传统，只要有他们参与，无论是商业报刊、政党报刊还是同人报刊，都可能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性。“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为主体，而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23)。傅斯年曾经表示：“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24)他的这一想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从王韬开始，就主张通过办报来“立言”，通过报刊批判现实，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影响社会舆论，成为当时多数报人的自觉追求，从而推动了近代报刊公共性的发挥。
其次，传媒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产生，也具备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通常认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分别构成公共领域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25)。晚清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一战前后，我国民族工商业有过一次发展机遇，1927年-1937年，中国民族工业又迎来一次较快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逐渐成长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创办了大量报刊，其对民主政治的要求推动报刊批判功能的发挥。自从维新派报刊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我国社会舆论事实上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民国时期这种自由空间又有所扩大，为传媒公共性的发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同时，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广泛传播，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反响，民众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此外，晚清民国时期，市民社会也有所成长。自1911年至1927年，由于国家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及分裂中，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地方社会力量的壮大，国家-社会关系有分离趋势。在乡村，士绅的影响力很大，在城市，工商业阶层拥有较多话语权，各种报刊、商会、学会、新式学堂、民间团体以及社会运动不断涌现。除报刊外，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全国成立的学会有103个(26)。1909年，全国教育会发展到723个，有会员48400多人(27)。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并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引进新式教育，全国逐渐兴办各类学堂。据当时的学部统计，学堂在1904-1909年间得到长足发展，学堂生的规模也就急剧膨胀，由1905年之前的258873人跃升至1909年的1638884人(不含军事、教会学校的学堂生)(28)。1903年，清廷又发布《商会简明章程》，民间商会组织开始发展起来。
最后，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存在，与当时特定的国内环境和政治结构有关。首先，由于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往往优先于阶级矛盾，传媒与国家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存在一致性，这就使得统治者有可能对报刊舆论采取一定限度的容忍，传媒与国家既对立又合作，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比如清廷为了寻求出路，对维新报刊的议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抗战时期，为了调动各类报刊进行抗战宣传，国民党统治者也允许报刊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其次，由于晚清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相互博弈，代表各派立场的报刊相互论战，形成相对多元的报业结构和舆论环境，同时，国家经常处于四分五裂局面，统治者难以完全控制各地舆论，租界的存在更是为报刊躲避迫害提供了条件。
(二)传媒公共性的特殊性与局限性
传媒公共性问题本质上是民主政治问题，尤其是社会参与问题，公共性必然是政治性的。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舆论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还是中共报刊，乃至于新记《大公报》这种商业报刊，《新青年》、《观察》周刊这种同人报刊，其办报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有着强烈的政治性。西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初是探讨文学问题的，而近代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建构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政论、时评是我国近代报刊的主要文体，政治家办报，则成为我国近代报刊的又一传统。
传媒公共性的主要功能是批判，言论独立则是报刊发挥公共性的前提。晚清民国时期的多数报刊体现出较强的批判性。民间报业如此，一部分政党报刊和新式官报也是如此。由于西学东渐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报人的独立意识、公共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有所增强，使得部分政党机关报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比如《民立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影响很大的一份报纸，1912年章士钊受《民立报》社长于右任之邀担任主笔，在他担任《民立报》主笔期间，坚持言论独立，发表了大量宣传自己政治主张，讥评时政的社论，其中许多言论和主张与革命派意见相左，如对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民国暂行报律》的尖锐抨击、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不完善之处进行的法理批评、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的辩护、对“毁党造党”说的鼓吹等。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系统的媒体在程沧波、萧同兹等人主持下，也开展了所谓民间化、独立性、企业化经营改革，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批判性。
但是，由于晚清民国时期强国家-弱社会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发育先天不足，加之国家缺少民主法制传统，民众的社会参与意识不足等原因，我国公共领域还很脆弱，传媒公共性依然有限。
首先，传媒公共性缺少体制保证，因此是脆弱的、局部的、不稳定的。体制是根本的组织制度，是特定社会制度下社会组织对资源进行配置、管理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方式(29)。所谓传媒体制，主要包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有关制度，以及传媒产权和管理体制。晚清民国时期，尽管传媒获得一定的言论空间，统治者也一度宣称保障言论自由，但这种自由空间的存在主要是报人抗争的结果，封建统治者钳制舆论的意图丝毫没有改变，舆论环境时紧时松，传媒公共性随着不同时期舆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传媒公共性的发挥不时遭受权力压制，舆论监督经常遭遇迫害，从清末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统治者都制定各种法规制度来实施限禁。比如清廷1908年颁布的《大清报律》规定：报纸在创刊前除了向警察机关注册外，还必须交纳保证金；每期报纸发行前必须将样品送行政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报刊刊登“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言论，违者永远停刊等等。对于部分“不听话”的报刊和记者则实施打击迫害，如晚清时期著名的“苏报案”、“大江报案”，袁世凯时期的“葵丑报灾”，军阀割据时期的邵飘萍、林白水案，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史量才案、“新生”事件，汪伪政权对抗日报刊的残酷迫害等等。从传媒产权和管理体制来看，晚清民国时期，国有报刊、政党报刊、商业报刊、同人报刊并存，传媒属性主要是政治性和商业性，兼有一定的公共性，传媒公共性显得脆弱而不稳定。
