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原因探析——现阶段国有经济地位变迁的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经济论文,必然性论文,探析论文,现阶段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光辉历程，二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逐步发育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1998年3月， 国家经贸委公布了国有经济既将退出的202个行业，国有经济的分布范围也将逐步缩小， 但它仍然并将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变迁的原因，并由此说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分布范围缩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新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
从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现有的国有经济主要是通过如下途径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1.新中国成立之前，为了保证军需民用，我党我军在革命根据地兴办了一些公营企业，形成我国最早具有社会主义国有制性质的经济成份。当时，根据地的公营企业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军需工业，如兵工厂、炼铁厂、被服厂等，也有一些民用工业，如煤矿、纺织厂等。显然这些公营企业带有战时经济的色彩，具有地方自给自足、供给制、不讲经济核算等与现代工业相悖的特征。这些特征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有经济的管理方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2.建国前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我们没收了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资产，并处理了一部分在华外资。这使得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直接掌握的国有经济空前壮大起来，并因此基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改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统计，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所掌握的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注：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1986年版第59页。）
3.建国后，新政权通过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民族资本转化为国有资产。新政权在1953—1956年间，运用赎买政策，把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国有经济，使得国有经济的规模进一步发展，1956年，国有经济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32.2%，（注：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1986年版第59页。）己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
4.建国近50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并直接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经济建设，使国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战略，通过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配置，使国有经济一开始就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心和主导地位。50年来，政府投入了10万亿元以上的国有资金进行经济建设，形成了目前我国7 万多亿元的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的规模比1952年的200多亿元扩大了几百倍， 在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国有经济的不断壮大是中国经济工业化进程的发动机。
上述第一条途径形成的国有经济来源于为战争服务的根据地公营企业这一历史遗产，它在建国后的国有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第二条途径形成的国有经济则是接受了旧政权和统治者的企业，以及处理外资企业，这里包含着强烈的政权更替和民族独立的动因。第三条途径则是对社会主义这一目标选择的直接产物。第四条途径形成的国有经济则是服从于建国后实现工业化的需要。由此可知，历史的遗产，民族经济独立的需要，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工业化的强大压力都成为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原因。那么，在这几个因素中哪个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哪个因素是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根本原因？这是本文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帕金斯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注：马尔科姆·吉利斯、德怀特·H ·帕金斯：《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版第37页。）没有哪个殖民地可以称得上有过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既便是稳定的局势也仅仅是对一小撮来自宗主国的贸易者和投资者有利，而殖民地民众却从中得益甚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殖民地政府在殖民地人民的教育、培训方面，在开发电力资源、促进工业发展方面的投资少得可怜。因此，对多数欠发达的地区来讲，取得政治上的独立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结论在经济史上可以获得充分的证明。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了被称作工业革命的过程；到19世纪中叶，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先后开始了类似的经济变革；19世纪末，第一个非欧美国家——日本，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瓦解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势力，并为在战后独立的许多国家广泛实现工业化、实现以工业化为基本特征的持续的经济发展构筑了舞台。显然，实际在1949年真正获得独立的中国也是这一行列的成员之一。
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独立的要求本身并不直接决定意识形态的选择，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中既有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也有走非社会主义道路的。关于独立后的道路选择问题，战后独立的亚非国家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之后对经济体制的选择、意识形态的取向与它获得独立的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凡是较易获得独立因而并不十分激烈地反对外国统治者的国家，趋向于继承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特别是承认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采取私营企业主导型的国家，它们的独立是以和平方式取得的，都没有反对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的历史。这些国家独立之后，一般不对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政策，而是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而那些获得独立较为艰难，因而对外国统治者怀有强烈敌意的国家，则对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持否定态度，这种立场直接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即没收外国企业并使之国有化，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国有经济为发动机。如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具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一般都是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之后才获得独立。中国显然属于后一类型，这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本身就融入了强烈的民族感情，也体现了广大人民对西方人统治以及与之有关的资本主义的反感。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实现工业化、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直接决定意识形态的取舍。独立的方式虽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具有强大的影响，但它们并不能成为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直接原因。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信念才是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思想动因，而强大的工业化的压力，则使得思想动因有了经济上的可行性。
二、意识形态：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思想动因
建国50年来，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两次大的转折。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苏联及斯大林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强调集中、统一、指令性计划，强调全民所有制的主体地位及其相对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其相对于集体经济的当时这种思想并不否定一定程度上的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积极作用，也不排斥现代大工业中所体现的一些一般规则如“厂长负责制”‘技术决定一切”等。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暴露出来的弊病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这些弊病突出表现在：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公有制经济权力过分集中，从而使官僚主义日趋严重，干群矛盾日益尖锐，国民经济缺乏活力。毛泽东对以上弊病特别是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这使他开始探寻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到“文革”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己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并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他认为，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权利”，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其加以限制，要尽快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并发展产品经济；要把阶级斗争作为排斥商品经济，建立产品经济模式的手段和工具，作为促进生产的原动力。显然，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看法的修正，这种修正体现在：强调政治思想觉悟的作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浓厚的产品经济色彩，极端排斥商品经济。这是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第一次大的转折。