其次，晚清民国时期，传媒的公共性与党派性、商业性并存，公共利益、商业利益、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互纠结，使得传媒公共性的发挥充满偶然性和多变性。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30)。公共领域是独立于权力体系外的，本身不属于政治斗争。但是，我国近代报刊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家办报的传统，政党报刊长期占据主流，维新派、革命派、国共两党报刊都具有很强的党派性，传媒一开始就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政党常常把党派利益说成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比如，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国民党系统媒体均强调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一致，党的利益就代表公共利益。当然，政党报刊也开展有限的商业经营，其报刊主持人往往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意识，使得政党报刊既代表党派利益，有时也能代表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比如《警钟日报》就公开宣称“以监督政府，扶导民党为己任”，以使“神奸鬼丑难逃镜中”(31)。而商业报刊既追求盈利，也往往有较强的公共意识，如《大公报》就宣称“虽按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32)，因此商业报刊有时也代表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但有时也会借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之名谋求商业利益。这就使得公共性的存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政党利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商业利益错综复杂，真假公共性并存。
最后，公共领域原则上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但由于旧中国文盲率高，加之国民的参政议政意识缺乏，传媒读者对象仍以知识分子为主，普通民众难以接近传媒，因此报刊舆论缺少普遍的代表性，距离“舆论公器”还有一定距离。报刊大都存在较强的精英意识，报刊主持者大都把自己当成国民的代表者和引导者，视自己为国民思想启蒙的先锋，参与公共讨论的也不是普通市民组成的公众，而是以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为主。从开放性、参与性等角度来看，传媒的公共性还比较有限。
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说明，在缺少体制的保障下，传媒公共性的生存异常艰难，传媒公共领域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理想还有很大距离。对于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无论是持“肯定说”的学者，还是持“否定说”的学者，都没有准确把握其“实然”状况。中国的传媒公共性有自己的产生机制和动力逻辑，既有西方模式公共领域的一些共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简单套用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分析中国问题是行不通的，简单否定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中国意义同样不可取。
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还说明，传媒公共性的存在既需要体制的保障，也与传媒工作者的理念和实践有直接关系，传媒理念、体制和实践既相互制约，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传媒理念与传媒体制制约着传媒实践，传媒实践则反过来影响传媒理念并有可能推动体制变革。在缺少体制保障的环境下，依靠传媒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意识，传媒也可能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性，并有可能基于实践的积累而扩展言论空间。对于中国这种有着几千年中央集权和强国家-弱社会传统的国家而言，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传媒工作者的专业理念和实践是公共性形成的主要途径，尽管这种公共性实践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不稳定的。
注释：
①潘忠党：《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1-16页。
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63页。
③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65页。
④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4页。
⑤李倬宇、钱培荣：《晚清报刊的发展历程》，《杭州大学学报》第26卷第4期，1996年12月。
⑥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75页。
⑦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
⑧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87页。
⑨《说报战》，《警钟日报》1904年3月16日。
⑩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7页。
(11)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
(12)据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135-159页)提供的资料测算。
(13)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89页。
(1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38-140页。
(15)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91页。
(1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147页。
(17)《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7日。
(18)黄旦：《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8月。
(19)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大公报》社评，1926年9月1日，《中国新闻史文集》，149页。
(20)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一卷第1期。
(21)《一代报人成舍我》，湖南图书馆，http://www.library.hn.cn/dfwxct/wz/ydbrcsw.htm。
(22)黎烈文：《幕前致辞》，《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23)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8页。
(24)傅斯年：《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页。
(25)杨仁忠：《公共领域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06页。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96页。
(27)姜义华：《中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简论》，《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8)《学部之教育统计》，《民立报》1911年2月28日。
(29)童兵：《为传媒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新闻界》2006年第5期。
(30)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2003年第2期。
(31)《铁良与〈警钟报〉》，《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4日。
(32)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大公报》社评，1926年9月1日，《中国新闻史文集》，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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