实践证明，“文革”的方式并没有解决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反而给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灾难。基于这种认识，1978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向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十三大报告、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使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党的十三大报告不但承认按劳分配乃至其他分配方式的巨大作用，而且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包含着市场体系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运作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显然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更是明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五大则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这一探索不能不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国有经济部门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其分布范围也正逐步缩小，并将主要集中于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一些战略性产业，国有企业正在逐步被改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这显然是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次重大转折。
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史反复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对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现实经济体制有着重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但不管在哪一种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实际经济运行过程却有着与当时社会主义目标的理论逻辑不相一致的现实逻辑。例如，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之间的物资交换一直被认为是非法活动，但由于物质的行政性分配和供应体制存在着内在的信息和利益矛盾，物资的计划分配和供应不能完全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同计划分配和供应相平行的市场，这个市场自从有物资计划分配和供应以来始终存在，而紧缺物资以物易物是这个市场上的一般交易方式。再如，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党的文件一再要求国有企业自负盈亏，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然而现实中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日益扩大，却不见谁对这种亏损负责，于是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经营效益低下就成为国有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的困难、双重经济职能分离遇到的强大阻力，国有企业社会负担问题得不到解决，又使得政企关系难以有实质性能变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至今难以真正实现。
上述分析表明，意识形态是影响现实经济生活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它体现为一种长期的信念和理想，这种信念和理想确信某一种社会组织比其他的社会组织更优越。然而，意识形态的演变又有两个特点：一是某一概念（如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有着非常大的弹性，它可以根据现实不断加以改变（如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两次重大转折）；二是某一基本模式（如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某种设计）的理想逻辑与经济生活的现实逻辑可能存在极大的偏差（如文件中要求国有企业自主经营与现实中对国有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这两个特点说明，意识形态有时会脱离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功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力量。显然，这种力量只是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思想动因，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最直接的原因并不是这种象征性的力量，而是根植于经济生活的现实逻辑之中，是对工业化目标的选择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强大压力。
三、工业化目标：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直接经济原因
工业化过程并不是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的，而是慢慢地跨越了欧洲大陆和北美，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才突破了欧洲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地区（日本除外），世界大部分地区才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那些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和正开始或尚未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对后起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往往促使这些国家选择一条不同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道路，以尽快赶上发达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就面临这种选择。
一般说来，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生产力角度看，工业化是通过何种部门结构的安排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如工业化的起点是选择重工业还是轻工业、重工业优先还是轻工业优先等。第二，从体制角度看，工业化是通过何种体制来筹集和配置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对以上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史的考察，认为通过殖民剥削、海盗式贸易等手段实现的大量原始积累，使英国18世纪后期的大规模工业投资成为可能。至于德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并没有什么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它却有着借以聚集资金的银行系统将聚集起来的闲散资金贷给工业资本家。尽管以上国家筹集工业化资金的方式不尽相同，但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一般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都是通过市场机制、现代工厂制度、私人所有权来实现的。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初期，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加工和再加工农产品的工业生产要由轻工业来承担。轻工业的发展，对煤炭、钢铁、机电设备以及其他原料产生了日益强大的需求，于是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对重工业的发展有强烈的要求。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表明，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中，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要逐步提高，并超过轻工业。这些国家之所以走这样一条道路，是因为它们属于工业化的先驱，没有现成的重工业生产技术可供借鉴，必须通过自身循序渐进的技术创新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西方产权经济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注：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八章。）一书中，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有力地表明了如下观点：正是因为当时私人权利的界定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日益扩大，个人的创新精神才得到有效地发挥。例如，第一个实行工业化的国家就是在全世界首先建立起保护发明制度的英国。这种制度大大增加了创新活动的个人收益，并最终促使个人冒着损失金钱的风险来从事技术研究。而正是这种权利的界定，保证了个人的发明、创造，技术可以通过市场进入企业创造出新的产品，从而带动整个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动乃至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延伸，各类市场也在不断扩大，新的生产和金融组织形式开始出现。例如，与棉纺织业相适应的工厂制度，与铁路、运输、钢铁、汽车制造等行业的兴起相适应的大型融资公司和股份公司。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工业化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市场机制不断发育、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形成的过程。而在封建社会，正如诺斯所指出的那样，从事创新的人没有任何保证得到创新收益的主要部分，因此，人们也就丧失了创新的积极性。虽然当时也有一些可称做是重大革新的成果，但由于当时人们对采用这些革新成果的热情不高，再加上封建制度强加给人们的集体分配的束缚，使得那些革新的应用、传播速度非常缓慢，也就是说，与可能获得的收益相比，人们为创新付出的费用太高了，这最终导致生产力的发展近千年处于停滞状态。
由此可知，市场机制无疑是当时实现工业化道路交易费用较低、效率较高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这些国家的人们的确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享受到了工业化的成果，使这些国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新中国建立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则受着当时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力量的约束。在国内，人民有着在新制度下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国际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压力，对年轻的中国形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经验，对中国有着强烈的示范作用。这使得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追求。显然，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享受西方人已经享受到的工业化成果，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从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就把尽快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冶金、燃料、电力、机械制造、化学等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这时，每个中国人的目标和利益成了国家的目标和利益。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制订则表明国际原因对发展目标的影响更为现实和重要。显然，目标一旦制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制度的选择问题，也就是选择何种交易费用低的产权制度来实现这一目标。
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市场经济很不发达，不存在大规模投资和生产所要求的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生存，而且主要经营面粉、纺织等轻工业生产，没有发展起支持重工业成长的组织结构和市场条件。交通运输和商业系统的极端落后，使得中国的市场是由许多零星市场拼凑起来的，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要尽快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显然不能指望市场机制的自然发育，即使撇开中国传统文化中“抑商”的思想和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市场机制特别是要素市场的自然发育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显然与赶超型工业化的目标是矛盾的。而要在短期内形成一个为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市场体系，其社会成本必定高不可测，而这在当时的资源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样，解决矛盾的方式就转向寻求配置资源的替代性方式：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象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统一历史的国家，政府组织的发育程度高于市场及民间工商业组织的发育程度，人才流向亦多趋“官”而少商，要使这种状态得以改变，显然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建国初期，政府组织内汇集了中国社会的大批优秀人才，上千万公职人员（包括曾经为旧政权服务的公职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文化程度高、行政能力强的社会骨干分子。革命战争时期的大批指战员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脱下了军装，转到政府部门和工厂工作，在短期内不可能要求他们不以官员的身份而是以经济专家的身份出现，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以经济专家的方式行事。
同时，在短期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却需要巨额的资金，新中国积累资金的方式是：利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以维持工业部门的低工资和低原材料成本，为工业部门不断创造超额利润提供条件。最后又通过工业部门的利税上缴，集中起国家实现工业化目标所需要的建设资金。这样只要政府通过尽量压低公众消费水平的方式，将国民收入尽可能地集中到政府直接控制的部门，就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积累率。由于当时国有经济的特征是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企业投资、生产按国家计划进行，物资统供、产品统销、劳力统配、财务统管，这显然具备了压低消费的制度上的条件。并且，国有经济这种资源的行政配置方式可以实行高度的部门倾斜政策，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迅速提高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重工业在整个工业部门的比重。由于当时工业化目标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每个公民的认同，因此，尽管公民的消费水平被压到极低的水平，但人们仍有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来服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各种安排。
由此可知，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无疑是五十年代中国实现赶超型工业化目标的交易费用较低、效率较高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最为现实的、也是最服从经济生活内在逻辑的原因。
四、我国现阶段国有经济地位变迁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由我们对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原因的分析可知，在新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目标的追求，对市场机制的陌生和本能的反感，都对当时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的直接经济原因则是赶超型工业化目标的确定，以及为此进行的对交易费用较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在赶超型工业化目标的强大压力下，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国有经济成为中国工业化第一次浪潮的发动机，并由此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非农产业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
为了在农村保持与加速发展工业相称的较高的积累率和资源动员能力，保证农村积累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大工业，中国建立了一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在内，以城乡隔离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机制。城乡壁垒使得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道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被堵死了，从而使我国出现伴随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反而强化的趋势。从1952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增加了32.1个百分点，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了27.5个百分点，但工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仅增加了6.5 个百分点，工业吸收劳动力份额的增长速度显然是太低了。大批劳动力滞留在份额越来越少的农业之中，农村经济的效率极为低下。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便成了提高农村经济效率，进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的唯一途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之一就是乡镇和村办企业的崛起。据统计，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在1980—1997年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份额降低了约42个百分点（从72%降至29.9%），这一份额则主要由乡镇和村办工业来填补。1997年，集体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已超过国有工业，达到40.2%，而集体工业的产值中约有77.1%的份额是由1980年几乎还为空白的乡村工业创造。1997年乡镇及村办工业的产值已占工业产值的28.9%，（注：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年鉴1997》或根据其中数字计算得出。）这说明乡镇及村办工业的崛起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工业化第二次浪潮的发动机。
如果乡镇和村办企业不是依靠农民和农村的力量发展起来，而是依靠国家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农村中根本不可能出现中国工业化的第二次浪潮。从1980——1995年，国家对国有工业基建投资额是29284 亿元，国有工业产值增加额为26066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为0.8901。1995 年全国乡镇及村办工业产值为25913亿元， 如果国有工业要增加这么多的产值，国家至少需增加工业建设投资29112亿元， 这是同期财政收入增长额的3倍。（注：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年鉴1997》或根据其中数字计算得出。）显然国家财政根本无法拿出这么多的资金用于工业投资。这使得中国进一步工业化只能选择国家直接配置资源以外的方式，以非国有经济为第二次工业化浪潮的发动机，并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作用，从而形成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的局面。
由此可见，中国在五十年代选择国有经济，对实现赶超型工业化目标而言是一种交易费用较低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在我国经济进一步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包括资金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发育日益完善的今天，国有经济做为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性资源配置方式，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也就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